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与日本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为何如此不同丨九派时评

文/九派新闻特约评论员  易国祥 

“按照这一个文化规律来审视，新加坡就有一种“文化自知”，在深知自身先天不足，又与西方对比之后，有一种深刻的文化自省，从而产生文化提升的动力。虽然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外来文化的民族，但由于缺乏自我反省与解剖，它的文化既有褪不去的中华文化底色，也未能实现他们自己希望的“脱亚入欧”。从三岛由纪夫的文学倾向和悲壮的人生结局来看，日本文化或许有些“文化任性”。”

我以为，既然有“业余作者”，就有“业余读者”。如我，既没有从事特定专业，又不需要什么“主题阅读”，就算不上“专业读者”。读什么书一般凭兴趣，随机碰到什么读什么，自然所读书相互之间没有什么相关性。很容易读一本，丢一本。即使再好的体验，总是随着新书的到来而淡化，以致相忘于书海。为克服这种“低效阅读”，我尝试着从不相关的书中读出相关性，又从相关性中读出不同之处。那么，对所读的书就有完全不同的获得感了。

先看的是《世界名家谈李光耀》，包括杨振宁在内的海外华人学者对李光耀各方面的评价。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在不长的时间内建成发达国家。新加坡并非完全西化，在英语作为国家第一语言的推进中，仍然保留和传承中华文化。到了李显龙执政，政府很有担当地把当地华族文化当作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一脉香火。他们自认为新加坡华人的祖辈都是广东福建目不识丁的农民，就像这个国家有深深的忧患意识一样，他们对自己华族文化的基因，深感先天不足。这种不足感隐含着他们对中华文化真正价值的认知，不比我们逊色。尽管新加坡华人精英都经过英式教育，但他们通过英式文化与儒家文明对比，认识到华族文化对于华人社会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我感觉到了他们这种文化追求的真诚自觉。

第二本书是来自日本的《文章读本》系列之一，由三岛由纪夫写的文学随笔漫谈。这本书让我窥见日本文学的历史走向。日本对于外国文学历来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学生心态。文学引领文化，文化孕育文学。古代日本受中国汉唐文化影响自不用说，到了明治时代，西方的观念和事物浸润了日本文化的一切领域。三岛由纪夫就称自己是多次去了西方才认识日本写日本的。然而，三岛由纪夫很清楚地意识到，日本拥抱西方文化，却仍然难以被同化。而且，日本文化中有一种并非理性的坚持。除了它的天皇制度是一以贯之，其文化倾向与国家政治走向有着很高的一致性，并在历史上呈现出游走于东西方之间的大曲线。

一个对世界文化做出伟大贡献的民族和国家，必定是一个十分注重反省自己、解剖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按照这一个文化规律来审视，新加坡就有一种“文化自知”，在深知自身先天不足，又与西方对比之后，有一种深刻的文化自省，从而产生文化提升的动力。虽然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外来文化的民族，但由于缺乏自我反省与解剖，它的文化既有褪不去的中华文化底色，也未能实现他们自己希望的“脱亚入欧”。从三岛由纪夫的文学倾向和悲壮的人生结局来看，日本文化或许有些“文化任性”。

一个“文化自知”，一个“文化任性”，这就是我从这两本书中一窥端倪的“文化标识”。我想，如果多读一些其它国家的书，可读出了一张主观构建的“文化地图”。有一种读书法叫“十分学七要抛三，各有灵苗各自探”，我虽然记不住这两本书的全部，但我以为抓住了两个国家文化的主流意识或某些特征，也就接近理解了我所要理解的两本书的要义。并以两个国家对自己文化的不同态度的视角，来思考我们中国正大力提倡的“文化自信”，应该借鉴和吸收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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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编辑  木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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