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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略论中国政治学

钱穆 政治哲学与思想史

编者按:本文收入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一)

 

政治学是近代西方传来一门新学问,大学法学院必设政治系。青年初进大学,何从识得政治。或进研究院,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尚未入仕,对实际政治毫无经验,但已是一政治学专家。试问近代西方各国政治人物,又几人曾读过大学政治系。

 

中国文化传统极重政治。欲研讨中国文化,孔子自为其中心主要一人物。但研讨孔子,一为两千五百年前之孔子,一为两千五百年来之孔子,此两者,不可缺一,否则不足以见孔子之全貌。

 

两千五百年前之孔子,主要见在《论语》一书。但孔子卒,墨翟即起反对。继之有杨朱,又反墨翟。孟子继起,曰:"乃吾所愿,则学孔子。"又曰:"能言距杨墨者,皆圣人之徒。"然《孟子》七篇中言论,已显与孔子有不同。举其一显者,子贡言:"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今见《论语》者,言性惟"性相近,习相远"一语。而孟子道性善,则为其立论一要端。今可谓,《论语》所言乃孔子当年之本意,《孟子》七篇则《论语》之引申义,由本义加以发挥,而益使之充实光辉。孟子语不啻犹如孔子语,惟时代先后有变而已。

 

庄周与孟子略同时,既反孔,又反墨,另创道家言。老子书继之,其他尚有百家竞起。而荀子独宗孔,为《非十二子篇》,则其较孟子之距杨墨,乃益见复杂而多端。然荀子亦反孟子之性善论,而主性恶论,乃成儒学中两大对立。后儒多尊孟,少尊荀。但除此性论一端外,孟荀要为战国时代儒学两大柱,其于宏扬孔子同有功,不得谓荀子语非承孔子来。

 

秦代焚书,儒学大衰。然焚书之议起于李斯。李斯乃荀子门人。又韩非亦同为荀子门人,而其书乃为秦始皇所爱好,则荀子之主性恶,其流弊尚小,而荀子之主法后王,则其弊更大。孔门之学分四科,孟子直承德行科,亦可谓之心性学。荀子乃偏在政事文学科。孔子晚年自知道不行,故其教后进门人特重文学一科,颜子所谓"博我以文"。不得行道于当世,亦当传道于后世。荀子在政事文学两科,似更胜于孟子。至于言语,则不仅国际外交,如孟子之好辩,荀子之持正论,皆可以当之。

 

秦代有两大儒书出,一曰《易传》,一曰《中庸》。此两书皆特言天道,乃兼采道家言。同时又有《大学》一篇,列举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八条目。下至宋代,以《大学》与《中庸》并重,并与《论语》、《孟子》同称四书。可见中国孔子儒家之学以心性为基本,治平为标的,一切学问必以政治治平大道为归宿。故曰:"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仕与学兼重并进。未有学而不能从政,仕而不经由学者。此一传统,乃为两千五百年来孔子儒学之大传统。但中国向来无政治学一名称。

 

西方自始即有哲学科学文学诸别,但自初亦无政治学一门。凡从政,皆尚术不尚学。至晚近世,西方学问,分门别类,益增益多,乃有政治学之出现。然岂可舍却其他各门学问,而可以专门有一项政治学。又岂在大学四年过程中,以一青年初学,即可从事此项学问,而可以有其独立之成就。此则与两千五百年来中国孔子儒学之大传统大相违背。亦可谓,依中国观念言,乃无说以通者。中国之学,弥传而弥广大,乃益见其会通。西方之学,愈后而愈分裂,乃互见其冲突。此亦一例。

 

中国教育分小学大学两阶层,亦可谓修身齐家乃小学大众之学。治国平天下,则为大学,大人之学。治平大道,当先通经史。经学尚在孔子前,孔子《春秋》是经学中最后一书。司马迁以下,中国乃正式有史学。治乱兴亡,多载实际政务,政治思想政治理论皆本实际政治来。此与经学无大异。故中国经史之学,可谓即中国之政治学。

 

