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堕胎权”，美国两党相争浪潮下的分裂之战|以观天下
文/九派新闻评论员 陈梦
“在堕胎权被废除后，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公民的同性婚姻权、避孕权等其他来之不易的权利是否也会如这般被轻易剥夺。”
今年五月，随着美国最高法院一份有关“废除堕胎权”的内部文件的泄露，围绕堕胎问题的分裂之战再次爆发。这份意见稿推翻了1973年的“罗诉韦德案”，用一纸文件剥夺了美国女性50年来的堕胎权利。在该意见草案中，最高法院对于是否出台“堕胎禁令”得出的结论是：堕胎权并不植根于该国的“历史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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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堕胎禁令闹得如今日般沸沸扬扬之前，美国的堕胎政策走过了怎样的历程？最高法院为何在女性争取到堕胎权近50年后再次旧案重提？这到底是时代发展中偶然出现的历史遗留问题，还是美国两党相争浪潮下必然产生的分裂之战？
殖民时期和建国初期的美国，大多数女性享有堕胎自由
在殖民时期的美国和美国建国初期，根本没有堕胎法。俄克拉荷马大学法律历史学家卡拉·斯皮瓦克在《威廉和玛丽种族、性别和社会正义杂志》上写道，教会官员不赞成“禁止堕胎”，他们把堕胎视为非法性行为或婚前性行为的证据，而不是“谋杀”。此观点在一些涉及堕胎的案件中也得以体现。例如，早在18世纪40年代，康涅狄格州一名女士因堕胎失败而死亡，检察官对该女子的主刀医生进行了轻罪审判。然而，此案的重点是男性在女性流产期间未起到应有的作用，而并非降罪于堕胎本身。
事实上，许多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在一个没有可靠验孕方式的时代，堕胎通常不会被谴责，很多白人妇女手握着生殖和堕胎的权利。然而，对于那些被奴役的妇女来说，堕胎是被明令禁止的“限制行为”，孩子在那时被视为财产。《美国研究杂志》中一文写道，那时如果为奴的女性流产了，许多奴隶主就会把她们锁起来，剥夺她们的人身自由。
19世纪中期，“堕胎有罪”的声音出现
19世纪中期，随着医疗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医生开始谴责堕胎，称堕胎会对女性身体造成“错乱”。妇科医生霍雷肖·斯托勒是推动“堕胎有罪论”的领头人。斯托勒认为，堕胎是不道德的，因为它干扰了女性自然规律。然而，这种想法的背后，是本土主义者对于“领土”的危机。移民的涌入、城市的发展和奴隶制的终结，促使本土主义者担心，美国白人没有足够多的孩子来阻止那些外来人口的统治。因此，生孩子被套上了“为了国家未来命运”的帽子，白人女性应该生孩子。斯托勒坚称不要把堕胎视为一种医疗行为，而是一种严重的犯罪，一种降低整个行业地位的犯罪。
作为美国医生协会的一名重要成员，他召集医生同行发起了一场名为“医生反对堕胎运动”的运动。医生们的公开立场为越来越多的刑事法规提供了依据和支撑。1821年，第一个有关堕胎的法案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出台。该法案规定任何提供或服用毒药或“其他有毒和破坏性物质”，意图造成“任何妇女流产”的人将受到惩罚。
20世纪初期，全美各州出台堕胎禁令
1900年，俄勒冈大学历史学家詹姆斯·c·莫尔在他的《美国的堕胎》一书中写道， “美国完成了从一个没有任何堕胎法的国家到一个合法和官方禁止堕胎的国家的转变。” 仅仅10年之后，美国每个州都出台了禁止堕胎法。
不过，禁止堕胎并没有减少堕胎的发生。随着20世纪的到来，“小作坊”堕胎手术变得越来越普遍，有些人甚至用“草药配方”或“消毒配方”自行堕胎。到1967年，堕胎几乎在每个州都是重罪，美国全国都没有保障母亲健康或允许强奸怀孕的女性堕胎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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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诉韦德案”之后，美国各党派就堕胎合法化的争论依旧不断
这一切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变化。1973年的“罗诉韦德案”成为最高法院保卫女性堕胎权所作出的里程碑式的裁决。1969年，22岁的麦科维想要在得克萨斯州堕胎却遭到当地检察官亨利·韦德的禁止，最终被迫生下一个女孩。但麦科维不愿就此放弃，随后起诉韦德。四年后，即1973年1月，最高法院以7比2的多数表决，裁定妇女选择是否堕胎的权利得到宪法保护。
自此之后的近五十年里，美国各党派一直在对这项裁决的优缺点进行争论，堕胎法案不再只是道德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是政治问题。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对于推翻“罗诉韦德案”都持反对态度。然而，包括里根、老布什、布什和特朗普在内的多位总统都曾试图任命最高法院的法官，以推翻罗诉韦德案件判决。《卫报》报道称，一个由右翼共和党人组成的反堕胎游说团体已经为废除“罗诉韦德案”进行了几十年的斗争。
特朗普在任期内为最高法院任命了三位保守派大法官，他们在此次推翻“罗诉韦德案”的投票中全部选择了支持票，强有力的投票优势仍将堕胎禁令成功重启。特朗普此举让人不禁联想到他支持枪支游说的原因：选举优势是最终目的。正如CNN评论员所说：“最高法院的裁决是保守派的胜利。”
最新堕胎禁令的宣布或将波及同性婚姻权等多个领域
就数据来看，最高法院很少推翻其过去的判决。《最高法院推理中的宪法先例》(Constitutional Precedent In Supreme Court Reasoning)一书中显示，从1789年到2020年，最高法院在发表的25544份意见和判决中只推翻了145次宪法判例，仅占0.5%。
但在堕胎权被废除后，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公民的同性婚姻权、避孕权等其他来之不易的权利是否也会如这般被轻易剥夺。
此前，数次的“立法再废除”已使美国的控枪历史成为法律之战。1976年，佐治亚州通过了“必须发放”(Shall-Issue)隐藏携带证的法律，除非申请人有法律禁止的原因，政府依照法律要求，必须发放持枪执照。2003年，阿拉斯加州开始直接废除隐藏携带证的要求，成为了不受限制的自由携带州。到2021年底，已经有21个州是不需要证件的“宪法携带枪支”州，大多数“必须发放”的州只要申请也都可以合法携带枪支。1994年，美国通过了为期十年的“突击武器禁令”，对民间流行的半自动武器进行限制。十年后，作为当时美国总统的小布什因在大选年延法的政治风险太大，在国会里又没有运作的政治资本，从而将该法律废除。
每当大型枪支案发生后，“拥枪派”和“控枪派”的争斗就此而起，是否应该控制“自由持枪权”成了两派恒久不变的争论话题。2022年6月25日，拜登签署美国30年来最重要控枪法案。令人诟病的是，此番签署控枪法案没能禁售突击步枪。外媒直言，这一法案未能体现控枪派的部分关键主张。与此同时，在泛政治化裹挟下的美国，该法案能“保持”多久也不得而知。堕胎裁决后最高法院的权威与公信力在民众心中已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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