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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ha Gessen在《纽约客》上发表文章，称多伦多大学最近因为受到捐助者意见的影响，撤销了一位知名学者的聘用，原因是这位学者在巴以冲突上对以色列多有批评，这引起了大学教师协会的强烈不满，并发起了抵制多伦多大学的行动，目前，尽管有很多明显的证据，多大却并不承认自己撤销招聘的决定是受到捐赠者的影响。
By Maksim Sokolov (maxergon.com) - Own work, CC BY-SA 4.04月下旬，加拿大大学教师协会联合了该国大多数大学教师，采取了非常措施，对加拿大排名第一的高等学府多伦多大学进行了谴责，并且该协会做出了抵制多大的决定：该协会要求成员不要接受该校的工作机会，也不要参与该校的会议。这次谴责投票是在近8个月的争论结束时进行的，争论的焦点是多伦多大学的一个小学院，其中一个小项目被取消了工作机会的事件。然而，整个事件恰好踩在了学术自由、大学在政治对话中的位置，以及捐助者对学术机构的影响等热门问题的雷点上。去年夏天，多伦多大学的一个遴选委员会，为多伦多法学院国际人权项目的主任职位面试了驻德国的人权律师和学者瓦伦蒂娜·阿扎罗娃。阿扎罗娃同时拥有学术和实践经验。在她职业生涯的早期，她主要关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撰写关于各种法律问题的论文，如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和以色列的外交和贸易伙伴的法律责任。阿扎罗娃最近的工作关注移民权利、国际边界的结构性暴力，以及战犯对欧盟资金的使用。她在机缘巧合下选择了这份工作，并且她自己对这份工作很感兴趣。阿扎罗娃有一个相处九年的伴侣，他是加拿大公民，也是一名人权研究者，他正在上学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住在多伦多地区。去年秋天，阿扎罗娃在电话中告诉作者：“突然间，这些事情都变得水到渠成了。” 8月，阿扎罗娃开始与大学管理部门及其律师进行沟通，商讨她的就业条款以及她需要的签证、居留权和工作授权安排。大学希望她能尽快开始工作，并在2020年底前搬迁到多伦多。9月10日，一位院长助理打电话给阿扎罗娃，告诉她法学院决定取消聘用她担任这份工作，似乎是在签证和合同方面存在问题。这个结论很奇怪，原因至少有二：遴选委员会成员和国际人权项目教师咨询委员会主席奥黛丽·麦克林是一位著名的移民法学者，她相信工作签证不成问题。二来，国际人权项目和大学的其他部门一样，因为疫情而远程工作，主任几乎不需要实地工作。9月14日，法学院院长爱德华·艾科布奇宣布，取消了项目主任一职的招聘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阿扎罗娃、法学院的教师成员、其他相关方面，以及加拿大的媒体都在关注发生了什么，最后把整个事情的过程拼了起来。问题似乎出在大卫·斯皮罗身上，他是一位税务法官，作为一个富裕家庭的成员，是法学院的主要捐赠者，9月4日一位大学高层管理人员与斯皮罗通了电话。斯皮罗对阿扎罗娃在以色列占领问题上的工作表示担心，并认为她的任命将损害大学的声誉。于是这位大学高管提醒了法律系的领导层，而法律系领导层又联系了遴选委员会。很快，法学院院长艾科布奇撤销了对阿扎罗娃的聘用。作者试图通过税务法院和他所属的一个犹太社区组织联系斯皮罗，但他没有回应。By Ken Eckert - Own work, CC BY-SA 4.0随着事件细节浮出水面，抗议声音也越来越大。法学系的几位成员签署了一封反对撤回阿扎罗娃聘书的信，外部学者也表达了他们的失望。国际人权项目教师咨询委员会主席麦克林辞去了职务，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跟着辞职。人权观察组织停止了与多大国际人权项目的合作，国际特赦组织也威胁要这样做。国际人权项目的前负责人萨梅尔·穆斯卡蒂（现在是人权观察组织负责人）在11月通过Zoom会议告诉我，由于这些损失，多大的这个项目已经名存实亡。作为阿扎罗娃的推荐人之一，以色列人权律师和教授伊塔马尔·曼恩在给艾科布奇的信中说，“这种出于政治考虑而对招聘进行的干预，可能会破坏整个诊所式法律教育系统。”