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内部消息 | 真理标准讨论纪概（四） | 自由微信

原创：观澜君 2018-05-21

编者按：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依靠理论界、新闻界和从事实际工作同志的紧密配合，这场讨论终于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和舆论上的准备，在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四十周年之际，观点流推送《走进新时代的序曲 | 真理标准讨论纪概》系列连载，一方面是再次重温这段历史；另一方面，也愿国人在今后能继续弘扬该文的精神，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美更强。

本期推出第四篇连载《本报内部消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的前前后后（上）》，后续内容将在本公号上以连载形式呈现，请点击上方蓝字关注“观点流”公众号接收后续内容。

本报内部消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的前前后后（上）

△ 《哲学》专刊第77期大样

1978年4月上旬的一天，在光明日报社，一张刊有《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哲学》专刊第77期大样，由理论部送到新任总编辑杨西光手中。按工作常规，他将履行最后裁决权，审定之后于4月11日见报。

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份实际上并没有出刊的《哲学》第77期会被人不断地提起：10年、20年……因为——它代表了一个开端。

读这篇5000字的文章，杨西光用了差不多1个小时，不是通常的一目十行，简直就是“十目一行”——经他之手，文章将在《光明日报》一版发出。

到那时为止，以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光明日报》只有29年的历史。报龄不算长，经历的坎坷却不算少。甚至可以说，从她出世以来，就一直处在中国思想运动的风口浪尖上。

创办《光明日报》的是40年代末异常活跃的中国民主同盟。当中共首脑机关还在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村时，毛泽东便慨允进城后民盟办一张报纸，并同楚图南、沈钧儒就此商定。新中国尚未成立，民盟就在北平接管了旧《世界日报》的厂房、设备、班底，打出了有着著名民主斗士沈钧儒题写报头的创刊号，那时正是渡江战役已经结束，而紫石英号还困在东江未能逃走的6月。第一任社长是章伯钧，第一任总编辑是胡愈之。办报宗旨：民主、和平、独立、统一。为报纸创刊热情命笔的人很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李维汉、郭沫若、翦伯赞、陈叔通、徐悲鸿等。29年过去了，他们都已相继辞世，《光明日报》还承载着他们“民主光明”“替人民说话”的嘱望。

1953年，《光明日报》转为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合办。当家的社务委员会，由各民主党派宣传部负责人和报社负责人联合组成。中国共产党当时在报社没有委员会，也没有党组；共产党员们以编辑记者的身份活动，他们的组织生活不能说在“地下”，但确实是工余时间在党员家里过的（这种状况到1954年才有了改变）。

1957年，由于统战部传达了毛泽东主席那个可以说颇具历史戏剧性的意见——《光明日报》要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以办《观察》而险些被蒋介石捉去坐牢的储安平接受各民主党派推荐，就任总编辑。作为这张报纸的第四任总编，他只当了不到3个月，便在“大鸣大放”中遭到最严厉的批判。在暑气开始蒸腾的1957年6月，储安平“向人民投降”了。

1957年下半年，新的社委会成立，编辑方针的第一条即为“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统一战线工作部的领导下”。杨明轩接替章伯钧任社长，陈此生接任总编，82岁的沈老重新题写报头。给人的总的印象是，这张知识界的日报从此万象更新。

“文化大革命”开始，《光明日报》虽然如该报1984年35周年纪念册上所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光明日报》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与支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继续出版”。但也仅仅是天天有报而已，自稿有限；尽管有“梁效”之类不时身影一闪，但与“两报一刊”相比，气势已差得远。第六任总编（当时叫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莫艾最后挣了一下，发出那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作者梁效），但这已意味着他必须立即离任。

第七任总编（当时是接管小组负责人）刘西尧于1976年10月8日，即“十月胜利”的翌日“受命于危难之时”。《光明日报》的拨乱反正从他手里开始，整套班子的清理安抚也在他素有的稳健作派下完成。刘西尧不是报人，他的任职明显是过渡性的。但就这倏忽间的过渡，刘西尧也逃不过任何报人都必须承受的在关键而敏感的问题上亮相：1976年末，编辑提出为总理周年祭辰组织文章。他犹豫了好一阵。后来，在纪念周总理逝世1周年时，《光明日报》还是刊登了不少好文章。

