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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远奇
Douglas Preston在《纽约客》上发表文章，一群有着丰富野外探索经验的年轻人前往乌拉尔山脉探险，九人组无一人生还，他们的死亡十分离奇，帐篷自内而外划开，9人四散而逃衣服鞋子都没来得及穿，附近的高树有被折断的痕迹，他们的衣物被检测出很强的核辐射。
62年来，这群年轻人的奇怪命运引发了无数猜测，两年前，应死者家属要求此案重新审理，这一次，专家似乎找到了谜底。 迪亚特洛夫神秘事件现场照片，By Anonymous / Soviet investigator伊戈尔·迪亚特洛夫是一个工匠，一个发明家，也是一个野外探索者。他出生于1936年，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现在的叶卡捷琳堡）附近，小时候就会自己制作收音机，并喜欢野营。1957年，当苏联发射人造卫星时，他制作了一个望远镜，供他和他的朋友们观看卫星在夜空中飞行。那时，他是该市乌拉尔理工学院的一名工程学生。作为全国领先的技术大学之一，乌拉尔理工学院培养出顶尖的工程师，在核电和武器工业、通信和军事等工程领域工作。在那的几年里，迪亚特洛夫领导了许多艰苦的野外旅行，还经常在旅行中使用他发明或改进的户外设备。这是苏联的一个乐观时期，赫鲁晓夫的“解冻”政策将许多政治犯从古拉格集中营里释放了出来，经济增长强劲，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斯普特尼克卫星的成功给西方带来的震撼，进一步增强了国家信心。1958年底，为了体现苏联新一代的大胆和活力，迪亚特洛夫计划一次冬季远征：在乌拉尔山脉进行为期16天的越野滑雪旅行，乌拉尔山脉是南北走向的山脉，把俄罗斯西部和西伯利亚分隔开来，也分隔了欧洲和亚洲。他向乌拉尔理工学院体育俱乐部提交了他的建议，该俱乐部欣然批准。迪亚特洛夫的行程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以北三百五十英里处，在土著民族曼西人的传统领土上。曼西人大约在十六世纪与俄罗斯人接触，当时俄罗斯正在扩大其对西伯利亚的控制。尽管这时的曼西人已基本被俄罗斯化，但他们仍在追求一种半传统的生活方式——狩猎、捕鱼和驯鹿放牧。迪亚特洛夫的团队将滑雪两百英里，走的是一条以前没有俄罗斯人走过的路线。群山平缓而圆润，贫瘠的山坡耸立在一片白桦和冷杉的北方森林中。挑战的重点不是崎岖的地形，而是残酷的低温、深雪和大风。迪亚特洛夫招募了他的同学齐娜·科尔莫戈罗娃，以及其他七名同学和应届毕业生。他们都是苏联青年中的精英，经验丰富的冬令营和越野滑雪运动员。其中一位是迪亚特洛夫的密友格奥尔吉·克里沃尼先科，他两年前从乌拉尔理工学院毕业，在马亚克核设基地（当时被称为秘密城镇Chelyabinsk-40）担任工程师。格奥尔吉长着大耳朵，个子不高，身体强壮，爱讲笑话，喜欢唱歌，弹曼陀林（一种拨弦乐器）。另外两名刚毕业的学生是鲁斯特姆·斯洛博金和尼古拉·蒂博尔·布里尼奥尔斯，他们都是法国人，他们的父亲都在斯大林的集中营里差点被劳改致死。其他学生包括尤里·尤丁、尤里·多罗申科和亚历山大·科列瓦托夫。这群人中最年轻的成员是柳达·杜比尼娜，她主修经济学，是一名田径运动员，也是一名热心的共产党员，她长长的金发梳成辫子，用丝带系着。在以前的一次野外活动中，杜比尼娜不小心被一个猎人打中了，跋涉了50英里才得到援助，据说她很庆幸自己能活下来。在小组出发的前几天，乌拉尔理工学院管理部门意外地给团队增加了一名新成员，他比其他人年长得多，和大家也不熟悉。谢苗·佐洛塔廖夫，一个三十七岁的二战老兵，留着老式八字胡，不锈钢镶牙，还有纹身。