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收入钱穆：《孔子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转自“国学导航网”，在此鸣谢！
孔子的先世是商代的王室。周灭商，周成王封微子启于宋，遂从王室转成为诸侯。四传至宋湣公，长子弗父何，次子鲋祀。湣公不传子而传弟，是为炀公。兄终弟及本是商代的制度。但当时已盛行父子相传，鲋祀弑其叔父炀公，欲其兄弗父何为君。但弗父何若为君，当治其弟弑君之罪，在家庭间又增悲剧，因此弗父何让不受。其弟鲋祀立，是为厉公。弗父何仍为卿。孔子先世遂由诸侯家又转为公卿之家。直到孔子时，鲁国孟僖子尚说孔子乃圣人之后，因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弗父何曾孙正考父，辅佐宋戴公、武公、宣公，皆为上卿。但正考父不自满假，每一受命，益增其恭。又自奉甚俭。尝为鼎铭，曰：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是其字，嘉是其名。因获赐族之典，其后代以其先人之字为氏，乃曰孔氏。孔父嘉为孔子之六代祖。宋宣公传其弟为穆公，孔父嘉为大司马。穆公又传其兄宣公之子为殇公，孔父嘉受遗命佐助嗣君。华父督欲弑君，遂先杀孔父嘉。孔父嘉曾孙曰孔防叔，畏华氏之逼，始奔鲁。为防大夫，故曰防叔。鲁有东防西防，防叔所治为东防，在今费县东北。孔氏本为宋贵卿。或说孔父被杀，孔氏即失卿位，其子即奔鲁。或说孔父死后，孔氏卿位尚存，至防叔始奔鲁。恐当以后说为是。孔氏奔鲁后，卿位始失。但亦不即为受地而耕之平民。在当时，贵族平民之间尚有新兴之士族，或是贵族后裔之疏远者，或是贵族之破落者，与夫平民中之俊秀子弟，因其学习当时贵族阶级礼乐射御书数诸艺，而得进身于贵族阶层中当差服务，受禄养以为生。此等士族，各国皆有，而鲁为盛。孔防叔在鲁，其身份亦为一士。其为大夫亦只受禄，不得与封地世袭者相比。至是，孔子先世遂又由贵族公卿家转为士族之家。孔防叔之孙曰叔梁纥，因为鲁郰邑大夫，亦称郰叔纥。郰字亦作鄹、作陬，又作邹，乃邑名，非国名，与邹国之邹异。晋人围逼阳。逼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县门发，郰人纥抉之以出门者。逼阳城门有两重，一晨夕开阖之门。又别为一门，高悬在上。逼阳人开其晨夕开阖之门，诱攻者进入城，乃放悬门而下之，阻绝进者使不得出，未进入者不得入。叔梁纥多力，抉举其悬门，使不坠及于地，使在内者得复出。叔梁纥娶鲁之施氏，生九女，无子。有一妾，生男曰孟皮，病足，为废人。乃求婚于颜氏。颜氏姬姓，与孔氏家同在郰邑尼丘山麓，相距近，素相知。颜氏季女名征在，许配叔梁纥，生孔子。《史记》称叔梁纥舆颜氏女祷于尼丘，野合而生孔子。此因古人谓圣人皆感天而生，犹商代先祖契，周代先祖后稷，皆有感天而生之神话。又如汉高祖母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遂产高祖。所云野合，亦犹如此。欲神其事，乃诬其父母以非礼，不足信。至谓叔梁老而征在少，非婚配常礼，故曰野合，则是曲解。又前人疑孔子出妻，实乃叔梁纥妻施氏因无子被出。孟皮乃妾出，颜氏女为续妻，孔子当正式为后。语详江永《乡党图考》。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亦有云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者。其间有一年之差。两千年来学人各从一说，未有定论。今政府规定孔子生年为鲁襄公二十二年，并推定阳历九月二十八日为孔子之诞辰，今从之。关于孔子生平之辨，详拙著《先秦诸子系年》卷一《孔子生年考》，亦定孔子生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于鲁昌平乡郰邑，因叔梁纥为郰大夫，遂终居之也。孔子名丘，字仲尼。因孔子父母祷于尼丘山而得生，故以为名。孔子生，其父叔梁纥即死，但不知其的岁。或云：孔子年三岁。孔子母死，亦不知其年。或云：孔子二十四岁母卒，不可信。《史记 孔子世家》记孔子母卒在孔子十七岁前，当是。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其慎也，盖殡也。问于邹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孔子父叔梁纥葬于防，其时孔子年幼，纵或携之送葬，宜乎不知葬处。又古人不墓祭，岁时仅在家祭神主，不特赴墓地。又古人坟墓不封、不树、不堆土、不种树，无可辨认。孔氏乃士族，家微，更应如此。故孔子当仅知父墓在防，而不知其确切所在。及母卒，孔子欲依礼合葬其父母，乃先浅葬其母于鲁城外五父之衢。而葬事谨慎周到，见者认为是正式之葬，乃不知其是临时浅葬。故曰盖殡也，非葬也。邹曼父《史记》作挽父，挽是丧车执绋者，盖其人亲预孔子父之丧事，故知其葬地，其母以告孔子。此事距孔子母死又几何时则不详。时孔子尚在十七岁以前，而其临事之慎密已如此。此事亦多疑辨，然主要在疑孔子不当不知其父葬处，此乃以后代社会情况推想古代。今不从。孔子生士族家庭中，其家必有俎豆礼器。共母党亦士族，在其乡党亲戚中宜尚多士族。为士者必习礼。孔子儿时，耳濡目染，以礼为嬉，已是一士族家庭中好儿童。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二）（此指《论语》篇目次第，下同）孔子幼年期之教育情况，其详不可知。当时士族家庭多学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以为进身谋生之途，是即所谓儒业。《说文》：“儒，术士之称。”术士即犹言艺士也。儒乃当时社会一行业，一名色，已先孔子而有。即叔梁纥、孔防叔上不列于贵族，下不侪于平民，亦是一士，其所业亦即是儒。惟自孔子以后，而儒业始大变。孔子告子夏：“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六）可见儒业已先有。惟孔子欲其弟子为道义儒，勿仅为职业儒，其告子夏者即此意。可见其时所谓学，皆谋求进身贵族阶层，得一职业，获一分谷禄为生。若仅止于此，是即孔子所谓之小人儒。孔子之为学，乃从所习六艺中，探讨其意义所在，及其源流演变，与其是非得失之判，于是乃知所学中有道义。孔子之所谓君子儒，乃在其职业上能守道义，以明道行道为主。不合道则宁弃职而去。此乃孔子所传之儒学。自此以后，儒成一学派，为百家讲学之开先，乃不复是一职业矣。孔子自谓十有五而志于学，殆已于此方面知所趋向，并不专指自己对儒者诸艺肯用功学习言。父母之丧满一年为小祥，满两年为大祥，皆有祭。此当指母卒大祥之祭。时孔子尚在少年，然已礼乐斯须不去身。此见孔子十五志学后精神。士族习儒业为出仕，此乃一家生活所赖。孔子早孤家贫，更不得不急谋出仕。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己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委吏乃主管仓库委积之事，乘田乃主管牛羊放牧蕃息之事。当时贵族家庭即任用儒士来任此等职务。为委吏必料量升斗，会计出纳。为乘田必晨夕饲养，出放返系。此等皆鄙事。孔子以早年地位卑贱，故多习此等事。孔子年十九，娶于宋幵官氏，一岁而生伯鱼。伯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赐孔子。荣君之贶，故名曰鲤而字伯鱼。幵官氏亦在鲁，见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云宋幵官氏，则亦如孔氏，其家乃自宋徙鲁。古者国君诸侯赐及其下，事有多端。或逢鲁君以捕鱼为娱，孔子以一士参预其役，例可得赐。而适逢孔鲤之生。不必谓孔子在二十岁前已出仕，故能获国君之赐。以情事推之，孔子始仕尚在后。《左传》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昭子问少皞氏官名云云，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是岁孔子年二十七，其时必已出仕，故能见异国之君。故知孔子出仕当在此前。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三）此事不知在何年？然亦必已出仕，故得入太庙充助祭之役。见称曰“鄹人之子”者，其时尚年少，当必在三十前。然其时孔子已以知礼知名，故或人讥之。“是礼也”,应为反问辞。孔子听或人之言，反问说：“即此便是礼吗？”盖其时鲁太庙中多种种不合礼之礼。如三家之以雍彻，孔子曰：“雍之歌，何取于三家之堂？”（三）此乃明斥其非礼。但在孔子初入太庙时，年尚少，位尚卑，明知太庙中种种非礼，不便明斥，遂只装像不知一股，问此陈何器？此歌何诗？其意欲人因此反省，知此器不宜在此陈列，此诗不宜在此歌颂。特其辞若缓；而其意则峻。若仅是知得许多器物歌诗，习得许多礼乐仪式，徒以供当时贵族奢僭失礼之役使，此乃孔子所谓仅志于谷之小人儒。必当明得礼意，求能矫正当时贵族之种种奢僭非礼者，乃始得为君子儒。孔子十五志学，至其始出仕，已能有此情意，达此境界，此远与当时一般人所想像之所谓知礼不同，则宜乎招来或人之讥矣。知孔子之学，非追随时代之风气，志在求业而学。若是追随时代，志在求业，此非可谓之志于学。孔子之志于学，乃是一种超越时代，会通古今之学。孔子在十五之幼年，而已于此有所窥见而有志寻求，可谓卓乎不伦矣。三十而立者，孔子至于三十，乃确乎卓然有立，独立不倚，强立不反。自知其所学之有成，而不随众为俯仰。此一进程，正可于子入太庙之一节记载中觇其梗概。孔子少年出仕，可考者仅知其曾为委吏与乘田，其历时殆不久。孔子年过三十，殆即退出仕途，在家授徒设教，至是孔子乃成为一教育家。其学既非当时一般士人之所谓学，其教亦非当时一般士人之所为教，于是孔子遂成为中国历史上特立新创的第一个以教导为人大道为职业的教育家。后世尊之曰：“至圣先师”。当时人从师求学礼乐射御书数诸艺，以求仕进获谷禄者已多。从师必有贽见礼，求学亦必有学费。束脩乃一束干肉，乃童子见师之礼，为礼中之最薄者。自此以上，弟子求学各视其家之有无，对师致送敬仪，如近代之有学费，厚薄不等，而为师者即可借此为生。故孔子自开始授徒设教后，即不复出仕。而在其日常生活中，比较有更多之自由。论其职业性，又比较有独立之地位。卫齐豹杀孟絷，宗鲁死之，琴张将往吊。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女何吊焉？”是年，孔子年三十一。琴张乃孔子弟子，殆在当时已从游。知孔子三十岁后即授徒设教。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此时贵族阶级既多奢僭违礼，同时又多不悦学，不知礼。孟僖子相鲁君过郑至楚，在种种礼节上多不能应付，归而深自悔憾。其卒在昭公二十四年，时孔子年三十五，授徒设教已有声誉，故孟僖子亦闻而知之。临死，乃遗命其二子往从学礼。说为南宫敬叔，何忌为孟懿子，两人同生于昭公十二年，或是一母双生。其父之卒，两人皆年仅十三，未必即前往孔子所从学。至二人在何年往从孔子，今已不可考。其时孔子所讲之礼，多主裁抑当时贵族之奢僭非礼，然当时贵族乃并不以孔子为忤，并群致敬意。至如孟僖子之命子从学，则尤为少见。此层亦为论孔子时代者所当注意。褅是大祭，万是舞名。业此舞者，是日，皆往季氏之私庙，而公家庙中舞者仅得两人。其时季孙氏骄纵无礼，心目中已更无君上，而昭公亦不能复忍。君臣起衅，昭公遂奔齐。佾是舞列。八佾者，以八人为一佾，八八六十四人。此章所斥，或即鲁昭公二十五年事。孰不可忍者，谓逐君弑君在季氏皆可忍为之也。或说：季氏如此无君，犹可忍而不治，则将为何等事，乃始不可忍而治之乎？是孔子已推知季氏有逆谋，鲁国将乱，其发为此言，固不仅为季氏之僭越而已。较之子入太庙一章所载语气意态大不相同，见道愈明，出辞愈厉。此亦可见孔子三十而立后之气象。季平子得罪鲁昭公，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于齐。齐处昭公乾侯。其后顷之，鲁乱，孔子适齐。是年，孔子年三十五。其适齐，据《史记》，乃昭公被逐后避乱而去。或说在昭公被逐前见几先作，今不可定。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七）韶相传是舜乐。一说舜后有遂国，为齐所灭，故齐得有韶。或说陈敬仲奔齐，陈亦舜后，敬仲携韶乐而往，故齐有之。《史记》三月上有“学之”二字，盖谓孔子闻韶乐而学之，凡三月。在孔子三月学韶之期，心一于是，更不他及，遂并肉味而不知。孔子爱好音乐心情之深挚与其向学之沉潜有如此。若谓孔子一闻韶音，乃至三月不知肉味，则若其心有滞，亦不见孔子遇事好学之殷。故知《论语》此章文简，必加《史记》释之为允。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当时之学，即在此诸艺。惟孔子由艺见道，道德心情与艺术心情兼荣并茂，两者合一，遂与当时一般儒士之为学大不同。孔子曾问官于郯子，学琴于师襄。其学琴师襄之年不可考，但孔子于音乐有深嗜，有素养，故能在齐闻韶而移情学之如是。子贡曰：“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十九）其学韶三月，亦必有师。其与齐太师语乐，齐太师或即其学韶之师耶？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十二）孔子乃鲁国一士，流寓来齐，而齐景公特予延见，并问以为政之道。此见当时孔子已名闻诸侯，而当时贵族阶层虽已陷崩溃之前期，然犹多能礼贤下士，虚怀问道，亦见在当时吾先民历史文化积累之深厚。时齐景公失政，大夫陈氏厚施于国，景公又多内嬖，不立太子，故孔子告以为君当尽君道，为臣当尽臣道，为父当尽父道，为子当尽子道。语气若平和，但为君父者不尽君父之道，如何使臣子尽臣子之道？孔子之言，乃告景公当先尽己道也。景公悦孔子言而不能用，其后果以继嗣不定，启陈氏弑君篡国之祸。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一）温良恭俭让五字，描绘出孔子盛德之气象，光辉照人，易得敬信，时君自愿以政情就而问之。但若真欲用孔子，则同时相背之恶势力必群起沮之。