注：诊所式法律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是法学专业学生学习理论知识、服务社会需要的一种新型实践教学模式，于20世纪60年代出现于美国的法学院校中。“诊所式”这一名称源自医学院里的独特教学方式：就读医学院的学生需要花大量时间在诊所等地从事临床实践，甚至作为实习医生为真实的病人诊断和治疗。曼恩补充说，“作为对犹太组织产生负面影响的报复，抵制以色列大学的活动可能更加激烈，从以色列支持者的角度来看，这无疑会产生反作用，我想以色列支持者会鼓励以色列大学和其它大学间的学术交流。” 10月，加拿大大学教师协会开始讨论对多伦多大学进行审查的可能性。多大继续否认阿扎罗娃的工作岗位是因为斯皮罗的干预而被撤回的。面对越来越多的批评，它委托最高法院的退休法官托马斯·克伦威尔进行独立调查。克伦威尔在3月提交了他的报告，报告中的内容类似于独立顾问罗伯特·穆勒2019年关于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选举时发布的报告：开脱罪责的标题，糟糕的正文。克伦威尔写道：“在尽全力全面审查了所有相关事实后，我无法得出外部影响在停止招聘候选人的决定中发挥了作用的结论。” 多伦多大学校长梅里克·格特勒发表了一份声明，引用了克伦威尔报告中的这段话。格特勒表示，希望法律系能够从分裂的经历中走出来，并另外给阿扎罗娃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代表大学对“在招聘过程中没有保密的事实”表示道歉。格特勒的办公室将这封信发到了一个错误的电子邮件地址上，从而引发了第二次深情款款的道歉，并承诺会要求第一个电子邮件的意外收件人在不阅读邮件的情况下将其删除。在作者向格特勒提出采访请求时，多伦多大学让参考克伦威尔的报告。然而，这份长达78页的报告，本身证实了去年秋天令阿扎罗娃的支持者和其他人感到非常愤怒的事实。克伦威尔发现，一位法官和捐赠者（克伦威尔没有指明斯皮罗的名字），从另一机构的一位教授转发的电子邮件中得知了本应保密的候选人结果。这封邮件的主题是“多大即将任命重要的反以色列活动家担任法学院的重要职位”。电子邮件敦促与大学进行“私下讨论”如何阻止这一任命。在与大学助理副校长预定的筹款电话中，法官提出了他的担忧，其中一位助理院长总结道：“犹太社区不会对这位候选人的任命感到高兴。”国际人权项目前负责人穆斯卡蒂在读完报告后给作者发短信说：“我不明白，根据事实，人们怎么会得出没有干涉的结论。”去年秋天，为抗议而辞去法学院工作的遴选委员会成员文森特·黄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克伦威尔得出结论说，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干扰是撤回工作机会的唯一原因，利用这一借口为大学开脱。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很多人权案件，例如，性别歧视或种族主义不能被视为作出决定的主要因素。没有承认，没有直接的污蔑，就等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哪怕所有的背景因素都指向了歧视性待遇。”黄还指出，一个有权有势的白人男子正在调查其他有权有势的白人男子的行为，他指的是大学校长和法官。黄写道：“那些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他们都不是白人），首先在内部，然后作为举报人向媒体举报，在报告中受到了责备。”他补充说，现在，“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和有关以色列-巴勒斯坦局势的国际法，现在显然是法学院的一个禁忌话题。”他写道：“我的结论是，这位校友只是赞同这样的观点，即这项任命会在犹太社区引起争议，并对大学的声誉造成损害。这对任何在互联网上花一两分钟看一看的人来说，都不会是什么新闻。”但是，以色列人权律师曼恩通过传真与我交谈，他认为阿扎罗娃在她的论文中关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观点，“在国际法下非常主流，定居点是非法的，占领不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曼恩与阿扎罗娃在与以色列无关的话题上进行了合作，如移民法和利比亚的人权侵犯问题。