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都56岁了还像坛烈酒，谁喝谁醉！
中国有一个特色词汇“第X代导演”。大家根据导演出现的年代将其划分。
现在依旧活跃在影坛的是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也是被诟病最多的两代。
原因无二，虽然有过很好的作品，但也拍了不少的烂片。
陈凯歌拍过《霸王别姬》和《黄土地》，也拍过《无极》；
张艺谋拍过《红高粱》和《活着》，也拍过《满城尽带黄金甲》；
陆川拍过《寻枪》和《可可西里》，也拍过《九层妖塔》。
其实这个现象非常正常，资本介入总是会挤占艺术创作空间。
我们也没有立场去责怪拍商业片的导演，不赚钱也没法实现他们的艺术理想。
但在这批人中，却有一个另类，他从未违背过自己的电影立场，即使拍商业片也是口碑上乘的佳作。
这个人是姜文。
姜文三十岁之前只是个演员，挑战过各种不同的角色，获奖无数。
后二十年，他是个天马行空的导演，将自己的梦拍给全国观众看。
他做任何事的内在逻辑都很简单，“取而代之”。
“这不行吧，要不我弄一个。”
不少人其实很看不上姜文，觉得他“狂妄”“目中无人”。
他会公开批评很多电影“像白开水般寡淡无味”；他会当场骂记者提的问题“弱智一样”。
他们觉得姜文的电影也总是故作高深，还将口碑不好的锅推在观众身上。
但姜文可太冤枉了。
他只是真实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看不惯就直接反驳，几十年来说话就没委婉过；
他自己觉得已经将故事讲的很完整了，表达的都是他自己，也比谁都希望观众能看懂自己的作品。
姜文就像是一坛烈酒，一口下去让你飘飘欲仙、不省人事。
1963年，姜文出生在河北唐山，父亲是个军人，参加过朝鲜战争，母亲是名小学音乐教师。
他每次捣蛋，他妈总用唐山话骂他：“我要有枪就把你崩喽！”
1973年，父母带着姜文去了北京，住进了内务部街5号大院，那是总政宣传部、文化部家属院。
生活在大院的孩子每个都桀骜不驯，四处撒野。
最爱的是打架、胡诌，一张口就是标准京腔，“诶我跟你说，我跟那谁谁是一个大院的。”
他们爬过房顶和烟囱，在屋顶上抽烟、弹吉他，也喜欢搭讪路过的女生，北京话叫“拍婆子”。
后来全被姜文拍进电影里。
《阳光灿烂的日子》马小军爬烟囱
没到一年，姜文跟他们玩得很好了，也变成了个地道的部队大院子弟。
1980年，姜文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为什么？为什么？他是整个学校最爱问“为什么”的学生。
中戏退休老教授张仁里说：“他总是不停地在问：‘为什么？告诉我为什么。’我从没遇见过姜文这样的学生。”
但就是这股劲儿，他的表演能力和理论知识是那批学生里数一数二的。
一般人别想在他面前讨到好。
因为姜文的优秀，在他还没毕业的时候，就被导演盯上了。
他人生中的第一个电影角色是在《末代皇后》中饰演溥仪。
原本是要演《末代皇帝》，结果被陈道明顶替，连开拍了都不知道。他为此郁闷了好长时间。
结果阴差阳错还是演了这个角色。
姜文笑了：“看来我真是当皇帝的料啊。”
无论是溥仪还是《芙蓉镇》中的秦书田，那时的姜文身上还是带着没毕业的学生气。
而到了《红高粱》，他开始走向大众认知中的不修边幅的糙汉路线。
《红高粱》是张艺谋的首部作品，那时巩俐还是个大二的学生，编剧莫言也没拿诺贝尔奖，里面名气最大的就是姜文。
从左至右：巩俐、莫言、姜文、张艺谋
都说在片场是导演骂演员，演员只是在执行导演的想法。
但那时候的姜文锋芒毕露，也十分有想法，时常与张艺谋因为拍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从电影开拍一直吵到杀青。
也吵出一部不俗的作品。
多年以后张艺谋回忆起此事，“他的心很高，也有这个能力，他希望超过任何人。”
其实哪只是张艺谋，跟他合作过的导演大多受过他的“折磨”。
谢飞在跟姜文拍《本命年》时有这么一场戏：姜文看着女孩唱歌，得抽烟。
姜文就跟导演说：“这有没有一根柱子啊？”
谢飞说他挑，但也把柱子找来了。
姜文舒服地靠着柱子抽烟，看别人唱歌。然后继续指挥：“哎，能不能别直接这么拍我，从柱子后面绕过来拍。”
谢飞揶揄他：“你这么爱提意见，将来自己导戏得了。”
谁也想不到那时的一句玩笑话，后来成了真。
《本命年》之后，野性、硬汉成为了姜文的标签。
但他却转头演了一个阴到极致的角色——李莲英。
1991年，田壮壮带姜文去香港宣传《大太监李莲英》。
主持人问姜文：“中国这么多导演，哪个优秀？”
姜文说：“现在没有，以后有。”