故孔子之道亦遂终身不行，其情势已于在齐之期见其端。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日：“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十八）此章齐景公两语，先后异时。先见孔子而悦之，私下告人，欲以季孟之间待孔子。是欲以卿礼相待也。后志不决，意转衰怠，乃曰：“吾老矣，不能用。”时景公年在五十外，自称老，其无奋发上进之气可知。故孔子闻之而行。孔子适齐，事迹可考信者惟此。尚有礼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又景公将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婴沮之诸说，前人竞致疑辨。其他不可信之说尚多，今俱不列。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孔子曰：“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往而观其葬焉。吴季札适齐在鲁昭公二十七年，事见《左传》。嬴博间近鲁境，孔子盖自鲁往观。孔子以昭公二十五年适齐，二十七年又在鲁，盖在齐止一年。或说孔子留齐七年，或说孔子曾三至齐，皆不可信。吴季札当时贤人，孔子往观其葬子之礼，亦所谓无不学而何常师之一例。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二）孔子以六艺教，此本当时进仕之阶。孔子既施教有名，故时人皆期孔子出仕。但在孔子之意，出仕为政，乃所以行道。其他一切人事亦皆所以行道。家事亦犹国事，果使出仕为政而不获行道，则转不如居家孝友犹得行道之为愈。其答或人之问，见其言缓意峻。此章或在适齐前，或在自齐返鲁后，不可定。孔子自言，十有五而志于学，即是有志学此道。三十而立，即能立身此道。又言四十而不惑，即是于此道不复有所惑。世事之是非得失，吾身之出处进退，声名愈闻，则交涉愈广，情况愈复杂，而关系亦愈大，在孔子则是见道愈明，而守道愈笃，故不汲汲于求出仕也。此章当在孔子年近五十时。皇侃曰：“当孔子尔时，年已四十五、六。”此无确据，但亦近似。孔子教学相长，其设教之期即其进学之期。孔子亦自知誉望日高，鲁乱日迫，形势所趋，终不能长日闭门不一出仕。乃自望于五十前犹能于学养上更有进，他日出任大事，庶可无过。此指出仕行道言，非谓四十不惑以后，居家设教，犹不免有大过也。此章亦字或作易，遂有孔子五十学易之说，此事前人疑辨亦多，语详拙著《先秦诸子系年 孔门传经辫》。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孔子自齐返鲁，下至其出仕，尚历十三四年。若以三十后始授徒设教计之，前后共近二十年。此为孔子第一期之教育生涯。其前期弟子中著名者，有颜无繇、仲由、曾点、冉伯牛、闵损、冉求、仲弓、宰我、颜回、高柴、公西赤诸人。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日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晒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唱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晳后。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晒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晒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十一）此章可见当时孔门师弟子讲学欢情之一斑。子路少孔子九岁。曾晳、曾参父，或较子路略年幼。故记者序其名次后于子路。冉有少孔子二十九岁。公西华最年轻，少孔子三十二岁。此章问答应在孔子五十出仕前。孔门讲学本在用世，故有如或知尔之问。子路长治军，冉有长理财，公西华长外交礼节，三人所学各有专长，可备世用。孔子闻三子之言，其乐可知。然孔子则寄慨于道大而莫能用，深惜三子者之一意于进取，而或不遇见用之时，乃特赏于曾晰之放情事外，能从容自得乐趣于日常之间也。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七）此章可见孔子当时生事甚困，然终不改其乐道之心。如曾点寄心事外，乃必有待于暮春之与春服，冠者之与童子，浴沂之与风雩，须遇可乐之境与可乐之事以为乐。而孔子则乐无不在，较之曾点为远矣。自后惟颜渊为庶几。可见孔子当时与点一叹，乃为别有心情，别有感慨，特为子路、冉有、公西华言之，使之宽其胸怀，勿汲汲必以用世为务也。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五）道在我，虽饭疏饮水亦可乐。道不行，其事可伤可叹，亦非浴沂风雩之可解。当时凡来学于孔子之门者，皆有意于用世，然未必皆有志于行道。孔子与点之叹，为诸弟子之汲汲有意用世而叹也。此章乘桴之叹，则为道不行而叹。道不行于斯世，乃欲乘桴浮海，此所以为孔子，若曾点则迹近庄老矣。然乘桴浮海亦待取竹木之材以为桴，而此等材料亦复无所取之，此可想孔子所叹之深矣。子路虽汲汲用世，然孔子若决心浮海，子路必勇于相从。当时孔子师弟子之心胸意气，亦可于此参之。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九）居夷之想，亦犹浮海之想也。皆为道不行，而寄一时之深慨。此皆孔子抱道自信之深，伤时之殷，忧世之切而有此，非漫尔兴叹也。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五）颜渊，颜无繇之子，少孔子三十岁，亦少子路二十一岁。在孔子前期教育中及门较晚。孔子于前期弟子中，若惟子路、颜渊最所喜爱。某日者，遇其同侍，因使各言尔志。后来《论语》记者以他日颜渊成就尤胜子路，故本章序颜渊于子路之上。就当时论，颜渊尚不满二十岁，而子路则其父执也。子路率尔先对，愿能以财物与朋友相共，而无私己之意。颜渊则能自财物进至于德业。已有善，不自夸伐。有劳于人，不自感由我施之。尽其在我，而泯于人我之迹。此与子路实为同一心胸、同一志愿，而所学则见其弥进矣。至孔子，则不仅愿其在己心中只此人我一体之仁。即在与己相处之他人，亦愿其同在此仁道中，同达于化境，不复感于彼与我之有隔。在我则老者养之以安，而老者亦安我之养。朋友交之以信，而朋友亦信我之交。幼者怀之以恩，而幼者亦怀我之恩。其实孔子此种心胸志愿，亦仍与子路、颜渊相同，只见其所学之益进而已。若使孔子此志此道能获在政治上施展，则诚有如子贡所言：“夫子之得邦家，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十九）孔子抱斯道于己，岂有不期其大行于世。上引诸章，殆皆在孔子五十出仕前，其生活之清淡及其师弟子间讲学心情之真挚而活泼，事隔逾两千年，皆可跃然如见。桓子嬖臣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执怀，囚桓子，与盟而醳之。阳虎益轻季氏。阳虎为季氏家臣，其囚季桓子事，详见《左传》定公五年。季氏为鲁三家之首，执鲁政，而其家臣阳虎乃生心叛季氏。孔子素主裁抑权臣，其于季氏有是可忍孰不可忍之叹。阳虎既欲叛季氏，乃欲攀援孔子以自重。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十七）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此阳货即《左传》《史记》中之阳虎，盖虎是其名。其时鲁政已乱，阳货虽为家臣，而权位之尊拟于大夫。孔子虽不欲接受其攀援，然亦不欲自背于当时共行之礼，乃瞰阳货之亡而往答拜。涂中之语，辞缓意峻，一如平常，货亦无奈之何。此事究在何时，不可知。但应在定公五年后。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阳虎为乱，欲废三桓之适，更立其庶孽阳虎素所善者。遂执季桓子。桓子诈之，得脱。此事详《左传》。公山不狃为季氏私邑费之宰。内结阳虎，将享桓子于蒲圃而杀之。桓子知其谋，以计得脱。其事发于阳虎，不狃在外，阴构其事，而实未露叛形。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十七）弗扰即不狃，谓其以费畔，乃指其存心叛季氏。而孔子在当时讲学授徒，以主张反权臣闻于时，故不狃召之，亦犹阳虎之欲引孔子出仕，以张大反季氏之势力。孔子闻召欲往者，此特一时久郁之心遇有可为，不能无动。因其时不狃反迹未著，而其不阿季氏之态度则已暴露，与人俱知。故孔子闻召，偶动其欲往之心。子路不悦者，其意若谓孔子大圣，何为下侪一家宰。但孔子心中殊不在此等上计较。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十七）孔子自有一番理想与抱负，固不计用我者之为谁也。然而终于不往。其欲往，见孔子之仁。其终于不往，见孔子之知。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十六）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十六）此引上一章，不啻统言春秋二百四十年间之世变，下一章专言鲁公室与三家之升沉。孔子非于其间有私愤好，亦非谓西周盛时周公所定种种礼制，此下皆当一一恪遵不变。然而，此二百数十年来之往事，则已昭昭在目。有道者如此，无道者如彼，吉凶祸福，判若列眉。孔子特抱一番行道救世之心。苟遇可为，不忍不出。其曰：“吾其为东周”，则孔子心中早有一番打算，早有一幅构图，固非为维持周公之旧礼制于不变不坏而已。然而孔子则终于不出，不得已而终已，则其心事诚有难与人以共晓者。故亦不与弟子如子路辈详言之也。人当以行道为职，此属天命。但天命人以行道，而道有不行之时，此亦是天命。阳货、公山弗扰皆欲攀孔子出仕，而孔子终不出。若有可为之机，而终坚拒不为。盖知此辈皆不足与谋，枉尺直寻，终不可直。孔子在五十前居家授徒，既已声名洋溢，而孔子终于坚贞自守，高蹈不仕。然此尚在孔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之阶段。孔子五十以后，乃终于一出，其意态若由消极一转而为积极，实则并非如此。孔子三十以后之家居授徒，早已是一种积极态度。所以若前后出处有转变，此乃孔子由不惑转进到知天命，在己则学养日深，而在人则更不易知。如其欲赴公山弗扰之召而子路不悦，孔子实难以言辞披揭其内心之所蕴。吾道所在，既不能骤喻于吾朋，则亦惟有循循善诱教人不倦之一法，夫亦何愠之有。亦有疑阳货、公山弗扰之事者。疑阳货不得为大夫，疑公山弗扰并不以此年叛。但阳货虽为季氏家臣，亦得侪于大夫之位，此即见季氏之擅鲁。公山弗扰在当时虽无叛迹，而已有叛情，皆不必疑。定公九年，阳虎奔于齐。其后，定公用孔子为中都宰。一年，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鲁国既经阳虎之乱，三家各有所憬悟。在此机缘中，孔子遂得出仕。在鲁君臣既有起用孔子之意，孔子亦遂翩然而出。其时孔子年五十一。在一年之间而升迁如此之速，则当时鲁君与季氏其欲重用孔子之心情亦可见矣。孔子为中都宰，其事先见于《檀弓》，又见于《孔子家语》。今传《家语》乃王肃伪本，然司马迁所见当是《家语》之原本。既此三书同有此事，应无可疑。鲁国国卿，季氏为司徒，叔孙为司马，孟孙为司空。孔子自中都宰迁司空，亦见《孔子家语》，应为小司空，属下大夫之职。又迁司寇，《韩诗外传》载其命辞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孙，鲁孔丘，命尔为司寇。”此是命卿之辞。孔子至是始为卿职。史迁特称为大司寇，明其非属小司寇。则其前称司空，乃属小司空可知。史迁以前各书，如《左传》、《孟子》、《檀弓》、《荀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等，皆称孔子为司寇，是即大司寇也。疑及孔子仕鲁官职名位之差错者甚多，今以司空、司寇之大小分释之，则事亦无疑。至于《檀弓》、《家语》载孔子为中都宰及司空时行事，或有可疑。但为时甚暂，无大关系可言，今俱不著。又《荀子》及他书又言孔子诛少正卯，其事不可信，详拙著《先秦诸子系年 孔子诛少正卯辨》。夏，公会齐候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样，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将盟，齐人加于载书，曰：“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此夹谷在山东泰安莱芜县。齐灵公灭莱，莱民播流在此。所谓相，乃为鲁君相礼，于一切盟会之仪作辅助也。春秋时，遇外交事，诸侯出境，相其君而行者非卿莫属。鲁自僖公而下，相君而出者皆属三家，皆卿职也。如鲁昭公如楚，孟僖子相，即其例。此次会齐于夹谷，乃由孔子相，此必孔子已为司寇之后。自鲁定公七年后，齐景公背晋争霸，郑卫已服，而其时晋亦已衰，齐鲁逼处。而此数年来两国积怨日深，殆是孔子力主和解，献谋与齐相会。三家者惧齐强，恐遭挫辱，不敢行，乃以孔子当其冲。齐君臣果武装莱人威胁鲁君，以求得志，幸孔子以大义正道之言辞折服之。乃齐人复于临盟前，在盟书上添加盟辞，责鲁以以小事大之礼，遇齐师有事出境，则鲁必以甲车三百乘从行。当此时，拒之则盟不成，若勉为屈从，则吃眼前亏太大。孔子又临机应变，即就两国眼前事，阳虎以鲁汶旧、郓讙、龟阴之田奔齐，谓齐若不回归此三地，则鲁亦无必当从命之义。汶阳田本属鲁，齐纳鲁叛臣而有之。今两国既言好，齐亦无必当据有此田之理由。孔子此时只就事言事，既不激昂，亦不萎弱，而先得眼前之利。即以此三地之田赋，亦足当甲车三百乘之供矣。夹谷之会，其事又见于《谷梁传》，有优施舞于鲁君幕下，孔子使斩之，首足异门而出之语，恐其事不可信。又此次之会，似乃鲁欲和解于齐，乃《史记 孔子世家》有齐大夫犁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一若齐来乞盟于鲁。过欲为孔子渲染，疑亦非当时情实。郓讙龟阴之田皆在汶阳，本属季氏。