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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份，加拿大和美国同时在自己的经济发展规划中提到了儿童保育计划，并将这一计划放在未来发展图景中的核心位置。疫情期间，两国的儿童保育行业都遭到了重创，许多机构永久关闭。而在后疫情时代，儿童保育行业的发展不仅会减轻父母的经济压力，而且会为两国的经济复苏提供动力。
另一方面，加拿大和美国近年来的生育率也一直很低。上月底，美国普查局发布了第24次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显示，美国2020年有3.31亿人口，比2010年（3.087亿)增加7.4%，约2230万，为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低增幅。丽莎是加拿大图书连锁店Indigo的一名商店经理。她喜欢并擅长这份工作，在那里她还有一群团结又可亲的同事。可是，当她怀孕后开始和丈夫研究日托所时，他们才发现，丽萨留在工作岗位上没有经济意义。丽萨说：“成本太高了，我们的收入不足以支付日托费用。”丽萨所在的安大略省其士域，是多伦多北部的一个小社区。日托的最低费用是每天50加元。但丽萨一家的情况很复杂，因为丽萨和丈夫都没有固定的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她要么在清晨工作，要么一直工作到晚上，而她的丈夫则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为市政工作，并且在冬季为铲雪工作全天候待命。她找到的一家时间灵活的托儿所价格更贵，每天70加元。现在她的儿子已经八个月大了，丽萨决定留在家里照顾他。每年的托儿所费用只比她的工资略低。她说：“我知道有很多人的经济状况比我们更差，但只达到收支平衡很可怕。” Photo by Jerry Wang on Unsplash在美国，养孩子的压力同样巨大。来自密歇根州的克里斯蒂娜·海耶斯曾在14年前被诊断出了狼疮，因此需要经常去医生处接受治疗。然而，她在航空公司里的职位却没有给她带薪休假。与此同时，她还需要照顾7岁大的女儿。为了收支平衡，海耶斯不得不在正常工作的基础上打零工，包括从事送外卖等行业。海耶斯无奈地表示：“我睡觉吗？几乎不吧。”巨大的工作压力使得海耶斯的睡眠质量奇差，而缺乏睡眠使她的免疫系统更为脆弱。这同样也是无数美国父母目前正在面临的问题：没有带薪休假，没有保育支持，一切都得靠自己来处理。拜登4月28日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对自己的1.8万亿美元《美国家庭计划》做了大致阐述。其中，他提到将会用4250亿美元的资金用来扩大以及增强托儿业，以便使得全美的父母都能够负担得起高质量的儿童早教。根据拜登的计划，大部分处于中等收入的美国人（收入达到本州收入平均值150%的家庭），为儿童保育所支付的费用将会不超过他们收入的7%，而低收入家庭的儿童保育费用将会被完全免除。同时，这一提案将会花费2000亿美元，使得全美不论任何收入的家庭的3岁和4岁儿童都能够享受免费的儿童保育服务。与此同时，拜登的计划还有望在整个夏天为2900万低收入儿童提供免费午餐或减免餐费。并且，向高贫困率地区的儿童们提供免费餐点的计划也有望实现。 Photo by Vitolda Klein on Unsplash与美国的巨额投入相同，加拿大财政部长方慧兰4月19日公布联邦预算案，承诺将在五年内花费300亿加元建立一个人们负担得起也更容易获取的全民儿童保育系统。300亿加元的儿童保育开支包括：在两年内投入2920万加元，帮助约400个儿童保育中心为残疾儿童提供更多便利；在五年内投入25亿加元，增加和改善原住民早教和儿童保育计划和设施；在五年内投入3450万加元，并持续投入350万加元，建立联邦早教和儿童保育秘书处和一个新的国家咨询委员会。根据联邦预算案，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在儿童保育方面的支出将从2021-22年的30亿加元扩大到2025-26年的83亿加元。政府估计，这笔资金将使除魁北克省以外的所有省份的家庭在早教和儿童护理方面的平均费用减少50%。加拿大联邦政府的最终目标是，在五年内使父母在儿童保育方面的平均费用降至每天10加元。到这个五年规划结束时，联邦政府将为管理这些项目的各省和地区提供一半的儿童保育费用。然而，方慧兰表示，这个计划不会在一夜之间实现。相反，这是一项长期战略，需要加拿大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在疫情刚开始的几个月中，随着父母们开始源源不断地将孩子们从托儿所中接回家，大量保育机构遭受了极为惨重的打击。尽管美国政府会向儿童保育机构拨款公共资金，但这些机构的主要收入来源其实还是学费。 