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桶盖表象下的马桶困惑——供给侧与需求侧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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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桶盖的有效供给量究竟有多大

——仅仅反映了高收入者的需求

个人认为，这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导火索很可能是由马桶盖引发的。

我们不妨再重温一下去年5月25日《人民日报》权威人士问答的长篇大论中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对“供给”做的评论：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是可观的，一个黄金周就能在境外刷新人家的销售纪录，关键是我们要有令人心动的有效供给，有让人心安的产品质量。现在，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对质量好、服务好的消费品和服务性产品需求很旺，如果能有效激活，会形成巨大的增长动力，留住宝贵的消费资源。

然后，才有了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做的定义。主要是指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不过，大家举例比较多的就是黄金周去日本买马桶盖，以此说明中国不是没有需求，而是厂商无法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

宝贵的消费资源为何去了海外呢？显然是供给侧出现了问题，缺乏令人心动的有效供给，比如马桶盖（实际指智能坐便器）、铁胆的电饭煲，乃至日本的牙膏、眼药水等都成为国人的抢购品。其实，这些商品国内都能生产，并足够供给，但就是质量不能让部分高收入群体满意。

不过，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出国购物给人们的视觉冲击可能要大于数据的表现。如14-15年中国到日本的旅游人数累计不足800万，就算有50%的人买了马桶盖，也不过消费400万个，2000元一个的话，两年共80亿的的消费额，大概只占出境购物消费额的1%不到。因为在中国出境消费额中，购物消费约占三分之二，如15年的1.2万亿中，购物消费大约为8000亿左右。

因此，对于入境国而言，中国游客疯狂的购物行为对他们收入提升帮助不少，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出境购物的规模算不上大，而且，大部分购物的目的是为了躲避高关税。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国，是因为在如此大的经济体量下，高收入群体的总体量也是非常可观，尽管人口占比很低。

比如，去年到日本购物的也不过500万人次，占中国总出境游人次的比例仅为4%。而中国去年出境游中，很多人是港澳一日游，过夜游客人次为7000多万，占中国总人口的5%多一些，就算他们都遭遇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也只是中国人口中5%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说白了，中国高收入群体加上中产阶级，也就是占中国人口5%左右，或者城镇人口中10%的最高收入群体，这应该是比较客观的数据。他们的人均可支配年收入应该高于10万人民币。估计最多也就是2500万户左右的家庭存在对智能马桶盖的需求。显然，这不是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原因所在，毕竟还有超过4亿户家庭的消费水平还达不到购买智能化的马桶盖水平，或者购买日本的电饭煲乃至牙膏或眼药水，更不需要到日本去体检。

中国至少有6亿人没有用上马桶

——被马桶盖掩盖了的购买力不足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反映卫生状况的指标，叫“获得经改善卫生设施”，是指具有最基本的处理排泄物设施的人口所占的比例，这些设施能够有效防止人畜及蚊蝇与排泄物接触。经改善的卫生设施包括从简单但有防护的厕坑到连通污水管道的直冲式厕所。为了保证有效，卫生设施的修建方式必须正确并得到适当维护。

通俗地说，用茅坑、蹲便器和马桶（坐便器）等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我在世界银行的数据库里，查了一下2011-2015年的相关数据，在发达国家，这个比例基本上都是100%，印度比较低，只有63%，中国高一些，为87%。这意味着，中国目前尚有1.78亿人是随地如厕的（印度更多，为4.75亿）。那么，使用经改善的卫生设施如厕有11.92亿人口中，又有多少已经使用马桶了呢？

由于世界银行没有提供更加详尽的数据，但一般而言，坐便器的价格较蹲便器贵不少，在农村，一般还是使用蹲便器的多，而城镇一般要坐便器的多，假设只有0.22亿人口在使用茅坑，其余11.7亿人口中，农村人口30%用马桶，城镇人口80%用马桶，则中国大约只有7.28亿人口用上马桶。换言之，至少还有6亿人口没有用上马桶，这里面又有2亿人没有用上有冲水排污系统设备。

即便是上海这样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其水管和排污设施也不健全。从网上查到的数据，上海迄今为止仍有9万个居民每天要去260多个倒粪站去“倒马桶”，因为他们居住在一些没有排污管道的石库门里。

以上，只是本人没有经过调研的，在假设前提下的估算。我以为这样的假设还是为说明观点而留有余地的。即中国目前面临更大问题，是有效需求（或有购买能力的需求）不足问题，而不是有效供给不足问题。

尽管从逻辑上讲，在全球范围内，经济下行伴随着总需求的下降，所以，进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来改善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是合理的。但当今中国所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与我们有效需求不足的关系更大。

马桶盖现象折射出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中国游客在日本抢购马桶盖的现象，初看确实是中国的产品质量难以满足国内消费者需求的供给侧问题，但仔细分析中国当前居民收入水平所对应的消费水平，就会发现真正的问题在于需求端。即大部分人口消费不起这个制造业大国所生产出来的部分产品，这显然与中国的经济体量和总储蓄水平不相适应。

尽管中国在过去30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也得到了很大改善，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但高增长也带来了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且，这种扩大的速度也是惊人的。

以GDP的增速来衡量每年收入增长的幅度，中国当然是整体提升很快；同时，还可以用M2的增速来衡量每年财富增长的速度，则更是惊人，过去20年来，超过GDP增速的一倍以上。那么，这些收入和财富的增长，在富人、中产和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分配是怎样的呢？

07年之前，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应该超过中低收入群体，07年之后，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超过高收入群体。但关键的问题是在M2上，M2是拉开财富差距的主要路径。也就是说，货币扩张越快，越有利于富人，中低收入群体的财富被稀释了。

还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高铁和高速公路的修建，提升了交通便利性，但它们在落后地区的修建更像“穿越时空”：如你到了高速公路在中西部某些地区的郊外服务区段，就会发现，服务区内的厕所与服务区外的厕所真是天壤之别，仿佛从21世纪穿越到了19世纪。所以，当地人都是建议客人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如厕。而很多境外游客到中国来了之后，遇到最难接受的挑战也是如厕。

而你到了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就会发现，不同地区的工业化发达程度差异很大，但几乎厕所的卫生环境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中国所面临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从本质上讲，过去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所带来的“欠账”太多，社会福利和服务都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及时跟进。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业增加值在回落，股市在暴跌，一线城市房价在大涨，M2增速却大幅上升。这四个现象并存，可以概括为：工人的收入增速在下降，股民财富大缩水，少数人的财产性收入大幅增加，货币游戏越玩越大，老百姓的养命钱被稀释。

因此，今后要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恐怕先要让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持续上升，贫富差距显著缩小，这样才能形成新的消费需求，PPI才能由负转正。仅仅从马桶盖的角度去解决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只能满足少部分的需求。只有让马桶及其他消费升级的产品需求量上升，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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