中国政治最重实际经验,故仕途必自卑升高,重资格,重履历,不次拔擢之机会则绝少。中国人称四十强而仕,则其登入仕途,年资已不浅。而宰辅重任,则断非年少新进所能希。姑以西汉言,经郡国察举,始得进国立大学肄业,攻读经学一年后,分发中央或地方政府之基层下部服务,然后得递升。唐代则先经礼部考试及格后,得为僚吏,再经吏部试,始得正式入仕,但亦尽在政府之下层。亦可谓学校教育已全由民间任之,政府则操有考试权与分发任用权。而政治学之重在实际练习与经验,亦居可知。

 

中国之所谓士,无不重政治学。中国传统政府可谓乃一士人政府。其考试与分发任用,则全由先进之士操之。而其间乃有一大问题出现。士人在野,早于政治上之传统大理论,及历代之治乱兴亡,有相当之知识。目睹当前政治实况,心怀不满。于是进人政府下层,与政府上层乃时有意见相左。而上层人物又极知看重此层,于是遂特于直言极谏倍加奖励。实则所谓直言极谏,不只是臣下之对君上,尤其是政府下层之对其上层,即后进之士之对其先进。此乃中国政治一传统精神,适切配合于中国政府之实际传统体制,而寓有一番极高明之甚深涵义。

 

如西汉初之贾谊,其上《陈政事疏》,此亦一种直言极谏。其对政治学早已具有一番极高造诣可知。文帝甚重之,但终不能骤加拔用。又如东汉有郑玄,网罗群言,囊括大典,为当代经学一最高大师。政府特征召,而郑玄终不赴,老死讲学于乡里。此其对当前政治,必有其一番意见,而不愿直言者。此两例,后世不断有之。故抱有极高政治见解之士,或沦没下位,或隐逸在野。于是中国之政治学,与实际政治,实常分裂而为二,此不足以全归罪于政府。或可谓中国人之政治学,常必有超于实际政治之一种理想之存在。此当为研究中国学术史者所更值注意之一事。

 

如北宋,胡瑗专务讲学,而王安石则亲操政治大权。胡瑗所讲,曰经义,曰时务,实皆政治学。其门人弟子登入仕途,皆有成绩。而胡瑗则终身不仕,未尝参预实际政事。当时人评论胡王两人,更重胡,后世更然。因政治终必为实际所限,不能全符理想。则中国之政治学,自深一层言之,其重理想尤更重于经验,亦断可知矣。惟中国人之政治理想,仍必本于实际政治来,非凭空发挥为一套政治哲学之比,此则当明辨。

 

即如孔子,亦可谓当时一政治学家。孔门四科,曰德行,曰言语,曰政事,曰文学。言语即今之国际外交,则四科中之二三两科,全属政治。德行一科,乃抱有更高政治理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非一意于仕进,而更多恬退。其文学一科,则不汲汲于仕进,而更用心在古籍中,熟悉历代政治往迹,培养政治理想,主要则仍在政治上。然则孔门四科,其最高目标,岂不全集中在政治上。但谓孔子乃一教育家,更属近似。谓孔子乃一哲学家,则差失已远。谓孔子为一政治学家,岂不贻笑大方乎。是则中国学问,最重在政治,而独不有政治学一名,是诚大值研寻之一问题矣。

 

墨翟继孔子而起,其学主要亦为政治学。庄老道家继起,反儒墨,实则其所讲,主要亦为一种政治学。惟墨家主进,道家主退,儒家则兼主进退。道家重无为而治,可谓墨家重有为,儒家则兼主有为无为。故儒家乃中道。后代儒林人物则多兼采道家言,故儒林必重政治,而又多主隐退。至少能退者之地位,则更高于能进者。知进而不知退,则不足挂齿矣。如北宋司马光,当王安石为相行新政,彼则宁退不进,以十九年精力成《资治通鉴》一书。名曰资治,是亦史学即政治学之一证。南宋朱子,承其书为《通鉴纲目》,所争在正统一问题上。是即政治学必上通史学一明证。有道统,有学统,亦有政统。一代一朝之政治必有统,而又必上通于历代历朝之统,此又政治学必上通文化学之一证。此又中国政治最高理想之所寄。朱子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近人以朱子比之西方之康德,此又如以孔子比之希腊之苏格拉底,皆所谓拟不于伦矣。

 