这支队伍于1月23日乘火车离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他们中的几个人还为了躲票藏在座位下面。他们兴致很高，在火车间歇时，格奥尔吉因在火车站弹奏曼陀林和假装乞讨而被警察短暂拘留。我们知道这些细节是因为有一本公共日记本，其他一些探险参与者也写了个人日记。至少有五个人有相机，他们拍摄的照片显示了一群活泼而惹眼的年轻人正在经历他们生命中的冒险——滑雪、欢笑、在雪地里玩耍，并用相机记录下这一切。在火车上待了两天后，一行人到达伊夫戴尔，这是一个偏远的小镇，有一个斯大林时代的集中营，当时主要用于关押罪犯。从那里，他们又坐了一天的公车，然后坐上了一辆伐木工人的卡车，最后在马拉雪橇的引导下滑雪前行。他们睡在一个名为“第二北方”的废弃伐木营地。在那里，尤里·尤丁坐骨神经痛发作，迫使他退出了这次旅行。第二天，1月28日，他掉头往回走，而其余九人则向山区出发。计划是在2月12日左右到达小村庄薇寨，并给乌拉尔理工学院体育俱乐部发电报说他们已经安全抵达，但校方从未收到这份电报。 By Offer for hændelsen - theCHIVE, CC BY-SA 4.0
起初，乌拉尔理工学院体育俱乐部认为这群人只是被耽搁了，因为有报道说山上出现了暴风雪。但是，几天过去了，这群人的家人开始疯狂地打电话给大学和地方当局，2月20日，搜救行动开始。有几个搜索小组：来自乌拉尔理工学院的学生志愿者；来自伊夫戴尔营地的狱警，曼西猎人，当地警察，还有军队部署的飞机和直升机。2月25日，学生们发现了探险者的足迹，第二天他们发现了探险者的帐篷，在一座偏远的山上，苏联官员称这座山为“1079高地”，曼西人称之为Kholat Syakhl，即死山之意，山中杳无人迹。帐篷部分坍塌，大部分被雪掩埋。在把它挖出来之后，搜索小组看到，帐篷似乎被人故意砍了几处。然而，里面的一切都很整齐有序。探险者的靴子、斧头和其他设备被安排在门的两边。食物被摆放在一起，好像正准备开吃的样子，有一摞供暖炉用的木材，还有衣服、相机和日记本。在往山下走大约100英尺（约30米）处，搜索队发现了八九个人的“非常明显”的脚印，他们向林木线（一大片树林和空地的分界线）走去（不是跑）。几乎所有的脚印显示他们大多只穿着丝袜，有些甚至光着脚。有一个人似乎只穿着一只滑雪靴。一位搜查人员后来作证说：“一些脚印表明，这个人要么是赤脚，要么是穿着袜子，因为你可以看到脚趾。”一行人沿着脚印下坡走了六七百码（约600米），直到他们的足迹在林木线附近消失。第二天早上，搜索人员在森林边缘的一棵高大的雪松树下发现了曼陀林演奏家格奥尔吉和学生多罗申科的尸体。他们躺在一个熄灭的火堆旁，只穿了内衣。在树上12至15英尺（约3.5-4.5米）处有一些刚折断的树枝，在树干上发现了一些皮肤碎片和撕碎的衣服。当天晚些时候，一支搜索队发现了迪亚特洛夫和齐娜的尸体。两人都在坡上较远的地方，面对着帐篷的方向，拳头紧握，他们似乎在努力回到营地。这四具尸体被解剖了，同时继续寻找其他人。验尸官注意到一些奇怪的特征。格奥尔吉的手指变黑，一条小腿和一只脚有三度烧伤。他的嘴里有一大块肉，是他从右手上咬下来的。多罗申科的尸体一侧的头发被烧焦，还有一只烧焦的袜子。所有的尸体都布满了瘀伤、擦伤、抓伤。第五具尸体也是如此，即几天后发现的刚毕业的斯洛博金。与迪亚特洛夫和齐娜一样，斯洛博金也在通往帐篷的斜坡上，一只脚穿着袜子，另一只脚穿着毛靴套，他的尸检报告指出他的头骨有轻微骨折。于是，由名叫列夫·伊万诺夫的三十多岁的检察官领导的凶杀案调查组成立了。毒理学测试已经完成，证人的证词也被采集，现场的图表和地图也被绘制出来，证据也被收集并进行了法医分析。帐篷和里面的东西被用直升机运出山区，并在一个警察局内重新搭建起来。这导致了一个关键的发现：一个来警局试穿制服的女裁缝偶然注意到，从刀口看，帐篷里是从里面被划开的。