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人施特劳斯：施特劳斯在美国

不过不管施特劳斯与美国政治究竟发生了什么关系，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他本人的思想并不是在美国政治和美国思想的氛围中所形成的。施特劳斯于1899年9月20日生于德国一个乡下小镇，与他的同时代人例如汉娜．阿伦特、本雅明、肖勒姆（Gershom Scholem）、洛维特（Lowith）等同属所谓“德国犹太人”。对他们这一代犹太人来说，尚在青少年时代首先目睹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的冲击，随后则是海德格尔哲学革命的强烈震撼，但紧接着的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纳粹德国灭绝犹太人的种族屠杀，以及他们个人作为犹太人的流亡生涯。1938年施特劳斯被迫流亡到美国，已经是四十岁的中年。在美国的最初十年，显然适应得很辛苦，发表的大多是些两页左右的简短书评，看得出来是在通过写这些书评逐渐熟悉美国学术氛围，但他想的当然不是如何跟上美国潮流“进入主流社会”，而是苦思自己如何不被困死在美国主流学界当时盛行的种种时尚之中。所幸的是，到五十岁那年，他总算在学术界初步站稳了脚跟，那一年（1949年）他被聘任为芝加哥大学政治哲学教授，并受邀在当年的沃尔格林系列讲座（WalgreenLectures）发表演讲，演讲结果就是他后来出版的成名作《自然正义与历史》（1953），该书“导论”和开首两章对美国流行思潮的深刻批判，正是他十年沉思的结晶。但更重要的是，他在芝加哥大学的讲课深刻影响了芝大的青年学子，当时两位同年以15岁进入芝大的神童学生──日后在美国都大大出名的理查．罗蒂（Richard Rorty）和爱兰．布鲁姆（Allan Bloom）即都受他的影响而全力攻读柏拉图。据罗蒂在自传中回忆，当时芝加哥大学的基本风气是普遍认为美国流行的主流思想和学术例如杜威实用主义等太过肤浅而渴求更深刻的思想资源，正是在这种氛围下施特劳斯的讲课被认为最深刻而风靡芝大，吸引了芝大最好的学生。虽然罗蒂以后重回杜威实用主义传统并成为批判施特劳斯派的主将之一，但布鲁姆则成为施特劳斯学派第二代掌门人。不过施特劳斯对学生的巨大吸引力也恰恰使他在教授圈中甚受嫉恨，流行的抱怨是最好的学生都被施特劳斯“偷走”了。而就施特劳斯本人而言，他对这些青年学子的感激之情实不下于这些学生对他的感激之情，日后当他的密友柯耶夫（Kojeve）向他抱怨说现在巴黎最好的青年学子在知性上都已未老先衰时，施特劳斯回信得意地说：“要想见到心态尚未老化的青年学子，那就必须到芝加哥来”。施特劳斯弟子们以后大多都继承了施特劳斯这种首重教学的传统，尤其着重本科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

到芝加哥后的第十四年，施特劳斯与其第一批弟子出版集体成果《政治哲学史》（1963），成功地淘汰了此前流行的萨拜因（George Sabine）的《政治理论史》，也标志着所谓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学派的初步成型。次年（1964）施特劳斯六十五岁寿辰，弟子们又特别出版了祝寿文集，书名题为《古代人与现代人：政治哲学传统论集》，典型地反映了施特劳斯学派的基本关怀：重新展开“古今之争”，力图从“古典西方”的视野检讨“西方现代性”的问题,包括强烈批判当代美国主流学术。整个学派的基本取向或可用施特劳斯的两句名言概括：

“现代人与古代人之争这段公案必须重新开审；换言之，我们必须学会严肃而不带偏见地考虑这种可能性：斯威夫特当年把现代世界比作小人国，而把古典世界比作巨人国，他是对的。”