多伦多大学法律教授阿里尔·卡茨去年秋天第一次阅读了阿扎罗娃的作品，他在多伦多通过传真告诉我：“我不认为对我有什么大的冲击。我在以色列长大，我读《国土报》（以色列的主要报纸之一）。但我能理解为什么一些盲目支持以色列的人会感到不安，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北美的自由主义者，读到其中一些东西是会感到不安的。”4月下旬，人权观察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以色列在其所占领土地上的行动相当于种族隔离的罪行。今年早些时候，以色列的一个主要人权组织B’Tselem也提出了同样的论点。与此同时，加拿大政府和安大略省政府，已经正式采用了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在2016年提出的反犹太主义定义，该定义将一系列对以色列的批评归为反犹太主义，并且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也被美国国务院采纳，并由特朗普在2019年专门与高校有关的行政命令中单独确认。
Photo by Sarah Noltner on Unsplash 学者和活动人士提到了“巴勒斯坦言论自由的例外”。2015年，美国组织Palestine Legal发布了一份以此为名的报告，记录了取消校内活动，对学生团体和教师的行政制裁，以及对进行研究或谈论巴勒斯坦的教授的惩罚性审查。最恶劣的案例是前英语教授史蒂文·萨拉塔，在他写了一系列关于以色列在加沙的政策的推文后，他在伊利诺伊大学的终身职位被取消了。该大学后来支付了八十七万五千美元来解决萨拉塔的两起诉讼。萨莱塔的推文中有一些不敬的言语，最大的问题是将以色列和纳粹政策进行了比较。相比之下，对多伦多大学撤回对阿扎罗娃聘书的态度不是在推特上表达的，而是在经过同行评议的学术出版物中表达的。安佛·埃蒙是《中东法律与治理》杂志的创始人，他在多伦多大学的法律系和历史系担任联合职务，他告诉我，当他听说阿扎罗娃将负责国际人权项目时，他感到 “很高兴”。埃蒙于12月在多伦多通过传真告诉作者：“她在一系列问题上有广泛的专业知识，她是一个独特的候选人，不同于我在多伦多大学看到的任何人，她可以做学术工作和宣传工作，这是很好的。”克伦威尔报告非但没有解决冲突，反而激化了冲突。至少有一位高知名度的法律系成员肯特·罗奇辞去了在大学另一个临床项目咨询小组的主席职务。七名法学教师写了一封信，反对大学校长的决定，最近一次是在3月下旬，要求他们给予这场争论公平的决策。克伦威尔的报告也没有帮助多大避免加拿大大学教师协会的谴责，反而激化了矛盾。宗教研究教授露丝·马歇尔在给大学校长的电子邮件中写道：“你们的学院既不傻也不无辜，我支持加拿大大学教师协会的制裁，它是有道理的。”多伦多大学已经不得已取消了几个活动，因为演讲者响应教师协会的抵制选择退出。七位法学教授在给大学校长的信中写道，“实现和解的最简单途径，如果大学和法学院还想和解的话，就是向阿扎罗娃博士提供国际人权项目主任的职位。纠正对她造成伤害的唯一方法，是尽快向她提供这个职位。只有向她提供这个职位，大学和法学院才会明确否定仍然存在的怀疑，克伦威尔报告中无可争辩的事实只会加强这种怀疑，即没有给阿扎罗娃博士提供国际人权项目主任的职位，是捐赠者不当影响的结果。”在回答作者的询问时，多伦多大学回复道：“要求雇用当下的候选人，是对现有限制的过度简化，当程序恢复时，我们欢迎所有合格候选人的申请。”向阿扎罗娃提供这份工作可能会促使加拿大大学教师协会撤销对大学谴责，并说服教师和人权组织恢复与国际人权项目的合作。但由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特殊性，以及捐助者对大学决策的影响，雇用这位优秀的候选人似乎是最困难的行动。关键词“外交杂志”，提取——中美创新之战，美国的问题出在哪里？这点上理解错了加北美留学、移民、海外生活读者交流群请先加小编微信，ID：yiqijianada 转发必读文章并截图，验证后可入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