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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回忆跟钱穆先生读书的日子

余英时 政治哲学与思想史

编者按:本文摘自《余英时回忆录》(允晨文化2018年版),第102-108页,由编者整理与此,首发于“政治哲学与思想史”,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在课外和钱先生个别接触,并得到他的指点,是从一九五〇年秋季开始的。这一点上面已经提到。因此我认为我正式进入钱先生应该从此时算起。我还记得,最早在课后到他的小房间中求教,是为了要精读他的《国史大纲》。我虽早已读过此书,但觉得内涵太丰富了,一时不易消化。这是因为此书采「纲目」体,「纲」的部份是简要断语,但何以能得到这些精确的断语呢?其根据则于「目」中。由于「目」所涉及的事实往往十分复杂,限于篇幅,作者只道其大略,无法详及。这就不是我当时的学力所能充分理解的了。所以我向钱先生提出一个课外求教的方式:我将《国史大纲》从头到尾精读一遍,对每章每节尽量作出简要的报告,然后请他指正和评论。他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请求,这一学期我便把写此书笔记当作主要功课,一直到全部完成为止。由于一面写,一面和钱先生讨论(主要是他为我讲解书中重要部份的撰述背景)这一工作前后经历了好几个月。不用说,钱先生的讲评使我受益无穷,让我真正走进了《国史大纲》的内在世界。关于这一点,我在一九九〇年九月所写的《犹记风吹水上鳞》悼文中已略举例说明,这里不必重复了。

 

但我当时印象最深的还不是《国史大纲》的实际内涵,而毋宁是钱先生对于求学问所持的基本态度。我可以从两方面对这一点加以说明。第一、他第一次发还我笔记本时说:「你不要一页接一页的写满全本,应该另换一个新本,每页隔一空页,不着一字。为什么呢?因为我书(指《国史大纲》)上讨论的问题,也有其他学者进行研究和分析,而且往往意见不同,甚至相反。留下的空页可以将来择录这些异说,以为参考和比较。」(这当然不是原话,但表达的确是原意。)这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指示。我因此才体会到:他虽自信《国史大纲》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且自具系统,然而却不轻视与他所见不同的研究成果。不但如此,他这样郑重地叮嘱我,显然是唯恐我一开始便被他的一家之言所牢笼,失去了转益多师的能力。他的苦心当时使我深受感动。

 

第二、通过钱先生详细指示,我才认识到《国史大纲》并不仅仅是直接从第一手史料中钩玄提要而成,其中同时也充分吸收了现代中国第一流史学家的崭新创获,如王国维、梁启超、夏曾佑、陈寅恪、顾颉刚等。大体上说,钱先生对于近贤新得不但随时采择,而且在撰《国史大纲》时更从通史角度另作斟酌,有所调整,然后才写入书中。所以我一向认为《国史大纲》融贯了从清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新史学的主要成就,决非一般客套话。

 

从以上两方面看,钱先生对于历史知识基本上抱着开放的态度。《国史大纲》自然符合司马迁所标榜的“一家之言”,但它绝不是“闭门造车”式的封闭系统。这是他研究中国文化史、思想史的一大特色,推之《先秦诸子系年》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无不如此。我感到受到他影响最深最大的主要在建立了对于“学问”的认识。

 

我在私下受钱先生开导和指点,最得益的是如何读中国文史哲的典籍。他把重点放在对文本内内外外的彻底认识上面。内则“一字之义”必不可放过,这相当于清代学人所强调的训诂之学;外则对文本必不可作孤立的理解,而当和同类的文本加以异同的比较,然后才能认清它在整体历史脉络中的真实地位。详细的节目这里不必多谈,大致上说,他始终在尽量培养我读书、作研究的基本能力。

 

另一方面,钱先生虽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他信奉儒家的价值系统——但他并不把自己的价值系统(相当于古人所说的「道」或「道统」)直接向我灌输。如果借用韩愈在“师说”中的词汇,我可以说,钱先生教学的具体着手处,是在「授业」和「解惑」上面,“传道”即寓于其中,而避免采用一般宗教家的「传教」方式。他似乎认为只要我具备了读书和研究的基本能力,最后自己便能找到「道」。在这一点上,他是孟子的信徒。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又说:「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钱先生始终鼓励我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求得一种深入的整体了解,找出它作为一个源远而流长的文明体系的特征所在。其实这便是他心中的“道”,但是我必须“深造自得”,不能直接把他求“道”所得接收过来,以为己用。

