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美国|肖万律师要求重审，让黑人乖乖听警察话很难吗？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文|溪边愚人
本文系加拿大和美国必读［细说美国］专栏文章，版权©️归加美必读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本周二，弗洛伊德案被告德里克·肖万（Derek Chauvin）的律师提出动议，要求重新审判该案，指称公诉人和陪审团行为不当，并称应该批准改变审判地点。
其律师表示，“（陪审团）行为不当，由于受到威胁或恐吓，在诉讼过程中感受到基于种族的压力，在审议过程中没有遵守指示，违反了肖万的宪法权利，即正当程序和公平审判。”
虽然肖万的律师要求重新审判，不过目前来看，该案被翻的可能性不大。肖万被定罪，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借此机会，大家把关注点转向如何使这个案子带来的突破成为常态，如何真正改变美国的警察文化。但是，仅仅在警察这方面努力是远远不够的。黑人社区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其他方面不跟上，只是要求警察做改变，就期待实质性的变化，不仅不公平，也不可能。
那么，黑人社区又是怎样的问题呢？
一、黑人为什么不能乖乖地听从警察指令？
有一个问题困惑着很多人：弗洛伊德以及在类似情况下最后死在警察手里的那些黑人，为什么不能乖乖地听从警察的指示？哪怕警察非常无理，也先服从了再说。
就像那个陆军中校卡隆·纳萨里奥（Caron Nazario），被警察用枪对着，用辣椒水喷，也不反抗，不就好了吗？至少不会丢了命，是不是？
首先，陆军中校的例子证明了警察内部应该好好从根子上找原因。第二，事后发现那些试图反抗或逃跑的人往往都有问题，不是名字在搜捕令上，就是离婚后有欠子女抚养费，或是人虽然出狱，但还在保释期......
一旦被捕，他们的不良记录很可能会造成再次入狱。也许在那时那刻，对再次入狱的恐惧致使他们已经无法理性思考，在那时那刻，来不及多想的他们可能认为就是死也不要再回到监狱了。
这样的思维合理吗？当然不。但是，他们不是都像中校纳萨里奥那样训练有素，他们很可能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可能高中文凭都没有，很难特别理性思考。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人，既有前科，现在又做出可能致命的错误决定，怪谁呢？要苛责这些个体当然非常容易，尤其是在一个“社达”猖狂的世界。
可是，一张20美元的假币事件最后会发展到死人的地步，而且类似的事情不断发生，这个社会一定有责任。
二、美国囚禁人口之众独步天下，黑人更是不合比例地高
根据2016年的数据，美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5%，但是，美国监狱关押的人数占世界监狱总人口的25%！细想一下，这个比例是不是太高了？
2014年被警察枪击致死的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所在的密苏里州弗格森市，也就是发生了大规模抗议的那个城市，平均每户人家有三张搜捕令。
消化一下这样的数据！
我们能说这是正常的吗？难道这不是社会的问题吗？这也是为什么拜登总统在谈及这一社会问题时特别强调，有些事情真不是那些惹麻烦上身的人的错。
的确，囚犯中的绝大多数是黑人，但这是黑人不公平地被系统性当作执法目标的结果。
三、纪录片《第十三》（修正案）细述美国监狱系统发展史
纪录片“13th”（第十三）追述了美国监狱人口变化的历史及原因。我这里把该片的主要内容，尤其是结论，简单归纳一下。对结论有疑惑的建议去看电影。
电影的名字《第十三》，是指美国宪法的第十三修正案。该修正案说，除非被定罪作为惩罚，美国不允许有奴役制或奴役行为。然后影片告诉观众，黑人在成为自由人之后，怎样一步步因为被囚禁再次成为奴隶。
