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节如流，岁月不居，因做书与冯天瑜先生交往，掐指数来已有十年。时间对芸芸众生都是公平的，不分高低贵贱、男女老少，这既是我的十年，也是他的十年，更是一个编辑与作者以书为媒愉快合作的十年。十年，在时间长河里可忽略不计，但在俗人短短数十载的生命里，不可谓短。其间所发生之事，亦足可铭记一生，影响一世。
一、《中华文化元素丛书》
2011年6月28日，我只身登上火车，度过漫长的十几个小时，于次日清晨终于到达目的地——“北国春城”长春。稍事休息，我前往长春出版社办理入职手续，下午正式上班。试用期间，我对手头分配的书稿质量颇有微词，表示想要做自己策划的选题。出版社对年轻人很宽容，允许新编辑亏本。半年后我顺利转正，提交了一套文化史丛书的选题策划方案，得到了部门主任的支持。
春节返长途经武汉时，我拜访了华师姚伟钧教授，聊起正在策划的文化史丛书，姚老师提议邀请文化史名家冯天瑜先生担任主编，他来协助。我素仰冯先生大名，读研期间曾多次在武大听他讲座，如能请到他当主编，则丛书必成。但此时我与先生并无直接交集，大喜之后，面露难色。姚老师宽慰我道：“你回去后先向社领导汇报，立项了我来做工作，争取促成。”
返回长春后，我速将此情况向社里反映，得知丛书由冯先生领衔，选题很快获批立项。我第一时间把好消息向姚老师汇报。在他的安排下，2012年3月12日，我与社科编辑室张耀民主任飞抵武汉，在武大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先生的办公室会面。上午10点我们到时，先生已等候多时，微笑着在门口相迎。姚老师作简单介绍，谈话就进入正题。我先把选题情况略作陈述，先生稍加思索后表示认同该选题，但方案还需细化完善，由姚老师和他一起来主编。随后，先生一边发表高见，一边提笔修改方案，还当即联系了北师大萧放教授等几位作者约稿，效率极高。一个多小时很快过去了，打印选题方案的纸上正反两面被先生写满。姚老师遂提议边吃边聊，先生不好意思地笑了，说已安排好在小观园为我们接风洗尘。离开办公室时，先生见我盯着墙上的一幅字，便走上前告诉我这是饶宗颐先生手书题赠他的苏东坡《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不仅词好，书法亦佳。
梁、王题赠永轩公字幅
饭后我送先生回家的路上拉了些家常，得知我是黄梅人时，先生亲切地喊我“小老乡”，在听说我入行不到一年时，先生有些惊讶，对我竖了个大拇指，表示一定支持我把这套书做好，还邀请我进他家坐会。甫一进门，我抬头就看见王国维手书题赠永轩公的陶渊明《饮酒诗》，转身又看到墙上挂着梁启超手书题赠永轩公的一副宋词集句对联，如同步入庄严圣殿，不由心生敬畏。
先生请我坐下，端来茶水后向我讲起了永轩公与墙上字幅的来历，目光严峻，语气舒缓，偶尔提高语调，铿锵有力，虽面色平静自然，但我却真切地感受到先生内心的波澜起伏，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啊！这是我第一次了解先生和永轩公的故事，颇受震撼，也就是在那一刻，我的心里种下了将来有机会出版永轩公遗物的种子。出门时，我向先生发出来长春签约的邀请。
此行之后，我与先生的联系日渐密切，《中华文化元素丛书》也步入正轨。4月26日，社方正式邀请先生来长签约，我承担全程接待工作。但实际上我并不称职，每天到下班点先生就催我回去，如我滞留即严厉批评教育：“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要抓紧时间做自己该做的事，不要去麻烦别人，你在身边我会感到不安。”我悻悻而归。当然，如有问题向先生请教时，他则永远是和颜悦色，耐心解答，令人如沐春风。
其间，先生在新民宾馆认真地审读了作者交来的大纲和样章，并逐个与作者电话交流，提出修改意见，众作者心服口服，欣然接受；还在较短的时间内写好丛书总序，反复修改十余次，定稿后方让我发给作者参考。晚餐过后先生的身影就出现在新民大街，一边观赏“伪满洲国八大部” ，一边向我讲解这些日式建筑的模仿原型和建筑风格。
