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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里拉:“反动”的概念

2018-01-19 里拉著;刘擎译 政治哲学与思想史 政治哲学与思想史

摘要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政治现象背后的东西,那么,我们就需要忘记左与右,转而去追问:什么是反动?

 

 

二十年前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关于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研究--我很高兴,这本书已经有了中文的翻译。我对维柯的研究发现,他深信,现代理性主义本来是为了抗拒怀疑主义而发展起来,但它的心理效应,反而会使对宗教和社会权威的怀疑在年轻人当中弥漫开来,继而使得年轻人忽视他们的公民义务,并扰乱社会的秩序,从而导致一个新的野蛮世纪。维柯是启蒙运动发生之前的一个反启蒙思想家。而我认为,他也是第一个反动的哲学家。在研究维柯的著作之后,我一直在思考反动的心理和政治效应--在《当知识分子遭遇政治》和《夭折的上帝》这两本书中都包含着这种思考(我很高兴,这两本书也都有了中译)。今天我的演讲,是要把注意力转向"反动"这个概念本身。而要理解这个概念,我们首先要理解其他与之相关的概念。

 

西方的现代政治言语充满了成对的概念:今天在西方最常见的是自由与保守,左与右,而直到最近,革命与反动这对概念,才得到了真正的响应。我们有一种非常模糊的感觉,就是诸如"自由""" "革命"之类的术语属于一个范畴,而"保守""""反动"这样的术语属于另一个范畴。但我们实际上并不清楚,这两类范畴中的术语分享什么,或区别这两类范畴的特征是什么。所以,我们任凭情绪左右,来交替性地或随机地使用这些术语,这混淆了我们的思考。在今天的演讲中,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三对概念-- 自由与保守,左与右,革命与反动--拆分开来,并初步尝试去确定每个概念的涵义。

 

自由与保守

 

首先,让我们扼要地考察自由与保守这对概念。这两个常用的术语最初成为政治倾向的标签,是在19世纪早期的欧洲,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后。就像一切论辩性的术语那样,它们的意义和用法变幻不定。但到了19世纪中期,在它们被用于政治哲学的时候,含义就变得相当稳定和清晰。这主要归功于埃德蒙·柏克,是他为后来成为哲学保守主义的那种思想铺陈了基础,也对澄清哲学自由主义的可能涵义做出了贡献。在《法国革命论》一书中,柏克认为,革命党人与他们的反对者的根本区别,并不是关于宗教信仰和无神论、贵族制和民主制、权威和自由,或特权与平等这些方面的分歧。在柏克看来,所有这些分歧都根植于对人性的不同理解。柏克所促成的保守主义传统,始于这样一个根本的前提假设:人出生在一个由其他人居住的活动的世界中,因此,社会优先于其中的个人。政治生活的单位,是社会而不是个体。个体是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的实例。

 

通过突出这个关于人性的假设,柏克丰富地揭示了,由这个假设所导致人们做出的保守主义气质和判断。比如说,柏克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总是把社会看作承传之物,这种承传赋予我某种义务,对于先辈的义务,和对于后人的义务。这些义务优先于我们的权利。保守主义者们也倾向于认为,这种承传是隐性地通过习俗和传统而非学说和原则(理)来传递的。于是,他们虽然承认社会总在变化,也在适应新的条件状况,但同时看到,健康的变化必然是缓慢的、渐进的并尊重既存的意见和制度。以这种方式理解的保守主义,对许多现代政治原则抱有敌意,这种敌意主要不是因为它们是现代的,更因为它们是原则(原理)性的。而原则之所以会成问题,在于它们倾向于激发幻想--直接简单的社会变革的幻想,并为实现这种幻想而为专制做辩护。这就是保守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这种批判并不是对特权的捍卫。

 

尽管"自由主义"这个术语直到19 世纪早期之后才被用作党派政治的标签,但它对人性的假设在两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得到了阐述。 42 34454 42 14689 0 0 3569 0 0:00:09 0:00:04 0:00:05 3570与保守主义者相反,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个体优先于社会,这既是基于人类学的理据也基于道德的理据。他们认为,个体是政治生活的基本单位,因为个体在根本上是自由的。这意味着,一切社会在根本上都出于个体的自由,而不是相反。这个假设塑造了自由主义的特征性气质,以及自由主义对政治的判断。比如,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属于生者,死者是没有发言权的(而何处安放尚未出生的来者,则是自由主义思想中的一个严肃的问题)。自由主义者未必会对改革计划持乐观态度,更不用说乌托邦了;但由于他们假设,社会最终是人类自由的建构之物,那么,社会也终究可以被拆毁或重造。自由主义者怀疑对习俗或传统的诉求,这不是因为他们不想承认限制,而是因为这些说法常被用来为特权和不公正辩护。自由主义者只承认原则给出的限制,这些原则是超越特定社会和习俗的,也应当用来指导政治活动。自由主义最基本的原则是:个体拥有权利,有些事情是别人不能对你做的,否则就会违犯那些权利。

 

革命与反动

 