前一年阳虎以之奔齐，至是鲁齐既言好，齐欲与晋争霸，欲鲁舍晋事齐，故归此三地之田。既不为惧鲁之用孔子，亦不为齐君自悔其会于夹谷之不义无礼而谢过，《左传》记载甚明。过分渲染，欲为孔子夸张，反失情实，遂滋疑辨。但孔子之相定公会夹谷，其功绩表现亦已甚著。后人依据《左传》而疑《谷梁》与《史记》是也。若因《谷梁》与《史记》之记载失实而牵连并疑《左传》，遂谓《左传》所记亦并无其事，则更失之。今既无明确反证，即难否认《左传》所记夹谷一会之详情。孔子为鲁司寇，其政治上之表现有两大事。其一为相定公与齐会夹谷，继之则为其堕三都之主张。相夹谷在定公十年，堕三都在定公十二年。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于是帅师堕郈，帅师堕费。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为不知，我将不堕。”冬十二月，公围成，弗克。其时季氏专鲁政。孔子出仕，由中都宰一年之中而骤迁至司寇卿职。虽曰出鲁公之任命，实则由季氏之主张。孔子相夹谷之会，而齐人来归汶阳之田，此田即季氏家宰叛季氏而挟以投齐者。由此季氏对孔子当益信重。而孔子弟子仲由乃得为季孙氏之家宰，则季氏之信任孔子，大可于此推见。《公羊传》云：“三月不违。”三月已历一季之久，言孔子于季孙氏可以历一季之久而所言不相违。则凡孔子之言，季孙氏盖多能听从。故孟子曰：“孔子于季孙氏，为见行可之仕。”言孔子得季孙氏信任，见为可以明志行道也。然孔子当时所欲进行之大政事，首先即为剥夺季孙氏以及孟孙、叔孙氏三家所获之非法政权，以重归之于鲁公室。此非孔子欲谋不利于三家，孔子特欲为三家久远之利而始有此主张。故孔子直告季孙，谓依古礼，私家不当藏兵甲。私家之封邑，其城亦不得逾百雉。孔子以此告季孙氏，正如与虎谋皮。然季孙氏亦自怀隐忧。前在昭公时，南蒯即曾以费叛。及阳虎之乱，费宰公山不狃实与同谋。今阳虎出奔已三年，而公山不狃仍为费宰，季氏亦无如之何。其城大，又险固，季氏可以据此背叛鲁君，然其家臣亦可据此背叛季氏。今季氏正受此患苦。故季氏纵不能深明孔子所陈之道义，然亦知孔子所言非为谋我，乃为我谋，故终依孔子言堕费。其实孔子亦不仅为季氏谋，乃为鲁国谋。亦不仅为鲁国谋，乃为中国为全人类谋。就孔子当时之政情，则惟有从此下手也。费宰公山不狃，即其前欲召孔子之人，至是乃正式抗命。前一年，侯犯即以郈叛适齐。孔子与子路之提议堕三都，殆亦由侯犯事而起。其时齐已归郈于鲁，故叔孙氏首堕郈，亦以其时郈无宰，故堕之易。叔孙辄乃叔孙氏之庶子，无宠。阳虎之乱，即谋以辄代其父州仇，既不得志，至是乃追随公山不狃同叛。其时叔孙一家亦复是臣叛于外，子叛于内，各竞其私，离散争夺，与季孙氏家同有不可终日之势。依孔子、子路之献议，庶可振奋人心，重趋团结。惟孟孙氏一家较不然。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受父遗命，往学礼于孔子，然懿子袭父位，主一家之政，其亲受教诲之日宜不多。殆是见道未明，信道未笃。虽不欲违孔子堕都之议，然前阳虎之乱，图杀孟懿子，而阳虎欲自代之，幸成宰公歛处父警觉有谋，懿子得免，阳虎亦终败。故懿子极信重处父。处父所言亦若有理。自当时形势言之，春秋之晚世，已不如春秋之初年，列国疆土日辟，国与国间壤地相接，已不能只以一城建国。堕都即不啻自毁国防，故曰：“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抑且三家自鲁桓公以来，历世绵长。当懿子时，孟氏一家兄弟和睦，主臣一气，不如季叔两家之散乱，则何为必效两家自堕其都。懿子既不欲公开违命，亦两可于处父之言，乃一任处父自守其都。处父固能臣，而季叔两家见成之固守，亦抱兔死狐悲之心，乃作首鼠两端之计，不复出全力攻之，于是围成弗克。堕三都之议至是受了大顿挫。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六）时费宰公山不狃已奔齐，季氏惩于其家臣之凶恶，乃择孔子弟子中知名者为之。闵子骞少孔子十五岁，已届强仕之年，在孔门居德行之科。季氏物色及之，可谓允得其选。然闵子坚决辞谢。今不知此事约在何时，当已在围成弗克之后。鲁国政情又趋复杂，闵子或早知孔子有去位之意，故不愿一出也。《论语》记孔子与人语及其门弟子，或对其门弟子之问答，皆斥其名。虽颜冉高第亦曰回曰雍。独闵子云子骞，终《论语》一书不见损名，其贤由此可知。惜其详不传。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十一）此事不知在季氏欲使闵子为费宰之前后，然总是略相同时事，相距必不远。当时季氏选任一费宰，必招之孔子之门，其尊信孔子可知。子羔少孔子三十岁，与颜子同年。定公十二年，子羔年仅二十四。孔子欲其继续为学，不欲其早年出仕，说如此将要害了他。子路虽随口强辨，然亦终不果使。孔子当时虽为鲁司寇，献身政治，然群弟子相随，依然继续其二十年来所造成的一个学术团体精神，据此亦可想见。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六）此两事并不同在一时，乃由弟子合记为一章。孔子为鲁司寇，其弟子相随出仕者，自子路外，又见此三人。子华，公西赤字，少孔子三十二岁。若以鲁定公十一年计，是年应二十一。冉求少孔子二十九岁，是年应二十四。皆甚年少。子华长于外交礼仪，适以有事，孔子试使之于齐。冉有长理财，孔子使之掌经济出纳。子华之使齐乃暂职。冉有掌经济，乃近在孔子耳目之前。故二人虽年少，孔子因材试用，以资历练。子路不悟孔子之意，乃欲使子羔为费宰，此当独当一面，故孔子说要害了他。原思少孔子二十六岁，较冉有、子华年长，然亦不到三十岁。孔子使为家宰。是孔子为鲁司寇已引用了门下许多弟子。子路最年长，荐为季氏宰。原思、冉有、公西赤诸人则皆在身边录用。而如闵子赛、冉伯牛、仲弓、颜渊，皆孔门杰出人物，孔子并不汲汲使用。闵子骞拒为费宰，孔子亦默许之。孔子盖欲留此辈作将来之大用。是孔子一面从事政治，一面仍用心留意在教育上。政治责任可以随时离去，教育事业则终身以之。至于俸禄一节，孔子或与多，或与少，皆有斟酌。其弟子或代友请益，或自我请辞，亦皆不苟。师弟子之间既严且和，行政一如讲学，讲学亦犹行政，亦所谓吾道一以贯之矣。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十四）宪即原思，以贫见称，亦能高洁自守。孔子使为宰，与禄厚，原宪辞，若以为耻。故孔子告之，邦有道，固当出身任事，食禄非可耻。若邦无道，不能退身引避，仍然任事食禄，始可耻。此见孔门师弟子无一事不是讲学论道，而孔子之因人施教亦由此可见。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三）定公之问，必在孔子为司寇时。是时三家擅权，政不在公室。君使臣以礼，则对臣当加制裁，始可使臣知有敬畏。臣事君以忠，则当对君有奉献，自削其私权益。孔子辞若和缓，但鲁之君臣俱受责备。孔子之主张堕三都，其措施亦即本此章之意。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十三）定公只漫引人言为问，故孔子亦引人言为答。观定公两问，知其非有精志可成大业之君。当时用孔子者亦为季氏，非定公。而孔子预闻鲁政，乃欲抑私奉公，即不啻欲抑季氏奉定公，则其难亦可知。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十四）公伯寮鲁人，亦孔子弟子，后人谓其是孔门之蟊螣。子路以堕三都进言于季孙，及孟氏守成弗堕，季叔两家渐萌内悔之意，公伯寮遂乘机谮子路，季孙惑其言，则至是而季氏于孔子始生疑怠之心矣。子服景伯乃孟孙之族，出于公愤，欲言于季孙以置公伯寮于罪，而孔子止之。盖堕三都之主张不能贯彻施行，自定公季孙以下皆有责，此乃一时之群业，时运使然，孔子则谓之为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非不知鲁国当时情势之不可为，而终于挺身出仕，又尽力而为，是亦由于知天命。盖天命之在当时，有其不可为，而天命之在吾躬，则有其必当为。外之当知天命之在斯世，内之当知天命之在吾躬。至于公伯寮之进谗，此仅小小末节，固非孔子所欲计较也。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十八）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小人固不识也。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犁鉏曰：“请先尝沮之。”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孔子主堕三都，不啻在鲁国政坛上掷下一大炸弹，其爆炸声远震四邻。鲁齐接壤，并在边界上时起龃龉。鲁国政治有大改革，齐国自感不安。馈女乐，固是一项政治阴谋。然季桓子对孔子之不信任，其主要关键还是在孟氏之守成弗堕，又经公伯寮之谗谮，季氏不免心生摇惑。受齐女乐，三日不朝，只是其内心冲突与夫政治姿态转变之表现。此是借因，非主因。齐归女乐在鲁定公十二年之冬，正与鲁围成事先后同时。若季桓子决心不变，则堕成一事尚可继续努力。正因季桓子自己变心，故再不理会围成事，而姑借女乐之来作逃避姿态。孔子犹不欲急去，且待春祭，由于不送大夫祭肉，乃始行，此应在定公十三年。孔子自定公九年出仕，至是已四年。其为大司寇已三年。《史记 孔子世家》又曰：孔子行，宿乎屯。师已送日：“夫子则非罪。”孔子日：“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师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师已以实告。桓子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史记》此节又见《家语》。孔子之歌，与《论语》公伯寮其如命何之语大不相似。岂公伯寮不如群婢，天之大命，由群婢所掌握乎？孔子去鲁在外十四年，亦岂优哉游哉维以卒岁之谓乎？尤其于孔子堕三都之主张不得贯彻一大关键反忽略了，使人转移目光到齐人所归女乐上，大失历史真情，不可不辨。《孟子》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不特指女乐事，始为得之。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十三）鲁卫接壤，又卫多君子，故孔子去鲁即适卫，此章正为初入卫时之辞。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十四）孔子初至卫，当是赁廛而居。闲日击磐，有一担草器的隐者过其门外，听磬声而知孔子之心事。言人莫己知，斯独善其己即可。孔子叹其果于忘世。是孔子初在卫，虽未汲汲求出仕，然亦未尝忘世可知。又孔子学琴于师襄，师襄又称击磬襄。孔子击磬，其亦学之于襄乎？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在卫赁居初定，即击磐自遣。此皆在流亡羁旅之中而怡情音乐一如平常，此见孔子之道德人生与艺术人生之融凝。及其老，乃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二）此即其道德人生与艺术人生融凝合一所到达之最高境界也。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九）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尚少颜渊一岁。孔子去鲁适卫，子贡年二十四。子贡乃卫人，殆是孔子适卫后始从游。见孔子若无意于仕进，故有斯问。可证孔子初至卫，未尝即获见于卫灵公。孔子抱道如怀玉，非不欲沽，只待善贾。善贾犹言良贾，能识玉，时人谁能识孔子？孔子亦仅待有意市玉者而已。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三）仪，卫邑名，在卫西南境。又卫有夷仪，在卫西北境。丧者，失位去国之义，应指孔子失鲁司寇去国适卫事。然自鲁适卫，应自卫东境入，无缘过卫西南或西北之邑。孔子居卫十月而过蒲过匡，匡蒲皆在晋卫边境，与夷仪为近。或孔子此行曾路过夷仪，仪封人即夷仪之封人也。其时既失位于鲁，又不安于卫，仆仆道途，故仪封人谓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使之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铎之徇于路而警众也。是亦孔子适卫未遽仕之一证。惟其事在过匡过蒲之前或后，则不可详考。又若认此仪邑在卫西南，则当俟孔子去卫过宋时始过此。是亦时当失位，语气并无不合。今亦不能详定，姑附于此。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九）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十一）孔子适卫，居十月，去卫过匡。阳虎尝暴匡人，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春秋时，地名匡者非一。卫之匡在陈留长垣县西南。长垣县有匡城蒲乡，两地近在一处。《左传》定公十四年春，卫侯逐公叔戌与其党。孔子以十三年春去鲁适衙，居十月，正值其时。孔子去陈过蒲，会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斗甚疾。蒲人惧，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核其时地，过匡过蒲，乃鲁定公十四年春同时之事。畏乃私斗之称。《论语》之畏于匡，即是《史记》之斗于蒲，只是一事两传。若谓孔子貌似阳虎，则一语解释即得，何致拘之五日。若果匡人误以孔子为阳虎，孔子不加解释，而遽有天丧斯文之叹，情事语气似乎不类。且颜渊随孔子同行，拘则俱拘，免则俱免，何以又有独自一人落后之事。盖孔子畏于匡，即是过蒲。适遭公叔戌之叛，欲止孔子，孔子与其门弟子经与蒲人斗而得离去。颜渊则在斗乱中失群在后也。后人因有阳虎侵暴于匡之事，遂讹传孔子以状类阳虎被拘，史迁不能辨而两从之。后人复有疑匡围乃与孔子往宋遭司马魋之难为同一事，无据臆测，今不从。