黑人刚被解放后，大量黑人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定罪，充当劳动力。（《第十三》影片截屏。）
首先，在黑人刚被解放时，因为农场需要劳动力，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如游荡或流浪等被定罪，充当劳力，等于重新成为奴隶。
接下来就是尼克松和里根的南方政策，利用种族矛盾来拉拢南方白人选票，以打击犯罪，毒品战争等名义，大量监禁黑人。随后克林顿1994年推出的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犯罪法案》（Crime Bill），更是因其严苛的刑罚雪上加霜。看一看下面几个不同年份美国监狱囚犯的总数，其增长速度让人瞠目结舌：
1970: 357292
1980: 513900
1985: 759100
1990: 1179200
2000: 2015300
2014: 2306200
这里需要说明几点：
（1）尼克松和里根身边的人都曾在特定场合公开或私下承认过，惩罚罪犯只是口号，惩罚黑人才是目的。试想，以这样的目的出发，政策和手段怎么可能公正？
（2）同样的罪，黑人被抓，白人不一定被抓，自然会造成黑人不成比例地被监禁。
（3）因为有奖励机制，抓得越多执法部门成绩越好，这样也造成了相当的冤假错案，而这样的案子集中于黑人身上。
（4）黑人与白人吸毒的不同处在于，黑人普遍是用快克可卡因（crack cocaine，也称霹雳可卡因），而白人普遍用粉状可卡因（powder cocaine）。政府出台的法律是，持有一克快克可卡因的人比持有1克粉状可卡因的人刑期长100倍。
（5）监狱运营的商业化使监狱成了一种盈利的企业，维持高监禁数量就成了相关企业的目标，而这样的目标可以通过政治游说来达到。
上图数据显示，白人中与黑人中吸毒的比例分别为9.5%和10.5%。但是，每10万个白人或黑人中因毒品被捕的人数分别为332和879。
最后的结果就是，美国白人男人可能是17人中有一人一生中会被监禁过。黑人男人则是三人中一个。黑人男人占美国人口6.5%，但占据了40.2%监禁人口。
其实，很多案子是经不起法庭的检验的。只是穷人请不起律师，政府提供的律师资源少得可怜，只能应付实际需要的一个零头。这也造成美国97%以上的刑事犯最后是以认罪达成交易，换取轻判。如果每个人都坚持上法庭的话，很可能大部分不会被定罪。但是，真的都这样选择，整个系统会因资源不够而崩溃。
四、黑人被忽悠认罪的例子举不胜举
黑人中有不少令人疑惑的地方。本文前面提到的黑人面临逮捕时不听从警察的指令，试图逃跑或反抗导致丧命的行为是一个，还有一个令人费解的行为是会对自己没有做的事情认罪。也许中央公园慢跑者案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1989年4月19日晚上，在纽约中央公园慢跑的特丽莎·梅里（Trisha Meili）遭严重殴打和强奸，几乎丧命，现场惨不忍睹。后来梅里虽然存活了下来，但她对整个事件没有一点点记忆。
《纽约时报》在一个关于中央公园梅里案的系列电影发行后采访了5个当事人和5个分别扮演他们年轻时形象的演员，并做了长篇报道。（《纽约时报》截屏。）
这是一个轰动全国的案子。虽然当天中央公园还有其它案子，有不少去做晚间锻炼的人被殴打或抢劫。但梅里被害程度最严重，被害地点也独立于其它案件。所有媒体都把焦点集中于梅里案，其被报道的程度，几乎没有其它案子可以相提并论。
这些都给警方和检方很大压力。而警方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其余案子无论是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都有比较清晰的线索，只有梅里案他们在这几方面都一无所有，特别是地点离其它案件现场很远。
他们的错误在于，不是另外寻找线索，而是主观地认为一定是所有案子都是同一批人做的，哪怕时间线上完全无法解释。事后证明，这样的思维反倒使他们失去了找到真正凶手的机会。
