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政课 | 无风的一天：五四运动中的一些小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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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为国人所熟知，“痛殴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高潮更是让多少人为之兴奋不已。然而，亲历其事的田炯锦为何会发出如此感叹？难道历史看似宏伟壮观，待细观时却又显得模糊不清？
五四运动半个世纪后，曾亲身参与那场运动的田炯锦在《传记文学》上发表了一通感慨：
五四运动当天游行的人，谁也不曾想到他们的行动，会被称为“五四运动”。而以后侈谈五四运动的人，......不少的人甚至将文学改良运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混在一起；于是随其心之好恶，将“五四”以前数年的某些事象，与“五四”以后许多年的某些事象，都记在“五四”的功劳簿上或罪过册上。以致后之人对五四运动的真相不易明瞭，更不易对其功过有持平的论断。
五四运动为国人所熟知，“痛殴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高潮更是让多少人为之兴奋不已。然而，亲历其事的田炯锦为何会发出如此感叹？难道历史看似宏伟壮观，待细观时却又显得模糊不清？在这里，笔者试图从诸多亲历者的记载中，一窥当天的一些细节碎片。
1
那天的天气，那天的人
1919年5月4日是星期天。在当天的日记中，鲁迅先生对天气的记载是一个字：“昙。”
“昙”指的是云彩密布的多云天气，也可引申为阴暗、天阴。当年32名被捕学生之一的杨振声说得更详细：
“五月四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风云。”
另一位北大同学范云则回忆说：“四日的天气很晴朗，刮了几阵不厉害的风。”
5月初的北京正值春夏之交，那天的天气也被各方人物记载如下：当时已经北大毕业而留校任讲师的梁敬錞回忆说：“北京四五月的天气，多半燥热。”当天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大学英文系学生王统照说：
刚入五月的北京天气，一清早虽还有点微凉之感，午间却颇烦闷，也正是初穿单衣的首夏。......热尘黄土的飞飏腾扑，......快近十时，阳光渐热，大家拥立谈论，额汗蒸发。......那天，我预料午后的天会热，外面只穿了一件爱国布的单长袍，可还觉得格外沉重。一顶呢子礼帽不时摘下来当扇子遮着阳光，扇扇尘土。
当天有些发烧但仍参与其事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北京高师）英语系一年级学生陈其樵在日记中记载：“前日着棉，今日着单，北京气候之不定如此！”次日，他又记载说：“天气忽然大热，如在伏天。”据许德衍回忆，当时北大的学生“不穿制服，也没有制服，一般是长袍马褂，时髦一点的穿长衫和西服裤”。那时的学生风气，穿西服的偶有一二，短装者则绝无仅有，中学生穿制服者颇多。由此，在王统照的回忆下，“从‘九城’中到天安门内的学生几乎十之八九是长衫人”。
“五四”传单
那么，那天在天安门下究竟聚集了多少人呢？这个却是说法不一。
如北大学生范云称，当天上午十点吃饭，北大集合的学生约一千人，到达广场后约有五六千人，王统照也持相同看法。北京高师学生俞劲则认为，当天的人数在六七千，而同校学生夏明钢认为，人数在万人左右。
当然，也有认为少于此数者。1919年6月出版的《章宗祥》一书中，作者“大中华国民”提到，“各校相继而来，北京大学最后到，各校学生总数约在三千以上”。官方文件中的说法则人数还要再少一些，如警察总监吴炳湘在致直隶军务帮办王怀庆的密电中称学生“二三千人”，而陆军部驻署宪兵排长白歧昌在呈文中报告称，当日午时二点时，天安门处“聚集学生约千余人”。
对此问题，北京法政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法专)学生王抚洲的回忆较为客观，其认为：各校整队到达天安门多在二时以后，“天安门集合开会时的人数，有人记载二三万人，有人记载为一万多。据我当时的估计，最多不过二千人”。