“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

施特劳斯这一原本植根于欧洲思想特别是尼采－海德格尔传统的“古今之争”问题意识，对其美国弟子产生的一个深刻冲击是促使他们重新思考美国文明与现代性的关系究竟是什么？这些美国弟子以后逐渐分成两派，一派认为“美国政治就其最好的方面而言体现了一种实践的智慧（practical wisdom）,这种智慧更多地来自于古老的传统，而非来自洛克”,亦即认为美国较多继承了西方古典传统而较少受西方现代性的影响;另一派则是以布鲁姆为首的主流施特劳斯派，强调美国政教体制从一开始就建立在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亦即建立在施特劳斯所谓“低俗而稳固的基础上”（low and solid ground）。但尽管有这种分歧，两派实际一致认为西方现代性的弊病必须由西方古典政治哲学来矫正。早期施特劳斯学派圈子中因此实际有一个非明言的等级，即研究古典的高于研究现代的，研究欧洲和早期现代思想（马基亚维里、霍布士、卢梭等）又高于研究美国和当代的。也是因此，早期施特劳斯弟子实际较少有人专攻美国政治，比较例外的是专治美国开国时期“联邦党人”思想的戴孟德（Martin Diamond）和专治“反联邦党人”思想的斯多林（Herbert Stroring），以及研究美国宪法的伯恩斯（Walter Berns）等。但以后施特劳斯学派在美国政治和美国宪法研究领域俨然成为一大派，而且即使他们专治古典的学生也往往同时研究美国政治。这是因为这些美国弟子日益觉得现代性的问题就是美国的问题，现代性的危机就是美国的危机，确切地说他们深感焦虑的是六十年代以后美国日益加速的巨大社会文化变革究竟把美国带到何处去。可以说，施特劳斯本人植根于欧洲意识的“西方的危机”意识在其美国弟子那里日益转化为“美国的危机”意识。由此也就可以看出，施特劳斯学派的所谓“古典研究”绝不是为古典而古典的学究式研究，而恰恰是由强烈的当代政治关怀出发的：深入研究西方古典的根本目的正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西方现代性及其危机，反过来施特劳斯更认为惟有深刻地理解现代性才能真正体会古典思想的良苦用心所在。

正因为如此，施特劳斯强调“政治哲学本质上不是一门学院职业”──“政治哲学”既不是一个学科，也不是一个专业，而是从施特劳斯强调的“危机意识”出发（现代性的危机、西方文明的危机、当代美国的危机），把整个西方文明作为研究对象。在施特劳斯看来，当代学术的日益专业化本身就是“现代性危机”的一部分，因为这种专业化只不过大批量地造就尼采所谓的“我们学者”。按尼采的说法，“学者”的出现是知识民主化和平等化的结果：“学术人发表了一份独立宣言，宣告今后不再接受哲学的统治”，从此以后知识不再有等级秩序，不再有纲目之别，一切知识都平等了，没有什么重要不重要之分，而只有时尚的翻新。其结果是大批量的知识生产，但只不过徒然让人“知道越来越多的鸡毛蒜皮”（knowing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不但不能使人专注于思考，反而导致所谓的“学者们”日益陷入“普遍的世侩主义和蔓延的媚俗主义”（universal philistinism and creeping conformism）施特劳斯主张的“政治哲学”因此完全打破文学、史学、哲学、神学等专业篱笆，同时更贯穿从古典西方研究、中世纪伊斯兰、犹太教和基督教思想、近代西方思想起源一直到当代美国研究。用施特劳斯的话说，如果今天已经被迫都要专业化，那么就让我们“在最重大的问题上专业化”（to specialize in the most weighty matters），这就是专注于从古到今的整个西方思想传统，具体地说是研究从古典文献一直到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等历代西方重要文本。通常而言，施特劳斯最好的学生往往首先集中研究古典特别是柏拉图，其次则是卢梭和尼采，因为这二者最深刻地暴露了西方现代性的内在危机从而成为以后所有现代性批判的源头（施特劳斯所谓现代性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浪潮）。但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读法同时强调，研究柏拉图的前提是把握修昔底德，因为修昔底德最充分地展示了古典政治的视野，而研究卢梭和尼采的前提则是把握马基亚维里、霍布士和洛克，因为后三者奠定了现代政治的视野。在施特劳斯极为独特的阅读西方思想序列中，柏拉图、卢梭和尼采隐隐居于最高位阶，而亚里士多德、康德和海德格尔则分别被视为前三者的补充或深化，亦即强调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同大于异，强调把握康德黑格尔的关键在卢梭，以及阅读尼采海德格尔必然返回柏拉图，等等。这里的中心线索始终是要首先把握西方现代性对西方古典的反叛即所谓“古今之争”，如施特劳斯所强调，“古典人与现代人的争论是最根本的争论，这一争论要比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争更根本，也比康德黑格尔之争更根本”；甚至，“古今之争”的问题比“雅典与耶路撒冷的分歧”更根本，因为“西方现代性”是对雅典和耶路撒冷的双重反叛。这里因此有必要特别指出，施特劳斯虽然以其文本细读方式即所谓“字里行间阅读法”（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而出名，又有所谓分辨古典著作中的“俗白教导”(exoteric teaching）与“隐讳教导”（esoteric teaching）之别的著名主张，但所有这些文本细读的前提是先立乎其大的眼界，否则文本细读必陷入学究式的琐碎无聊。