当日晚上有几十个青少年在中央公园其余几个案发现场，其中有人参与了骚扰和袭击。警方很快去了公园，逮捕了几个人，赶走了所有人。
正是警方的及时介入把时间线的范围压缩了，造成理论上作案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回于梅里案和其它案子的作案现场。
警方在随后的几日内共逮捕了大约20人。在逮捕后的审讯中，有6人在警方的威逼利诱下承认参与或旁观了梅里案，但事后他们都推翻了自己先前的供词，说是被警察逼供的。事实上警方采取了多种手段，包括长时间不允许吃喝，不允许睡觉等，这几个孩子分别被连续审讯了14-30小时不等。
有几个孩子甚至是在未征得同意就在没有家长陪同下被审问。而且几乎每个人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招供”的：你朋友已经把你供出来了，你也说真话吧，说了就可以回家了。
然后就把需要他们说的话“喂”给他们。他们事后才知道，每一个人都被审讯警官骗别人先说了。而当时，回家对他们来说是最为诱人的。
对梅里案认罪的6个人的信息公开后，媒体发现他们大多来自经济上有保障的稳定家庭，而且大多数没有犯罪记录。警察也排除了毒品等因素。4月26日，《纽约时报》发表社论文章，警告人们要谨慎下结论，并质疑为什么这样“素质良好的年轻人”可能犯下这样的“野蛮”罪行。
媒体报道没有一个嫌犯的DNA与犯罪现场的DNA相符。（纪录片The Central Park Five截屏。）
最后有五名黑人和拉丁裔青少年被起诉并定罪，分别服刑6至12年。尤其荒唐的是，法官居然允许把他们不再承认的供词作为法庭证据，而检察官在开庭辩论时就强调主要证据就是他们的供词。
当时16岁的科瑞·怀斯（Korey Wise）是唯一一个被以成人身份审判的，定罪也最重。而怀斯的故事给该案带来不少戏剧性的色彩。
怀斯本不是嫌疑人，只是警察来逮捕他的朋友Yusef Salaam时，他们俩正在一起。怀斯为了给朋友一点道义上的支持，主动同意陪着一起去警察局。结果怀斯也被审问，最后被指控并定罪，在成人监狱服刑12年，不得不说是一件挺荒唐的事情。
巧的是，他在狱中偶然遇上了梅里案的真正作案者马蒂亚斯·雷耶斯（Matias Reyes）。雷耶斯因多个强奸和谋杀案已经被判无期徒刑。可能是良心发现，与怀斯相遇后，Reyes主动供认了他是梅里案的作案人。
曼哈顿地方法院检察官Robert Morgenthau任命了一个团队再次调查梅里案。不仅Reyes 的DNA与作案现场精子的DNA相符，他提供的一些警方未公布的作案细节也只可能是当事人知道。
还有，案件的某些细节排除了多人作案的可能。调查小组的结论是，证据表明，Reyes是梅里案的真正凶手，也是唯一的作案人。
至此，一件事清晰了：梅里案是一个单独的案子，与当晚公园里其它地方的案子无关。检方这时也意识到，如果当初就给这样的思维一个考虑空间，应该很有理由怀疑不久后被捕的雷耶斯是梅里案的嫌犯：雷耶斯已经认罪的几个案子与梅里案在案件性质，作案方式和作案地点上都极为接近，特别是一个作案细节——他用被害人的衣服捆绑被害人的捆绑方式独一无二 ——证明了这些案子是同一个人。
尤其令人难以原谅的是，参与梅里案的一个警探后来也参与了Reyes另外一个案子，两个案子都有DNA和其它类似证据。
梅里案发是穿的衣服成了血衣。（纪录片The Central Park Five截屏。）
根据《纽约时报》事后调查，这5个青少年所有有关梅里案的供词都矛盾百出，与警察在现场收集的证据也不符。但是，他们对当晚其他案件的描述却大致准确。这说明他们至少是旁观了那些袭击。是否参与，没有足够的证据。最关键的是，无论是哪个案子，这几个人都没有DNA或衣服上有血迹等物理证据。
因为警方、检方处理这些案子的整个过程是一塌糊涂，所以在Reyes认罪后，检方认为公平的做法是撤销所有指控。
这里只说一件事：这几个嫌犯的DNA都与犯罪现场收集到的DNA不匹配，连媒体都知道这个结果，警方报告却说成是“不确定”。
黑人或西班牙裔中类似这样被“逼供”的例子举不胜举。为什么要承认自己没有犯的罪？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应该首先问警察是怎样威逼利诱的。就这个案子来说，他们还都是孩子，更难以责怪了。
