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六）

如果我的论证成立，那么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两个肯定性的结论：第一个结论涉及到观念史研究应当采用的适当方法。我上文已经指出，理解文本的前提在于掌握文本试图传达的意涵，以及希望这一意涵怎样被理解。为了理解一个文本，我们至少必须理解考察对象的意图，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意欲的沟通行动（intended act of communication）。这样，我们在研究这些文本时需要面对的问题在于：这些文本的作者身处特定的时代，面对特定的读者群，他们通过自己的言论实际是要传达什么。因此，在我看来，最好从一开始就对通常在特定时刻的特定言论的传达对象予以说明。接下来的第二步应当是考察特定言论与更为广泛的语境（linguistic context）之间的关系，以揭示特定作者的意图。一旦这样看待研究的适当关注点，那么从根本上说还是语言上的，因此恰当的方法涉及到复原著作者的意图。这样，对某一特定文本的社会语境的研究可以作为这种语言研究的一部分。社会语境是帮助我们确定某位作者原则上可能传达出的某些习惯上可得到辨认的意涵。正如我试图通过霍布斯和拜尔的例证所要说明的，语境本身就可以作为判断不相一致的意图归属是否可以接受的标准。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一结论本身有什么新奇之处，但我的确认为我上面所做的批判性的清厘在向一种新的方法论迈进，它不是一种美学倾向或一种学术帝国主义，而是把握理解经典言说的必要条件。

我的第二个一般性的结论涉及到观念史研究的价值。这里的最为引人入胜的一点是，哲学分析与历史证据有可能实现对话。对过往言论的研究会引出某些特殊问题，能够获得相应的哲学旨趣的洞见。假如我们采用一种明确的历时性方法（diachronic approach），许多问题将变得更为清楚。其中我们会很快想到概念革新现象，以及语言和意识形态变迁的研究。有关方面我将在其他地方做进一步论述。

然而，我的主要结论在于，我上文所做的批评明确了观念史研究的哲学价值。一方面，在我看来，试图以是否能够为那些经典文本中所谓的“恒久问题”提供答案作为这一学科的基础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若从这样的角度研究这一学科，我认为将使这一学科变得极其幼稚。任何言说必然是特定时刻特定意图的反映，它旨在回应特定的问题，是特定语境下的产物，任何试图超越这种语境的做法都必然是天真的。这不仅意味着经典文本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问题；而且正如柯林武德所说的，在哲学中没有所谓的恒久问题。只有具体问题的具体答案，而且往往会出现的情形是：有多少提问者就有多少种不同的问题。我们不是要在哲学史上去寻找直接可资借鉴的“教训”，而是要自己学会如何更好地思考。

但这并不是说观念史研究毫无哲学上的价值。在我看来，经典文本关心的是他们自己而不是我们的问题，这本身就体现了经典文本的“相关性”和当下的哲学意义。经典文本尤其是道德、社会和政治理论方面的文本，能够帮助我们揭示（假如我们能够使其那样做的话）的不是本质上的同一性，而是各种可行的道德预设和政治诉求。应当说，经典文本在哲学上甚至道德上的价值正在于此。或许是由于受到黑格尔论证模式的影响，人们往往倾向于认为考察过往观念的最适当而且不可避免的角度是我们当下的境遇，因为当下境遇确切地说已得到充分呈现。这一看法并不成立，因为在那些基本问题上的历史差异可能反映了意图和惯例的差异，而不是诸如一种围绕某一价值共同体的竞争，更不是一种不断进化的对绝对性的认识（perception of the Absolute）。

而且，与其他社会一样，我们的社会同样也有自己的信仰以及社会和政治生活安排，仅仅认识到这一点就已经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更为有益的视角。对这些观念的历史的把握能够使我们知道自己常常接受的那些“永恒”真理实际上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和社会结构的随机性结果。从思想史中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的一成不变的概念，有的只是与不同社会相伴随的形形色色的概念。这一发现不仅关乎过去而且是关乎我们自身的真理。

我们的想象力经常在无形中受到我们所在社会的约束，在这一点上，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对其他社会信仰的历史研究应当作为一种克服这种约束不可或缺的手段。那些经常表现得极其武断、偏狭，认为观念史所涵括的无非是些“过了时的形而上学概念”，并将其作为抛弃这种历史的理由，他们会很快发现，这正是我们将这种历史视为有着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的理由，这不是因为我们可以从观念史中获得某些大致的“教训”，而在于历史本身就能够提供一种教训，使我们有自知之明（self-knowledge）。试图从思想史中找到解决我们眼下问题的途径，不仅是一种方法论谬误，而且在某种程度是一种道德错误。而从过去了解什么是必然的，什么是我们自己具体的安排的随机性后果，则是获得自知之明（self-awareness）的重要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