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城镇化遇到老龄化——政治难以逾越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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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镇化一向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目前相对低的城镇化率，被不少学者当作中国经济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理由。而且，过去30多年来，大量的农民进城，同时，新城不断崛起，使得城镇化进程处于加速中。然而，15年的流动人口突然减少了500多万。为何不断扩大的流动人口突然规模减少了呢？除了经济增速下行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外，恐怕与人口老龄化有关。因此，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城镇化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应该考虑到老龄化因素对城镇化的拖累作用。
中国的城镇化率被低估了
官方公布的2015年的城镇化率达到56.1%，居然比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目标高出4.6个百分点。这也太离谱了。我查了一下，十二五规划之所以把2015年的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设定为51.5%，是因为当时还未公布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所以，2009年的城镇化率官方数据为46.6%，如果增加1个百分点，那也不过是47.6%。等到2011年4月普查数据公布，才将该2010年城镇化率的数据上调至49.68%，整整低估了2个百分点。
实际上，当年本人在第六次人口普查工作还没有结束之前，就撰写一文《中国城镇化率被低估了》（《新财富》2010 年第10期），提出城镇化率新的计算公式：城市化率=(总人口-农村常住人口)/总人口=1-农村化率。
其涵义是，由于农民工经常从一个城市流向另一个城市，假如这两个城市他都没有居住满6个月，则他就不能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尽管他离开农村超过6个月以上了，也不能被统计为农村常住人口。如果抽样调查只是在城镇统计城镇化率，那么，他就未被统计进去。
当初我的逻辑是：既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的第二大国，且第一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只有10%了，那么，中国的城镇化率就不应远低于全球51%的平均水平。所以，我把2010年的城镇化率估算为50-55%。（公布为49.68%）。
即便从11-15年城镇化率有一个较快的提升，即从49.68%上升至56.1%，我还是认为存在一定低估。理由是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超过8200美元，属于中高收入国家，按这样的大国经济地位及平均GDP水平来衡量，对应的城镇化率水平应该在60%以上。如日本8000多美元的人均GDP所对应的时间是70年代初，对应的城市化率大约是70%。
周其仁教授曾经撰文指出，中国的城镇化率远远滞后于工业化率。如中国15年的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在GDP的占比）为40.5%，城镇化率为56.1%，那么城镇化率/工业化率为1.38。但2010年，美国的城市化率／工业化率为4.1，即城市化率高达工业化率的4.1倍。同年同一比值，法国为4.11，英国为4.09，德国为2.64，日本为2.48，共同呈现出城市化率远远高于工业化率的特征。
本人认为，将城市化/工业化这一比率与发达国家比，有点勉强，毕竟人家的服务业发达，占比很高。但与工业化水平正在提升的发展中国家比，还是有可比性。中国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服务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但城镇化率的水平却只比欠发达国家高一点。显然存在低估可能（详见本人2010年的《中国城镇化率被低估了》一文中的理由）。
因此，本人判断，目前中国的实际城镇化率应该在60%左右，即被低估了4个百分点左右。随着流动人口数量的减少，城镇化率的提升速度理应放缓。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是否已经老了
二战之后，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大致是在1965年，韩国是在1995年，而欧美等发达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就更早了。简单地说吧，欧美等国早就功成名就，日韩及香港、新加坡等新贵也早已金榜题名。南美及东南亚诸国则屡考不中，被陷在中等收入陷阱中了。
中国呢？目前正向高收入国家目标冲刺，这应该是向该目标冲刺的最大年龄段的“运动员”了。中国当前的人口年龄结构，相当于日本1990-95年时的人口结构，中国人口年龄与20年前的日本类似，但那个时候，日本经济、金融泡沫已经破灭，经历着“失去的20年”这一漫漫长夜。
因此，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是很大的。因为从供给的角度看，劳动力在减少，劳动力的成本在上升；从需求的角度看，劳动年龄人口同时也是消费主力人口，故劳动力的减少同时也意味着消费需求的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不利于投资和出口，劳动力年龄人口减少不利于消费。所以，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的“马力”不足了。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目前要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前提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的需求不足。所以，经济增长就是人口现象，此话不假。而目前不仅是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全球都面临人口老龄化，这才导致全球性的需求不足。而在日本、韩国、新加坡，还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全球都还都没有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而且，这些跨越经济体的共同特征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即它们除了为自己打工挣钱外，还可以为别人打工挣钱。