当晚发生了一些事情，迫使这群年轻人在零下二十多度的气温下，光着脚或只穿着袜子，从帐篷里钻出来，逃进了黑夜，逃进了呼啸的暴风雪中。他们不是冬季山区探险的新手，他们会敏锐地意识到，在这种条件下，只穿着一半的衣服离开帐篷，会有致命的后果。这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也是无法解释的谜团。5月初，当冰雪开始融化时，一个曼西猎人和他的狗在距离雪松250英尺（约30米）的树林里发现了一个临时的雪洞遗迹：在雪地上的一个深洞里铺了一层树枝。残破的衣服碎片散落一地：右腿被剪掉的黑色棉质运动裤，一个女人的毛衣的左半边。另一个搜索小组赶到，利用雪崩探测器在洞穴周围探测，他们带出了一块肉。挖掘工作找到了剩下的四名受害者，他们一起躺在至少十英尺厚的雪下的岩石河床上。尸检显示，其中三人受到了致命性伤害。尼古拉的头骨严重骨折，骨块被打入大脑；谢苗和杜比尼娜的胸部被压碎，多根肋骨断裂，尸检报告指出杜比尼娜的右心室大量出血。法医说，这种损害类似于通常看到的“高速行驶的汽车撞击的结果”。然而，没有一具尸体有外部穿透性伤口，但是，谢苗的眼睛不见了，而杜比尼娜的眼睛、舌头和上唇的一部分不见了。对从尸体上找到的衣物进行仔细清点后发现，其中一些受害者穿着从其他人身上取下或剪下的衣服，实验室发现有几件物品散发出非正常的高辐射水平。一位放射学专家作证说，由于这些尸体在流水中暴露了几个月，这些辐射水平最初一定是“高出许多倍”。5月28日，伊万诺夫突然结束了调查。他的作用是确定是否发生了犯罪，而不是澄清发生了什么，他的结论是并非谋杀。伊万诺夫在报告的最后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一直困扰着迪亚特洛夫的研究人员：“应该得出结论，这群野外探险者死于一种压倒性的力量，一种他们无法克服的力量。”按照典型的苏联风格，一些与这场悲剧关系不大的官员，要么受惩罚，要么被解雇，包括乌拉尔理工学院的主任和其体育俱乐部的主席、当地的共产党书记、两名工会主席和一名工会检查员。调查文件、照片和日记被列为机密，死山周围地区多年来禁止探险者和户外爱好者进入。帐篷被存放起来，但最终发霉，不得不被扔掉。探险者所要前往但从未到达的山鞍（两山之间的最低点），被命名为迪亚特洛夫山口。受害者的家人感到非常不满。他们中的许多人写信给相关官员甚至是赫鲁晓夫，要求进行更彻底的调查，但均没有下文，这9名探险者的神秘死亡慢慢也就平息下来，并且变得神秘起来。1990年，已经退休的检察官伊万诺夫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他声称，在编写1959年的报告时，他受到了压力，不能把他对事件的看法写进去。这篇题为“火球之谜”的文章说，探险者是被与UFO有关的热射线或火球杀死的。在他最初对现场的检查中，伊万诺夫发现树木有不寻常的燃烧痕迹，这“证实了某种热射线，例如，或一种性质完全未知的强大力量（至少对我们来说），有选择地作用于特定物体”，在这个案例里，特定物体就是人。格奥尔吉相机中的最后一张照片显示了黑色背景下的耀斑和条纹光。官方结论已经公布，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该案件已经成为苏联时代最著名的谜团之一，产生了几十本书籍和纪录片，以及一系列网站和论坛留言，迪亚特洛夫的痴迷者们在上面交换了几十种理论，俄罗斯总检察长办公室的官方统计列出了75种事实真相的可能性。2000年，受害者的亲属和朋友成立了迪亚特洛夫集团纪念基金会，其目的是为了纪念这些探险者并寻求真相。该基金会的主席是尤里·昆采维奇，他在12岁的时候参加了一些受害者的葬礼。他后来在乌拉尔理工学院（后来成为乌拉尔国立技术大学）学习和教学，并加入其体育俱乐部。现在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仍然带人到迪亚特洛夫山口旅游。