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十七）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赵氏之宫。冬十一月，荀寅士吉射奔朝歌。是年，赵氏与范氏中行氏启争端，至其年冬，而范中行氏出奔。中牟乃范氏邑，其邑宰佛肸助范中行氏拒赵氏。所谓以中牟叛，或是定公十四年春，范氏已出奔，佛肸欲依赖齐鲁卫诸国以自全，其迹若为叛，其心犹近义。其时孔子适去卫，在匡蒲途中。中牟在彰德汤阴县西，在晋卫边境，与匡蒲为近，故佛肸来召孔子。孔子之欲往，正与往年欲赴公山不狃之召同一心情。孔子非欲助佛肸，乃欲藉以助晋，平其乱而张公室，一如其在鲁之所欲为。然亦卒未成行。或疑中牟叛在赵简子卒后，赵襄子伐之，其时孔子已卒。可见佛肸始终不附赵氏，然不得谓其以中牟叛只指此年，亦犹公山不狃之叛，不专指堕三都之年也。今不从。《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孔子欲赴佛肸之召，事见《论语》，宜可信。至其欲见赵简子，《论语》未载。春秋定公八年，赵鞅使涉佗盟卫侯，捘其手及腕。是赵简子于卫为雠，孔子何以居卫而突欲往见。且孔子欲赴佛肸之召，则同时决无意复欲去见赵简子。窦鸣犊舜华当作鸣犊窦犨，此两人绝不闻有才德贤行之称见于他书，孔子何为闻其见杀而临河遽返。疑此事实不可信。只因孔子过匡蒲，实曾到过晋卫边境大河之南岸，又曾偶然动念欲赴佛肸之召，后人遂误传为孔子欲见赵简子。其事无他可信可据处，今不取。孔子之适卫，初未汲汲求仕进，又若无久居意，故初则赁廛以居，荷蒉者故曰过孔氏之门也。居十月又离去，不知何故，或有意游晋。然其时晋适乱，赵氏与范氏中行氏构衅，孔子未渡河而返卫，其间详情均无可说。孔子于卫，主颜雠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颜雠由，卫大夫。孔子殆以十月去卫重返始主其家。又经几何时而始见卫灵公，今皆不能详考。《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过蒲反卫，主蘧伯玉家，若其事不可信，则其主颜雠由家又在何时，不可详考。又谓孔子屡去卫屡返，屡有新主，恐皆不可信。又谓主子路妻兄颜浊邹家，浊邹即雠由。谓是子路妻兄，亦恐由弥子为子路僚壻而误，不可信。春，邾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皆有死亡焉。君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仲尼曰：“赐不幸言而中，是使赐多言者也。”是年子贡年二十六，应是子贡自往鲁观礼，归而言之孔子。非可证孔子亦以是年返鲁。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俸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孔子初至卫，似未即获见卫灵公。何时始获见，不可考。既谓之际可之仕，当必受职任事。所受何职，今亦不可考。俸粟六万，后人说为六万小斗，当如汉之二千石。孔子在卫，随行弟子亦多，非受禄养，亦不能作久客。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六）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南子宋女，旧通于宋朝，有淫行，而灵公宠之。慕孔子名，强欲见孔子，孔子不得已而见之。南子隔在絺帷中，孔子稽首，南子在帷中答拜。故孔子说，吾本不欲见，但见了，彼亦能以礼相答。此事引起了多方面的怀疑。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三）子路之不悦于孔子，盖疑孔子欲因南子以求仕。王孙贾、卫大夫，亦疑之。奥者，室中深隐之处，灶则在明处。此谓与其借援于宫阃之中，不如求合于朝廷之上。孔子曾称许王孙贾能治军旅，其人应非一小人，乃亦疑孔子欲借南子求仕进而加规劝。然因南子必欲一见孔子，既仕其国，亦无必不见其君夫人之礼。鲁成公九年，享季文子，穆姜出于房再拜，可见君夫人可见外臣，古人本无此禁。阳货馈孔子豚，孔子亦尚时其亡而往拜，今南子明言求见，孔子亦何辞以拒。然孔子于卫灵公已知无可行事，仅不得已而姑留。今见南子更出不得已，而内则遭子路之不悦，外则有王孙贾之讽谏。孔子之答两人，若出一辞。盖此事无可明辨，辨必涉及南子。在其国不非其大夫，更何论于君夫人。故孔子必不明言涉及南子，则惟有指天为誓。此非孔子之愤，乃属孔子之婉。其告王孙贾，亦只谓自己平常行事一本天意，更无可祷，则又何所用媚也。子见南子一条，前人辨论纷纭。窃谓如上释，事无可疑。或又疑孔子见南子应在卫出公时，转辗曲解，应不如在卫灵公时为允。《史记 世家》又云：“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此事则断不可信。灵公尚知敬孔子，南子亦震于孔子之名而必求一见，岂有屈孔子为次乘而招摇过市之事。且孔子既以此去卫，岂有复适卫再见灵公之理。未见好德如好色一语，亦岂专为此而发。此皆无他证而断不可信者。盖后人因有子见南子之事而添造此说，史迁不察，妄加称引耳。又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子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祝鮀与王孙贾同仕卫灵公朝，孔子称其善治宗庙。窃疑此条应在孔子居卫时，亦有感于见南子之事而发。宋朝即南子所淫。此条一则谓卫灵公虽内有南子之淫乱，而犹幸外朝多贤。所以特举祝鮀为说者，因祝鮀之佞，可以取悦于鬼神。灵公之得免，亦可谓鬼神佑之也。二则孔子在当时既已名震诸侯，意外招来南子之强见，复增多方之疑嫉，求行道固难，求避祸不失身亦复不易，故惟求不获罪于天以期免于今之世也。孔子平常又喜言佞，而此章特举祝鮀，又言美色而特举宋朝，故知必有感而发。今以此章参之，则其答子路王孙贾两人之意亦跃然自见。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十五）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行。孔子以鲁定公十三年春去鲁适卫，居十月，去卫，过匡过蒲，仍返卫，应在定公之十四年。遂主颜雠由家。雠由虽不列为七十子之徒，然亦颇问学受业。孔子或由雠由之介而获见于卫灵公，其事应在鲁定公之十五年。《左传》：“定公十三年春，卫与齐伐晋。”卫灵公与齐景公同次于垂葭。其时孔子方适卫，两人尚未相见。定公十四年春，与齐侯卫侯会于脾上梁之间，谋救范中行氏。秋，卫侯为南子召宋朝，会于洮。太子蒯聩欲杀南子，谋泄奔宋。孔子乃在是后始见卫灵公而仕其朝。南子亟欲见孔子，子路、王孙贾皆不为然，亦因孔子见南子适在会洮之后，适在蒯聩出奔之后，而其时孔子于卫灵公亦尚属初见，故人疑孔子欲借南子进身。本以上情节推之，则孔子见卫灵公而仕卫，应在鲁定公十五年为适当，最早亦不出定公十四年之冬。其时距孔子自匡蒲返卫亦不出一年前后也。翌年，鲁哀公元年，夏四月，齐侯卫侯救邯郸，围五鹿。秋八月，齐侯卫侯会于乾侯，救范氏。盖是时晋定公失政，赵氏为范氏中行氏之间连年结衅，兵争不已。齐景公意欲与晋争霸，卫灵公自鲁定公七年即会齐叛晋，时灵公年未达五十，精力尚旺，连年仆仆在外，至是乃欲伐晋救范氏。国内则宠后弄权，太子出奔。而灵公乃以是时问兵陈之事于孔子。孔子乃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是欲灵公息其向外扬武之念，反就家庭邦国讲求礼乐。灵公徒慕孔子名，仅是礼遇有加，及是始正式以政事问。乃一语不合，礼貌骤减。孔子见几而作，其事应在鲁哀公元年之后。则孔子仕卫，最多不到两年。其前后在卫，亦不出四年之久。孟子曰：“未尝终三年淹”，则疑乃指其仕卫时期言。《史记 孔子世家》记孔子在卫灵公时，曾四次去卫，两次适陈，两次未出境而反。又谓孔子于适卫后又曾反鲁。一若孔子在此四年期间，行踪飘忽，往返不定，而实皆无证可信。兹俱不取。盖当误于孟子未尝终三年淹之说，今不一一详辨。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十四）孔子事后尚评卫灵公无道。孟子亦曰：“于卫灵公，际可之仕。”则孔子在卫，盖始终不抱得君行道之想。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十五）史鱼、蘧伯玉两人，屡见于晚周诸子之称引，盖卫之贤人也。此两人皆当长孔子三十以上。然孔子至卫，两人当尚在，故孔子特称引及之。惟此两人当不为灵公所信用，故前引一章，孔子只举仲叔圉祝鮀王孙贾而不及此两人。《史记 孔子世家》谓孔子曾主蘧伯玉家，不知信否。《吕氏春秋 召类》篇谓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默往觌，曰：“蘧伯玉为相，史鳅佐焉。孔子为客，子贡使令于君前。”简子按兵不动。此则断不足信。孔子曾至齐卫两国。其至齐，即得景公召见，又以政事相问。不似在卫，越两年，而始见其君。又历一年，而问以兵陈之事。齐景公之待孔子，似尚优于卫灵公。但孔子在齐一年即返鲁，在卫淹迟达四载。孔子以前，晋韩宣子至鲁，曰：“周礼尽在鲁矣。”吴季札至卫，曰：“卫多君子。”齐俗急功近利，喜夸诈，多霸政余习，与鲁卫风俗不同，人物亦殊，故孔子之在齐卫，其心情当亦不同，此或亦孔子在卫久滞一理由。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孔子去曹过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景公二十五年，孔子过宋，宋司马桓魋恶之，欲杀孔子，孔子微服去。会合《语》《孟》《史记》三书观之，孔子特过宋境，未入宋之国都。《庄子 天运》篇亦谓孔子伐树于宋。殆司马魋恶孔子，闻其习礼大树下，遂使人拔其树。示意不欲孔子久淹于宋，其弟子亦欲孔子速离宋境，孔子乃有桓魋其如予何之叹。谓司马魋将要杀孔子，乃甚言之辞。若必欲杀之，则其事甚易。孔子有弟子相随，虽微服亦未可免桓魋之耳目。谓微服者，指对习礼大树下而言。孔子亦自有戒心，不复衣冠习礼道涂间，遂谓之微服也。后人又疑司马魋派杀之人已至树下，而孔子犹不速去，则派杀者岂得只拔其树，不杀其人。亦有误过宋过匡为一事者，更不足信。《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及《宋世家》同谓孔子过宋在宋景公二十五年，是年为鲁哀公三年。卫灵公卒于鲁哀公二年，《论语》谓灵公问陈，孔子明日遂行，此亦甚言之辞。盖孔子至是始决心退职，非谓明日即行离卫国也。即《史记》谓明日见飞雁，色不在孔子，孔子行，亦同为甚言之辞。灵公问陈，其事应在鲁哀公元年之秋冬间。翌年，鲁哀公二年夏，灵公卒。孔子辞去卫禄，当在灵公卒前。而其事在鲁哀公元年冬抑二年春，则难详说。至于孔子之离去卫国，其在灵公卒前或卒后，亦复无可详定。今若定孔子以鲁哀公二年去卫，三年过宋境适陈，应无大不合。此属两千五百年以前之事，古书记载，容多阔略，并有疏失。因见其小漏洞，竞致疑辨，认为必无其事，此既失之。然必刻划而求，锱铢而较，认为其必如是而不如彼，此亦过当。论其大体，略其小节，庶乎可耳。孔子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厄，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司城，宋官名，殆陈亦同有此官。其谥贞子，则贤人也。孔子去卫过宋，一路皆在厄中，陈有贤主人，故遂仕于其朝矣。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灾。孔子在陈闻火，日：“其桓僖乎？”《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凡两至陈。《史记 陈世家》湣公六年孔子适陈，《孔子世家》在七年。又湣公十三年孔子在陈，此为鲁哀公之六年。今考孔子以鲁哀三年过宋至陈，至是仍可在陈，其两至陈之说则不可信。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十五）湣公十三年，吴复来伐陈，陈告急楚，楚昭王来救，军于城父，吴师去。是年，楚昭王卒于城父。时孔子在陈。孔子在陈绝粮，当即在吴师伐陈之年。孔子以鲁哀公三年至陈，至是已鲁哀公六年，前后当逾三年。《孟子》曰：“未尝终三年淹”，则其正式在陈仕朝受禄，殆亦前后不足三年。于其所素抱行道之意，则无可言者。而陈又屡年遭兵，此次吴师来伐，孔子或先已辞位避去。《论语》云“在陈绝粮”，因其尚在陈境。《孟子》云“厄于陈蔡之间”，则因其去陈适楚，在路途中。《左传》哀公二年冬十有一月，蔡迁于州来。四年夏，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蔡之始封在上蔡，后徙新蔡，皆在今河南境，在陈之南，与陈相近。及其畏楚就吴而迁州来，在今安徽寿县北，与陈相距数百里。其时晋失诸侯，楚昭王有志中原，故使叶公诸梁招致蔡之故地人民于负函，此亦与上蔡新蔡为近，楚使叶公兼治之。孔了之去陈适蔡，乃就见叶公，与蔡国无涉。其途间绝粮，则是已去陈国，而未达楚境，故曰无上下之交也。《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今按：蔡尚在陈之南，孔子先是未尝至蔡，此谓孔子迁于蔡三岁，或是蔡迁于州来三岁之误。蔡昭侯迁州来在鲁哀二年，吴伐陈在鲁哀六年，中间适越三岁。其时蔡事吴，陈事楚，相与为敌。蔡迁州来，与陈已远，乌得有陈蔡大夫合谋围孔子之事？前人辨此者已多，惟谓绝粮在吴伐陈、楚救陈之岁则是。《孔子世家》又曰：“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昭王乃止。”孔子绝粮非受兵围，已辨如前。楚昭王近在陈之城父，果迎孔子，信宿可以相见，孔子又何为使子贡至楚？鲁哀之六年，楚昭王在城父，救陈战吴，卒于军中，其事详载于《左传》，其时决不似有议封孔子之事。且议封，仅当计社数，不当云社地几百里。若计地，亦断无骤封以七百里之巨。惟谓孔子当时有意至楚则是。齐景公卒岁为鲁哀公之五年。明年，即鲁哀公六年，孔子自陈至蔡。此乃旧时蔡国故地，乃负函之蔡，今属楚，楚臣叶公诸梁居之。此年孔子至负函见叶公。孔子至齐，齐景公问以政。