北京学生爱国游行示威队伍
王抚洲的理由是：“当时学生人数，每校都不及今日大专校十分之一二。国立农专、医专不过三几百人，法专较多，只有五百多人，北大人数最多，是二千还是三千，我不记得，总之将北京一切国立私立大专学校合起来，学生数不过万人，所以不可能集会超过万人，况且时值星期日仓促集合，有的学校远在城外，无法赶来参加(如清华)，有的学生星期日外出，不及参加。所有当时整队而来集合者能有二千人已不为少。不过游行出发后，闻风赶来或路上遇见而加入游行队列的，可能有一千人以上，所以走到东长安街时，总数应在三千人以上了。”不管怎么说，在一个向无集体行动传统的国家，在天安门这种有明显政治意义的地点，两三千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而聚集在了一起。此情此景，在北京高师学生于力的描述下就是：
“天安门的杰阁巍阙、朱垣飞甍代表着祖国的庄严气象，在春光明丽的广场前，聚集着这个祖国的大群蕴怒的儿女，阖城数千个各大中学校青年学子，发出震天的吼声！”
2
广场上的交锋
说来也巧，新闻嗅觉敏锐的《晨报》某记者当天正好路过天安门，他立刻跟随学生行动并做了如下报道：
“昨日为星期日，天气晴朗。记者驱车赴中央公园游览。至天安门，见有大队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
记者忙即下车，近前一看，见中间立有白布大帜，两旁用浓墨大书云：‘卖国求荣早知曹瞒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死有头’，末书‘学界泪挽遗臭万古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字样。
此外，各人所持小旗上书‘复我青岛，不复青岛毋宁死’‘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勿作五分钟爱国心’‘取消二十一款条约’‘取消中日卖国协定’‘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种种激昂字样记不胜记(亦有用英文法文书者)。”
标语：杀千刀的曹汝霖，还我青岛来！
据罗家伦回忆，在决议5月4日发动游行后，北大学生代表花三百元买了许多竹布，“费了一夜功夫，请北大的书法研究会及画法研究会的同学来帮忙，做了三千多面旗子，除了北大学生个个有旗子外，其余还可以送给旁的学校”。此外，罗家伦用白话文写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总共印了两万份，这也是当天唯一的宣传品。
应当注意的是，当时的这些旗子横幅等都是白的，不存在五颜六色、花花绿绿的情况。北大学生杨亮功回忆说：“各校即制如许白旗，或荷或擎，整队而向天安门进发。”同校之陶希圣也说：“每一学生，各自手执白旗，或大或小，没有一定的尺寸。”王统照则描述说，在偌大的天安门广场上，“白旗舞动”。如此，整个队伍形成了一种刺眼、晦气、诅咒、不吉祥的白色调。
游行示威的女学生
至于广场上那幅高高挑起的“挽联”，无疑是所有道具中最醒目的。
据北京高师学生宋宪亭回忆，“五四”前夜他到同学张润芝屋里去串门，“看见他的桌子上放着一块白布，笔墨俱全，说是要写挽联。......第二天出发时，张润芝用一根大竹竿将挽联挑着扛在肩上，他的身材较高，眼又近视，摇摇晃晃颇惹人注意”。此外，张润芝还带了一把斧头和几颗钉子，打算将此挽联钉在曹家门上，后来挽联没有钉上，这把斧头在破窗时倒发挥了重要作用。学生们的游行有如给“三贼”出丧，这其实也非偶然。此前章宗祥从日本回国时，留日学生就给他来了这么一出，当时章的车厢里被塞满了各种“送丧”的白旗。如此做法，也是对卖国行为的一种憎恨吧！
据北大学生朱一鹗回忆，京师警察厅事前即得知学生的行动，并于当天上午派员向他(其自称总代表)接洽阻止。警察厅的意见，是认为学生示威运动大可不必，如有意见，尽可由书面呈请政府办理，但其提议被拒绝。
据《晨报》记者报道，学生在广场聚集后，教育部也派司长某君前来劝阻，后者请学生们从速解散，如有事可举代表，由其传达。对此，学生们当然不予理会。
接着，步军统领李长泰也很快率随从赶到。据报道，李长泰还险些与学生发生冲突，因为他一上来就操起北方官话：“汝们现在可以解散，今天公使馆是不见客的，汝们就到那里也没有益处，有话可以由我转达。”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群众大会现场