昆采维奇告诉我，俄罗斯人普遍赞成两种理论中的一种：探险者的死亡是因为他们无意中进入了一个正在测试秘密武器的区域；或者，这群人是“被雇佣兵杀死的”，可能是美国间谍。昆采维奇坚持认为第一种理论是正确的，家属们也倾向于相信这一种。该观点认为，某种导弹发射出现了灾难性的错误，给一些探险者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迫使他们逃离帐篷，此时他们要么被冻死，要么被军事观察员杀死。尤里·尤丁因坐骨神经痛被迫放弃了这次旅行，他同样坚持认为这些死亡不是自然现象。在他去世前不久，即2013年，他宣称他的队友是在枪口下被带出帐篷并被谋杀的。他说，杜比尼娜可能被凶手割掉了舌头，因为她是这群人中最直率的。支持武器试验理论的人引用了该地区人们的说法，说他们看到了山的方向有闪光或移动的火球。2008年，在该地区发现了一块三英尺长的金属片；根据占有它的迪亚特洛夫基金会的说法，该金属是苏联弹道导弹的一部分。军事试验可以解释回收的衣服有放射性物质的问题。伊万诺夫在检察长办公室的主管叶夫根尼·奥基舍夫在2013年接受了一家报纸的采访，他在采访中回忆说，当他和他的同事被指示对回收的物品进行辐射测试时，他发现这很可疑。他给上级发了一封信，询问为什么会有辐射。作为回应，副检察长会见了该小组。奥基舍夫说，这位官员回避了有关武器测试的问题，并命令他们告诉人们，死亡是意外造成的。奥基舍夫回忆说：“受害者的父母来到我的办公室，有些人尖叫着说我们是法西斯分子，因为我们对他们隐瞒了真相，但案件已经结案，而且不是根据我们的命令。”然而，武器试验理论与现场发现的情况并不一致。没有证据表明其他人去过那里。雪不会撒谎：要想抹去参与杀害这群人和设备的痕迹，并重新布置现场，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为什么要把现场布置得如此精细和诡异？为什么要把尸体散落在风景区周围，把一些人的衣服剪掉，给其他人穿上，建一个雪窝，把四具尸体埋在十英尺深的雪里，点火，爬上树折断树枝，在树皮上留下皮肤？该理论还表明，该地区有一个秘密武器基地，或者一枚错误的导弹在其上空爆炸。然而，尽管苏联时代的文件被大量解密，迪亚特洛夫的爱好者们也在勤奋地搜索，但没有出现这样的证据。武器实验理论的关键点是谢苗，这个人在最后一刻被强行塞进了该组织。在俄罗斯出版的一本书中称，他和另外两名探险者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工，负责与一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会面，故意向他们提供误导信息。被放射性同位素污染的衣服样本将被作为诱饵提供；美国中情局特工发现了这个骗局，杀死了他们，才导致这起神秘事件。谢苗当然有可能与国家安全委员会有联系。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服役记录有漏洞和不一致之处，他的突然加入显得很可疑。不过，即使证明了他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关系，也没有什么意义，当时很多人都是低级别的线人。而且，中情局会选择像死山这样的地方进行会面的想法也是难以令人信服。另一类理论考虑了各种自然灾害。也许是雪崩袭击了帐篷，造成三名受害者受伤，并迫使整个团队开路，前往森林避难。但是没有发现雪崩的碎片：支撑帐篷前部的滑雪杆仍然矗立着，而且最初的调查确定，坡度太浅，不会产生雪崩。此外，在河床上发现的三名受害者的伤势，会导致他们完全丧失行动能力，他们不可能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到达那里，离帐篷一英里多、但通往山下的足迹没有显示任何人被拖动的迹象。