其来蔡，叶公问以政。在卫，不见有卫灵公问政之记载，惟问以兵陈之事，而孔子遂行。在陈亦有三年之久，并仕为臣，亦不见陈侯有所问。初与叶公相见，叶公即虚衷问政，此见叶公诚楚之贤臣。据《左传》：楚迁许于叶。又迁城父，迁析，而叶遂为楚方城外重地。鲁哀公二年，蔡避楚迁州来。六年，楚遂招致蔡之遗民未迁者为置新邑于负函，叶公诸梁主其事而兼治之。孔子见叶公，告以为政必近悦而远来。盖其时楚方务远略，而叶公负其北门面向诸夏之重任。如许如蔡，皆诸夏遗民，今皆归叶公所治，故孔子告以当先务求此辈近民之悦也。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十三）当孔子之世，齐晋霸业已衰，楚与中原诸夏往复频繁，已与昔之以蛮夷自处者远别。然当时南北文化歧见，尚有芥蒂。叶公之意，殆自负以为南方风气人物并不下于北方，故特有此问。亦见叶公心胸实自在卫灵公陈湣公等诸人之上。而孔子之答，则大道与俗见之相判自显。此乃一时率尔触发，然遂永为千古大训。可见凡孔子行迹所至，偶所亲即，其光风之所薰灼，精神之所影响，实有其永不昧灭者。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凡孔子行迹所至，实已是孔子之行道所至矣。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七）此章不审与叶公问政章之先后。推测言之，孔子至蔡，叶公必敬礼相迎，其问政当在前。叶公之于孔子，既知慕重，但不能真识孔子之为人，故又私问于子路。然大圣人学养所至，有非他人之言辞所能形容者。且孔子远来楚邦，双方情意未洽，子路骤不得叶公问意所在，故遂避之不答。及其告孔子，孔子则谓当仅告以一己平日之为人。而孔子之自道其为人，则切实平近之至，实只告之以一己之性情而止。鲁哀公六年，孔子已年六十有三，而仅曰老之将至，又曰不知老之将至，则孔子当时殆可谓实无丝毫老意入其心中。而此数年来，去卫过宋，去陈来蔡，所如不合，饥困频仍。若以言忧，忧亦可知。乃孔子胸中常若有一腔乐气盘旋，不觉有所谓忧者。其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实已道出了其毕生志学好学，逞逞汲汲，志道乐道，矻矻孳孳，一番诚挚追求永无懈怠之心情。其生命，其年岁，其人，即全在其志学好学志道乐道之无尽向往无尽追求中。其所愤，所乐，亦全在此。此以外则全可忘。人不可一日不食，在孔子心中，亦何尝一日忘忧。然所忧即在此学此道，即在此愤此乐之中。故孔子毕生，乃若常为一忘食忘忧之人，其实则只是一志学志道好学乐道之人而已。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平日此一番学养，此一番志好，此一番心胸，此一番追求，即孔子生命精神之所在，但此实亦无人能知，孔子亦偶自作此吐露。其“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之八字，即在孩提之童，初学之年，皆可有之。惟孔子则毕生如是而已。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十八）接舆之名，屡见于先秦诸子之称述。范雎邹阳皆以与箕子并称，皆谓其人佯狂避世。今疑接舆或是故蔡遗民，沦落故地，遂为楚人。《韩诗外传》：“楚狂接舆躬耕以食，楚王使使者赍金百镒，愿请治河南，接舆不应，与妻偕隐，莫知所之。”则叶公致蔡于负函，接舆或在其内。楚王欲用接舆，其曰愿请治河南，固属传说，然亦透露了楚王之意在怀柔当时故蔡之遗民。而接舆之歌而过孔子，正不喜孔子以中原诸夏有名大人前来楚邦。若果从仕于楚，将更是一危殆之道。其歌意当在此。今不知孔子当时所抱见解如何，其所欲与接舆言而不获者系何等言。要之接舆当抱有亡国之痛，其于楚人之统治，必有非吾族类之感，不得仅以与后世如庄老之徒之隐遁不仕同视。长沮桀溺藕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十八）此事当与前事同在孔子自陈适蔡之道途中。长沮桀溺，疑亦蔡之遗民。苟不从仕，则惟有务耕为活。然乃远知鲁国孔丘与其徒仲由，固属当时孔子与其门弟子之声名洋溢，无远弗届。然此两人亦非寻常耕农可知。而其意态消沉，乃若于世事前途了不关怀，实亦有感于其当身之经历。宗邦播迁，乡井非昔，统治者亦复非我族类。其不能复有鼓舞欲动之心情，宜亦无怪。孔子意，处此无道之世，正更感必有以易之，则惟求与斯人为徒以共昌此人道，固非绝群逃世之所能为力。然孔子此等意见，亦无法与如长沮桀溺之决意避世者深论，故亦只有怅然怃然而已也。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十八）此丈人亦当在遇见接舆与长沮桀溺之一路上所值。孔子行迹遍天下，乃在此一路上独多遇异人。正因蔡乃诸夏旧邦，虽国势不振，犹有耆献。平日或为士，或为吏。一旦其国远徙，其不克随行者遂沦落为异国之编氓，赖耕农以自活。孔子抱明道行道之心，曾一度至齐，不得意而归。又以不得意而去鲁至卫，复以不得意而去。亦曾一度欲去之晋而未果，道困于宋。其在陈，虽仕如隐。今之来楚，宜无可以久留之理。其平日，尊管仲以仁，尝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十四）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十四）夷夏之防，春秋所重。然当孔子世而竟无可作为。其告叶公，亦止曰：“近者悦，远者来”，其去此下孟子告齐宣王，曰：“以齐王犹反手”，岂非无大相异。果使能近悦远来，岂不叶公即可以楚王。然孔子之命子路告丈人亦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是孔子在当时已明知道之不能行，而犹曰“君子之仕，以行其义”。盖道不能行，而仍当行道，此即君子之义也。君子知道明道，乃君子之天职，若使君子而不仕，则道无可行之望。人之为群，不可无家庭父子，亦不可无邦国君臣。果使无父了，无君臣，则人群之道大乱。君子不愿于其自身乱大群之道，故曰君子之仕以行其义。不能使君子不义而仕，然君子亦必不认仕为不义。今丈人只认勤四体分五谷为人生正道，尚知当有父子，而不知同时仍当有君臣。此丈人或亦抱亡国之痛，有难言之隐，故孔子谓之曰隐者。孔子尝欲居九夷，又曰乘桴浮于海，是孔子非不同情隐者。然世事终须有人担当，不得人人皆隐。接舆、长沮、桀溺三人，皆直斥孔子，骤难与之深言。惟此丈人并不对子路有所明言深斥。孔子欲为丈人进一义解，故又使子路再往。亦非欲指言丈人之非，特欲广丈人之意，使知处人世有道，有不尽于如丈人之所存想者。而不期丈人已先去灭迹。在此，丈人自尽己意即止，不愿与孔门师徒再多往复。其意态之坚决，亦复如接舆之趋避。然而就此四人之行迹言，则此丈人若尤见为高卓矣。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五）此章必是孔子自楚归陈后语。孔子之至陈，本为在卫无可居而来。在陈又无可居，乃转而至楚。在孔子当时，本无在楚行道之意向。特以去陈避难，楚为相近，故往游一观，而困饿于陈蔡之间。又在途中屡遭接舆、长沮、桀溺以及荷蓧丈人之讽劝讥阻，孔子之无意久滞楚境亦可想见。乃再至陈，亦是归途所经，非有意再于陈久滞。归欤之叹，乃孔子一路存想，非偶尔发之亦可知。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盖归乎来！吾党之小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狂简者，谓其有进取之大志而略于事。因其志意高远，故于日常当身之事为行动，不免心有所略。质美而学不至，则恐其过中失正，终不能达其志意之所望。故孔子欲归而裁之。如有美锦，当求能裁制以为衣。若不知裁，则无以适用。孔子有志用世，既叹道不能行，乃欲一意还就教育事业上造就人才，以备继我而起，见用于后世。此亦其明道行道之一端。孔子在未出仕前，早多门人从学，其去鲁周游，门人多留于鲁，未能随行，故孔子思之。孟子所言之狂狷，与《论语》本章言狂简，意有微别，当分而观之，但合以求之，则其义可通。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是年，乃孔子自陈适楚之年，亦即楚昭王之卒岁，亦即孔子自楚反陈之年。孔子适楚，留滞不久，仅数月之间。由楚反，乃直接适卫，在陈特路过，更非有留滞之意。故自陈适楚至自楚反卫，始终只在一年中。孔子反卫，当出公辄四年。鲁哀公二年，卫灵公卒，卫人立辄。其后辄逃亡在外，故称出公。故出公非其谥，或即谥孝公也。孔子之反卫，出公尚年少，计不过十四五岁，未能与孔子周旋，故《论语》不见出公问答语。则孟子所谓公养之仕，特是卫政府致饔饩养孔子，孔子与其群弟子饿于陈蔡之间，又适楚反陈而来卫，行李之困甚久，故亦受卫之禄养而不辞，殆非立其朝与闻其政始谓之仕也。或疑孟子于卫孝公公养之仕，卫孝公乃陈涽公之误。今按孔子仕陈，未见有所作为，亦可谓仅属公养之仕矣。然谓卫孝公乃陈涽公之误，则殊无证据。必谓字误，焉知孝字非出字之误乎？兼若谓孔子在出公时未仕卫，则子贡子路两问皆似无端不近情理。则陈涽字误之疑，大可不必。冉有曰：“夫子之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七）卫灵公时，太子蒯瞆欲谋杀南子，被逐出奔。灵公与晋赵鞅有夙仇，叛晋昵齐。及鲁哀公二年四月，灵公卒，赵鞅即纳蒯瞆入戚，其意实欲借此乱卫逞宿忿。卫人拒蒯瞆而立辄，辄即蒯瞆之子。卫人之意，非拒蒯瞆，乃以拒晋。灵公生前自言予无子，是已不认蒯瞆为子。无适子，立适孙，于礼于法亦无悖，蒯瞆亦知其父与晋赵鞅有夙仇，且其父卒，南子尚在。今赖晋力以入，既背其父生前仇晋之素志，亦增南子不悦蒯瞆而逐之之积恨。若果背其死父而杀其名义之母，将益坚国人之公愤。且卫人所立即其子，蒯瞆又无内援，故其心亦非必欲强入。遂成子为君，父居外，内外对峙，至达十七年之久。孔子重反卫，已在卫出公四年，父子内外对峙之形势早已形成。孔子与卫廷诸臣多旧识，今既受卫之公养，其对卫国当前此一种父子内外对峙之局面究抱何等态度，此为其随行弟子所急欲明晓者。子贡长于言语，其见孔子，不直问卫辄之拒父，乃婉转而问夷齐之让国。伯夷决不肯违父遗命而立为君，叔齐亦不肯跨越其兄而自为君，于是相与弃国而逃。在夷齐当时，特各求其心之所安而已。去之则心安，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今卫出公乃以子拒父，其心当自有不安。苟其心有不安，可不问其他，径求如夷齐之自求心安乃为贤。昔孔子在鲁，曰：“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今在卫，乃称伯夷叔齐之逊国为贤。可知孔子意，对外面现实政治上之种种纠纷皆可置为后图，不急考虑，首先当自求己心所安。如夷齐，则心安。如卫辄，则其心终自不可安。己则居内为君，父则拒外为寇，若如此而其心无不安，则尚何世道可言。子贡亦非不知当时卫国现实政治上种种复杂形势，乃皆撇去不问，独选一历史故事以伯夷叔齐为问，而孔子对于当前现实政治上之态度，亦即不问可知。则子贡之贤，亦诚值赞赏矣。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十三）子路此问，疑应在子贡之问之后。孔子既再仕于卫，子路乃问卫君苟待子为政，子将何先。子贡只问孔子是否赞成出公之为君，而又婉转问之。今子路则直率以现实政事问。谓子若为政，将何先，而孔子亦直率以现实政事对，曰：当先正名。正名即是正父子之名，不当以子拒父。然出公居君位已有年，卫之群臣皆欲如此，形势已定。蒯瞆先不知善谏其父，而遽欲杀南子，已负不孝之名。其反而据戚，又借其父宿仇赵鞅之力，故更为卫之群臣所不满。今孔子乃欲正辄与蒯瞆间父子之名，此诚是当时一大难题，故子路又有奚其正之问。此下孔子所答，只就人心大义原理原则言。孔子意，惟当把握人心大义原理原则所在来领导现实，不当迁就现实，违反人心大义原理原则而弃之于不顾。孔子在鲁主张堕三都，即是如此。但就现实言，孔子在当时究当如何来实施其正名之主张，遂引起后儒纷纷讨论。或谓出公当逊位迎父，告于先君，妥置南子，使天理人情两俱不失其正。若蒯瞆亦能悔悟，不欺其已死之父以争国，不自立为君，而命其子仍居君位，此是一最佳结束。若使蒯瞆返而自立，在出公亦已如夷齐之求仁得仁，又何怨。此是一说。或又谓蒯瞆父在而欲弑其母，一不孝。父卒不奔丧，二不孝。又率仇敌以侵宗邦，三不孝。卫辄即欲迎其父，卫之臣民必不愿。故子路亦以孔子言为迂。然越后至于卫出公之十二年，蒯瞆终入卫，而辄出亡于鲁。其年孔子尚在，两年后姑卒。孔子固先已明言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言不顺者，不顺于人心，即无当于大义，则其事终不克圆满遂成。卫辄固不知尊用孔子，待以为政，而子路亦未深明孔子当时之言，此后乃仕为孔悝之家邑宰。孔悝即是拥辄拒蒯瞆者。蒯瞆之人，子路死之。后之儒者不明孔子之意，即如公羊谷梁两传亦皆以卫拒蒯瞆为是。然卫人可以拒蒯瞆，卫出公则不当拒蒯瞆。惟孟子有瞽瞍杀人，舜窃之而逃，视天下犹弃敝屣之说，乃为深得孔子之旨。或又谓卫人立辄，可缓蒯瞆必欲入卫之想，而使其不受赵鞅之愚。又谓拒蒯瞆者非辄，乃卫之群臣。蒯瞆入，居于戚十余年，乃由辄以国养。种种推测，皆可谓乃阐说了子路之意，为出公开脱，而并不在发挥孔子之主张。或又谓蒯瞆与辄皆无父之人，不可有国。孔子为政，当告诸天子，请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公子郢，其人贤且智，卫人本欲立之，而坚拒不受。今谓出公尊用孔子，使之当政，而孔子乃主废辄立郢，则又何以正孔子与辄君臣之名，且显非《论语》本章所言正名之本意。盖孔子只从原理原则言，再由原理原则来指导现实，解决现实上之诸问题。后人说《论语》此章，则已先在心中横梗着现实诸问题而多生计较考虑，原理原则不免已搁置一旁，又添出了许多旁义曲解，故于孔子本意终有不合。或又谓卫辄拒父，孔子不应仕而受其禄。则不知孔子在当时仅是一士阶层中人，若非出仕，何以自活。为士者亦自有其一套辞受出处进退之大义，此层待孟子作详尽之阐发。惟孔子反卫，在卫出公四年，即鲁哀公六年。其去卫反鲁，在卫出公九年，即鲁哀公十一年，前后当四五年之久。而孟子曰：“未尝终三年淹”。若专指其仕于朝而言，则孔子在卫受卫出公之禄养亦岂不足三年乎？抑孔子于卫出公，仅为公养之仕，又与正式立于其朝者有别乎？今亦无可详说。