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回忆跟钱穆先生读书的日子

编者按：本文摘自《余英时回忆录》（允晨文化2018年版），第102-108页，由编者整理与此，首发于“政治哲学与思想史”，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在课外和钱先生个别接触，并得到他的指点，是从一九五〇年秋季开始的。这一点上面已经提到。因此我认为我正式进入钱先生应该从此时算起。我还记得，最早在课后到他的小房间中求教，是为了要精读他的《国史大纲》。我虽早已读过此书，但觉得内涵太丰富了，一时不易消化。这是因为此书采「纲目」体，「纲」的部份是简要断语，但何以能得到这些精确的断语呢?其根据则于「目」中。由于「目」所涉及的事实往往十分复杂，限于篇幅，作者只道其大略，无法详及。这就不是我当时的学力所能充分理解的了。所以我向钱先生提出一个课外求教的方式：我将《国史大纲》从头到尾精读一遍，对每章每节尽量作出简要的报告，然后请他指正和评论。他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请求，这一学期我便把写此书笔记当作主要功课，一直到全部完成为止。由于一面写，一面和钱先生讨论(主要是他为我讲解书中重要部份的撰述背景）这一工作前后经历了好几个月。不用说，钱先生的讲评使我受益无穷，让我真正走进了《国史大纲》的内在世界。关于这一点，我在一九九〇年九月所写的《犹记风吹水上鳞》悼文中已略举例说明，这里不必重复了。

但我当时印象最深的还不是《国史大纲》的实际内涵，而毋宁是钱先生对于求学问所持的基本态度。我可以从两方面对这一点加以说明。第一、他第一次发还我笔记本时说:「你不要一页接一页的写满全本，应该另换一个新本，每页隔一空页，不着一字。为什么呢?因为我书(指《国史大纲》)上讨论的问题，也有其他学者进行研究和分析，而且往往意见不同，甚至相反。留下的空页可以将来择录这些异说，以为参考和比较。」(这当然不是原话，但表达的确是原意。）这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指示。我因此才体会到：他虽自信《国史大纲》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且自具系统，然而却不轻视与他所见不同的研究成果。不但如此，他这样郑重地叮嘱我，显然是唯恐我一开始便被他的一家之言所牢笼，失去了转益多师的能力。他的苦心当时使我深受感动。

第二、通过钱先生详细指示，我才认识到《国史大纲》并不仅仅是直接从第一手史料中钩玄提要而成，其中同时也充分吸收了现代中国第一流史学家的崭新创获，如王国维、梁启超、夏曾佑、陈寅恪、顾颉刚等。大体上说，钱先生对于近贤新得不但随时采择，而且在撰《国史大纲》时更从通史角度另作斟酌，有所调整，然后才写入书中。所以我一向认为《国史大纲》融贯了从清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新史学的主要成就，决非一般客套话。

从以上两方面看，钱先生对于历史知识基本上抱着开放的态度。《国史大纲》自然符合司马迁所标榜的“一家之言”，但它绝不是“闭门造车”式的封闭系统。这是他研究中国文化史、思想史的一大特色，推之《先秦诸子系年》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无不如此。我感到受到他影响最深最大的主要在建立了对于“学问”的认识。

我在私下受钱先生开导和指点，最得益的是如何读中国文史哲的典籍。他把重点放在对文本内内外外的彻底认识上面。内则“一字之义”必不可放过，这相当于清代学人所强调的训诂之学；外则对文本必不可作孤立的理解，而当和同类的文本加以异同的比较，然后才能认清它在整体历史脉络中的真实地位。详细的节目这里不必多谈，大致上说，他始终在尽量培养我读书、作研究的基本能力。

另一方面，钱先生虽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他信奉儒家的价值系统——但他并不把自己的价值系统(相当于古人所说的「道」或「道统」)直接向我灌输。如果借用韩愈在“师说”中的词汇，我可以说，钱先生教学的具体着手处，是在「授业」和「解惑」上面，“传道”即寓于其中，而避免采用一般宗教家的「传教」方式。他似乎认为只要我具备了读书和研究的基本能力，最后自己便能找到「道」。在这一点上，他是孟子的信徒。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又说:「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钱先生始终鼓励我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求得一种深入的整体了解，找出它作为一个源远而流长的文明体系的特征所在。其实这便是他心中的“道”，但是我必须“深造自得”，不能直接把他求“道”所得接收过来，以为己用。