刘西尧很快就被调到更需要他的位置上，由范戈接任。这位第八任总编辑是军人出身。他显然没有也不屑于学人们预言事物发展、冲破现行规矩的思维定势。他习惯于服从命令。刘、范两届总编的任期加起来不足一年半，是继储安平之后，在任上第二短与第三短的两位。

杨西光是第九任。他是在1978年4月中央党校结业之后立即到任的。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版：集中宣传科教文战线的拨乱反正和新事物，努力恢复报纸的“知识性”的声誉。

杨西光那年62岁。文教工作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从穿着草鞋的解放军踏上南京路，他就接管上海同济大学，后调至福建任省委宣传部长一段时间，又回到上海管文教。他担任过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解放日报》总编，“文革”前夕是上海市委书记处分管文教的候补书记。多年的文教工作，使他对思想理论战线颇为知情，对文化界、知识界的人头也很熟悉。“文革”刚一开始他就被“揪”了出来，与陈丕显、曹荻秋并称上海三大“走资派”。1977年他到中央党校学习，恰逢胡耀邦主校，当年12月，党校在研究编写“文化大革命”中的路线斗争问题时，胡耀邦提出了编写要求：一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党校的不少高、中级干部进行了讨论。在胡耀邦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的鼓舞下，党校思想相当活跃，在一部分同志中还提出了拨乱反正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杨西光当时正在党校学习，也参加了这场讨论。

读毕大样，杨西光走到窗前。窗外，楼下的槐树，正吐出青春的小芽。应该说，《哲学》专刊上的这篇文章，远不是哲学学术问题，但在历史幽暗隧道端头发出第一道闪光的，又只有哲学，恰如笛卡儿一句“我思故我在”，结束了长期统治欧洲的宗教蒙昧。

这个主题在他胸中酝酿已经很久，当他被提上台子“示众”的时候，当他在被监禁而读书、反思的时候，当他喘着粗气在工厂干活的时候，而最后，在党校臻于成熟。抛出一颗石子，击起一场时代大波，这是一份夙愿、一个诱惑，任何报人都无法拒绝。而在一份全世界发行的报纸的总编辑任上，它突然变得那么清晰、那么具体、那么切近。当然，它还差着那么一截，拿在手上，就像孙悟空接过敖广赠的那柄画杆方天戟。

“文章从专刊上撤下来，组织力量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放在一版上发！”杨西光说。

△ 文章修改的前前后后（1）

这篇文章，本是理论部的约稿。1977年8月，江苏省南京地区理论界召开旨在从理论上批判“四人帮”的讨论会。报社理论部应邀派哲学组组长王强华前往参加，并相机组织稿件。

在会上，王强华听了当时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的发言，认为颇具解放思想的勇气，便在会后与他交谈，约他为报纸的《哲学》专刊撰稿，没有给他出具体的题目。

两个月后，即1977年10月，胡福明稿寄到，共两篇：一篇是批判江青的；另一篇是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王强华看中了后一篇。

文章开头引了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关于思维的真理性的一段话，接着用四五百字的篇幅对这段话加以解释。

王强华和理论部的编辑认为，文章的引文和对引文的解释虽然相当多，但文中明确提出了拨乱反正，检验真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具有现实意义。他们决定编发，并报告了当时主管理论部工作的报社负责人之一马沛文。

马沛文是个思想活跃的文武全才，还在念初中时就因闹学潮被除了名。就算不计他在延安鲁艺读书的那3个年头，他到那时，也是34年的老新闻了。当时，这老新闻心里正憋着一口气。好像欢呼“十月胜利”的那口热浪还没痛痛快快吐完，就被“两个凡是”给堵回去了……他当时已经有点丧气了。他在1959年曾因“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被“党内严重警告”，他知道“愕愕”的只有彭老总一士，“诺诺千夫”是安全且前程远大的。他不知道这硕大的精神磨盘还会在头上压多久，也许在他的有生之年，就这么“凡是”下去了。