Photo by Gautam Arora on Unsplash据南卡罗来纳大学经济学教授杰西卡·布朗表示，由于疫情，在去年2月至4月间，约有36万个托儿所工作直接蒸发。而如今的情况也仍然尚未好转，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2月的儿童保育行业就业人数整整下降了16%。布朗认为，这显示了儿童保育行业并非能做到在经济逐渐好转时能够自动恢复，而是需要政府的帮助才能够重新振作。因此，令儿童保育行业重新振作，对于恢复经济是十分有必要的。根据美国教育部的报告，在疫情之前，双收入家庭中至少90%的父母为孩子安排了儿童保育服务，其中有60%的父母都选择了托儿所作为安排。因此，为了让这些父母们能够尽快在疫情过后重返工作岗位，托儿所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儿童保育行业的困境并非完全由疫情所创造。早在1999年以来，对儿童的日托费用就至少翻了一倍。这样的涨幅不仅超过了住房和处方药费用的涨幅，更是直接花费了美国家庭平均收入的近三分之一。无独有偶，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加拿大是世界上儿童保育成本最昂贵的国家之一。在加拿大，父母均有收入的家庭将其净工资的22.2%用于儿童保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5%。同时，单亲家庭的托儿费用几乎占其收入的三分之一。根据2017年的排名，多伦多的婴儿护理最为昂贵，平均每月1758加元，相当于每年21096加元的费用。其次是附近的密西沙加和旺市，温哥华也紧随其后，每月费用在1250至1360加元之间。对于幼儿和学龄前儿童来说，安大略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费用最高。根据该报告，在这些省份，护理费用从每月1000加元到1354加元不等。 加拿大儿童保育倡导组织Child Care Now加拿大全国性儿童保育倡导组织Child Care Now的执行董事莫娜（Morna Ballantyne）在接受加美财经采访时表示，儿童保育计划可以向家庭提供全面的社会和公共支持。不同于保守派人士提出的直接给父母发钱的策略，方慧兰提出的儿童保育计划旨在真正发展儿童保育系统。莫娜说道，“只是给每家每户发钱的结果就是，托儿成本随着这些补助水涨船高。它并没有解决托儿服务短缺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儿童保育服务质量的问题。而现在联邦政府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全国性儿童保育系统实现变革，提高给早教工作者的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确保招聘到受到良好训练的教育工作者并留住他们。”对于父母来说，只有当托儿服务是负担得起并且高质量的时候，他们才会安心地返回工作岗位，而这也是后疫情时代确保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对于许多年轻的父母，尤其是母亲来说，昂贵和有限的托儿服务意味着“工作还是待在家里”的两难境地。莫娜提到，时至今日，照顾孩子的责任依然主要落在母亲身上。由于母亲的平均收入比父亲少，因此，“如果一个家庭无法获得托儿服务，他们往往决定母亲留在家里，这样，收入的损失比较小。”儿童保育与其他许多社会项目的区别就在于，它是使母亲重返工作岗位的桥梁。莫娜说：“当这座桥梁不存在时，那么有年幼子女的母亲参与有偿劳动力的程度就会大大降低。如果托儿服务是可获得的、可负担的和高质量的，它就会使女性劳动力更多。因此，我们发现，在所有拥有全民托儿计划的国家，母亲在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往往较高。”而根据美国国家妇女法律中心三月的报告，为儿童早教提供资金将会使得全职工作的母亲数量提升至少17%。而对于拥有两个孩子的母亲来说，这将会使得她们的终身收入至少增加94000美元。莫娜补充道，“更多的女性工作，就意味着更多的女性为经济做出了贡献，她们消费更多，而且还交税。因此，在儿童保育方面的支出，大部分都会以高回报的形式回到政府手中，包括税收，包括增加了的国内生产总值。”因此，从长远角度来看，大幅重塑儿童保育业的初期成本将会被经济生产的提高所抵消。对儿童早教的投资不仅能够为儿童，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带来更好的学习成效之外，更是能够增加这些儿童的母亲的就业机会，并有助于缩小性别上的工资差距。加拿大推行全国性儿童保育计划的另一个目标是，希望像加拿大医保系统一样，无论人们住在哪里，经济状况如何，种族和性别是什么，都可以获得高质的保育服务。加拿大一直以来都依靠移民来加强经济，很多新移民在加拿大并没有亲人，也更加需要托儿服务。莫娜说道，“因此，在建立早教和儿童保育系统时，我们希望使其具有文化包容性，开放，安全，欢迎所有来自不同地区的多语言儿童。