当真相大白之后，人们检讨对五个孩子的错误定罪：辩护律师的质量比较差，警察的工作失败了，检察官失败了，法官失败了，陪审团失败了（有陪审员不同意判罪，但最后迫于其他陪审团员的压力同意了），司法系统失败了，政府失败了，媒体失败了。
有两三个孩子最后录口供时家长在场，也不懂得如何保护孩子。只有一个孩子的妈妈阻止了口供。一句话，整个美国社会失败了。
五、有过入狱记录的人要改变命运难于上青天
今年初，社会学家鲁本·乔纳森·米勒（Reuben Jonathan Miller）出版了一本书“Halfway Home”，专门讲述曾被监禁过的人出狱后的经历。这个书名有特别的寓意。Halfway Home从字面上说是回家的路已走了一半，但这也是一个特别机构的名称，那是为快被释放的囚犯提供谋生技能训练的地方，相当于一个监狱和技校二合一的机构。
该机构取这样的名字寓意里面的人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而米勒用此书名的意思是，这些人永远只是在回家的路上，无法真正到家。正如一家人道服务机构的一位管理员告诉米勒的：“我的学员拿到了14份行业证书，但就是找不到工作。”
米勒从2008年开始准备这本书，期间做了近250个访谈。他同时又是有亲身体验的人。身为黑人的米勒，28岁时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因为他父亲一直在监狱进进出出。
他的两个兄弟都坐过牢。他本人则从20岁起就开始在芝加哥库克（Cook）郡监狱担任牧师志愿服务者，而他目睹的犯人吃饭方式给他太深的刺激，因为他觉得这更像是动物的“喂食”时间。
在米勒的访谈对象中，有一些幸运之人，比如一位男子马丁。马丁曾是无家可归者，在大街上度过了好多年，而这样的流浪生活造成他15次被捕，其中14次因侵入私人领地，1次因拥有毒品。但马丁在65岁时终于设法恢复了他的商业驾驶执照，能够以驾驶卡车谋生了。
但米勒遇到更多的是走投无路的人。这些人始终像在走钢丝，随时会因一个小小的差错失去重新获得的自由。他们迈出的每一步几乎都需要贵人的相助。
一次，米勒实地考察一个正在假释期的吉米的情况。他在底特律巴士总站与吉米碰头后，陪着他一起冒着二月的严寒走去一英里外的劳动力发展机构填写工作申请表。没想到那里铁将军把门。
这个离巴士站一英里的点是吉米唯一能够走到的地方。按照“中立”，“旁观”的原则，米勒一般努力使自己与被访者保持一定距离，不直接走入他们的生活。但这一次，已经浑身冻得冰冷的米勒决定打破规矩，他用车载着吉米去了那个机构一个比较远的点，吉米终于按时填写了工作申请表。否则，他就是没有满足假释的条件之一，有可能会再次入狱。
那一天，吉米遇上了米勒这位贵人。如果没有米勒伸出援手呢？
更糟糕的是，米勒的调查告诉他，很多时候，哪怕你愿意做贵人却会发现自己只能袖手旁观。比如，很多人假释后无处可去。如果你邀请他们住在你家里，你就要准备接受随机检查，深夜打来的电话，甚至深夜的突袭检查。米勒自己就有过为他出狱的兄弟耶利米找庇护所的痛苦经历。他说：“如果我允许耶利米与我住一起，我的家庭有可能会被赶出我们的住处。”
其实黑人社区毒品泛滥，犯罪率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第十三》这部片子没有涵盖，就是产业迁移造成工业城市黑人大量失业。
企业主永远在寻找更廉价的生产方式。二十世纪的下半叶，制造业开始迁往郊区，更多是迁往南方。失业浪潮首先冲击的是黑人，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不可避免地，失业的孪生兄弟毒品开始进入黑人社区，其后果是犯罪率飙升。那个年代，黑人社区享受不到多少警察资源，所以治安越来越差，有能力离开的人不会继续留在这样的社区，这又更加重了社区的劣化。
这个时候，黑人社区也是希望加强警力，维持治安的。这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拜登、克林顿那时都积极加入了提倡严厉执法的行列。没有料到的是，因为上面提到的各种原因，这条路完全走偏了，成了废除奴隶制之后歧视黑人的最有力的一个工具。