有八到九组独立的脚印，所以致命的伤害一定是在所有人离开帐篷后才发生的。电影制片人兼作家唐尼·艾查尔在2013年的一本畅销书中指出，从山上经过的大风产生了低于人类听觉范围的“次声”振动，这引起了探险者的恐惧，从而使他们逃离了。这本书的内容很好，艾查尔在俄罗斯进行了许多采访调查，并在冬季前往迪亚特洛夫山口，但他的论点要求所有九个人都被他们甚至都听不到的声音吓坏了，他们跑向死亡，都没来得及穿上他们的外套或靴子，并砍出了他们的出路，明明帐篷的门可以使他们更容易逃命。1959年的审讯中考虑的各种假设也被翻来覆去地讨论：加热器中的一氧化碳中毒；因饮用劣质酒精或曼西人有时挂在树上晾晒的致幻蘑菇而突然发狂；甚至是曼西人主导的谋杀，例如是因为这支队伍误入圣地。但是验尸结果排除了前两种情况，而且当最初的调查人员采访当地的曼西人时，他们发现他们“对俄罗斯人很有好感”，而且很可信。曼西人在搜索过程中提供了宝贵的帮助，他们告诉调查人员，该地区并不神圣；相反，它被认为多风、贫瘠且毫无价值。到目前为止，最有趣的观点是，这支队伍被雪人袭击了。在尼古拉的相机中发现的最后一张照片已经很有名了：一个黑暗的身影在雪林中前进，弯腰驼背，气势汹汹，没有面部特征。探索频道围绕这张照片制作了一个完整的节目“俄罗斯雪人：杀手的生活”。实际上，探险者在死前几小时还在开关于雪人的玩笑。在帐篷里发现了一份恶搞的宣传单。除了“以登山者不断增长的出生率来迎接第21届大会”等内容外，还有以下内容，“科学：近年来，有关雪人是否存在的争论一直很激烈。最新的证据表明，雪人生活在乌拉尔北部靠近奥托腾山的地方。”那张照片虽然模糊不清，但还是相当清楚地显示了这其实是群体中的一员。同样，格奥尔吉的条纹光图像，被用来支持UFO和武器测试的理论，其实是典型的胶片卷末端导致的。所有的迪亚特洛夫事件的解释都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即人们没有得到事情的全部真相。在一个像前苏联那样严格控制信息的地方，对官方叙述的不信任是很自然的，而且记录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会不穿衣服，以近乎自杀的方式离开帐篷。几十年来，这些家庭和迪亚特洛夫集团纪念基金会一直在催促进行新的调查，两年前，几位受害者的老年亲属终于成功地让该案重新开庭。叶卡捷琳堡的一位年轻检察官安德烈·库里亚科夫被派来负责这起案件。2019年，他组织了一次对该地的冬季考察。他的团队进行了测量、调查、拍照，并进行了各种实验。利用对1959年拍摄的照片进行摄影测量，他们试图确定帐篷的精确位置。他们确定的地点离以前认为的位置的石碑差了几百英尺，新的地点位于死山斜坡的一个较陡峭的地段。通过对历史数据的梳理，调查人员确定，当晚山上的天气状况比人们想象的还要极端。探险者被吞没在一场风暴中，风速高达每小时六十五英里，温度约为零下34摄氏度，当夜幕降临时，他们可能无法确定自己的确切位置。从一开始，安德烈就有意采用了一个狭窄的范围，对可能发生的75种解释中的72种进行了否定。他在宣布调查时说：“这75个版本中的大部分是阴谋论，声称当局以某种方式参与了这一事件。我们已经证明，这绝对是错误的。” 这样一来，调查就只剩下三种自然现象需要考虑：雪崩、飓风和一块滑过帐篷的雪板（雪崩中的平板状雪块）。去年7月，安德烈举行了一次电视新闻发布会，他在会上告诉他的听众，其中最后一种就是最终的解释。迪亚特洛夫一行在下午5点左右搭建帐篷时拍摄的两张照片显示，他们以直角切入雪堆，形成一个空洞。他们选择了一个最佳的挡风地。安德烈说，傍晚时分，一块雪板从上面的斜坡上脱落，埋住了帐篷的大部分，压住了里面的人，可能造成了伤害。由于担心全面雪崩，探险者从帐篷的下坡一侧切出，逃到一百五十英尺外的岩石山脊上，安德烈称之为“天然雪崩限制器”（坚固岩石的背后可以防止被雪埋住）。