从施特劳斯五十年代初在芝加哥大学带出第一批学生开始，到现在大约五十年下来，他们在诠释西方从古到今的重要思想文本方面确实已经积累了相当惊人的成果，形成了他们自己非常独特的一整套阅读西方思想传统的方式。就目前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而言，大概可以说已经逐渐成为两大学派的天下，一是以普考克（J.G.A Pocock）和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为代表的所谓“剑桥学派”或“共和主义史学”派，另一就是施特劳斯学派。两派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复古派”即都强调古典传统而批判主流自由主义，两派都同样重视经典文本的重新编辑重新校订以及重新翻译和重新解释，但两派在解释近代西方思想起源上则发生根本冲突：剑桥学派或“共和主义史学”派将马基亚维里看作古典共和主义的现代复兴者，施特劳斯却突出强调马基亚维里是西方现代性的第一奠基人，亦即恰恰是对西方古典传统的全面反叛。这一马基亚维里解释上的重大分歧意味着他们对古典的解释根本不同（剑桥学派实际并不研究古希腊罗马本身，而是着重文艺复兴到美国革命这一段的所谓“共和主义传统的复兴”，他们对古典的看法基本来自汉娜．阿伦特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解释），对当代的看法也截然不同（剑桥学派可以“显得”比较激进和左倾，从而比较吸引人）。就西方学术界内的地位而言，剑桥学派明显具有体制上的优势，亦即他们属于职业历史学界而且是史学界公认的显学，施特劳斯学派的尴尬则在于他们既不属于史学界，也不属于哲学界，甚至也不属于政治学界（尽管他们多数在政治学系），而只能属于他们自己界定的“政治哲学”，但这种“政治哲学”又与西方主流政治哲学格格不入。简言之，剑桥学派或“共和主义史学”是主流学界内的显学，而施特劳斯学派则完全在主流学界之外。施特劳斯及其学派真正令人佩服的地方在于他们早期数十年间一直自甘寂寞，在非常不利于他们的总体学术氛围下从不随波逐流。

1973年施特劳斯默默地去世，没有任何一家美国主流媒体给予关注。事实上直到那时为止，除了他自己的学生以及芝加哥大学等极少数地方以外，施� 46 29511 46 13775 0 0 6179 0 0:00:04 0:00:02 0:00:02 6177�劳斯的名字几乎完全不为一般西方学术界所知，更不要说媒体和公众。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学派，施特劳斯派的形成早于罗尔斯等理论，甚至可以说是二战以后美国的第一个政治哲学学派，但他们对于以后美国和西方的主流政治哲学发展几乎没有发生影响。1971年罗尔斯发表《正义论》后，大多数人显然都同意诺齐克的说法，即“政治哲学家们现在必须在罗尔斯理论的范围内工作，不然就要说个理由”。施特劳斯学派确实由布鲁姆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1975）上给出了他们的理由，即全盘否定罗尔斯，认为整部《正义论》建立在三大误解之上：误解霍布士、洛克、卢梭的“自然状态”说；误解康德的道德哲学；更误解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理论，布鲁姆的结论因此极为辛辣地说：《正义论》的最大弱点在于其作者缺乏教育，即没有读好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该文的标题因此题为“正义：罗尔斯对抗政治哲学传统”）也因此，施特劳斯学派虽然号称研究“政治哲学”，但却几乎完全不理会罗尔斯以来的整个当代西方主流政治哲学。他们确实认为越新的理论就越无价值，因为各种新说无非就是时尚，而时尚就是不必读已经人人知道的东西。他们因此好用“巨人与侏儒”的比喻，认为专注于经典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最低好处是在标新立异的年代可以心有所主，不会被时尚弄得七荤八素，而当代学术界那种人人标榜“原创性”的风气恰恰注定只能是侏儒。由此，施特劳斯学派对不断翻新的各种当代理论都完全不屑一顾。