 

我在新亚肄业的两年多,即一九五〇年三月至一九五三年六月毕业,正值新亚经济上最困窘的时期,学校的日常经费都没有着落。钱先生不得不到处奔走,捐募最低限度的经费。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一年年底他两度有台湾之行,每次都留台甚久。第二次更是不幸。一九五二年四月他在台北讲演,屋顶塌了下来,头部受伤,出医院后必须留台养伤,直到八月才回香港,以致七月十二日我的毕业典礼他都未能主持,我当时是相当失望的。

 

我叙述这一情况是要说明:在毕业以前我向钱先生单独求教的时间是很受限制的;据我记忆所及,反而在毕业以后我有了更多的机会向他从容问学,特别是一九五三–五四学年。一九五三年秋季,钱先生得到美国亚洲基金会的支持,设立了一个研究所。研究所在九龙太子道租了一层楼,钱先生和三位研究生都住在所中,我则仍住家中,但每天到所中读书。这一年内,我几乎天天和钱先生见面。但更重要的,这也是我在他的直接指导下,正式研究中国史的开始,我一生的学术路向可以说是在这一阶段奠定的。所以我愿略作回顾。

 

钱先生是我的研究导师,但并不给我任何研究题目:他要我自己选定题旨后再和他讨论。这仍然是孟子「深造自得」原则的实践。

 

我当时正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挑战,研究的兴趣偏向中国社会经济史。由于二十纪上叶中、日史学界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热烈,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因此我决意追溯门第社会的起源和发展及其与儒、道两家(即“名教”与“自然”互相争衡的关系)。这大致相当于对“下层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作一番经验性的考察。

 

钱先生知道了我的构想以后,持同情和肯定的态度,但随即给我一个极为重要的提示:我的整体计划必须上溯至汉代,才能找到源头之所在,这一提示使我修改了原有的研究程序。我本来准备从《三国志》开始阅读,最后则决定以《后汉书》为精读正史的始点。所谓「精读」包括两点:第一是从首至尾,通读全书;第二是对书中一切相关数据加以系统的整理并作出纪录,以便将来查考和运用。关于第二点,我应作进一步的说明:相应于我的研究宗旨,我将《后汉书》所有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各方面的变动,无论直接性或间接性,也无论重大或轻微,都一一搜集起来,记录在卡片上,并加标识,以便将来作分门别类的研讨。原文较短的我便会抄下来,较长的则作提要,但是原文中关键性词汇和警句却尽量保存在卡片中。

 

九龙太子道的研究所仅存在了一年,次年(一九五四—五五)则并入嘉林边道的新校址,因为美国雅礼协会资助新亚书院便是从这一年开始的。我继续在研究所进修了一年。精读工作也从《后汉书》上推至《汉书》,下延至《三国志》,所写卡片前后积累了一千多张,奠定了我中国史研究的基础。经过近两年精读详记,我在一九五五年春夏之交便开始撰写专论,最初题作「两汉之际政治变迁的社会背景」,但一九五六年一月在美国哈佛大学脱稿后,定名为《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这是我第一篇史学专论,全文约六万字,刊在一九五六年出版的《新亚学报》第一卷第二期上。一九五九年《新亚学报》出版钱先生六十五岁祝寿专号,我又从卡片所收第一手史料出发,写成了一篇十万字的专论:〈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不但如此,一九五八年秋季,我在杨联陞先生“中国经济史研究”班上写《汉代中外经济交通》论文(英文),也仍然是先从卡片数据中找出传统文献的证据,然后才去广求中外考古所获的地下材料。而且我的研究重点并不在多集事实,以叙事方式呈现出来;我所特别重视的是汉朝与外族(当时称之为「蛮夷」之类)经济交涉背后的制度结构,特别是所谓「朝贡」体制。这只能对两汉书中有关记述进行多层次的分析与综合之后,才能获致比较确切的认识。所以我原有的卡片数据在此文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多年以后,我以这篇论文为纲领,扩充成一部专书,这便是《汉代中国的贸易与扩张》。

 

以上回顾我早期史学研究的经历和成果,读者立即可以看出:一九五三—五五两年间在钱先生指导下精读汉史,对我此下的学术生命确实发生了难以估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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