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的高增长，基本上也是复制东亚模式。但问题在于，原先基础太差，基数太低，当你竭尽全力快要冲刺的时候，却因前期体能消耗过大而力不从心。如目前的出口已经负增长，制造业的增加值也到了历史低点。
所以，对当前经济回落最通俗的解释，就是人老了，劳动力减少导致劳动成本上升，企业赚钱难了。2015年新增外出农民工数量只有63万，要知道，5年之前外出农民工新增数量超过800万人。两个原因，一个是农民老了，第二个是农民少了。通常说，现在在农田里干活的三个农民的年龄加起来超过200岁，我也曾经计算过中国第一产业的劳动人口，发现被高估了近1亿人。所以，对城镇化率低估，不仅仅是统计数据的偏差，还会影响到政策的正确性。
数字超越下的悖论：全球高收入国家人口不应占到40%
世界银行目前对于高收入国家的定义是人均GNI（国民总收入）超过12616美元。目前中国的GDP总量与GNI相差很小，所以，也可以用GDP来替代。按照十三五规划，2020年的GDP总额不低于92.7万亿，2020年的人口估计为14.03亿，那么，人均GDP将超过6.6万亿，按现在的汇率折算为美元，大约是1.1万亿。还是与世界银行的设定的门槛有一定差距。这里，还没有考虑人民币汇率贬值因素。但这一因素实际上是人们预期比较强烈的。
假如2020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为7:1，也就是5年累计贬值7.7%，年均贬值幅度为1.54%，这样的估算应该不算过分。那么，到2020年的人均GDP为9429美元。因此，即便考虑到GDP规模可能超过十三五规划预期目标的因素，要达到人均12616美元的目标，恐怕难度不小。
也许，到2025年中国的人均GDP的确可以超过12616美元，但届时世界银行估计也会上调高收入国家的标准，因为全球的货币在泛滥，美元的购买力也在不断下降，如上世纪70年代，人均GNI超过7000美元就算是高收入国家了。如今则早已翻了一倍。
再者，中国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约19%，接近20%，而按世界银行标准，目前被列入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比重也就20%，这也符合二八定律。假如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也被列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则全球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就接近40%，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相信世界银行也会再度提高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NI标准。
因此，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解，不是简单地认为只要人均GNI超过某个门槛，就算成功跨越了。而是在于，当你跨越这个门槛之后，经济增长的势头依然维持，而不是精疲力竭、止步不前。比如1965年，日本人均GDP 7000美元，1975年达到2万美元，1995年，日本的人均GDP达到4.25万美元的高峰。也就是说，日本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之后的30年里，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继续保持增长。同样，韩国95年的人均GDP为1.1万多美元，如今则是2.8万多美元。
结构问题只有靠结构性改革
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在95年达到峰值，而GDP的峰值也是95年。人均GDP在95年也达到了历史峰值4.25万美元。如今，日本的人均GDP只有3.25万美元，比20前还少。韩国也有类似情况，即95年之后，GDP增速显著放缓。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是从12年开始的，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的时间是在13年，GDP增速的放缓是从11年开始的。种种迹象表明，人口因素已经导致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经济增速的放缓，使得原本就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凸显出来。如企业债务率过高，库存积压，产能过剩等。此外，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并没有得到改善，这也影响到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的两端。比如，有效供给不足的典型案例是中国人到日本去抢购马桶盖。但同时，中国迄今还有超过6亿人没有使用上马桶。说明有效需求的问题比有效供给更严峻。
这实际上是收入结构问题，即收入差距过大。这种问题不能通过货币政策来解决，只有通过对财税体制的改革来缩小差距。
因此，在如何评判中国经济现状时，不能只看一个维度，而需要看多个维度。不能只看这几年的经济，而是要看今后5-10年甚至更长时段的经济变化趋势。
结构性问题除了产业结构、人口结构、收入结构等，此外，还有区域结构问题。如不少中西部城市的人口流出现象，包括重庆等直辖市。试想一下，一个人口不断外迁的城市，要让他们去房地产库存实在是得不偿失。因此，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有效的办法是放慢GDP增速，而不是加快。因为加快对于去杠杆、去产能都是不利的，过去中国经济增长过快，导致了债务水平过高，欠账太多。如果继续加快，则欠账不能补，杠杆不能去。
如此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实是迫在眉睫，只有改善劳动力、资本（资金、土地等）和技术的供给，对现有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才能防范风险、化解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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