中国儒林一意主退者,最多在元清两代。如顾亭林,如黄梨洲,如王船山,皆以明遗民在异族政权下决心不出仕。然其治学,则可谓仍以政治为重,此为不失儒林之真传。亭林有两书,一为《天下郡国利病书》,一为《日知录》。前书备列明代地方政治利病所在。以近代专门之学言,或治农,或治矿,或治工,或治水利与道路交通,或治刑律,或治兵治商,可以各不相顾。然主持地方行政,此诸事皆当兼通并顾。故以今人读亭林此书,则鲜不倦而怠矣。或治社会史经济史者参考及之,然鲜知此书之终为一政治学要书也。至于《日知录》,亦多详于下层地方政治,通其古今得失。近人则或不以史书视之,而更少认识其乃为一政治学之书矣。

 

黄梨洲早年即为《明夷待访录》一书,备论古今政治史上之大得大失所在。亭林先见此书,故其为《日知录》,乃偏详下层地方政治。而梨洲晚年,则为《明儒学案》,此书亦深具作意,当试阐之。盖明初太祖废宰相,成祖以十族罪诛方孝孺,故明儒亦承元儒遗风,以不仕为高。阳明例外,然谪龙场驿,幸免一死。后为江西巡抚,乃几以平宸濠乱获罪。其生平讲学,亦鲜及于政治。其及门大弟子如王龙溪王心斋,相率不仕。遗风所播,不免多病。东林起而矫之,谓为儒则必当有志于从政,此始不失儒学之正统。梨洲师刘蕺山,蕺山一意盛推东林。而梨洲为《明儒学案》,则显有违背师门处。盖梨洲为《明儒学案》,亦显有提倡不仕之意。其门人万季野,应召赴京师,参加编明史工作,犹自称布衣。其一时师弟子意见,亦从可见矣。

 

王船山偏居三湘,与中原儒林少交接,然亦终身不仕。但其学则源自东林,亦终生不忘政治。观其最后著作《读通鉴论》、《宋论》两书,今人皆以史论目之,不知其乃一部政治学通论,于历代政治上之大得大失,以及出仕者之大志大节所在,阐发无遗。下及晚清,革命前,梨洲《明夷待访录》及船山此两书,经《国粹学报》重刊,几乎尽人传诵,其有助于革命事业者至钜,此亦治近代史者所宜知也。又《明夷待访录》尚远在法国卢骚《民约论》之前,而其《原君》、《原臣》、《原法》诸篇,明确有历史证据,明确系往圣陈言,明白平允,远出卢骚《民约论》之上。则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显有未可一笔抹杀者。奈何迄今仅七十年,国人已早加鄙弃,求变求新,进步之速,此亦难以理解也。

 

乾嘉诸儒之经学,训诂考据,又立汉学宋学之分。实则当时诸儒,乃一意反朝廷承袭元明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为主之科举功令。先有吕晚村,于朱子书中发扬民族大义,开棺剖尸。乾嘉诸儒,遂改而贬抑宋儒,与吕晚村貌相反而意实同。此下乃有所谓今文经学。时清政府压力已衰,而儒生乃重谈政治,直迄清末,而有康有为变法维新之主张。

 

又晚清大儒曾国藩,有《圣哲画像记》,罗列各代圣哲,多数与政治有关。其于清代,则举顾、秦、姚、王。顾、秦乃顾亭林、秦蕙田。蕙田编《五礼通考》。余尝谓中国传统政治重礼治,吉凶军宾嘉五礼,关涉政治诸大端,与杜马《通典》、《通考》备详制度者分占重要之一部分。乾嘉诸儒以义理考据辞章分学术为三方面,义理专重人生,而独缺政治。国藩又增经济一目,经国济民,正为治平大道,即政治学,与近人以财货为经济者大异其趣。而国藩乃以居乡办民团,弭平洪杨之乱。但国藩之自称,则曰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是国藩亦自居为一古文家,终不自承为一政治家。从来亦未有以古文名家而不通治平大道者。抑国藩苟非丁忧家居,即无机缘办团练,成立湘军。清廷之派兵命将,亦决不之及。故中国自古圣哲,亦绝少以政治家自命,乃亦决不专以政治为学。惟果细研中国一部儒学史,必知与政治声息相通,难解难分。而治中国政治史,苟不通儒学,则于历代制度之因革以及人物之进退,必无可说明。今人则不读儒书,于传统政治惟有借用西方术语,一言蔽之曰君主专制。以广土众民之中国,而君主一人得专制其上,亦当有妙法精义宜加阐说。一笔钩消,明白痛快,而又得多数之同情,但岂得亦谓之政治学。

