思政课 | 杨金海：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的思考
杨金海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载于《思想理论教育》2020年第9期
来源：清马来了
[摘 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形成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国思想文化发展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的确立，是我们党和政府制度建设发展的必然。面对新时代的新形势新任务，需要更加坚定地坚持这一根本制度。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研究这一根本制度的历史渊源、精神实质、丰富内涵、落实途径等，有助于更加坚定对这一根本制度的自信。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领域 指导地位 根本制度
一、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国思想文化发展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有自己的主导思想，这种主导思想的形成是历史的产物，是由一定社会发展的需要所决定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欧洲文艺复兴“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1] 因此，从那时起，产生了一大批资产阶级思想家，正是他们为近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确立了主导思想。
鸦片战争之后，我国在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由此“救亡图存”成为贯穿整个中国民主革命全过程的历史任务。历史证明，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均不能指导中国人民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也随着中国社会的衰落而式微，不能承担这一历史重任。
中国向何处去？什么样的思想文化才能指导中国人民挽民族于危亡、救人民于水火？这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必答题。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2]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先进分子在各种思想的比较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由此确定了用马克思主义来引领中国社会前进的正确方向，并把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新文化”作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根本任务。
关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大家广泛认同的。但这场新文化运动“新”在何处？对此人们的理解常常不尽相同。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一点已经十分清楚了，即新在有了马克思主义启蒙。如果仅仅只是引进西方的所谓“民主”、“科学”，或采用白话文，是很难完成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中国文化现代化改造任务的。五四运动时期，我们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启蒙作出了卓越贡献。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一批又一批有识之士聚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开始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中包括伟大的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这就将社会的改造与人们思想的改造结合起来，将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结合起来，在推动社会革命中实现了思想文化的根本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3]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我们党更加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积极领导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传播工作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思想文化发展事业，使得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 20 世纪我国思想文化界的显学。即使是在十分艰难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马克思主义传播也始终没有停止，而且有日益壮大之势。不仅在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传播和运用，形成了崭新的革命文化，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日伪占领区马克思主义真理也以各种方式传播着，从而给黑暗的旧中国带来了光明。特别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左联”和三联书店等进步组织，在我们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革命文化的发展繁荣。这些都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人民、教育人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把“扫盲”识字运动与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等紧密结合，收到良好效果；大力推进教育制度改革，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国民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之中，加强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培养；大力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文艺事业和科学文化事业等。这些都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民，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人民，从而保证了我国改革开放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面对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倾向，我们党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和先进文化建设思想，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进入21世纪后，党中央从我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大力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研究、高校教材建设、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等，取得了丰硕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建设工作，提出了“两个巩固”，即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全面加强党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文化、文艺、新媒体等领域的领导。在继续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同时，大力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努力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取得了显著效果，从根本上改变了曾一度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淡化、弱化、边缘化的现象，实现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对我们党长期领导思想文化建设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这一要求，能够使我们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引领思想文化建设的辉煌历史、巨大成就和成功经验总结好，把各项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完善化、科学化、定型化，从而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和人类追求彻底解放的学说，它具有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从那时起，马克思主义就成为全世界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思想旗帜。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用党内制度形式确立下来。1920年11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指导思想，并努力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思想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张，即把党的最终目标确定为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社会；把革命的任务确定为以俄为师，组织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铲除不合理的资本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4] 由此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即党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政治组织，并由此确定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性质和革命的任务。党的二大正式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在后来历次党章的修改中，始终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内涵越来越丰富。1945年6月，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5]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均实现了与时俱进，但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基本思想始终没有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在局部执政的中国广大地区就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工农政府和人民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并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凡是在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建设。
在井冈山时期，我们党努力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党员、干部以及根据地人民。1931年4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中提出：“在各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须设立一个以上的党校，培养党、苏维埃与职工会的中等干部，要造成苏区以后把工农干部送给中央的前途，而不是专由中央供给苏区。必须把干部的培养，当做是苏区各中央分局中心任务之一。” [6] 培训干部的内容主要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及相关的理论知识。为适应学习、教育的需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专门成立了中央出版局，编辑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书籍，包括《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国际文献以及通俗理论读物等。[7] 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还创办了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这些措施对革命文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延安时期，革命文化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1938年 5月，党中央在延安专门成立了马克思列宁学院，其主要任务就是系统地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对党的高级干部进行培训。在此基础上，从1941年起，用近 4年时间在全党开展了以马克思主义普及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延安整风运动。正是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并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创造了革命文化发展的繁荣局面。