然古今考孔子历年行迹，为孟子此言所误者多矣，故特著于此，以志所疑。公会吴子伐齐，将战，吴子呼叔孙，叔孙未能对，卫赐进曰云云。在鲁哀公七年至十一年之四年间，子贡似已仕鲁，常往还于鲁卫间。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十四）此章不知何时事，疑孔子在卫，子路殆亦往还鲁卫间。孔子之告荷蓧丈人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君子之仕，行其义也。天下事不可为，而在君子之义则不可不为。已知道不行，而君子仍当以行道为天职。此晨门可谓识透孔子心事。《史记 孔子世家》：“季桓子病，辇而见鲁城，喟然叹曰：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顾谓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后数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鱼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康子曰：则谁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归乎。”今按：季桓子卒在鲁哀公三年，孔子在陈叹归欤尚在后。其自陈反卫，冉有子贡有夫子为卫君乎之疑，是其时冉求亦随侍在卫。惟当时诸弟子既知孔子不为卫君，自无久滞于卫之理。乃先往还鲁卫间，子贡仕鲁应最在前，冉有或稍在后。季康子既非于桓子卒后即召孔子，亦非于孔子弟子中独召冉子而大用之。《史记》言不可信。孔文子之将攻大叔也，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退，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文子遽止之，曰：“圉岂敢度其私，访卫国之难也。”将止，鲁人以币召之，乃归。是孔子归鲁在鲁哀公之十一年。孔子称孔圉能治宾客，《左传》载孔圉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以己女。疾通于初妻之娣，圉怒，遂将攻太叔。太叔出奔，孔圉又使太叔之弟妻其女。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五）是子贡亦鄙孔圉为人而问之，惟孔子不没其善，言若此亦足以为文矣。胡簋之事四句，同于孔子之答卫灵公。或孔子未必同以此语答孔圉，而记者误以答灵公语移此。孔子本无意久滞于卫，既不为孔圉留，亦不为孔圉去。鲁人来召，孔子即行。亦不得据鸟择木之喻，谓孔子在卫乃依孔圉。又孔子已命驾，乃又以孔圉止之而将止，似皆不可信。《左传》此条补插于鲁人召之乃归之前。其先已记文子欲攻大叔，仲尼止之，可知此条系随后羼入。后人转以《左传》此条疑《论语》卫灵公问陈章，大可不必。季康子使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孔子世家》又曰：“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对曰云云。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对曰：欲召之，则毋以小人固之，则可矣。”此条与前康子欲召孔子而先召冉有条语相冲突，冉有语孔子云云尤浅陋。《左传》言师及齐师战于郊，此文误作郎。盖鲁季氏本重孔子而用孔子之弟子，子贡冉有皆是。及用孔子弟子有功，乃决心召孔子。此乃当时大体情实。季孙欲用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有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访焉。”弗听。鲁人尊孔子以国老，初反国门，即以行政大事相询。然尊道敬贤之心，终不敌其权衡利害之私。季孙之于孔子，亦终是虚与委蛇而已。鲁成公元年，备齐难，作丘甲，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此时鲁数与齐战，故欲于丘赋外别计其田增赋。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十六）小邾射以句绎来奔，曰：“使季路要我，吾无盟矣。”使子路，子路辞。季康子使冉有谓之曰：“千乘之国，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对曰：“鲁有事于小邾，不敢问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济其言，是义之也。由弗能。”此证是年子路尚仕鲁。盖冉有先孔子归，仕季氏。访田赋时，子路尚未仕。子路随孔子归后始仕季氏，其职位用事当在冉有下，故书冉有在子路之上也。《春秋》与《左氏传》皆不见季孙伐颛臾事，殆以闻孔子言而止。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踢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六）子贡、冉有早仕于鲁，子路之仕稍在后。季康子贤此三人而问之，但亦终未能升此三人于朝，使为大夫而从政。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十一）子然，季氏子弟，以其家得臣子路冉有二人，骄矜而问，故孔子折抑之。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三）此季氏即康子。古礼，惟诸侯始得祭其境内之名山大川。季氏旅泰山，是其僭。冉有不能止，孔子非之。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日：“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十三）其时，鲁虽不用孔子，犹以大夫待之。故孔子亦自谓以吾从大夫之后也。冉子仕于季氏，每退朝，仍亦以弟子礼来孔子家，故孔子问以今日退朝何晏。又谓若有国家公事，我必与闻之也。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十一）冉求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孔子之归老于鲁，后辈弟子从学者愈众，如子游、子夏、有子、曾子、子张、樊迟等皆是。孔子谓小子鸣鼓攻之，当指此辈言。鲁政专于季氏，冉有见用，竟不能有所纠正，故孔子深非之也。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六）冉有在孔门，与季路同列为政事之选。孔子告季康子，“由也果，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六）孔子又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一一）是在孔门，冉有常得与子路并称。今季氏既重用冉子，孔子极望冉子能挽季氏于大道，而冉子自诿力不足。然果能说孔子之道，不能改季氏之德，则惟有恝然去之。今既不能恝然去，而又尽其力以助之。此孔子所以称其画，又称其退也。见道在前，画然自止，逡巡而退，非无其力，乃无一番坚刚进取之志气耳。冉有既不符孔子所望，于是孔子晚年之在鲁，在政事上所有之抱负遂亦无可舒展。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二）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其时，世卿持禄，多不称职。贤者隐处，不在上位。若能举直者错之于枉者之上，则民自服。其告樊迟亦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十二）旋乾转坤，实只在一举错之间。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亦此意。总之是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也。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十二）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十二）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十二）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二）孔子设教，不仅注意个人修行，其对家庭社会国家种种法则制度秩序，所以使人群相处相安之道，莫不注意。自孔子之教言，群己即在一道中。为人之道即是为政之道，行己之道即是处群之道。不仅是双方兼顾，实则是二者合一。就政治言，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同是一人，惟职责应在治人者，不在治于人者。其位愈高，其权愈大，则其职责亦愈重。故治人者贵能自反自省，自求之己。孔子答季康子问政诸条，语若平直，而寓义探远。若不明斯义，不能修己，徒求治人，不知立德，徒求使民。人道不彰，将使政事惟在于争权位，逞术数，恣意气。覆辙相寻，而斯民日苦。惜乎季康子不足以语此。然既有所问，孔子不能默尔不答。凡孔子所答，则皆属人生第一义。其答楚叶公，其答鲁季康子，一则非诸夏，一则乃权臣，然果能如孔子语，亦可使一世同进于安乐康泰之境。此则圣人之道之所以为大也。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弑轼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十四）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齐而请伐齐三。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孙。”孔子辞，退而告人曰：“吾以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是年，孔子已年七十一。此为孔子晚年在鲁最后发表之大政见。鲁弱齐强，孔子非不知，然若必待绝对可为之事而后为，则事之可为者稀矣。然亦非孔子绝不计事之可为与否，而仅主理言。要之陈恒必当伐，以鲁伐齐，亦非绝无可胜之理。孔子所计图者如此而止。而鲁君则必不能不先问之三家，三家各为其私，自必不肯听孔子，此在孔子亦非不知。惟孔子之在鲁，亦从大夫之后，则何可不进谠言于其君与相，而必默尔而息乎。《左传》载鲁为齐弱一段，《论语》无之，因《论语》只标举大义，细节咨商在所略。《论语》之三子告一段，则《左传》无之，因事既不成，史籍可略。然三家擅鲁，乃鲁政积弱关键所在。孔子苟获用于鲁，其主要施为即当由此下手，故《论语》于此一节必详记之也。孔子晚年反鲁，政治方面已非其主要意义所在，其最所属意者应为其继续对于教育事业之进行。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十一）先进后进，乃指孔门弟子之前辈后辈言。孔子周游在外十四年。其出游前诸弟子为先进，如颜闵、仲弓、子路等。其于礼乐，务其大体，犹存淳素之风。较之后辈转似朴野。其出游归来后诸弟子，如子游、子夏等为后进。于礼乐讲求愈细密，然有趋于文胜之概。孔子意，当代若复用礼乐，吾当从先进诸弟子。盖孔子早年讲学，其意偏重用世。晚年讲学，其意更偏于明道。来学者受其薰染，故先进弟子更富用世精神，后进弟子更富传道精神。孔门诸弟子先后辈风气由此有异。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十一）孔子在陈，思念在鲁之弟子。及其反鲁，又思及往年相从出游诸弟子。或已死，或离在远，皆不及门，谓不及在门墙之内，同其讲论之乐也。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十哲，乃编撰《论语》者因前两章孔子所言而附记及之，以见孔门学风之广大。言语指使命应对，外交辞令。其时列国交往频繁，政出大夫，外交一项更属重要，故言语乃列政事前。文学一科，子游、子夏乃后辈弟子，其成就矫然，盖有非先辈弟子所能及者。至于德行一科，非指其外于言语、政事、文学而特有此一科，乃是兼于言语、政事、文学而始有此一科。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冉、闵、颜三人皆列德行，正谓其为学之规模格局在大体上近似于孔子，只气魄力量有不及。若偏于用世，则为言语、政事。偏于传述，则为文学。盖孔子之学以一极单纯之中心为出发点，而扩展至于无限之周延。其门弟子各就才性所近，各视其智力之等第，浅深高下，偏全大小，各有所成，亦各有所用。《论语》记者虽分之为四科，然不列德行之科者，亦未尝有背于德行。其不预四科之列者，亦未尝不于四科中各有其地位。此特指其较为杰出者言耳。宰我、子贡同列言语之科。孟子曰：“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又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在孔子前辈弟子中，宰我实亦矫然特出，决非一弱者。惟《论语》载宰我多不美之辞，《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有云：“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窃疑于宰我为特甚。语详拙著《先秦诸子系年 宰我死齐考》。《论语》记德行一科，有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而颜渊褒然为之首。此四人皆应能舍之则藏，不汲汲于进取。孔子所以更独喜颜渊，必因颜渊在用之则行一面有更高出于三人之上者。故孔子独以惟我与尔有是称之。