我们希望孩子们能走到一起，有平等的地位，互相照顾，通过游戏和教育者的教学互相了解。”虽然儿童保育计划听上去十分诱人。然而，反对这一计划的声音也的确存在。政治家和学者们对这一计划的担忧主要在于，计划限制了美国的父母们为孩子选择抚养计划的空间。《华尔街时报》的一篇文章指出，尽管高质量的托儿服务对于出身于困难家庭的儿童十分有益，但不少研究都显示，儿童被父母长时间托付给其他人照料所带来的的结果并不太好。美国国家儿童健康与人类发展研究所在研究中发现，婴幼儿在非家庭护理中生活的时间越长，他们会变得更不听话，更具有侵略性，而且会更容易从事危险行为。《华尔街时报》还拿加拿大举出了例子。1997年，魁北克省政府开始向全省不论任何收入的家庭提供每天5加元的托儿服务。然而在20年后，经济学家迈克尔·贝克，凯文·米利根和乔纳森·格鲁伯却在研究中发现，参与托儿服务的孩子出现的焦虑，攻击性和多动症现象要普遍高于在家被照料的孩子。这样的影响直到他们长大成人都没有被消除。并且，许多共和党人反对这一计划的原因，是认为拜登的儿童保育计划限制了每个家庭对托儿的选择。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提出了一种“父母信用金”，可以每个月向父母们支付一次，并使得父母们可以使用这笔钱自由地选择使用怎样的儿童护理服务。参议员罗姆尼和卢比奥也都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呼吁能够给予美国父母自己制定抚养孩子的计划的自由。与此同时，拜登政府还面临着民主党方面的压力。伊丽莎白·沃伦等人希望能够投资更多联邦资金用于儿童保育，并推出了7000亿美元建立全民育儿系统的计划。而在另一边，拜登方面计划通过增加对富裕美国人的税收来为美国家庭计划支付的行动也引起了共和党方面的大量批评。而对于加拿大来说，实施儿童保育计划最大的困难在于联邦政府和省级政府之间的“管辖权之争”。莫娜说道，“事实上，联邦政府不可能用预算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儿童保育系统。预算的作用只是给联邦政府提供工具和设定目标。而省级政府往往不愿意建立一个高质量的儿童保育系统，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成本问题，没有人会想要它花钱。”尽管联邦预算建议投资儿童保育行业，但联邦政府并没有管辖权来实际创建儿童保育计划，它必须说服各省接受联邦预算中提供的联邦资金，并使用这些钱来普及儿童保育。也就是说，联邦预算案只是意味着两级政府之间谈判将很快开始，但具体儿童保育会不会落地，会是什么样子，会多快发生，都不得而知。总体而言，儿童保育计划的建立对于社会而言具有积极意义。但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加拿大，想要儿童保育计划真正落地都需要联邦政府的领导，各地区的合作，需要一个总体的国家政策框架和各地区的地方管理和规划，以及家长的声音。虽然建立这个系统将是一项复杂的任务，但这将是值得的。https://www.nytimes.com/2021/04/29/us/biden-child-care-tranformation.htmlhttps://www.nytimes.com/2021/03/31/us/child-care-centers-crisis.html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de/MEMO_08_592https://www.macleans.ca/politics/ottawa/budget-2021-the-liberals-massive-historic-very-costly-bet-on-childcare/https://www.huffingtonpost.ca/entry/daycare-cost-expensive_ca_5dc2fe3de4b005513881976fhttps://timeforchildcare.ca/about-us/https://www.vox.com/22410476/parents-american-families-plan-biden-child-carehttps://www.wsj.com/articles/bidens-daycare-plan-is-bad-for-families-11620078804https://www.huffingtonpost.ca/entry/daycare-cost-expensive_ca_5dc2fe3de4b005513881976f关键词“外交杂志”，提取——中美创新之战，美国的问题出在哪里？这点上理解错了加北美留学、移民、海外生活读者交流群请先加小编微信，ID：yiqiji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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