读过编好的胡文，马沛文心头一亮——就从这里开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正如菩萨的救命毫毛，将它化作蔑片绵绳金钢钻，把那阴阳二气瓶钻上一个洞。

理论部立刻着手对文章做手术。他们把头一大段引文的阐述性文字全部删去，只保留原文和简要解释，并立刻寄还胡福明征求意见。胡复信表示同意，理论部于1978年1月14日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原题发排了。

发排稿是这样开头的：

1845年，马克思在创立新世界观时，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

紧接着，第一部分，阐明任何理论，是真理还是谬论，归根到底要由实践来检验。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许多人的赞成证明不了真理，强大的权力证明不了真理，而已被过去实践证明了的真理，也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第二部分，举例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提出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并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检验自己的理论，发展理论，以至修改个别结论。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真理，才能不断发展，永葆青春。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马克思主义与任何盲从、迷信，是水火不相容的。哪里有盲从，哪里有迷信，哪里就没有科学，哪里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坚持实践标准，就是科学态度，否认实践标准，就陷入蒙昧主义。

第三部分，批判“四人帮”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宣传宗教教条，批判他们否认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实践，否认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中受检验，在实践中丰满、发展。指出他们把毛主席的一言半语与毛泽东思想体系割裂开来；抛弃毛泽东思想体系，任意摘取片言只语，把它当作宗教教条，到处吓人、打人。

1月14日发排打出清样后，1月26日、1月30日、2月2日、3月20日、4月4日又作了5次修改。几次修改，总的结构未变，在文字上作了较多的加工。第4次改样上，在第3部分结尾增加了一段反对教条主义、冲破禁区的内容：

10年间，“四人帮”主观唯心主义横行，搞乱了理论，毒化了思想，严重破坏了党的优良作风，他们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到处设置禁区，给人套上枷锁。所以至今仍有一些同志，做工作，解决问题，既不总结实践经验，又不倾听群众意见，从概念出发，从原则出发，不问具体历史条件，把个别词句奉为教条，生搬硬套；遇到新情况、新问题，不去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进行调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个别词句作为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敢从实践中，引出新结论；判断是非，不以实践为标准，不拿事实作根据，而用片言只语作准则，总之，心有余悸，忘记了毛主席谆谆教导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为了个别词句而牺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根本，搞坏了工作，损坏了革命。因此，我们必须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解放思想，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理论与实践结合，实事求是，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在第5次改样上，最后一段又重新写过：

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被彻底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四人帮”在革命队伍中间造成的心有余悸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毛主席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曾经批评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教条主义倾向依然存在。我们有些同志在工作中碰到了问题。往往不是去研究实际而是从革命导师的著作中寻章摘句；我们有些同志阅读一篇分析实际情况得出正确结论的文章时，往往因为文中没有引用革命导师的某些话而怀疑文章是不是有问题；我们有些同志在办事的时候，往往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从原则出发，等等。因此，我们应当重温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应当着重学习革命导师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教导，重温毛主席关于要从实际出发的教导，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坚持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逐步地、彻底地肃清“四人帮”主观唯心主义造成的种种影响和流毒，以便真正能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为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

第5次改样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由马沛文、王强华定稿后拼在《哲学》专刊大样上，5000多字的篇幅，占半个版。

杨西光看到的就是这一稿。“从《哲学》上撤下来放到一版！”他说。他特别强调要针对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一些混乱思想，作比较充分的论证，使文章更有指导意义；要进一步触及当时影响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一些现实问题，提到思想路线上来批评、阐述。

按照这个意见，文章要作很大的改动，然而，这是一篇个人署名的文章，除非由作者本人修改，否则由别人修改得面目全非，就不能再由作者来署名了，而作者却远在千里之外的南京。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如何修改成今天你我看到的版本的？中间都有谁参与了修改？

请继续关注下期《走进新时代的序曲 | 真理标准讨论纪概（五）》。

【未完待续】

*内容来源：《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陶铠张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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