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博鳌论坛亲历：感受共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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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博鳌亚洲论坛落下帷幕，我觉得自己总应该写几句感受。因为这是我第二次作为讨论嘉宾参加博鳌论坛了，所以，感受会相对客观些。记得去年博鳌论坛的主题是"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这或是因为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逆全球化”思潮愈加明显，故这一议题备受全国和世界关注。
不过，当时特朗普还没有对中国提出明确的贸易诉求，因此，感觉上2017年论坛讨论的话题不如这次集中，自由贸易这一理念还没有像今年那样显得珍贵。当你走出美兰机场，马上能感受到气氛的庄重，公路上横幅标语牌接二连三——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又是海南设立特区30周年，博鳌亚洲论坛，似乎成为中国向全球展示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宣誓大会。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
又是因为习主席出席本次论坛，会议格外引人关注，出席嘉宾的规格自然比去年明显提高，从联合国秘书长、亚洲国家元首到国内的副总理、央行行长和多位部长，还包括丰田汽车、三星电子的头号人物、马云等企业领袖。
本人是作为“意见领袖/知名人士”这一类别成为代表的。早在去年博鳌亚洲论坛结束之后不久，我就收到论坛的秘书长周文重先生的感谢信，信中邀请我再次参加2018年的博鳌论坛。我内心非常感谢周先生，因为我并不认识他，却受到他的两次邀请。
博鳌三天，我共参加了五场讨论会，其中两场是论坛组委会安排的，其余三场是媒体组织的早餐会或晚餐会。其实组委会还邀请我参加体育分论坛，讨论体育产业如何发展，觉得跨界太大了，便委婉拒绝。
博鳌三天里，讨论的话题非常广泛，我就所见所闻，包括自己的思考，归纳为三大主题：中美贸易纷争如何解决、金融开放与改革必须加速度和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与机遇。
以更开放的姿态来应对美国贸易施压
9日刚入住酒店不久，便参加由凤凰网举办的“梧桐夜话”晚餐会，参会者有龙永图、李东荣、屠光绍、李杨、马蔚华、朱云来、盛松成等。如何应对特朗普提出的贸易惩罚方案，这是一个过去一个月来全国微信人民都参与的线上讨论活动，感觉这个晚餐会就变成一个线下活动了。
盛松成院长通过分析美国统计局的数据，发现2016年中美贸易逆差实际上不到2000亿美元，相当于我国货物贸易顺差的39.4%，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25.9%。从货物贸易看，在美国高达7500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中，向中国购买的货物仅占1/3。
不过，尽管特朗普对中国外贸上的指责有失公允，但我们该如何来应对呢？是关起大门，再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还是把大门开得更大？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提到，中国这些年来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善于利用对外开放来推动国内的改革，这一条很多人都没有看到；中国通过开放，获得的并不仅仅是开放本身的红利，还有通过开放所带来的改革的红利。目前，中国的改革还没有结束，而很多改革靠自身的觉悟和协调很难推进，而在外部的压力的推动下，许多改革难题迎刃而解。
中投总经理屠光绍认为中国从全球化的过程中受益很多，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中国中车董事长刘化龙认为，尽管中车在进入北美和欧洲市场时可能会遭遇技术壁垒，但还是有信心一定能开拓海外市场，中国开放的大门会永远敞开。朱云来提供了一个数据，说目前中国在建工程总规模是GDP的2.5倍，即200万亿左右，太吓人了。因此，今后不能总是靠投资拉动模式来实现经济高增长，需要提高经济运行质量。
我认为，全民讨论中美贸易纷争问题，确实是一件大好事，尽管争论很激烈，但有助于信息对称。从明朝实施的海禁到清朝的鸦片战争，两次都让中国经济蒙受极大损失，核心问题还是信息不对称，通俗说，就是对全球经济发展现状和趋势的无知。而在当前的信息互联互通时代，信息获取的成本大幅降低，信息传播的快捷度和便利性大幅提升，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有利于达成全社会的共识。
金融开放与改革：需要加快速度