 

民国以来,犹有通旧学者,当以梁任公为殿。任公著《中国六大政治家》一书,惟王安石可入儒林,张居正已非其比,其他四人皆非儒。然安得谓凡主变法即属大政治家。抑且全部中国政治史,其变多矣,变而不觉其变,斯为善变。新莽与王安石皆非善变,史迹昭然。以如此胸襟,如此见识求变,亦浅之乎其言政矣。任公师康有为主张变法,而曰求速求全。清德宗倘能加以任用,则亦必为新莽王安石之继矣。其后任公议论渐趋中正通达,创为《国风报》,知一国有一国之风。则中国之为政,又岂能尽效英美。其所见识,已超同时提倡新文化运动者之上。又曾亲预讨袁之役,终为于政治史上有贡献。其后又能退身仕途,一意为学,惜其不寿,否则论史论政,并世无出其右,其为学终当有得于儒学之传统矣。要之,晚清若康有为,若章太炎,若梁任公,皆一代杰出人物,惜其涉身政治太早,又以领导政治最高理论自任,而未得优游潜心完成其学。孔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孔子自知其不久或当涉身于政治,乃更期数年之进学。故惟超其身于政治之外,乃始得以深入政治之堂奥,以知其利病得失之所在,而有以成其学。大圣人之言如是,亦良可谓语重心长矣。

 

孙中山先生亦略受康章论政影响,而聪明天赋,乃倡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于众所共崇西方民主之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外,又特加考试监察两权,此皆中国传统政治所固有。惟有考试权,则西方分党竞选之制可变。惟有监察权,则西方国会议院不仅立法,又兼议政之制亦可变。而后采用民主,乃得配合国情,良法美意有因有革,但亦在其隐退沪上积年深思之所得。惜乎国人已无人能知中国政治之旧传统,此两权终成虚设。继自今,吾国家吾民族四五千年来相传之治平大道,政治大规模,惟有学步西方,作东施之效颦,其他尚复何言。中山先生已早有知难行易之叹,又谓中国乃一次殖民地,更次于殖民地,亦可谓言之沉痛矣。

 

西方政教分,政学亦分。其为学又主分,乃有政治学一专门,其实际政治则尚术不尚学。中国则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必政学相通。尚术则为人所不齿。惟其尚术故必变。法国戴高乐言,无二十五年不变之外交,亦无二十五年不变之内政。西方民主政治尚多数,多数亦何知,惟大圣大哲大贤人大学者,乃能知多数之所欲知。治平大道,于以建立。中国之通儒达哲,圣之仁者,乃庶能知吾当前国人之所欲知而未能知者,所以谓先知先觉,圣人先得吾心之同然。即历代帝王,亦莫不奉孔子为至圣先师。使必服从多数,则何烦有圣哲。中山先生之知难行易,今国人亦莫之知,莫之从。求能真实解说一部《三民主义》者,亦难其人。乃以美国林肯民有民治民享为解说,则自然使我国人心悦诚服,无敢再作异辞矣。若有之,则仍必求之国外,(此处删节)。如是之国家,如是之民族,为之立心立命者,乃在国外,不在国内,而犹必主张国家之独立,此非一次殖民地而何。诚可悲之尤矣。

 

(二)

 

孔子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不仕无义。"则孔子之学不忘出仕。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则学与仕本属一道。学以学其道,仕以行其道,则学与仕,义属一贯。后代中国乃成一士人政府,凡学人多出仕,凡仕者亦多能兼于学。其所重则日道,乃别无一套政治学。

 