“谁呀？”
“我。”
《李莲英》上映第二年 ，陈凯歌的《霸王别姬》要开拍了，他邀请姜文饰演男一号段小楼。
但姜文不干，“段小楼没什么挑战性，我要演就演程蝶衣。”
就是后来张国荣演的那个角色。
还好陈凯歌没有依着他，不然真的很难想象姜文咿咿呀呀地唱“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 。”
姜文试镜程蝶衣的定妆照
没挑战性的角色不演，重复的角色不演。
但哪有那么多不一样的好角色等着他？
那就自己拍吧。
劝姜文当导演的是他当时的女朋友刘晓庆。
刘晓庆说：“姜文总是在每部影片中加入导演创作，并使他主演的影片成为那位导演的代表作，他的个性强，无意中会令与他合作的导演难堪，只有做导演才会真正有天地。”
他想拍电影，却没有好剧本，寻寻觅觅几个月，还是王朔把他的《动物凶猛》扔给了他。
姜文看完一直感叹：“写得真他妈的好。”
他想让王朔把小说改编成剧本，但王朔说什么也不干。姜文就找了间6平米的屋子，自己一边学写剧本，一边自己改。
姜文拍电影是从不在乎成本的，这个习惯也一直保持到了现在。
用他的话说，“没钱能拍出什么好电影？”
当时《阳光灿烂的日子》拍摄了25万英尺胶片，创下了国产电影使用胶片的记录。
大冬天的演员们在澡堂里拍了30多次，夏雨身上都被水冲得脱皮了。马小军对米兰一见钟情的那张照片拍了两万三千多张，最后从中挑出一张。
这种拍法也让他们剧组后期陷入资金困难。
当时不是没有人反对，摄影师顾长卫就警告过他：“你这么拍 ，很多都是要剪掉的！”
但在拍电影这件事上，姜文不会听其他人的。
这部电影让姜文以导演的身份一举成名，获奖无数。在当时电影票房就达到了5000万，很长时间没人能打破这个记录。
姜文说，他拍电影要先花2-3年的时间把剧本琢磨好，有了好的本子才会开始着手组建剧组。所以他23年也只拍了6部电影。
在拍之前，电影什么样都已经在他的脑子里，最后的拍摄只是将脑子里的情景转化为镜头语言。
会遇到困难，但总能解决。
“我从不干没把握的事儿。”
但姜文的第二部电影就让他栽了五年。
在部队大院长大，总是会比一般的孩子更接近历史。
姜文说：“我就觉得那些老电影怎么那么假呢，总跟我听说的不一样。”
前面的人做的不行，那他就取而代之。
后来他拍了那部《鬼子来了》。
这部片子拿了戛纳评委会大奖、日本的每日电影奖的最佳外语片奖。
但在国内，电影连带姜文一起被封杀，他五年内都不能再拍电影。
当时电影局给的批复是：
“影片没有严格按照电影局中的意见修改剧本，并在没有报送备案剧本的情况下擅自拍摄，同时又擅自增加多处台词和情节，致使影片一方面不仅没有表现出在抗日战争大背景下，中国百姓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唯一一个敢于痛骂和反抗日军的还是个招村民讨嫌的疯子），反而突出展示和集中夸大了其愚昧、麻木、奴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不仅没有充分暴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反而突出渲染了日本侵略者耀武扬威的猖獗气势，由此导致影片的基本立意出现严重偏差。”
不只是电影局， 剧本原著《生存》的作者尤凤伟更是直接选择起诉。
“电影对原小说的创作主题、故事细节、人物性格等方面都作了扭曲窜改。这种行为破坏了原作完整性。原著刻画的奋勇抵抗侵略的故事，却被提炼为了农民愚昧，战争荒诞”。
姜文这种对原著的叛逃也是他的个人特色之一。剧本改编通常只保留故事框架，表达的内核统统都被换成自己的。
“导演哪有不夹带私货的。”
这五年没法拍电影，姜文就老老实实的当演员，偶尔当个监制，当然也少不了对导演的“指手画脚”。
《寻枪》后，被媒体怀疑架空新导演陆川，甚至有人传陆川哭着向王中军打电话；
《天地英雄》又被日本人中井贵一指责不尊重导演，过于自大；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被爆料和徐静蕾在片场僵持不下。
有人说这是姜文的“黑料”，可他真没觉得他在耍大牌，他只是想把电影做到极致。
《寻枪》
终于到了解禁的日子，姜文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第三部电影《太阳照常升起》。
上映后却再次遭遇滑铁卢，观众就是看不懂。
面对这一结果，姜文其实很平静，他把这部电影称作是“上帝送他的礼物”。他后来也说过《让子弹飞》是送给观众的礼物，《邪不压正》是送给儿子的礼物。
《太阳照常升起》
电影上映总是要跑宣传的。