这里最最关键的一点是，黑人社区毒品泛滥后的唯一解读就是黑人自己是问题的根源，完全没有想到大量失业才是祸首。后来铁锈带白人社区也发生同样的问题，同样出现毒品泛滥和高犯罪率。因为发生在白人社区，人们就明白了，这是社会问题。
但对黑人社区来说，这样的认知已经太迟了。一个已经被毁掉的社区要走回来，非常难。
上周二，4月20日，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一名警察枪杀了16岁的黑人女孩Ma'Khia Bryant。警察是响应一个居民“受到威胁”的911紧急呼叫，到达现场后在一片混乱中看见一个女子正举刀刺向另一个女子。为了阻止刺杀，警察开了枪。持刀女子当场死亡。事后有人说警察应该射击腿部，不应该瞄准身子。
这个事件最后如何定性我们还不知道。但是，如果警察经常要面对这样的事件，我们最需要讨论的恐怕不是警察应该射击哪个身体部位，而是如何提升一个社区，避免这样事件的再次发生。
黑人社区需要的是能够提供合理的有尊严的收入的工作机会，有质量保证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医疗资源，与其它社区同等的教育资源......我们不仅需要让黑人社区回到有工作机会，家庭完整的五十年代，而且要真正提供向上发展的机会。
七、结语
上面说过，中央公园梅里案的错判是整个社会的失败。这就是系统性歧视的后果，否则不可能那么多道关口全部失灵。美国错案不少，不仅仅是黑人才被错判。但是，黑人承受了其中的绝大多数，就说明了很多问题。
历史学家Craig Steven Wilder这样说5个青少年的判罪被推翻的那一天：“我们必须记住这一天，也应该被吓坏，因为它确实是我们社会的一面镜子。” Wilder的话意味深长：这是我们社会的真实写照。
说句招惹争议的话：中央公园梅里案的错判其实是《杀死一只知更鸟》的现代版本。在知更鸟书中描写的时代，黑人无论如何不可能在法庭上得到正义。现在则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会发生与那个时代几乎一样的事情。中央公园梅里案就是这样一个特殊情况。
中央公园是特权的象征。一个白人因为黑人加害无法安全享受中央公园是天大的事情。这个案子会得到铺天盖地的报道不是偶然。其实当时纽约市有其它悲惨程度类似的案子，但因为是黑人施害于黑人，就得不到多少关注。这与现在对白人警察枪杀黑人特别敏感是一样的道理。但我们这里必须明白的是，黑人始终是弱势群体。就是现在白人杀黑人会得到更多媒体关注的情况下，黑人还是弱势。
民权运动专家说，弗洛伊德事件之后所发生的抗议活动的广泛和深入程度与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高潮相当。那我们就有理由期待，这一波运动也会产生类似《民权法案》的效果。
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1/02/03/books/review-halfway-home-mass-incarceration-reuben-jonathan-miller.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19/05/30/arts/television/when-they-see-us.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entral_Park_jogger_case
https://www.wsj.com/articles/netflixs-false-story-of-the-central-park-five-11560207823
必读头条二条大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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