如果说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争议,根本上说是有关人性及其与社会之关系的争议,那么革命者与反动派之间的争议,则与天性无关,而是对于历史的争议。"反动"(反作用)这个术语最早进入现代政治思想的语汇,是在19世纪的法国,是从牛顿的科学论文中转借的。牛顿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一切运动天然地都会引发一个等量反向的反作用(反动)。尽管牛顿不认为这个机械原则适用于政治,但后来的许多思想家--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开始--确实这么做了。孟德斯鸠把政治生活描述为一连串无尽的运动与反动的结果,他承认革命是一种可能引起反动的政治行动,但他又认为,革命是罕见的、不可预测的事件。革命不是孟德斯鸠思想的核心。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也因为法国大革命的缘故,一种格外不同的反动概念发展出来。古典思想家,以及像孟德斯鸠那样的早期现代思想家,把革命看作一种简单的动荡,以及按照新修订的原则来重新安排社会秩序。但法国大革命被其拥护者与批评者看作揭示了某种原则--历史的展开(historical unfolding)。对一些空想家来说,比如说孔多塞,革命只是长程历史进步的第一步。但大革命的激进派几乎是以基督教启示录的方式来理解历史的。对他们来说,大革命通过民主的奇迹,把历史分成两个分离的且不可协调的阶段,大革命之后的历史将是人类解放的进步历史。而他们最激进的反动敌手也以完全同样的启示录方式来看待革命。雅各宾派把日历重设为共和元年,以此来标志人类的重生,与此同时,迈斯特那样的反动派却在预言基督的重归,这带来的不是旧制度的复辟,而是他称作"对立于大革命"的新新世界。革命者与反动派在此有某种全然一致:对于政治的思考本质上就是对历史的思考,而他们的全部分歧就在于如何判断历史会传达什么。

 

当然,我们知道,有各种各样的革命与革命者。但我们很少意识到,反动与反动派也是形形色色的。我设想,存在着两种值得区别和研究的反动类别。我把第一种称为"复辟的反动",第二种称为"救赎的反动"

 

复辟的反动派力图返回革命前的真实或想象的状态,这可以针对任何革命(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或美学的)。想要复辟君主制的法国人,想要将东正教复辟到其原始实践的俄国人,想要回到大城市出现之前的那个时代的美国乌托邦主义者,想要复归15世纪绘画风格的英国艺术家--所有这些在严格的意义上说都是反动人物。他们拒斥特定革命的正当性,想要复辟一个他们已经失去的(真实的或想象的)世界。

 

救赎的反动派,在我看来,是一种更复杂也更有意思的现象。复辟的反动派,想要逆转他们认为篡夺了正当权威的那种历史事件。而救赎的反动派则与此不同,他们承认过去不可逆转,因此选择继续前进,并梦想一场新的革命来实现双重超越--既超越了旧制度,又超越(上一场革命的)非法的篡权。欧洲法西斯主义就是这种政治反动的经典案例。法西斯主义者拒斥18世纪和19世纪的大多数革命:代议制民主,自由资本主义,普世主义,宽容,资产阶级价值观等等。但他们对过去的贵族社会或曾经统治这个社会的人,并无怀旧的乡愁。法西斯主义者设想了一个全新的秩序,这个秩序反对现代性,同时也超越现代性。这些救赎的反动派,也可被称作是最早的"后现代革命者"

 

这种反动的背后是什么?其心理又是什么?这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研究。现在我只是想指出,在心理学的意义上说,反动与愤怒有很大的关联。革命者当然对当下的境况感到愤怒,但他们的愤怒服务于他们对更好的未来的希望。而在反动派那里,革命者所建立的愤怒与希望的平衡,会一路滑向愤怒的一方。革命者对历史并无愤怒;他的希望就贯注在历史之中。而救赎的反动派恼怒历史,因为它已经被历史打败了一次。这种政治反动派想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世界,但他只有在同时主张对时间本身的征服时才能做到这一点。这也就是让他变得如此危险的地方。

 

让我来举一个新近的救赎的反动派的例子,就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这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例子,因为新保守主义的演变过程有助于显示保守主义与反动之间的区分。"新保守主义"1960年代晚期美国社会主义者发明出来的一个术语,用来描述一群温和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这些人对美国的福利国家政策做出了批判。那段时间他们正向保守主义转变,就此而言,是因为他们开始认识到保守主义的一些智慧:关于人性和政治的限度。新保守主义就其原初形式而言,是反乌托邦的、经验主义的思想,流露出某种悲剧感。这就是第一阶段的新保守主义。在19701980年代,新保守主义发展到第二阶段,变成了一种复辟的反动。这是因为,在1960年代的文化革命引发了社会变革之后,新保守主义者对美国社会越来越悲观。这些变革包括在大学以及在更加广泛的社会中,对权威的攻击,激进的女性主义,种族冲突,审查制度的废除,以及未婚母亲数量的不断上升。面对这些变化,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会对之加以批判,但从某一时刻开始,他们也会接受事实--这些变革已经成为美国生活的一部分。而新保守主义者的反应却大不相同:他们变成捍卫所谓"家庭价值""传统家庭"的民粹主义者,他们把其他知识分子攻击为普通民众的敌人--尽管他们自己当然也是知识分子。新保守主义在1990年代进入第三阶段,而后来由于2001911日的袭击,新保守主义成为一种攻击性的救赎的反动,尤其体现在过去十年来他们所塑造的美国外交政策之中。在我看来,新保守主义早年对美国政治的真正贡献在于这样一种成熟的意识: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好的意图可能导致不好的结果,而政治生活是难以预测的。他们从这种意识中汲取的教训是:我们的政治期待应该低一些,而激进的变革要么不会发生,要么就会带来灾难。但现在,在他们对最近美国历史进程的狂怒之中,新保守主义者拒绝了所有的这些教益。而这就是他们说服小布什总统,为把自由民主带给中东而袭击伊拉克(作为反恐战争的一个部分)的方式。就这样,清醒的新保守主义变成了乌托邦的新保守主义。这就是救赎的反动派的典例。