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十五）此章孔子答颜渊问政，与答其他诸弟子问如子路、仲弓、子夏诸人者皆不同。孔子详述为政要端贵能斟酌历史演进，损益前代，折衷一是。其主要在礼乐上求能文质兼尽。不啻使政事即如一番道义教育，陶冶人生，务使止于至善，而于经济物质方面亦所不忽。惟均不涉及抽象话，只是在具体事实上逐一扼要举例。至其间种种所以然之故，今既时异世易，无可详论。惟行夏时一项，则为后世遵用不辍。今即就孔子之所告，足证颜渊有此器量才识，故孔子特详告之，又以用之则行许之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六）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是颜渊之穷窘屡空，生事艰困，盖亦在孔门其他诸弟子之上。宋儒周濂溪尝教程明道、伊川兄弟，令寻仲尼、颜渊乐处，所乐何事？成为宋元明三代理学家相传最高嘉言，而颜子之德行高卓，亦于此可想。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十一）是伯鱼之卒，孔子当年六十九。颜路，渊之父，少孔子六岁，最先受学于孔子。孔子既深爱颜渊，故颜路有此请。然丧礼当称家之有无，安于礼，斯能安于贫。孔子拒颜路之请，亦即其深赏颜渊之处。墨家后起，以崇礼厚葬破财伤生讥儒家，可见其未允。颜渊少孔子三十岁，年四十一卒，孔子年七十一，在鲁哀公之十四年。孔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十四）孔子于颜渊独寄以传道之望。亦盼身后，颜子或犹有出而行道之机会，故孔子于其先卒而发此叹。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十一）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十一）其父其师均不能厚葬颜渊，其同门同学不忍坐视，终于厚葬之。孔子之叹，固是责其门人多此一举，然亦非谓诸门人必不该有此举。孔子固视颜渊犹子，诸门人平日于颜渊亦群致尊亲，岂不亦视之如兄弟，则焉能熟视其贫无以葬？但既出群力经营，其事亦自不宜过于从薄。此当时孔门师弟子一堂风义，虽在两千载之下，亦可想见如昨矣。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六）孔子称颜子之好学，乃称其能在内心深处用功，与只注意外面才能事功上者不同。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六）仁即人心之最高境界。孔子以此为教。颜子用功绵密，故能历时三月之久，而此心常在此境界中。其余诸弟子或日一达此境界，或月一达此境界。工夫不绵密，故遂时断时续，时得时失。是孔子之深爱颜渊，固仍在此内心工夫上也。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九）观此章，知颜渊之善学。博我以文者，如孔子告颜子以夏时、殷辂、周冕、韶武之类是也。约我以礼者：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十二）于大群中一己之私当克，其公之出于己者当由。视听言动皆由己，皆当约之以礼，使其己归之公而非私。颜子实践此工夫，其身心无时无刻不约束于礼之中而不复有私，故能绵密至于不迁怒，不贰过，其心三月不违仁。《易 系辞传》有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此亦即同样道出颜子之心上工夫。惟颜子能在此心地工夫上日精日进，故能居陋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然颜子所乐，尚有在博文一边者。庄周时称颜渊，亦为能欣赏颜渊之心地工夫，庄周实忽略了颜渊博文一边事。即以庄周语说之，庄周仅能欣赏颜渊之内圣，而不能欣赏及于颜渊之外王，是尚未能真欣赏。至于东汉人以黄宪拟颜子，谓“叔度汪汪如千顷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此特是一种虚空的局度气象，殆只以名利不人其心为能事，既不见约礼内圣之功，更不论博文外王之大矣。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吾未见其止也。”（九）今若以颜子直拟孔子，不幸其短命而死，其学问境界当亦在孔子四十不惑上跻五十知天命之阶段，而犹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如有所立卓尔”之叹。在颜子之瞻仰于孔子之为人与其为学者，正犹天之不可阶而升。故曰：“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九）果使颜子更高寿，年逾五十以上，其学日进，殆亦将有如孔子“人不知而不愠”,“知我者其天欤”之境界，而惜乎其未达此境。然后人欲寻孔子之学，则正当以颜子为阶梯。卫孔圉取太子蒯瞆之姊，生悝。太子在戚，入适伯姬氏，迫孔悝强盟之，遂劫以登台。卫侯辄来奔。季子将入，遇子羔将出，子羔曰：“弗及，不践其难。”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难。”子羔遂出。子路入，曰：“太子焉用孔悝。虽杀之，必或继之。”且曰：“太子无勇，若燔台半，必舍孔叔。”太子闻之惧，下石乞孟黡敌子路，以戈击之，断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孔子闻卫乱，曰：“柴也其来，由也死矣。”子羔，孔子弟子高柴，为卫大夫，遇乱出奔。劝子路，政不及己，可不践其难。子路时为孔悝之邑宰，孔悝见劫，故往救之。孔子固不予辄之拒其父，然蒯瞆之返而争国，孔子亦不之许。子羔为辄远臣，并不预闻政事，孔子知其不反颜事蒯瞆，必能洁身而去，故曰柴也其来。子路为救孔悝，孔子知其不畏难避死，必将以身殉所事，故曰由也死矣也。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既哭，进使者而问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孔门前辈弟子中，子路年最长，颜渊年最幼，而同为孔子所深爱。大抵孔子在用世上，子路每为之羽翼。而在传道上，则颜渊实为其螟蛉。今两人俱先孔子亡故，此诚孔子晚年最值悲伤之事也。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十三）仲弓在德行科，名列颜闵之次，孔子许其可南面。而荀卿常以孔子子弓并称，是亦孔门前辈弟子中之高第。其仕季氏，当亦在孔子老而反鲁之后。冉有、子路同仕季氏，或子路去卫而仲弓继之，今不可详考矣。孔子固未尝禁其门人之出仕于季氏，唯如冉有为之聚敛，乃遭斥责。然仲弓必是仕于季氏不久，故无表白可言。凡季氏之所用，如子路，如子贡，如仲弓，皆不能如冉有之信而久，而诸人间之高下亦即视此而判矣。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己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十二）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十五）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五）子贡仅少颜渊一岁，同为孔子前期学生中之秀杰，列言语科。孔子自卫反鲁，子贡常为鲁使吴齐。《左传》多载子路、冉有、子贡三人之事，而子贡为尤多，然亦不得大用。孔子问其与回孰愈，又称吾与汝俱弗如，见孔子于两人皆所深喜。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而王天下不与焉。”孔子晚年反鲁，其门墙之内英才重叠，其对教育上一番快乐愉悦之情，即从吾与女弗如一语中亦可想见。子贡以闻一知二与颜子闻一知十相比，故孔子又告之以一贯之道也。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五）文章指诗书礼乐文物制度，亦可谓之形而下。此即孔子博文之教也。性与天道，性指人之内心深处所潜藏，天道指天命之流行，孔子平日较少言之。孔子只教人以约礼，欲人于约礼中自窥见之。子贡之叹不可得闻，亦犹颜渊之叹末由也已。惟颜渊之意偏在孔子之为人，子贡之意偏在孔子之为学，而两人之高下亦即于此可见。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十一）古者商贾皆贵族官主，子贡则不受命于官而自为之也。《史记 货殖列传》，子贡居首，谓其“废贮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又曰：“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抗礼，使夫子名布扬于天下，子贡先后之也。”盖子贡以外交使节往来各地，在彼积贮，在此发卖，其事轻而易举，非若专为商贾之务于籴贱贩贵也。颜渊箪瓢屡空，孔子深赏之。子贡货殖，为中国历史上私家经商之第一人，孔子亦不加斥责。正如颜渊陋巷不仕，孔子深赏之，而如子路、仲弓、子贡、冉有之出仕，孔子亦所不禁。当时孔子门墙之内，亦如山之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水之不测，鼋鼍蛟龙鱼鳌生焉，货财殖焉，所谓如天地之化育。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十九）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九）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十九）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十九）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十九）陈子禽亦孔子弟子陈亢。此一问答当在孔子卒后。其时孔门诸弟子前辈如颜渊、子路以及闵子骞、仲弓诸人皆已先卒。后辈如游、夏、有、曾之徒，名德未显。子贡适居前后辈之间，其名誉事业早已著闻，而晚年进德亦必有过人者。故子禽意谓先师虽贤，亦未必胜子贡也。上引诸章，见子贡在当时昌明师道之功为伟。惟子贡仕宦日久，讲学日少，故不能如游、夏、有、曾之见于后人之称述，此亦见孔门诸弟子先后辈时代之不同。儒业为孔子前所已有。凡来学于孔子者，初为求食来，而孔子教之以求道。志于道则为君子儒，志于食则为小人儒。然又曰：“三年学，不志于谷，不易得也。”孔子弟子皆以儒业仕宦，孔子并不之非，惟孔子又教以求食勿忘道耳。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十三）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未卒前，子夏已为邑宰。盖孔门后辈弟子已从仕易得，较前辈从学时大不同，此征孔门讲学声光日著，亦可以见世变。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六）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亦少年出仕。澹台灭明由识子游，乃亦游孔子之门。《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谓：“灭明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儒林传》云：“孔子卒后，子羽居楚。”孔道之行于南方，子羽有力焉。武城近吴、鲁南境，当吴越至鲁之冲。盖亦由灭明之揄扬，故子游之名盛于吴，遂有误为子游吴人者。孔子周游反鲁，及其身后，儒学之急激发展及其影响于当时之社会者，亦可于此觇之。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十七）武城在鲁边境，孔子特以子游年少为宰，亲率门弟子往观政，见子游能兴庠序之教，得闻其弦歌之声，孔子意态之欢乐亦可知。然孔子叹先进于礼乐犹野人，而谓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是孔子之意，终自属意于先辈弟子，德行之科者不论，即如言语政事子贡、子路，虽其文学博闻之功若或不逮于游夏，然用世可有大展布，为后进弟子所不及。孔门先后辈从学，精神意趣人物才具多相异，此亦世变之一端也。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属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与焉。及稷门之内。或谓季孙曰：“不足以害吴，而多杀国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吴子闻之，一夕三迁。有子少孔子三十三岁，是年有子年二十四。经三踊之选，获在三百之数，其英风可想。及孔子归，乃从学。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十二）税田十取一为彻。哀公十二年用田赋，又使按亩分摊军费。是年及下年皆有虫灾，又连年用兵于邾，又有齐警，故说年饥而用不足。有若教以只税田，不加赋，针对年饥言。哀公虑国用不足，故有子言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也。不知有子当时在鲁仕何职，然方在三十时已获面对鲁君之问，较之孔子三十时情况，自见世变之亟，而儒风之日煽矣。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矣。”游、夏、子张、曾子皆当少有子十岁以上。在孔门后辈弟子中，有子年齿较尊。三子者以有子似圣人，则有子平日必有言行过人，而获同门之推信。曾子亦非不尊有子，特谓无可与孔子相拟而已。