对于海德格尔以后的西方思想界，施特劳斯本人唯一重视的只有一个远在巴黎的柯耶夫（Kojeve），并让其最得意的弟子如票糧譟等到巴黎同时拜柯耶夫为师。这是因为施特劳斯认为柯耶夫最深刻地展示了西方“现代性”的内在逻辑和最终结果。柯耶夫从黑格尔揭示的“主人－奴隶关系辩证法”入手，深刻指出现代性的基本动力或逻辑是“争取承认的斗争”(struggle for recognition)，亦即今天甚为流行的所谓“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确切地说，现代性的内在逻辑或道德正当性在于“奴隶”──一切被压迫被奴役的人（包括性别、种族、阶级、民族）争取自我解放、争取被“承认”为平等自由者的历史，这一历史最终指向于柯耶夫所谓“普世无差异的国家”（the universal and homogeneous state）。但施特劳斯向他指出，这样一种“普世无差异的国家”是可欲的吗？这样一种结果难道不是必然会导致尼采早就预言的所谓“报废的人”（the last man）吗？因为这样一种“普世无差异的国家”无非意味着人世间以后将没有高贵与卑贱之分、没有聪明与愚蠢之分、没有优美与丑恶之分、没有深刻与肤浅之分、没有高雅与庸俗之分，没有好诗与坏诗之分、没有经典著作与垃圾作品之分。一切都是拉平的、平等的、因此最通俗、最流行、最大众化的就是最好的，因为这样最民主、最平等、最政治正确。施特劳斯认为，正因为现代性具有这样一种把人类引向“报废的人”的逻辑，现代性实际意味着整个人类的危机。虽然现代性建立在“低俗但稳靠”（low but solid）的基础上，并非没有其正当性，但其“低俗”最终导致现代性的最大悖论，即现代性最初是要把人提到神的地位，结果却是把人降低到了动物的地位。施特劳斯因此在其《古今自由主义》中提出：“真正的自由人今天最紧迫的责任莫过于要全力对抗那种堕落的自由主义（perverted liberalism），这种堕落的自由主义宣扬人的唯一目的就是只要活得开心而不受管教，却全然忘了人要追求的是品质高贵、出类拔萃、德性完美。”柯耶夫承认施特劳斯展示了对现代性批判的最大视野，因此两人互视为最大敌手却终身为莫逆之友。