今姑从中国历代政治史言之,庖牺神农黄帝,邃古不论。试言尧舜,其时以氏族社会行封建制度,各部落各酋长即各为一国之主。尧则为天下共主,为天子,然亦仅管理其国内事。洪水为灾,尧非有权力责任,必以治水为务。而尧使鲧治之,灾益厉。尧乃访用舜,并使摄政。舜改任鲧子禹治水有效。就鲧禹两人之名推测言之,盖亦一氏族,以治水为业。则尧之用鲧,非其罪。舜之用禹,亦非其功。水患既减,尧亦老,其子丹朱亦非有恶名。使尧告其子继位后仍当任用舜,丹朱亦非决不听。而尧竟舍其子而让位于舜,非出外力所逼,乃尧之内心自愿如此。洪水既平,亦舜任用禹之功,舜子商均亦非有罪恶,舜乃亦让位于禹。此亦非外力所逼,亦出自舜之内心。实则尧舜之为君,亦并无其他功绩可言,故孔子曰:"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但此禅让一德,则永为后世尊崇,其影响于此下四千年中国传统政治心理者至深且大,难以详阐。但尧舜以前,亦非先有此一套政治哲学之提倡,故陆象山言:"尧舜以前曾读何书来。"孟子则曰:"尧舜性之也。"盖尧舜此一禅让之美德,乃纯出自尧舜之内心。而此心则由天所赋,乃人性之本有。纵其为天子,为天下之共主,亦非有一套预定学说可为其作一切行事之张本,亦惟依照其内心天赋,亦可胜其任而得其道矣。政治正其一端。此乃以下中国人群所信奉之大道,但亦根据于古人往迹,所谓历史事实,故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何待有分门别类种种专家之学之竞相创造乎。

 

此下昌言中国传统政治哲理者,最备于小戴《礼记》中之《大学》篇。首谓大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为三纲领。又有八条目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三纲领则只是一纲领,即明明德。亲民即是明明德,亦即是至善,非有他矣。八条目中,最先格物一目,最起争论。实即《易·系辞》所谓"开物成务"之物。朱子注:"物,犹事也",此事字亦即《易·系辞》开物成务之务。格字可有两义,一为限止义,一为标准义。政治乃人群中最大一事务,宁有不接触实际事务之政治。凡事则必及物,又乌得有空无一物之事。事物则随时随地有变。孟子曰:"尧舜性之,汤武反之。"汤武所接触,已非尧舜之旧。只以尧舜当时居心反之己心,乃知当征诛,不再禅让。此下事物又变,非实际接触又何知所以为应。则惟仅凭己心,又必格物致知,而后诚意正心以应,此即所谓明明德。非亲民则亦何以明此明德,明德即至善之标准。孔子曰:"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心正而身修,则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一以贯之矣。心不正,身不修,又乌能齐家,乌能治国平天下。此义孔子已先发之;为数千年来中国共同所信。故心性之学,乃为一切事之本源,亦为一切事之中心,乃亦无一切学之分门别类各自发展之可能与必要。后代中国人,则称此曰理。

 

近代国人崇慕西化,乃以为国人传统重心性,偏于主观,不知有客观。此又不然。中国人主合内外,内在之心性,必见于外在之事物。格物致知,此知又何尝非客观。"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外在,易见,即属客观。道不易见,不易知,发于内心,属主观。惟道即见于器,器必存有道,主观客观,乃和合而为一。西方科学重物质上之试验,主客观。宗教在内心信仰,实主观。哲学中有形上学,无形下学,故分主观客观而为二。中国人谓人心有同然,故心与心相通,有同情。孔子谓此同情心为仁。此同情心之见于事物上,则为礼。孔子重仁亦重礼。但曰:"人而不仁如礼何",则更重仁。仁在内心,当属主观,形而上。礼在外面事物上,为客观,形而下。中国人则和合此两而为一,而更重其内在者,如是而已。

 

今姑专就政治一端言。中国古人言:"天生民而立之君。"人群聚处,则必当有管理统治此群众之事而为之君者,此亦一客观。希腊人不知有此客观,乃不知有君,乃亦无国。希腊人之客观,则惟以个人之经商财货为主。可谓仅知形而下,不知有形而上,不知有大道,乃亦不能成大器。国之与君,则实人群之大器。今人谓西方人重功利,其实中国人重道义,乃功利之尤大者。然则西方乃由内在主观而定其外在之客观,故有个人主义。中国则以外在客观通于内在之主观,又以内在主观为外在客观之中心,则心亦犹一物,个人则为大群之中心,故主仁,而有礼。仁在内为主,礼见于外为客,主客一体,而有内外之分。西方则反客为主,身为主,物为主,心为物役,而转为之客。则西方所重之客观,宜与中国之客观有别矣。