4月27日下午，宝成关老师邀请先生在吉林大学作学术报告。主持人在致辞时强调“冯先生是被毛主席表扬过的，毛主席曾说‘小冯比老冯强’”，话音未落，先生接上“我冯某人取得的学术成果不是毛主席表扬出来的”，底下顿时响起一片掌声。4月29日，参观完宽城区沙俄遗址、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等景点后，先生又兴致勃勃地前往伪满洲国博物院，在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第十一子张仁乐的照片前停下脚步，指着照片回头对我说：“卿本佳人，奈何作贼！”
先生参观伪满洲国博物院
2013年1月14日下午，《中华文化元素丛书》编委会在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会议室召开，先生提前到会场，会上全力支持我对书稿提出的修改意见，会后又与大家共进晚餐。翌日，我赴西安拜见张岂之先生谈《侯外庐全集》（张先生为我导师刘固盛教授攻读博士后的合作导师，刘老师推荐我联系张先生，该选题后改名《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出版事，出发前向先生电话辞行，才知道先生昨天是抱病坚持出席，今天一早就住院治疗，既感动又自责。
7月21日，先生因要出席8月初在哈尔滨举办的教育部历史学部委员会议，提前到长春对丛书进行审稿，同时对《中国文化生成史》做最后的定稿工作。某日中午我去先生入住的意江南酒店拜访，快到门口时，清洁阿姨神秘兮兮地向我打听房间里住的是个什么人，别人来长春是休闲度假，这位客人每天用餐后回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真是个怪人！我敲门进去，先生正哼着小调，拿着书稿踱步，桌旁还放着早餐剩下的半个馒头，乐在其中。
7月30日，先生和我等一行人去长白山，一路饱览美景，称赞长白山为风水宝地，并向我们讲解当地地形地貌、历史人物、风土人情等，还随手画出地形图指给我们看，其对长白山之熟悉程度较本地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令我们非常诧异。有人问先生是否做过功课，先生笑答道：“我三十年前曾撰文《吴禄贞与延吉边务》，查阅了相关资料。”随后，一行人皆饶有兴致地听先生讲解该文的思路和内容。事后我回长下载该文，与先生所述基本不差，其记忆力之佳，令人叹而观止。途中，先生坚持到“戍边楼”遗址凭吊吴禄贞，还去延边州档案馆查阅相关资料，并向社长强烈建议出版《清末延吉边务》一书。
《中华文化元素丛书》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文件
由于资金所限和个别作者进度滞后，加之编辑力量不足，丛书的出版一波三折。2015年底，《中华文化元素丛书（第一辑14册）》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这是长春社主题出版实现零的突破。结果公示后，出版社高度重视，加强了编辑力量配备，进度也随之加快，2016年底丛书正式出版后又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后期资助。而我则在2016年11月做完该书的大部分工作后，即任职于千里之外的南国——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丛书出版后两月，我收到了师弟李春龙寄来的一套样书，给步入而立之年的我一份厚礼，也给我在长春出版社五年半的时光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二、冯氏三藏
2014年8月4日，先生第三次来到长春，此行主要目的主要是为《中华文化元素丛书》第二辑审稿和修改《日本对外侵略的文化渊源》书稿。恰逢赶上第三届长春国际陶艺作品展，先生小试牛刀，现场创作了李白、普希金、托尔斯泰等数幅人物肖像瓷板画，引起国内外艺术家的围观。