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1948 年12月，《中央对东北局〈建党工作发言大纲〉的修改意见》明确指出：“如果不把我们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普遍地提高到应有的高度，提高到能够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去随时总结工作经验，使它带上条理性综合性，然后又用来指导工作，就将不能适应全国胜利的局面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要求。” [8] 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都加大了对干部的培训和教育力度。1949年3月，毛泽东亲自审定了12本“干部必读书目”，经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审议后向全党推广。由此，全党迅速掀起了学习“干部必读书目”的热潮。这 12本书包括《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9] 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选集》的多种版本也陆续出版并传播开来，成为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争相学习的内容。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为新中国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制度建设基础。
1949年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的建立。与此相应，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1949年 9月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10] 这就确定了我国社会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问世，其序言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广泛参与的人民民主制度，其目标是把我国“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11] 可见，我国政权的性质和组织形式即国体和政体的确立，以及国家发展目标的制定，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1975年宪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重申了这一点。1999年宪法在我国指导思想的表述中增加了“邓小平理论”；2004年宪法增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18年宪法增加了“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018 年宪法指出：“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贯彻新发展理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2]
可见，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根本一致的，尽管其内涵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发展，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这一点上始终没有变。这是由我们党的工人阶级性质以及我们国家的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的性质所决定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既是对历史上我们党的章程和我国宪法关于指导思想表述的继承，又是重大的制度创新，将引领我们党和国家从制度层面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认识，并加强相关制度建设，以确保我国思想文化发展永远朝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前进，确保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永远朝着科学社会主义所指引的方向前进。
我们党领导思想文化建设的长期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很好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的思想文化就健康发展，党和人民的事业就兴旺发达；什么时候坚持得不好，发生动摇和偏差，就会造成思想文化发展上的混乱，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损害。
当前，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异常复杂。一方面，我们正处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面临着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国内外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凝聚力量、应对风险挑战的任务更加繁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牢牢坚持党和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夯实共同思想基础，汇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磅礴力量。
只有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才能进一步把我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使亿万人民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愿。在当代中国，除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指导中国人民实现自己的伟大梦想。在当代世界，除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更好地指导世界人民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目标。
只有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才能进一步做好党的理论武装工作。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科学。在当代中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要用这一新思想新理论武装人民的头脑，特别是武装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有一套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建立和完善这套制度体系，并做到长期坚持，能够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工作常态化，为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长远发展提供牢固的精神支撑。
只有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才能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进到新的阶段。自2004年以来，党中央实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通过多年努力，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要把马克思主义打造成中华民族的现代精神支柱，还需要做大量工作。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典藏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学理性载体的建设，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载体的建设，诸如文化讲堂建设、伟人形象塑造、礼仪制度建立等。只有这些工作做好了，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社会文化，乃至转化为人们的风俗、习惯，从而走进千家万户，走进人们的内心世界。
只有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才能进一步做好社会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工作。其中，包括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社会思想文化建设、大众文化建设等。特别是在信息化时代，如何做好互联网文化建设，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新媒体中的思想文化发展，并逐步建立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还需要下大功夫研究解决。
坚持好这一根本制度，要学会辩证思维，正确处理“一元指导”和“多样发展”的关系。在此二者的关系问题上常常有一些误解，以为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就会妨碍思想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实际上，我们讲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主要是指在意识形态领域，亦即在关乎党和国家发展的方向问题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能有其他主义干扰；否则就会出现“一百口子乱当家”的思想混乱局面，甚至出现党和国家发展方向的颠覆性错误。但是，在具体的思想文化领域，如科技、教育、文艺、宗教等领域，只要不违法乱纪，都可以充分自由地发展。例如，宗教本质上是唯心论的，与辩证唯物论不符，但只要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就可以自由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优秀文化等也是这样，它们都不一定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但只要能够为我国的思想文化繁荣发展提供正能量，就可以在中国充分发展。
在这里，要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打着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二是过分强调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抑制其他思想文化的发展。前者会造成“价值多元”、思想混乱，影响思想文化的正常发展乃至造成整个社会的价值失范；后者会造成极“左”思潮，影响思想文化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落实，阻碍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做到“一多结合”，主次分明，相得益彰，包容发展，其标准是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当然，在具体工作中，还要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贯彻落实好我国现行的思想文化建设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完善这些制度。
总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形成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更好地适应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要求。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研究这一根本制度的历史渊源、精神实质、丰富内涵、落实途径等，能够进一步增强坚持这一根本制度的自觉性，更加坚定对这一根本制度的自信，进一步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提供思想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