 

的确,反动塑造了法国大革命以降的西方政治和世界政治,而且仍然是当今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我看来,反动是现代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未被辨识的力量。如果我们不理解反动的话,我们就不能轻易地说我们理解了现代性。但令人惊讶的是,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西方学派付诸努力。我在我们大学图书馆的文献检索过程中发现,论述革命的著作超过了一万部,而与反动有关的著作只有六百部(其中大多数只是在书名中用了反动这个词)。最后,我只找到了三部论及反动概念的著作,这就是全部。

 

左与右

 

何以如此?我认为原因在于,我们在西方还在使用第三对概念:左与右。我们拒不放弃这对概念。但是,我们距离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越久,左右之分对历史和政治生活能够揭示的东西也就越少。在大约一百五十年间,"革命/反动""/"这两对概念是完全重合的,不存在混淆:站在左派的立场就是支持法国大革命,并努力在全世界推广革命;采取右派的立场就是对大革命遗产的反动,致力于击败革命。但随着19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这两对概念就不再是必然重合的。法西斯主义者是救赎的反动派,上演自己的革命,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无异于18世纪巴黎的革命者曾经的作为:他们摧毁了旧制度的制度(此例中是民主制度),监禁或杀害反动分子(此例中是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犹太人),并强行推行平等--暴政的平等,把所有人置于专制的铁蹄之下。他们的革命转而又造成了新一轮的反动。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反对者以两种经典的反动类型出现:复辟的反动派,他们想要恢复原有民主制度的特殊原则;以及救赎的反动派,他们希望击败法西斯主义会为通向乌托邦铺平道路。

 

1930年代开始,这种对"左与右"概念组的依附,已经搞乱了西方对许多革命的思考。现在仍然有许多知识分子,支持任何自称为革命的政治运动或政变,他们依据的原则是,革命总是会推进左翼事业。我略过不谈在后殖民的亚非国家中那些苦涩的革命经验,只提一个更近的例子。想想伊朗革命,然后问问自己:那些革命卫队成员(他们曾经与伊朗国王斗争、现在又与民主的绿色革命组织斗争)应该被当作是左派还是右派?又该如何看今天在德黑兰游行示威的那些中产阶级青年呢?由于他们反对那位象征着伊朗革命的总统,他们就属于一场右翼运动吗?甚至可以问,确定左右这样的问题还重要吗?我不认为这有多大的意义。

 

当我们谈论革命与反动的时候,我们是在做一种清晰的区分,这种区分能用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许多政治现象,这两个概念是不受时间约束的。而与此不同的是,左与右的概念出自欧洲历史的一个特定时刻,涉关一组时间约束的条件、制度和愿望。但在条件、制度和愿望已经发生改变之后,西方知识分子出于某种理由仍然继续沿用这些概念,在任何被认为有必要的时候,清空其旧的意义再填充新的意义。于是,也就难怪他们会有那么多的麻烦,难以理解我们在当今世界政治中所看到的各种新形式的革命与反动。

 

在这次演讲中,我力图阐明一些政治概念在使用中所涉及的各种不同的关切、假设、理念、承诺和气质,尤其意在指出,在通常的政治划分背后,存在着三种非常不同的智识问题:对自由派与保守派来说,根本的智识问题是关于人性;对革命者与反动派来说,根本问题在于历史;而对于左派和右派来说,根本问题是......就是"左与右",这并不是特别有意思。

 

而保守与反动却是有意思的,并且是重要的。智识上的保守主义是一个严肃的思想流派,如果你想要理解政治生活的可能性和限度,你就必须直面保守主义。另一方面,反动是一种强有力的心理和政治力量,它能用来推动或摧毁我们最关怀的美好事物--正义,自由,基本的尊严。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政治现象背后的东西,那么,我们就需要忘记左与右,转而去追问:什么是反动?

 

 

20105月,马克·里拉教授应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的邀请访问中国,先后在北京和上海等地演讲和座谈。本文为刘擎老师根据英文演讲稿翻译,发表时有所删节。文字版来源为爱思想网,可参见阅读原文处,转载仅供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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