那时候姜文有个名号叫“采访界的泥石流”。
03年他的那部《绿茶》跑宣传时 ，《周末生活》一女记者刚开口说了一句“杜可风是王家卫的御用摄影师”，姜文立马打断并教育她：
“根本没有谁是谁的什么这个说法，没有杜可风的参与，根本就不可能有你说的那个人。杜可风是出色的摄影师，也是出色的艺术家，你这样问很可笑，也很弱智。”
而到了自己的电影，他更苛刻强势。在《太阳照常升起》时期，“看不懂”是姜文的雷区。
一旦有记者提出这种问题，他立刻会暴躁起来，开始在哲学层面上教育记者，“你连自己都看不懂。”
姜文是烈酒，一点火就燃了。
姜文当众怼记者
冯小刚说过他最怕的导演是姜文，“要是他来拍商业电影，恐怕我的饭碗不保。”
再连赔两部之后，他有点不好意思了，“不能总让老板赔钱啊。”
2010年，姜文的第一部商业电影《让子弹飞》上映了。
他说要“站着把钱挣了”，他做到了。
票房累计6.27亿，电影也获得多项大奖的认可。
这次观众都说看懂了，网上分析的小论文一篇又一篇。
姜文却说：“这写的都是啥啊，我是这么想的吗？”
但观众们刚看懂了姜文的电影，他又拍出了《一步之遥》。
在电影刚上映的时候，第一批观众的反响不太好。
说电影“看不懂”还算轻的，有微博“大V”直接说他“自恋”、“自信心高度膨胀”、“精神病作品”……
“你说那些大V不就是王天王吗？”姜文对于影评人的解读很是不以为然。
王天王，是电影中王志文扮演的上海滩名角。电影的主角马走日因为“花域总统”完颜英之死逃亡两年，在警察那里，完颜死因不明，案子不能了结，而王天王和其他的娱乐业者，在上海滩大大小小的剧场里，不光把“案情”揭了个底儿掉，还演得活色生香，看台上的观众连声叫好。
有了这么一层隔阂，在他最新的电影《邪不压正》中有一个“华北第一影评人”潘悦然的角色，就被解读为是在讽刺影评人是太监。
姜文怎么可能为了怼影评人专门创立一个角色？
他电影的每一个角色都有存在的使命。
无论出现多少质疑的声音，姜文也是断不会怀疑自己、改变自己的。
他对于电影的内容非常坚定，没有故作高深，整个作品的呈现就是他想表达的内容。
观众看不懂是导演和观众之间有距离。
从《鬼子来了》到《邪不压正》，姜文的作品充满了黑色幽默。
故事的走向总是荒诞、反套路的。
道理从不会平摊在观众面前，他会拐八道弯藏在主角的一句台词里告诉你。
他说他拍的电影不是白开水，而是酒。酒是需要品的。
很多人问过他，为什么他的作品总是在讽刺现实。
但在姜文看来，现实就是荒诞的，他的电影一直在寻找真相，而不是拍一些假上加假的故事。
很多人很难体会到姜文电影里的内容，因为这与他们的认知是不符合的。
观众不知道抗战时期的农民们是怎样的，不知道真正的体面人是怎样的。姜文就拍给他们看。
他对生活没有任何恶意，他只是就那么拍了而已。
曾有个说法叫“部队大院子弟撑起了北京半个文化圈”。
王朔、陈凯歌、郑晓龙、叶京、管虎、姜文都是部队大院子弟。
而冯小刚则是那时他们的小跟班。
马未都曾回应这个说法，“因为部队大院子弟的父母都是聪明人。”
聪明人的孩子都不太笨。
同为部队大院出生的崔健曾这么形容这帮人：
没吃过什么苦，也没享过什么福，我们是在阳光灿烂下生长的一代人。父母是部队的，没有受到文革的冲击，在这一点上，我们更愿意说我们的直觉受到了保护。你从王朔和姜文的身上，你看到的是一个人自然成长的精神状态，他没有被磨掉棱角。
在这样的环境下，姜文身上的灵性和野性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他太聪明了，他的“狂妄”是看透了一切之后的真实。
他看不惯现在人的虚假然后选择戳破它。
有人觉得他狂，他只是没有附和那些人的装腔作势。
姜文的电影是他做的一场场梦。
他的梦在四万平米的屋顶上，在四十米高的烟囱上，他的梦太大太辽阔了。
他以为他拍的是所有人的梦，没想过原来观众的梦和他的不一样。
观众偏爱梦幻的虚假，而他只拍荒诞的现实。
所以他就很奇怪，“多简单一事儿啊，怎么就看不懂呢？”
姜文曾将每个人比作一根线，要想和别人融入就必须要弯曲妥协，才能织成一块布。
而真正的高手自己就是一根线，笔直地向前走，不会和任何人交织。
其实后者说的就是他自己。
他拍电影不向观众、资本妥协；他做演员不演没挑战性的重复角色；他说话从不委婉迂回。
有人将这些归纳为姜文对规则和世俗的反叛。
但你去问他：“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这种反叛的特质？”
他只会皱着眉头一撇嘴，“我没有吧，我觉得我挺正常的。”
姜文这坛烈酒，谁喝谁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