但是大雪崩并没有到来，在一片漆黑中，他们无法找到回到帐篷的路，于是在一英里外的树林里躲了起来。安德烈通过蒙住一男一女的眼睛，把他们从一个帐篷引到90英尺的山下，来检验这一理论。当他们试图找到回去的路时，他们很快就迷失了方向。在暴风雪中，这项任务会更加困难，因为帐篷的大部分都被埋在雪中。通过分析1959年的照片，许多迪亚特洛夫的研究人员计算出，帐篷是搭在一个大约15度的斜坡上，这个斜坡不够陡峭，不足以形成雪崩。因此，安德烈的地形专家确定的帐篷的新位置至关重要，因为这里的坡度在23到26度之间，足以形成雪崩。两名瑞士工程师于1月在《地球与环境通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证实了安德烈的大部分解释。研究人员建立了当晚雪地结构的数学模型，表明了为什么当探险者队伍切入雪板时，雪板没有立即脱落，而是在数小时后才脱落：风暴风雪期间，雪的额外负载就是罪魁祸首。我与科罗拉多雪崩信息中心的主任伊桑·格林讨论了这一假设，他是雪中热和质量转移物理学的博士。他认为，这群人决定将帐篷搭在山顶的背风处，他们很可能切入了所谓的风板——一种比典型的雪板更危险的硬雪堆积物。在风的作用下，这种雪的密度是直接沉积的雪的数倍，根据格林的说法，每立方码的重量可以达到六百七十磅。此外，暴风雪之前的晴朗条件可能导致形成一层轻薄的、羽毛状的霜，被称为表面白霜（Surface hoar）。暴风雪期间，表面白霜被新的雪掩埋，这就形成了一个危险的地层，表面白霜为上面的雪提供了很差的支撑，并经常崩溃，导致雪崩。探险者在挖地搭帐篷时移走了风板下边缘的支撑，很可能导致风板在更高处断裂。格林说，如果风板只是滑过帐篷并停止，而没有发展成一场彻底的雪崩，那么证据可能在25天后就看不见了，即使是雪堆中的裂缝，也可能被大自然抹去。如果一块三英尺厚的石板在帐篷上移动，每个探险者的身体都会被超过一千磅的重量覆盖，巨大的重量使他们无法取回他们的靴子或保暖衣物，并迫使他们从帐篷的下坡一侧切出一条生路。两位瑞士研究人员认为，雪板可能造成了在雪窝发现的三名探险者的可怕伤害，但考虑到这些尸体与帐篷的距离，这种可能性仍然不大。安德烈给出的解释更为巧妙，九名探险者撤退到山下，在雪松树下躲避，并生起了火。由于附近的幼树冰冷潮湿，有人爬上雪松，折断更高的树枝，因此在树干上发现了皮肤和衣服碎片。然而，在这种极端条件下，他们生起的火不足以拯救他们。这群人中穿得最少的两个人先死去。他们身上被烧毁的皮肤是因为他们不顾一切地从火中寻求温暖。格奥尔吉从他的手上咬下的那块肉，很可能是一个因体温过低而死亡的人神志不清所造成的，也可能是试图测试冻伤的手的知觉而造成的。幸存的探险者剪掉了他们死去的同伴的衣服，用残余的衣服给自己穿上。在某个时候，这群人分开了。包括迪亚特洛夫在内的三名探险者试图返回帐篷，并在挣扎着上坡的过程中很快被冻死。另外四个人，他们穿得比较好，决定建一个雪洞，在里面过夜。他们需要深厚的积雪，他们在几百英尺外的一个峡谷中找到了这个地方。不幸的是，他们选择的地方位于一条小溪之上，是洛兹瓦河的一条支流。这条永不结冰的小溪被挖出了一条深邃的冰雪隧道，这群人的挖掘导致隧道的顶棚坍塌，把他们扔到岩石的河床上，埋在10到15英尺的雪中。数吨的雪迫使他们靠在岩石上，这种压力造成了在这群人身上发现的外伤。至于可怕的面部损伤——缺失的舌头、眼睛和嘴唇，可能是由小动物的咬食和腐烂造成的。安德烈对事件的重建，使以前神秘的异常现象有了一个单一且合理的解释。但是，辐射是怎么回事？这个细节是所有细节中最神秘的，但可能也是最容易解释的。首先，当时用于营地灯笼的灯罩含有少量的放射性元素钍。更有可能的是，这次探险发生在世界第三大核事故（仅次于切尔诺贝利和福岛）之后不到两年，该事故于1957年9月发生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南部的马亚克核设施。