4月10日习主席的主旨演讲，可谓万众瞩目。我是提前一个多小时就来到会场，但靠前的座位就都已经满了。习主席在讲话中很多次被掌声打断，也充分证明了在场各国嘉宾对报告内容的认可，尤其谈到“我刚才宣布的这些对外开放重大举措，我们将尽快使之落地，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时，全场更是掌声雷动。
前天，李克强总理宣布进口抗癌药实行零关税；昨天，又宣布海南全岛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并逐步探索建立自由贸易港；同时，央行准备放宽对商业银行存款利率上限的非正式指导，以上这些，似乎都在体现“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办事效率。
从过去的经验看，投资的落地速度往往超预期，而改革的落地速度则大多低于预期，原因在于，前者是玩增量，皆大欢喜，后者是玩存量，利益再分配。因此，要让改革加速，就必须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
我在10号大清早就去参加财经杂志举办的《财经》早餐会——重塑小微金融生态。我认为，长期以来小微金融很难做好的主要原因是：商业金融机构都是逐利的，小微金融对于大型商业银行而言，利太薄，成本太高，所以，它们最多只能像做公益那样做小微金融；对于中小金融机构而言，它们中的大部分也不大愿意做，是因为有监管套利的丰厚收益在。
那么，如何来改变这一现状呢？一是打破刚兑，二是加强监管，三是要打破资源垄断。其中，打破刚兑的口号喊了那么多年，为何还是未能打破呢？主要原因恐怕还是怕金融失控，但不打破刚兑的负面影响更大，这就需要在长痛与短痛之间进行取舍。而监管套利现象的长期存在，说明了政策存在漏洞，既然政策有漏洞，就应该马上补漏洞。
所谓的资源垄断，范围很广，既包括资金资源，又包括信息资源，前者多是有官方背景的机构垄断资金，后者则官民兼有，如国内很多政府机构都有大量的信息数据，但彼此垄断，互不交流；民间的信息垄断则体现在超大互联网公司拥有大量数据，具有独占性。
小微金融要发展，一是要有资金来源，二是要有相对多的信用信息作支持，如果这两方面都得不到支持，就很难做大。
这次易纲行长颇受大家欢迎，因为他重提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在10号上午听完习主席和其他国家元首的讲话后，我参加了下午“一带一路：人民币的作用”的CEO论坛，参与该组讨论的有前央行行长戴相龙和前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这两位金融大佬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分析都入木三分。
记得2016年IMF就宣布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如今储备情况如何呢？李行长说，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被各国所储备的比重占到60%多，其次是欧元，大概20%几，再次是英镑和日元，人民币只有1.3%左右。但是，中国的M2规模超过美国加上日本之和还要多。显然，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的经济体量和货币规模严重不相称，这其中的差距实际上就反映了金融开放度的不足。
戴行长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现阶段应该做的，是提高人民币在全球的使用度。要成为为国际货币，至少要能在各国流通。我的理解是，目前谈人民币国际化就相当于谈共产主义。而实际情况是，我们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首要任务是从初级阶段逐步跨入中级阶段，尽管国际化口号可以喊，但还是要看清国际化的路途遥远。
而在另一个论坛上，罗杰斯也提出他的疑惑：为何中国还不让人民币自由兑换，人家早就实现卢布自由兑换了，中国的经济实力远超俄罗斯，谁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其实是可以回答他的，但我还是没有回答。我内心想说的是，任何一项改革都是有成本的，不能因为可能存在的风险而不去推动改革，不改革的成本是时间成本，时间成本往往比改革成本更高，所谓的错失良机。
所以，还是要深刻领会习主席的讲话：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
习主席话音刚落，央行就马上宣布“准备放宽对商业银行存款利率上限的非正式指导”，其实央行早就宣布，从2015年10月24日起完全放开存款利率上限了，但后来又有了“非正式指导”，这实际上兜了一个圈子又回来了，实际上还是没有放开。所以，这一次大概率应该会实行市场利率与基准利率的并轨，只是不知道何时并轨。
记得1993年初，朱镕基就让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一次性并轨，实现有管理的浮动。如果这轮利率市场化也能这么坚决去做，那才叫利率改革。所以，今年大家根本不用讨论何时加息问题了，因为基准利率几乎已经名存实亡。所以，我们不能再兜圈子了，不能再反反复复讨论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了，不能总在岸上学游泳却不让下水。