由于大多数学生不识这老头啥来历，听了他的话后立刻高喊“卖国贼”。所幸有学生代表出来转圜，表示学生都是为国，今日也不外游街示众，使中外知道中国人心未死，做政府外交的后盾而已。李长泰听后，摘下眼镜细读传单半晌，说：“那么任凭汝们走么，可是千万必须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
言毕，李长泰嘱咐警吏数语，即乘汽车而去。
3
使馆区受阻，转向赵家楼
据北大学生杨亮功回忆，学生在广场聚集后，并未再有演讲等活动，只是宣布游行的目的和路线，并希望大家维持秩序，不可凌乱。之后，每校推总代表二人，另推维持秩序、传递信息的队员四人。游行队伍以北大为第一队，法专为第二队，从天安门出发，南出中华门，经棋盘街向东转，朝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前进，学生手持传单，沿途散发。
据王统照回忆，在学生队伍前进后，警察兵士尽力将看热闹的人往后赶阻，不使与学生大队接近。......在大队左右，隔开十来个人的距离，就有穿黑灰衣服的军警持枪随行，他们在路上并没横冲游行的大队，对大家高喊口号也没怎么干涉。杨振声也回忆，警察始终跟随在他们周围。
然而，学生队伍走到东交民巷西口牌楼下面并通过美国兵营后，为外国守卫队拦阻，不准再行前进。各校总代表临时急议，推罗家伦、张庭济等四人为代表进入美使馆求见公使芮恩施，但因后者不在而只留下说帖而去。这时，不仅外国守卫队不准学生前进，中国军警也开始围住东交民巷入口，企图强迫学生退回。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致美国公使的说帖
使馆区请愿受阻之后，学生们义愤填膺，激愤异常，当时有人高呼：“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去！”当时，这次游行的负责人傅斯年担心途中会出意外，但此刻的他已经无法阻止学生运动的洪流。
据王抚洲回忆，队伍在东交民巷遇阻后，各校总代表又集议一次，之后要传递消息的队员告诉各同学，因为使馆区不能通过，现决定改往东城赵家楼的曹汝霖的住宅，并且再三叮咛同学们：“到了曹宅，一齐高呼三声‘打倒卖国贼’，然后将手执旗帜，抛在他门前地上，我们即整队回头解散。最要紧的是千万要严守秩序，不可与警察冲突。”王抚洲特别强调说，因为他是消息传递员，要向本校同学重复说上几遍，因而至今记得最清楚，不会有错。
之后，学生队伍遂掉头退出东交民巷，转向北方，沿户部街、东长安街到东单牌楼和石大人胡同，曹宅就在离外交部不远的赵家楼二号，距石大人胡同东口约有一公里。
王统照回忆说：“北京的街道在那时本来就是灰沙很多，正是春末夏初，阵风一起，加上这几千人的步行蹴踏，自然有一片滚滚的尘雾，直向鼻孔口腔钻来。在焦热的空气中，大家的激情奋发，加上一路不停的高喊，口干舌燥，有些人的声音已经嘶哑，便把手中的小白旗和帽子、手绢一齐挥动起来。”
田炯锦也回忆说，学生游行时，态度沉重严肃，步伍整齐，绝无谈笑喧哗者。许多外国人在学生经过时，停车脱帽，表示同情。等快到东单牌楼，忽然有人高喊“打倒卖国贼”，不少人跟着喊叫，大家愈喊愈形愤激。到曹宅大门时，真是人声鼎沸，恨欲食卖国贼之肉而寝其皮。
据杨亮功回忆，学生队伍在抵达曹宅时，大约在下午四点半左右，人数因沿途散去，已不足五百人。当时学生将白旗纷纷投入曹家庭院，还有人用竹竿捣下房檐瓦片或拾起石头掷向窗口或屋中。杨振声则回忆说，到了赵家楼后，已经有警察在保护曹宅。
4
赵家楼的那把火
当然，警察守卫在曹宅门口似乎也没有什么用。据田炯锦回忆，曹宅坐北向南，墙壁很高，大门左首有数间门房，其窗临街，窗口约有二尺多宽，一尺多高，护以铁纱。游行学生逼近其大门时，有警察数人，站立两旁，态度非常和气。他们说：曹宅大门紧闭，大约主人不在，劝大家不必强求破门而入。
当然，警察说曹汝霖不在家是有意撒谎，其实不仅曹汝霖在家，就连章宗祥也在曹宅做客。原来，这天的中午，曹汝霖和章宗祥应大总统徐世昌之邀前往总统府赴宴，学生游行的消息传来后，有人曾劝他们暂时不要回府，但曹、章两人不以为然。在三点左右，曹汝霖和章宗祥一起回到了赵家楼胡同西口的曹宅。
曹、章两人回到曹宅不久，陆军部航空司长丁士源和一位名叫中江丑吉的日本记者来访，尽管他们已经得到学生要来赵家楼的消息，但当时曹宅外已有三四十名警察保护，因此也就不以为意。他们觉得学生们不会搞出什么名堂，即使出现暴烈举动，也能被警察所制止并加以驱散。