我在新亚肄业的两年多，即一九五〇年三月至一九五三年六月毕业，正值新亚经济上最困窘的时期，学校的日常经费都没有着落。钱先生不得不到处奔走，捐募最低限度的经费。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一年年底他两度有台湾之行，每次都留台甚久。第二次更是不幸。一九五二年四月他在台北讲演，屋顶塌了下来，头部受伤，出医院后必须留台养伤，直到八月才回香港，以致七月十二日我的毕业典礼他都未能主持，我当时是相当失望的。

我叙述这一情况是要说明：在毕业以前我向钱先生单独求教的时间是很受限制的；据我记忆所及，反而在毕业以后我有了更多的机会向他从容问学，特别是一九五三–五四学年。一九五三年秋季，钱先生得到美国亚洲基金会的支持，设立了一个研究所。研究所在九龙太子道租了一层楼，钱先生和三位研究生都住在所中，我则仍住家中，但每天到所中读书。这一年内，我几乎天天和钱先生见面。但更重要的，这也是我在他的直接指导下，正式研究中国史的开始，我一生的学术路向可以说是在这一阶段奠定的。所以我愿略作回顾。

钱先生是我的研究导师，但并不给我任何研究题目：他要我自己选定题旨后再和他讨论。这仍然是孟子「深造自得」原则的实践。

我当时正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挑战，研究的兴趣偏向中国社会经济史。由于二十纪上叶中、日史学界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热烈，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因此我决意追溯门第社会的起源和发展及其与儒、道两家（即“名教”与“自然”互相争衡的关系）。这大致相当于对“下层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作一番经验性的考察。

钱先生知道了我的构想以后，持同情和肯定的态度，但随即给我一个极为重要的提示：我的整体计划必须上溯至汉代，才能找到源头之所在，这一提示使我修改了原有的研究程序。我本来准备从《三国志》开始阅读，最后则决定以《后汉书》为精读正史的始点。所谓「精读」包括两点：第一是从首至尾，通读全书；第二是对书中一切相关数据加以系统的整理并作出纪录，以便将来查考和运用。关于第二点，我应作进一步的说明：相应于我的研究宗旨，我将《后汉书》所有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各方面的变动，无论直接性或间接性，也无论重大或轻微，都一一搜集起来，记录在卡片上，并加标识，以便将来作分门别类的研讨。原文较短的我便会抄下来，较长的则作提要，但是原文中关键性词汇和警句却尽量保存在卡片中。

九龙太子道的研究所仅存在了一年，次年（一九五四—五五)则并入嘉林边道的新校址，因为美国雅礼协会资助新亚书院便是从这一年开始的。我继续在研究所进修了一年。精读工作也从《后汉书》上推至《汉书》，下延至《三国志》，所写卡片前后积累了一千多张，奠定了我中国史研究的基础。经过近两年精读详记，我在一九五五年春夏之交便开始撰写专论，最初题作「两汉之际政治变迁的社会背景」，但一九五六年一月在美国哈佛大学脱稿后，定名为《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这是我第一篇史学专论，全文约六万字，刊在一九五六年出版的《新亚学报》第一卷第二期上。一九五九年《新亚学报》出版钱先生六十五岁祝寿专号，我又从卡片所收第一手史料出发，写成了一篇十万字的专论：〈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不但如此，一九五八年秋季，我在杨联陞先生“中国经济史研究”班上写《汉代中外经济交通》论文（英文），也仍然是先从卡片数据中找出传统文献的证据，然后才去广求中外考古所获的地下材料。而且我的研究重点并不在多集事实，以叙事方式呈现出来；我所特别重视的是汉朝与外族(当时称之为「蛮夷」之类)经济交涉背后的制度结构，特别是所谓「朝贡」体制。这只能对两汉书中有关记述进行多层次的分析与综合之后，才能获致比较确切的认识。所以我原有的卡片数据在此文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多年以后，我以这篇论文为纲领，扩充成一部专书，这便是《汉代中国的贸易与扩张》。

以上回顾我早期史学研究的经历和成果，读者立即可以看出：一九五三—五五两年间在钱先生指导下精读汉史，对我此下的学术生命确实发生了难以估计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