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基础，不应该是“道德情操”

使经济学具有独特性的，是它是一门从“有目的的人的行动”出发的科学，即在人的行动中，存在着不能用外部因素来解释，只能用他的目的性来解释的事实，这一事实构成了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独特性。如否定这一事实，即用外部因素来解释人的行动，那么经济学就失去了其独特性，而成为历史的、经验性的或解释性的科学。

根据这一标准，那么显然斯密不能被视为经济学的奠基人，甚至可以说极大地误导了后来的经济学。斯密很有洞见，但其方法论不是个体主义与主观主义，而是客观主义（劳动价值论）以及整体论，也就是说，斯密的整个体系不是建立在“有目的的行动”之上的。相反，斯密的经济分析基于均衡思想，他用均衡思想来反对重商主义。他的均衡思想体现在“看不见的手”上。斯密的理论体系中没有给出社会分工合作的原理，这个原理已经被他用“均衡”给替代了。他只是引用了“分工的现象”，但没有对“分工的原理”做出说明。他假设财富在一开始就已经被神奇的分工创造了出来，然后他用财富的“分配”来解释各种要素的价格（地租，工资与利息等），把商品价格视为各要素的价格（成本）的加总。显然，要素的价格并不是以这样一种“分配”的方式产生的，而是人的行动（交换）的产物。不是财富的分配产生了价格，而是价格影响了财富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分配。

他在《国富论》中一开始就谈分工现象，这种安排也是不合适的，因为分现象恰恰是需要用理论去解释的。所以，首先需要一个理论来解释分工，而斯密并没有给出这个理论。分工现象和财富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从分工现象开始讨论，意味着从一开始就把财富来源的问题说完了，后面的阐述都变成多余。讨论财富问题，分工不能作为一个“起点”，而是应该作为终点。斯密恰恰是他从一个经济学本应该结束的地方开始讨论经济学，等于回避了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斯密的整个推理中一以贯之的就是利己主义原理。在斯密这里，如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所表明的那样，他是把“自利”是作为伦理或道德情操（本能）概念来处理的，而不是把“自利”作为“有目的的人的行动”概念来处理的。在斯密的经济学中，是没有“有目的的行动”概念的。当利己被作为“道德情操”来看，而不是作为“有目的的行动”来看似，可以用利己来解释一些现象，但这是解释，而不是经济学理论。

斯密的分析工具是“均衡”，而“均衡”思想又是建立在作为道德情操概念的“自利”之上的。因此，可以认为斯密的经济学是建立在道德情操的。他先写《道德情操论》，然后再写《国富论》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经济学的基础不应该是道德情操论，这样做的话，就混淆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经济学毕竟是理论科学（强调逻辑），不是伦理学。事实上，经济学是伦理学的基础。斯密把经济学建立在道德情操（伦理学）之上，或许是因为在斯密这个时代，包括休谟在内，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还没有区分理论科学与伦理学的缘故，他们把经济学、法学等都作为伦理学（强调德性）的一部分。

因此，“看不见的手”或分工合作，不是“自利”的自然而然的产物，或不是“道德情操”的产物。相反，它应该被视为人类运用“理性”的结果。如米塞斯所言，是“人为程序的结合，因为它最能达成有关的个人们的目的，而个人们自己有能力实现他们社会合作的利益”，“在他（功利主义经济学家）的心目中，上帝的庄严不显现于对事事的忙碌干预，而显现于把理知和追求幸福的动力，赋予他的创造物。”人对上帝赋予的理性的运用，产生了“看不见的手”。

如米塞斯所指出的，社会的联合，除了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之外，另外一种方式只能是“由一个超人的东西，命令这些不情愿的人们服从法律和社会权威。至于把这个超人的东西叫做上帝、世界精神、命运、历史、或生产力，以及我们用什么名称来称呼这些东西的使徒——独裁者，这是无关紧要的。”比较这两种方式，显然是运用理性所产生的联合更为可取。使用理性是人类能够增进自己福利的唯一工具，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但如前所述，斯密强调的并不是理性，如他没有把“看不见的手”视为运用理性的结果，相反，他还是在某种神秘的、宗教色彩意义上使用“看不见的手”概念，也就是说，还有“上帝的旨意”或“他律的与直观论的伦理”色彩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