一个装有放射性废物的罐子爆炸了，一个长约200英里的放射性烟羽向北扩散，后来被命名为东乌拉尔放射性轨迹。格奥尔吉曾在该设施工作并帮助清理，另一名探险者来自污染区的一个村庄。安德烈在新闻发布会结束时宣布：“从形式上看，答案就是这样，此案已经结束。” 鉴于此案在俄罗斯的影响之大，安德烈的宣布过于乐观了。对许多人来说，仅靠自然现象无法解释如此规模的悲剧；事情的真相必须有一个肇事者，并要牵涉到国家及其黑暗的过去。果然，这些结论受到了蔑视，尤其是死者的家属。迪亚特洛夫集团纪念基金会致函总检察长，宣布在其看来，探险者的死亡，是由一次秘密武器试验出错时“大气中释放的强大有毒物质”造成的。多年来一直报道这一问题的莫斯科记者纳塔利娅·瓦尔谢戈娃，也拒绝接受安德烈的结论。她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我：“两年前，我认为检察官安德烈·库里亚科夫真的想知道真相，但现在我深表怀疑。我不相信有雪崩。”瑞士的报告出来后，她发表了一篇文章，也拒绝接受这个理论。这些理论家的结论得到了数学计算、公式和图表的支持，但当地的曼西人、众多的游客和雪地摩托旅游的组织者，他们从未在这个斜坡上看到过雪崩，他们不可能同意这些结论。新闻发布会一个月后，安德烈因未经授权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受到训斥，并在10月被免职。检察官办公室声称他辞职了，他没有回应采访请求。今年年初，他被任命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的自然资源部副部长，该地区是一个主要的木材生产地。正如昆采维奇讽刺地写给我的那样，安德烈被安排去“砍树”。同时，总检察长拒绝接受本文的采访，他的办公室也没有发布正式报告。昆采维奇认为，报告可能永远不会被公布，甚至对家属也是如此。该基金会现在正呼吁进行另一次调查。安德烈的解决方案可能带来的任何清晰性很快就被掩盖在阴暗和不信任的氛围中。安德烈的解释最吸引人的地方是，迪亚特洛夫团队的行动不再显得不合理。根据格林的说法，雪板在落到帐篷上时可能会发出巨大的裂缝和隆隆声，使更大的雪崩看起来马上就要发生。安德烈指出，尽管探险者在放置帐篷时犯了一个错误，但他们随后所做的一切都符合教科书的要求：他们紧急疏散到不会发生雪崩的地方，他们在树林中避难，他们开始生火，他们挖了一个雪洞。如果他们的经验不足，他们可能会留在帐篷附近，把它挖出来，然后幸存下来。但是雪崩是迄今为止冬季山区最大的风险，你的经验越多，你就越害怕。这些探险者的专业知识注定了他们的命运。1958年底，随着出发日期的临近，格奥尔吉给迪亚特洛夫写了一封信，确定了各种后勤事宜，他还附上了一首诗，向整个团队致以新年的问候。今天，迪亚特洛夫山口是一个受欢迎的徒步旅行和旅游目的地。数以百计的人参观了“1079高地”，并沿着迪亚特洛夫的路线步行、乘坐雪地摩托或滑雪板。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看一看帐篷曾经矗立的地方，看一看发现尸体的河床，看一看雪松树，它的断枝仍然清晰可见。其他人则是来测量、拍照和录像，以支持他们最认可的理论。死山的风口已经成为一个朝圣的地方。在他们死后很久，迪亚特洛夫和他的朋友们，确实在俄罗斯地图上留下了他们的脚印。关键词“外交杂志”，提取——中美创新之战，美国的问题出在哪里？这点上理解错了加北美留学、移民、海外生活读者交流群请先加小编微信，ID：yiqiji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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