施特劳斯弟子以后都居心叵测地高捧柯耶夫，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施特劳斯与柯耶夫的辩论正是“古今之争”在最深刻意义上的重新展开（柯耶夫展示最彻底的现代性，而施特劳斯揭示最深刻的古典性），而另一层潜台词则是要说：美国的后现代都是法国的舶来品，而法国的后现代说到底都来自于柯耶夫，而他们自己与柯耶夫亦师亦友，因此对所谓后现代的问题早已洞若观火。这种说法诚然矫情，但也并非全无道理。这首先是因为柯耶夫三十年代在巴黎高师开设的著名“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讲座”被公认深刻影响了两代法国哲学（从存在主义到后现代哲学），尤其柯耶夫揭示西方现代性的理性主体和历史主体实质上是“欲望主体”，从而使“欲望”成为整个法国后现代哲学的中心问题。此外，尽管施特劳斯与柯耶夫在四十年代末的辩论当时完全没有引起注意，但他们辩论的基本问题──例如“欲望及其满足”的问题，“承认的政治”、“全球化国家”，以及由此导致的所谓“历史的终结”、“哲学的终结”、以及“人的终结”或“人的非人化”等等，几乎无一不是八十年代以后西方主流自由主义和后现代哲学关注的基本问题。这里只需指出，最近十年爆得大名的两本书──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报废的人》（1992）以及西方左翼最新最时髦的《帝国》（2000），实际都是在重述柯耶夫的“全球性普世一体化国家”的问题。福山本是施特劳斯派弟子（布鲁姆的学生），只不过他在施特劳斯与柯耶夫的辩论中更多采取柯耶夫的“现代”立场，因此他不但明言继承黑格尔－柯耶夫的问题逻辑，而且他整本书其实就是用通俗的当代流行语言重新包装了柯耶夫。而《帝国》一书虽然不提柯耶夫的名字，但他们所谓的至大无外的“帝国”恰恰就是柯耶夫早就勾勒出的“全球性普世一体化国家”，而他们与柯耶夫的谱系关系实际同样非常清楚，即来自法国后现代与柯耶夫的血缘关系（作者之一哈特本是研究法国后现代特别是德勒兹的专家）。法国后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本来自于对柯耶夫问题的进一步追问，即在黑格尔－柯耶夫这种至大无外的“普世一体化国家”下如何可能逃逸、抵制、反抗──德里达的“延异”和德勒兹的“游牧”等等都是这种无处可逃时怎么逃、打不过怎么打的所谓“策略”（因此以后的后现代理论越来越象是毛主席著名的“游击战术”的文学理论版），而《帝国》在这方面不过是加了一个新名词即所谓“杂多异质”（multitude）罢了。如果说福山象是帝国总部的长官助理，报告天下太平，那么哈特等则象帝国下层的小科员，虚张声势地说“杂多异质”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当然都是后话。

大多数西方学术界或知识界人士第一次听到施特劳斯的名字大概已经要到1985年。是年5月《纽约书评》发表柏拉图专家布恩野的长文，全面否定施特劳斯的柏拉图研究，文章题为“没有秘密的狮身人面像”（Sphinx without a Secret）,意思就是施特劳斯神神鬼鬼似乎有什么微言大义，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这是西方主流学界第一次在具有广泛公共影响的知识界杂志上正面挑战施特劳斯及其学派，而在此之前主流学界通常倾向以“沉默”来表示对施特劳斯的轻视。此文的发表因此实际也恰恰表明，施特劳斯学派在学界的影响似乎已开始日益坐大，终于使主流学界觉得不能再对施特劳斯学派置之不理。紧接着，美国纪念宪法二百周年，《纽约书评》又发表美国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伍德（Gordon Wood）的长文,惊呼施特劳斯学派大规模侵入美国史的领域，他尤为不解的是施特劳斯派的人大多不是历史学家，为什么要在他认为是他专业领地的美国建国等问题上争夺解释权，殊不知施特劳斯学派向来认为美国建国这样重大的问题当然首先是政治哲学的主题；伍德在恼火之余不禁以主流学界代言人的口气说：“学术界对施特劳斯派有普遍的敌意和蔑视”（wide spread hostility and contempt towards the Straussians in academic circles）。确实，到八十年代后期，美国主流学界与施特劳斯学派之间已日益无法相互容忍，冲突终于在1987年全面爆发。是年施特劳斯学派掌门人布鲁姆出版震撼全美国的《蔽塞的美国心智》一书，创下美国出版史上前所未有的当年即售出精装本50万册的惊人纪录，同时在纽约和巴黎两地的每周畅销书榜上都高踞榜首几达一年之久，引发的各种评论更是充斥于美国所有的报纸、杂志和电台电视，几乎将整个美国学术界和知识界都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中，论战的激烈程度常被称为美国南北内战以来所仅见﹝由于布鲁姆此书的矛头几乎指向整个美国学术界，导致主流学界几乎以一种“正邪大决战”的态势全力围剿布鲁姆和施特劳斯学派。辩论的中心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美国大学生应该读什么样的书？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布鲁姆基本延续施特劳斯在五十年代初就提出的对美国主流学术的批判，认为二战以后的美国高等教育盛行的是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社会科学以及虚无主义的人文科学，导致美国高等教育日益不知所谓。该书的副标题因此题为。但布鲁姆从前的同班同学、深知施特劳斯派修辞方式的理查．罗蒂立即指出，这个副标题的正确读法其实要反过来读，亦即布鲁姆说的其实是：“民主如何导致哲学的失败并导致大学生不屑理会柏拉图”（How democracy has failed philosophy and made it difficult forstudents to take Platos seriously）。