先生创作瓷板画现场
半月后，我陪同先生返汉。次日，我去先生府上拜访，正好遇到他在整理大哥刚寄到的永轩公的藏品。永轩公生前节衣缩食，购藏一批典籍、书画和钱币，典籍在“文革”前后大部分送往湖北省图书馆保护起来，钱币捐给了湖北大学，书画（含信札）则分散于先生五兄弟之手。此前湖北教育社曾出版过《近代名人墨迹——冯永轩藏品》，只收录了一部分，恐再难见到永轩公收藏全璧。一声叹息后先生沉默不语，空气顿时凝固。见此情景，我向先生提出由长春社修订再版，争取全璧面世。先生摆了摆手，说出此书成本较高，还需到其他四兄弟家拍摄，费时费力费钱，且销路不会太好，不能让出版社赔本。我坚持回去向社里汇报后再说，先生同意我试下，但叮嘱千万不要勉强。
1950年代先生全家福
我回长后把此选题报到社里。鉴于之前的良好合作关系，社里又很快通过。我当即回报，先生很高兴，随即与我讨论出版方案：机会难得，要尽量收全，除了永轩公遗存的藏品外，还有先生自己四十余年来的书画收藏，分为藏墨和藏札两册出版，并约定一旦他安排好后就带人前来拍摄。最后，先生还坚持自己补贴出版社七万元出版费（当然最后都以样书抵扣了）。
很快我就收到先生的电话，告知已安排妥当，速来拍摄。9月24日上午10点左右，我与王国擎总经理（社长助理）、摄影师赵刚（先生赐雅号“赵一拍”）到先生府上开始拍摄，我们从早到晚一连拍了三天。最后一天我们进门时先生不在家，刘老师（冯先生夫人）说他出门就回。几分钟后先生满头大汗地回来，手中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3支冰棍，一一分给我们后，先生才擦了擦额头的汗说：“天太热，给你们每人买了一支老冰棍，赶紧吃。”我们三人相视无言，默默吮吸，心中却荡起一片涟漪。
藏墨与藏币拍摄现场
四册信札需要高清扫描，先生思考片刻，便做出让我带回长春处理后再归还的决定。十一我回到武汉，次日交还四册信札。7日上午9点，我与王总、赵刚在北京火车站汇合，一碰面就打车直奔先生大哥家拍摄，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去先生二嫂家，并带回先生大哥家四册信札，当晚返长。
10月28日，我与王总、赵刚又赴青岛先生四哥家拍摄。因摄影师出现突发情况，部分藏品只得带回长春拍摄。11月14日，我将带回的藏品送归先生家，又与王总一行去汉口先生三哥家连拍三天，带回信札六册扫描。22日，我飞回武汉送还六册信札。此后一个多月里，先生及其四哥又数次翻出若干藏品，或自己拍摄后发我，或带回长春拍摄后送还。每次带着藏品登机时，我都暗暗祷告：可千万别出事，包里的藏品可比我的性命重要多了。此外，还担心藏品被安检人员扣留和没收。某次过安检，检查人员指着曾国藩的对联真迹等向我询问情况，我忙说是赝品才放行，背心惊出一身冷汗。
永轩公藏曾国藩手书对联
至12月中旬，两书才正式进入编目整理工作。一开始，先生就提出对所收录的书画和信札要进行辨伪、文字释读和句读、印章识别、作者简介等工作。其要求之高，对于初出茅庐的我而言，无疑是巨大挑战。我在对书画和信札做了一部分整理工作后，深感学识有限，加之手头工作繁重，便建议请人帮忙，既加快进度又保证质量。先生赞同此议，请了武大王三山老师、钟书林老师和周宁同学协助他；我则邀请东北师大刘奉文教授、王春伟同学等人协助。此后数年，我大量精力投入整理工作中，每每以破解一人姓名字号、识别一字一印为乐，常有与古人隔空对话之感，早晚与先生交流探讨，往来电邮三四百通，有时候一天三五通。其间之苦乐，非为外人所知。
2015年1月，正当整理工作如火如荼进行时，忽传来先生做心脏搭桥手术，所幸无大碍，两个月后出院，但不久又意外在家摔倒住院。治疗期间，先生不时用手机发来校对的信息，似乎忘记了自己刚做过大手术，还督促加快进度，让我时常感动其学术生命力之坚韧顽强。
冯氏藏墨展首日先生与其大哥合影
经过反复多轮校改，藏墨书稿于8月中旬清样。8月20日，先生来长审读清样，又修改数次。9月20日，藏墨在北京雅昌公司正式印出，我和王总连夜从北京送抵武汉。24日，武汉大学万林艺术馆举办冯氏藏墨展暨《冯氏藏墨》首发式，先生大哥、三哥等家属多位到场，藏墨得到了与会来宾的认可。第二天中午，先生专门设宴招待大哥一家，邀我作陪，兄弟俩感情极好，一家人其乐融融。