四点左右，大批学生来到赵家楼的曹宅门口，形势立刻为之改观。尽管警察们已经严阵以待，但学生们高呼“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声如同排山倒海一般，足以令宅内的人胆战心惊。
很快，一些学生一边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出来见我”，一边将手中的白旗等扔进曹宅。在混乱当中，有学生绕屋而走，寻找其他入口。突然，只听“哗”的一声，曹宅的大门被打开了，外面的学生们一下就冲破了警察的阻挡蜂拥而入。
据田炯锦回忆，学生们开始以旗杆捣门不开，乃捣屋瓦，并捡起瓦片向院内抛。不一会儿，有人从窗爬入，将大门打开。于是很多人纷纷跑入曹宅，警察们此时仍未干涉，只劝大家务必遵守秩序。冲进屋后，学生们首先发现的是曹汝霖的老父和小妾，但他们并没有对两人动手，而是放走两人，继续寻找曹汝霖。但是，学生们找
了半天，也没有发现曹汝霖的踪迹。那这几人哪里去了呢？很多人以为曹汝霖在大门被打破时逃出去了，事实上并非如此。
据曹汝霖的回忆，他在学生闯进大门后，仓促间躲进了其妇及其女卧室中间的一个箱子里，但学生们却并未细细搜查，他们进屋之后只是噼噼啪啪砸门窗玻璃，然后扔掷屋内的瓷器，在乱嚷了一阵后，他们又出去了。
前来做客的章宗祥算是倒霉。由于章长得肥胖，而且穿着礼服，一下就被人认出，结果被学生堵在后门痛殴(学生以为他是曹汝霖)。有个学生拿铁杆敲了章宗祥的脑袋，章宗祥顺势倒地，学生们以为他被打死了，一些人便嚷着“曹汝霖”被打死了，一边逃跑了。另外一些人听了这个消息后，纷纷赶来看，要证实这个消息。
趁着这个间隙，与章宗祥素有交往的日本人中江丑吉冲了过来，他将章搀扶着，连抱带拖地出了后门，并将章宗祥推进了对面的油盐店。学生们见“曹汝霖”没死，哪肯放过，他们随即跟踪而至，并要将“曹汝霖”拖出殴打，但这个日本人拼死护住，结果替章宗祥挨了不少打，也被打得头破血流。
田炯锦回忆，过了约半小时，忽见有浓烟从曹宅内院上升，警察忽然高声说：“怎么会放起火来，我们有责任维持秩序，对放火不能不管。你们赶紧走，迟则恐怕不能走了。”说罢，警察们跑进曹宅大门。
火起之后，大批的巡警赶来，最终将学生们和看客们驱散，并当场抓获了许德衍等32人。随后，消防队赶到现场将大火扑灭，但此时的曹宅已经烧得只剩下门房和西院的一部分。曹汝霖及其家人都趁着火起的时候偷偷溜走了。“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可以说是当年“五四”的最高潮。很多人以为火烧赵家楼只是学生们的义愤所致，事实上并非如此。据参与的学生回忆，这次行动早有准备，只不过是在极小的范围之内而已。
放火的人是谁呢？据现场目击的学生回忆，此人乃是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当学生们正在到处寻找曹汝霖的时候，匡互生取出预先备好的火柴，准备放火。这时，另一名游行的负责人段锡朋慌忙阻止，说：“我负不了这个责任！”匡互生说：“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
北大学生肖劳也回忆说，他看见两位穿长衫的学生，从身边取出一只洋铁扁壶，内装煤油，他们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柴点燃，霎时浓烟冒起。肖劳称，当时他就跟在他们后面，亲眼看见，大家都认得他们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
这两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除匡互生外，还有一个是周予同。在“五四”游行前，他们甚至打算去弄一把手枪干掉曹汝霖，可惜没有成功。在5月3日的夜里，匡互生等人秘密召集工学会的十几名会员，并决定带铁器、小罐子火油和火柴前去，预备毁物放火。匡互生和周予同几个人还写下遗书，准备牺牲。后来周予同也回忆说，对于他们的秘密行动，游行的负责人傅斯年和段锡朋一点都不知情。事实上，打开大门的也是匡互生这些人，他们是打破曹宅围墙上的窗洞后进去的。
当然，以上这些都是无关宏旨的历史小细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