罗蒂相当清楚，布鲁姆的中心论点实际就是施特劳斯早已指出的当代西方主流学术是“民主的官方高级祭司”(the official high priests of democracy)，导致所谓“学术”其实日益成为推动民主的“宣传”（propaganda）。罗蒂这篇题为“施特劳斯主义、民主、与布鲁姆”的文章因此认为，施特劳斯主义是将哲学置于民主之上，一向喜欢将问题简明化的罗蒂随后就提出他著名的命题：“民主对于哲学的优先性”（The Priority of Democracy to Philosophy），在他看来进步学者就是要作民主的吹鼓手，也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另一位有名气的民主派政治学教授巴伯则认为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是要用“哲学家暴君”（Philosopher Despot）来取代美国民主政治，而布鲁姆的畅销书则是“哲学家暴君”用来引诱美国人民的“最动听、最精致、最博学、而又最危险的传单”（a most enticing, a most subtle, a most learned, a most dangeroustract）。《纽约书评》发表的重头批判文章则由古典学养足以与布鲁姆匹敌的著名自由派学者妮斯邦（Martha Nussbaum）操刀，该文标题日后几乎成为施特劳斯派的代名词：“非民主的前景”。妮斯邦认为布鲁姆没有看到“哲学民主化的前景”，而她则力图证明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许多伟大哲学家就已经认为“哲学”是普通人和大多数人都应该有“权利”学的。但妮女士学问虽然好，要想证明古希腊罗马那样的“贵族社会”竟然已经有“哲学民主化”的思想，实在也有点太天方夜谭，反让人觉得妮女士的“西方中心主义”是否太病入骨髓，太美化古希腊罗马奴隶制。事实上，古今中外提出“哲学民主化”的第一人当然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不但提出“工农兵学哲学”的口号而且是在全中国的每一个农村和每一个工厂大规模实践了的，惜乎妮斯邦没有想到应该先到中国来考察一下“哲学民主化”的经验。

布鲁姆尤其尖锐攻击西方学术界近年来大谈非西方文化的时髦即所谓“杂多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认为这种“文化民主化”时髦其实根本就没有向非西方文化学习之心，而只是把美国流行的“文化研究”特别是性别研究、种族研究或同性恋研究这类“政治正确的学术”输出到非西方国家，恰恰是一种“恩赐”心态，是一种“伪装的新帝国主义”（a disguised form of a new imperialism）和文化上的“美国和平队心态”（the Peace Corp mentality）。在他看来今日以“文化研究”为名研究非西方文化的学术工业越发达，所有非西方文化也就越被加速美国化，结果只能是“杂多文化成为美国校园文化，而美国校园文化成为全球知识分子文化”。不难想见布鲁姆这些尖锐的抨击是如何地犯众怒，如何地不符合西方主流学界的“政治正确”标准，如何地不符合“全球化”的世界潮流。因此，他受到美国自由派民主派全球化派主流学界潮水般的口诛笔伐也就毫不奇怪了。而且主流学界对布鲁姆和施特劳斯学派的评论都一反西方学界的斯文俗套，连表面的客气话都不屑讲，都是直截了当毫不留情地全盘否定。

施特劳斯学派在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引起西方主流学术界和知识界如此强的反弹，实际恰恰说明施特劳斯学派远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学界怪胎，而是极为深刻地切入了当代世界最敏感的问题。事实上施特劳斯本人从来就不是“学究”，他之强调“返回古典”本来就是一种最强烈的当代意识，他的中心问题历来是“现代性问题”，亦即追问西方现代性究竟把西方带到何处去。施特劳斯思想及其学派在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真正开始日益被人注意或批判，大体与两个背景有关，一是美国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自六十年代以来的意识形态辩论在八十年代达到白日化;二是与此相关，美国主流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日益转到施特劳斯历来关心的道德政治问题。因此，虽然布鲁姆引起的巨大争论首先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展开，但论争同时更在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理论层面，两者纠缠在一起。我们以下试作一些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