会议期间，不少记者问我，提高境外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降低进入门槛，会对国内金融机构造成什么冲击？我觉得这样的问题味同嚼蜡——看看现存的外资金融机构或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的业务发展状况就知道了。不少海外金融机构早在80年代就设立的代表处，但至今都没有拿到牌照；10年前，中国资本市场还是一片蓝海，如今，早已经是红海了。
“资本市场改革的‘四梁八柱’”分论坛
中国经济崛起要把好质量关
在人民网组织“2018年中民投博鳌对话晚宴”上，中外官员和学者都对中国开放40年的年均GDP增速达到9.5%交口称赞。罗杰斯在演讲中表示，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而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自然也对亚洲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正如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所言，”博鳌亚洲论坛吸引了来自全球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银行家、企业领袖，这说明大家对于中国的关注程度是显而易见的。”他参加晚餐会不久就起身告辞，称明天上午习主席要会见他，他得回去准备一下，足见习主席在亚洲国家领导人心中的份量。
不过，与罗杰斯、林毅夫先生这样的乐观派相比，我倒是觉得，当一名经济学者，就应该像一名医生，找病症是责任所在。于是，我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40年，堪称奇迹，但为何人均GDP水平至今只有韩国的三分之一？因为中国是1949年开始建设新中国，而韩国的战后重建是在1953年才开始的。
过去40年韩国经济增速显然没有中国快，但为何韩国早已成为发达经济体，甩开中国几条街呢？显然是因为中国在1978年之前走了弯路，被韩国大幅超越了。
因此，结论是中国不能走弯路，如果前面走了弯路，后面即便经济增速再快，也很难赶上别人了。从过去40年看，中国经济发展是奇迹；从过去70年看，则日本、韩国经济发展是奇迹。
而且，GDP只是一个增量指标，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的目标。什么是质量呢？把居民可支配收入作为分子，把GDP作为分母，中国这个比值大约为40%左右，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大约为60%左右，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带动的居民收入增长不如发达国家。比如去年名义GDP增长超过11%，但农民工的收入只增长了6.4%。
衡量质量的指标非常多，如全社会杠杆率水平、基尼系数、股价指数的10年、20年涨幅等。过去10年，美国标普500指数几乎上涨了一倍，而上证综指却还下跌了两三百点。因此，我们必须要看到问题所在，通过问题导向来推进改革。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提出的观点也与我十分相近，他认为，在经济整体投资回报率下降的情况下，未来要保持中等程度的经济增长，需要把增长动能从投资驱动转向投资效率驱动。未来当增长的动力来自于投资资本收益率的时候，应该出现一批商业模式、技术能力独树一帜的、有很高资本使用效率的企业，这样才能提升整个国民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
不过，如今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已经遇到了障碍，即美国要遏制中国。看到有一个笑话，说班上成绩第一名和第二名两位同学之间的关系肯定不好，因为彼此是竞争关系，而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之间的关系一定很好，因为是难兄难弟。如今，特朗普已经把中国当成rival（带有敌意的竞争对手）。因此，中国今后谋求发展的外部环境将变得很艰险。
说实话，中国还没有做好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准备，中国也不想称霸。就人均GDP水平而言，中国只是美国的六分之一；就中国制造业科技水平与美国相比而言，差距甚大，完全不能与1985年日本与美国等签订广场协议时的日美之间的科技水平相提并论。因此，中国一定要保持清醒，认识差距，坚持走改革和开放的道路。
博鳌三天，大家在很多时候都在议论中美贸易摩擦问题，都在回顾中国加入WTO的过程，都在反思历史。我最真切的感受就是，通过畅快而深入的交流，就容易达成共识。因为只要大家所获得的信息对称，逻辑演绎过程倒反而简单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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