先生题赠《冯氏藏墨》给
《荆楚文库》编辑部周百义主任
十一回汉，我去先生府上看望，汇报相藏札的进度和遇到的困难，以及手头正在收尾长春出版社首个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张岂之先生主编33卷本《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整理藏札精力不济，但可先行上马《冯氏藏币》，提前做完拍摄工作。先生表示理解并同意此方案，三藏之名，至此确定。
12月24日，先生安排妥当后，我与摄影师郝勤建及其助手来到湖大钱币馆，管理员蔡老师积极配合，连续拍摄四天，始告竣工。同学尹阳硕博士熟谙钱币，便推荐帮忙，获先生批准。此时，我向先生提出跟他读博的愿望，由于先生已停招博士，不在招生博导名单之列，便回复要考虑下，还需向武大校方说明。不久在电话里，先生对我说李校长已同意他再招，嘱我好好复习。
然而天不遂人意，2016年刚过完春节先生便告知查出癌症晚期，已入院治疗，读博一事只能中止，且先生说他可随时指导我的学术研究，不必讲求师生名分，还推荐联系我读杨华老师的博士。获悉此情况后，我顿觉晴天霹雳，茫然失措，只有一门心思加快进度，放弃了读博的计划。囿于病情反复，虽然联系没有之前频繁，但每次问候先生时，他都乐观坚强，笑称“要与时间赛跑”，屡次问及进度，并让我寄校样给他。考虑到先生的病情，我只得以整理者未定稿来推延，自己揽下整理、统稿和编校工作，想着等先生情况好点再说。因为工作繁重，还把师弟、同事李春龙拉了进来。
我离开了长春后，《冯氏藏札》和《冯氏藏币》移交给部门张中良主任和师弟李春龙继续编辑。2017年10月，《冯氏藏札》正式出版，三个月后《冯氏藏币》也宣告面世。至此，冯氏三藏历经三年多的时间终于出齐。但物是人非，参与其役者多遭变故，先生的大哥和三哥在2016年上半年先后离世；先生本人也饱受病魔摧残，身体每况愈下；“始作俑者”的我于2017年7月从浙大社辞职回武汉出版社工作，接手后续编辑工作的李春龙远赴广东……
冯氏捐藏馆开馆与先生合影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2018年12月3日，武汉大学举行“冯氏捐藏馆”开馆仪式，先生及其四哥将手中藏品悉数捐给武汉大学图书馆，“藏为公用”，冯氏藏品终得好归宿。在活动开始前，先生让跟他一起坐车过去，在家中动情地对我说：“冯氏藏品能得此归宿，我们一家人都要感谢你，你是最大的功臣。如今大哥和三哥已走，如果当初不是你及时处理，哪有今日之事？”我赶紧站起说“不敢当”，只是做了分内之事，虽然后面两书未署我名，但看到多年的心血没有白费，我没有一丝一毫遗憾，相反有一种还清欠债如释重负般的轻松。
冯氏捐藏馆藏品展当日客串讲解员
2019年初，先生委托我联系中华书局修订再版“冯氏三藏”。2021年3月20日，武汉博物馆举办“冯氏捐藏馆”藏品展。展览深受市民观众喜爱，有不少外地游客特意前来观展，展期也一延再延。“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冯氏两代学人悉心守护的“冯氏三藏”，时隔半个多世纪后依然发潜德之幽光，普惠世人。有时候我在想：永轩公如地下有灵，当会亦感欣慰吧？
（未完）
责任编辑：郭艳红
作者简介
胡新，1986年生，湖北黄梅人。历史学硕士。现任武汉出版社城市文化中心主任，副编审。策划、参与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六项、“十三五”“十四五”规划四项，所责编图书曾两次获得省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一次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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