 

人心又有理欲之分。欲属形而下,理属形而上。欲则附着于外在之事物上,故心为客,物为主。理则超脱于事物之上,故心为主,而物为客。国之有君,以一人高居万人之上,有权有势,人心谁不欲为君。中国乃以一氏族社会,而择其氏族中之尊长者为之君。孰为尊长,则有一客观存在,人莫能争。又君位世袭,父以传子,子以传孙,此亦一客观,亦复无与相争。故中国之君位尊严,实乃定于一客观。

 

惟既在万人之上,高踞君位,其内心仍不能无所欲。《大学》言"为臣者止于敬",中国则有敬君之礼,以满足其君求尊之欲。人有同情,斯为君者亦可启发其对臣下之爱,故曰:"为君者止于仁"。而君臣上下之间,乃得相通相安,而政事不至于大坏。苟使为臣者不尽其敬,则为君者或可凭其权位以肆其自尊之表现,而为臣者亦无以止之,国政乃不免于大乱。又为君者深居简出,乃以表显其君位之尊,此亦一礼,而滥用君权之害,亦随以减。故中国重礼治,不重法治。君一位,臣一位,同在政府负一职位,即同在一礼治下,有其尊卑,亦有其平等。中国政治上礼之规定,莫不寓有深义,亦可谓其事乃大成于周公。

 

周公制礼必兼乐,其间皆寓深义。诸侯朝觐天子,多为天子祭拜宗庙而特来陪祭。是则非尊天子其人,实乃尊其祖先。如周文王如后稷,乃举世共尊,而因以尊及其后代现任之天子。文王后稷之德,临祭而歌其颂辞,即不啻对其继位者以一番大教训。而在位为天子者,亦知己之见尊,乃由其祖宗积德来,孝思亦油然而生矣。诸侯归其国,亦各祭其祖先。其意义亦近宗教,又近教育。读诗经诸颂及大小雅各篇,可知朝廷遇事必有礼,遇礼必有教。礼之外貌在敬,而礼之内涵则在教,寓教于敬,从人心所欢处诱之教之,是则中国之礼意。此之谓政教合。

 

故中国天子虽受在下位者至高之尊敬,而实亦同在礼之下,同受礼之约束,而不得轻肆其一己之私欲。后世此礼继承,而中国乃得成其为广土众民大一统之民族国家。政府虽有君王,高高在上,而庶民在下,乃尽得有宽放安宁之自由。

 

尊为一国之君,不得轻出都城一步。乃有巡狩封禅诸礼,登高山,临大河,而以不扰民为主。为君者不仅不出都门,抑又不出宫门。今人巡览北京清故宫,观其建筑之壮丽伟大,认为惟帝王专制,乃得有此。不知中国乃广土众民之一统大国,帝王之尊,亦宜可有此宫殿。而为帝王者,乃不啻幽禁此宫中,礼以显其尊,亦以严其防。其君杰出优异,固亦仍有所作为。中材庸主,则亦可以其尊贵自足。最下者越礼自肆,亦多淫佚,而少暴虐,但乱亡亦随之矣。

 

古人又有言:"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此又若封建时代之显分阶级。但在当时社会,下层亦有礼,如读《二南》与《豳风》,皆在周初,何尝得谓礼不下庶人。其次列国风诗亦皆有礼存。惟政治上层与社会下层有不同。刑不上大夫,亦非社会下层乃以刑治,而指朝廷君臣间,则有礼无刑。其风直至西汉之初,贵为三公,有罪不下狱,乃赐自尽。今之说者,乃据以为中国传统政治帝王专制之一证。不知此亦一礼,非以尊君,乃以尊臣。循至后世,赐自尽之制衰,而大臣下狱之事卒亦少见。细读历代之礼,其用心所在亦可见矣。

 

中国重礼治,一切人事皆重礼,政治只其一端。为君为臣为民同为人,斯君道臣道民道同一道。《大学》之道,即在教人以为人之道,即上通于为君之道,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治道即人道,一如圆颅方趾,同在一体,虽高下有别,而生气贯注,血脉流通,而亦有贵贱劳逸之别。于不平等处有大平等,于大相异处有大相同。礼者体也,岂得谓一身乃由一脑所专制。中国传统政治之主要精神乃在此。

 

西方重法治,虽称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法与人已不平等,司法官与受讯人终不平等。耶稣乃上帝独生子,凯撒得判其上十字架。后世教徒极意推行律师制度,但律师为受判人辩护,亦仍待司法官判决。司法官一依法律而裁判,此见法之尊于人。然法律亦由人制定,此制定法律者,又是何等人。耶稣创教,使人人尽在教会之下。谁何人制定法律,又不断改造,乃使人人尽在法堂之下。现代民主政治,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司法权乃外于立法行政权而独立存在,大总统犯罪,亦得受法庭裁判。是人权终低于法权。今人又称民主必争法治,则法在上,民在下,显分高下。要之,人生尊严则有限,信仰上帝遵奉法律皆其限。惟违犯上帝,乃死后灵魂事,渺茫而难知。违犯法律,乃生前当身事,具体而可证。但西方人除法律有明文规定外,一切又尽可自由,纵荡放肆,惟意所欲,无复再有防止,此之谓人权,岂不可畏。

 

中国人言法,亦如言礼。乃一种规矩,一种制度,一种模范,一种律则。天地运行皆有法,君有君法,师有师法。孟子曰:"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在下所守,即在上之道,是法亦道也。苟其人而可为法于天下,为法于后世,斯非圣君圣师莫属矣。而人之有法可守,则一切日常言行皆有法,亦可谓法即人生,人生即一法。西方之法,在人生之外,人生不当犯此法。不当犯,与当守,其义又大不同。西方人重外在,其法其政,皆外在于人生。中国人重内在,其政其法,则皆在人生之内。此又其文化精神大不同之明显可证之一端矣。

 

中国法家亦主立法以限制人。商鞅作法自弊。道在引导人为善,法在防止人为恶。一积极,一消极。故法终不为国人之所重。沛公起兵,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此乃全国通行之普遍法。汉武帝行盐铁政策,乃针对某一事之特殊法,引起全国之争论,历久未衰。正因法必本于道,而道则必兼通于各地各时之一切事变。故中国不能言法治,于道统政统之下,乃始有所谓法。

 

中国有刑律,有制度,皆称法。而一代之制度,则尤为一代之大法。设官分位,各授以职,皆由制度规定。君一位,亦一职,亦在制度中。又称王制王道,俗称王法。此犹西方之所谓宪法矣。王位最高,非谓由此一王乃可定此道,制此法。王亦在法之中,非能超乎法之上。记载此历代制度沿革者,唐有杜佑《通典》,宋有郑樵《通志》,元有马端临《文献通考》,后人称为三通。朝代有更换,而其道其法则古今一贯,故谓之通。或称典,或称文献,文即文章典章,献则指贤人言。中国政治尚贤,故曰贤君贤相贤臣,惟其贤,乃能制法定法,亦能守法行法。亦惟贤,乃能不专制。今国人不读三通,乃谓中国有君主无闲法,故其政体为君主砖制。不读书,轻发言,亦非治学之贤矣。

 

中国政治不专为治国,亦求平天下。同此人,能尽人道,同为一国,斯其国治。同在天下,斯天下亦自平矣。唐虞夏商周三代封建政治,为天子者,仅治其邦畿千里之内,而列国诸侯尽来朝,尽相和,斯即当时之平天下。秦汉以后,改为郡县政治,全国统一。然非无邻邦,非无国防,非无兵争,而和平睦邻相处之道,则传统不绝。近代国人又称汉帝国唐帝国,以比拟之于西方中古以前之罗马帝国,乃及晚近世之大英帝国。中西历史各有记载,不详加比较,乌得一以西史作准绳,以国史作注脚。

 

今再综合言之。中国传统政治仅亦言人道,中国全部古籍,经史子集,亦主在言人道。故非兼通四库,略知中国文化大义,即不能通知中国之政治,而又何专门成立一政治学之必须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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