孟子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又述有子之言曰：“麒鳞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邱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人，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有子之盛推孔子，可谓宰我、子贡以后无其伦。然有子既知孔子为生民以来所未有，则其断断不愿游、夏、子张以所以事孔子者事己亦可知。孟子亦仅言游、夏、子张欲以所事孔子者事有若，固未言有子乃果自居于师位也。《檀弓》又载曾子责子夏，以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为一罪，则曾子亦知盛尊其师，当为子夏辈所不及。子夏有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十九）其于为学，终不免偏于文学多闻之一面。而有、曾两子则能从孔子之学，上窥孔子之人，更近于前辈弟子中德行之一科。故孔子晚年，真能盛推孔子，以为无可企及者，子贡以下惟有、曾二子。后人谓今传《论语》多出于有、曾二子门人之所记。故《学而》首篇，第二章即有子语，第四章即曾子语。盖孔子身后，真能大孔子之传者，有、曾二子之功应犹在游、夏、子张诸人之上。惟《学而》篇首有子，次曾子，则有子地位在孔子身后诸弟子所共认中似尚在曾子之前。而子张篇备记子张、子夏、子游、乃及曾子、子贡之言，独不及有子。殆似有子之传学不盛，而曾子之后有子思、孟子，遂为孔门后辈弟子中独一最受重视之人。宋儒谓曾子独传孔子之学，亦不能谓其全无依据。《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孔子时。”窃谓当时诸弟子欲共师有子，必以有子之学问言行有似于孔子，决不以其状貌之相似。此下有子传学不盛，声光渐淡，遂讹为状似之说，决非当时之情实也。《史记》又载有子不能对群弟子所问，遂为弟子斥其避座，语更浅陋，荒唐不足信。惟师道由孔子初立，孔子没，群弟子骤失圣师，思慕之深，欲在同门中择一稍似吾师者而师事之，此种心情非不可有。其后墨家踵起，乃有钜子之制。一师卒，由其遗命另立一师共奉之，如此则使学术传统近似于宗教传统，较之孔门远为不逮矣。故知曾子之坚拒同门之请，有子之终避师座而弗居，皆为不可及。曾参，曾点之子，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卒，曾子年仅二十七，于孔门中最为年少。孔子称参也鲁，似其姿性当不如游、夏之明敏。在孔子生时，曾子似无独出于诸门人之上之证，惟孔子孙子思曾师事曾子，而孟子又师事于子思之门人，故孟子书中屡屡提及曾子、子思。下逮宋儒，始于孔子身后儒家中特尊孟子，又以为《大学》出于曾子，《中庸》出于子思，合语孟学庸为四书，于是孔子以下，乃奉颜、曾、思、孟为四哲。颜渊固孔子生前所亲许，惟今《论语》中乃殊不见孔子特别称许曾子语，四科亦不列曾子。是当孔子时，曾子于群弟子中尚未见为特出。曾子之成学传道，其事当在孔子之身后。而孔子之学，则当以曾子之传为最纯，由是而引生出孟子，是亦孔子生前所未预知也。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四）孔子以吾道一以贯之告子贡，同亦以此告曾子。此乃孔子晚年始发之新义。今试据《论语》孔子其他所言，略加申释。孔子之道即是仁道，仁道即人道也。人道必以各自之己为基点，为中心。故其告颜渊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德为己心内在所得。孔子三十而立，即是立己德也。五十而知天命，乃知己德即由天命。故曰“天生德于予。”（七）至此而天人内外本末一体。孔子所云之一贯，即贯之于此心内在之德而已。孔子不言性与天道，因性自天赋，德由己立，苟己德不立，即无以明此性，非己德亦无以行人道。人道不行，斯天道亦无由见。故孔子只言己德与人道，而性与天道则为其弟子所少闻也。此德虽属己心内在所得，亦必从外面与人相处，而后此德始显。故曰据于德，又曰依于仁。从人事立己心，亦从己心处人事。仁即是此心之德，德即是此心之仁，非有二也。依据于此而立心处世，即是道。若分而言之，乃有礼乐射御书数诸艺，皆为人生日用所不可阙，亦为此心之德之仁所当涵泳而优游。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九）孔子身通六艺，时人皆以多能推孔子。然孔子所志乃在道。艺亦有道，然囿于一艺则只成小道。故孔子又称之曰鄙事。而孔子必教人游于艺，此所谓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则艺即是道而不鄙矣。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九）执一艺即不能游于艺。孔子言若使我于艺有执，专主一艺以成名，则执射不如执御。因御者为人仆，其事尤卑于射。事愈卑，专执可愈无害。行道乃大事，执一艺，又焉能胜任而愉快乎。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心以及人为恕。忠恕即己心之德也。《论语》第二章，有子即言孝弟。下至孟子，亦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亦即是己心之德。有、曾、孟子三人之言忠恕孝弟，皆极简约平易，人人可以共由，并皆有当于孔子一贯之旨。惟孔子言一贯，则义不尽于此。宋儒谓《论语》此章，曾子一唯，乃是其直契孔子心传，此乃附会之于佛门禅宗故事，决非当时之实况。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曰：‘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十六）此见孔子平日之教其子，亦犹其教门人，主要不越诗与礼两端。诗教所重在每一人之内心情感，礼则重在人群相处相接之外在规范。孔子之教，心与事相融，内与外相洽，内心外事合成一体，而人道于此始尽。孔子之教诗教礼，皆本于自古之相传。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七）其晚年弟子中，如子夏长于诗，子游长于礼，此皆所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者。然孔子之传述诗礼，乃能于诗礼中发挥出人道大本大原之所在，此乃一种极精微之传述，同时亦即为一种极高明极广大之新开创，有古人所未达之境存其间，此则孔子之善述，与仅在述旧更无开新者绝不同类。抑且孔子之善述，其事犹不尽于此。孔子常言仁智，诗礼之教通于仁智，而仁智则超于诗礼之上，而更有其祟高之意义与价值。诗与礼乃孔子之述古，仁与智则孔子之阐新。惟孔子不轻以仁智许人，亦每不以仁智自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我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五）言忠信，亦犹言孝弟忠恕，皆属此心之德，而孔子之尤所勉人者则在学。学不厌，亦非人所不能，亦应为尽人所能。孔子自曰：“十有五而志于学”。一部《论语》即以“学而时习之”开始。圣人虽高出于人人，然必指示人有一共由之路，使人可以由此路以共达于圣人之境，乃始为圣人之大仁大智。此路繄何，则曰学。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七）孔子之告公西华，亦犹其告子贡。孔子只自谦未达其境，然固明示人以共达此境之路。千里之行，起于脚下。若为之而厌，半路歇脚，则何以至。公西华乃曰：“正唯弟子不能学”。其意本欲说不能行千里，乃若说成了不能举脚起步，不知孔子教人乃止在教人举脚起步也。惟子贡所言，乃极为深通明白，学不厌即是智，教不倦即是仁。行达千里，亦只是不断地在举脚起步而已。孔子之言仁与智，亦有一条简约平易、人人可以共由之路。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二）此章非孔子专以诲子路，亦乃可以诲人人者。每一人皆要能分别得自己的知与不知，莫误认不知以为知。亦不当于己之不知处求，当从己之所知处求，如此自能从己之所知以渐达于己之所不知。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十一）此章把人事与鬼神，生与死，作一划分。孔子只教人求知人生大道，如孝弟，如忠恕，此应尽人所可知，亦是尽人所能学。孔子不教人闯越此关，于宇宙鬼神己所不知处去求，是孔子言知，极简约平易，可使人当下用力也。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九）此鄙夫心有疑，故来问。孔子即以其所问之两端、正反、前后等罄竭反问，乃使此鄙夫转以问变成为答。鄙夫自以其所知为答，而其所不知亦遂开悟生知。故孔子又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七）孔子之循循善诱，教人由所知以渐达于所不知之境。此为孔子言知之最简约平易处。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六）天地万物，一切莫近于己。己欲立，始知人亦欲立。己欲达，始知人亦欲达。知如何立己，即知如何立人。知如何达己，即知如何达人。己之欲立达，出十己心。能尽此心，即忠。推此心以及人，即恕。此为孔子言仁之最简约平易处。人莫不各有一己，己莫不各有一心。此心无不欲己之能立能达。此心同，此欲同，即仁之体。此仁体即在己心中，故曰不远，欲之斯至也。孔子言吾道一以贯之，即贯之以此耳。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即欲立欲达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不惑即是达。五十而知天命，则是天人一体。学不厌，教不倦，尽在其中。忠恕之道亦至是而尽也。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九）孔子以诗教，诗与乐有其紧密相联不可分隔之关系。中国文字特殊，诗之本身即涵有甚深之音乐情调。古诗三百，无不入乐，皆可歌唱。当孔子时，诗乐尚为一事。然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则乐必以诗为本，诗则以人之内心情志为本。有此情志乃有诗，有诗乃有歌。而诗与乐又必配于礼而行。孔门重诗教，亦重礼教，即在会通人心情志，以共达于中正和平之境。诗有雅颂之别。颂者，天子用之郊庙，形容其祖先之盛德，即以歌其成功。又有雅，用之朝廷。大雅所陈，其体近颂。远自后稷古公，近至于文王受命，武王伐殷，西周史迹，详于诗中之雅颂，尤过于西周之书。小雅所陈，则如饮宴宾客，赏劳群臣，遣使睦邻，秉钺专征，亦都属政治上事。故大雅与颂为天子之乐，小雅为诸侯之乐，风诗乡乐则为大夫之乐。诗与礼与乐之三者，一体相关，乃西周以来治国平天下之大典章所系。至如当孔子时，三家者以雍彻，不仅大夫专政，骄僭越礼，亦因自西周之亡，典籍丧乱，故孔子有我观周道，幽厉伤之之叹。吴季札聘鲁，请观周乐，是西周以来所传诗乐独遗存于鲁者较备。孔子周游反鲁，用世之心已淡，乃留情于古典籍之整理，而独以正乐为首事。所谓雅颂各得其所者，非仅是留情音乐与诗歌。正乐即所以正礼，此乃当时政治上大纲节所在。孔子之意，务使诗教与礼教合一，私人修德与大群行道合一。其正乐，实有其甚深甚大之意义存在。正因诗礼乐三者本属一事。孔子告伯鱼，曰：“不学诗，无以言。”又曰：“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十七）盖诗言志，而以温柔敦厚为教。故不学诗，乐于无可与人言。人群相处，心与心相通之道，当于诗中求之。知于心与心相通之道，乃始知人与人相接之礼。由此心与心相通、人与人相接之诗与礼，而最后达于人群之和敬相乐。孔子之道，不过于讲求此心与心相通、人与人相接而共达于和敬相乐之一公。私人修身如此，人群相处，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如此。凡人道相处，一切制度文为之主要意义皆在此。孔子之教育重点亦由此发端，在此归宿。惟孔门后辈弟子，如游夏之徒，则不免因此而益多致力用心于典籍文字中，乃独于文学一科上建绩。抑在孔子时，诗礼乐之三者，已不免渐趋于分崩离析之境。如三家以雍彻，此即乐与礼相离，乐不附于礼而自为发展。孔子告颜子曰：“放郑声，郑声淫。”此即乐与诗相离，乐不附于诗而自为发展。所谓郑声淫，非指诗，乃指乐。淫者淫佚。《乐记》云：“郑音好滥淫志。”《白虎通》：“郑国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错杂，为郑声以相悦怿。”此皆显示出音乐之离于诗而自为发展。至于诗与礼之相离，亦可类推。孔子正乐，雅颂各得其所，乃欲使乐之于礼于诗，重回其相通合一之本始。而惜乎时代已非，此事亦终一去而不复矣。又《檀弓》记孔子既祥五日即弹琴，在齐学韶，在卫击磬，晚年自卫反鲁即正乐，是孔子终其生在音乐生活中，然特是游于艺，即以养德明道，非是要执一艺以成名也。《史记 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此谓孔子删诗，其说不可信。《论语》：“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二）又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十三）是孔子时诗止三百，非经孔子删定为三百也。吴季札聘鲁观周乐，所歌十五国风皆与今诗同，非孔子删存此十五国风诗也。《诗 小雅》，大半在宣幽之世，夷王以前寥寥无几，孔子何以删其盛而存其衰？以《论》《孟》《左传》《戴记》诸书引诗，逸者不及十之一，是孔子无删诗之事明矣。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样。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孔子《春秋》绝笔于获麟，非感于获麟而始作《春秋》。是年四月，陈恒执齐君，置于舒州，六月而弑之。孔子年七十一，沐浴请讨，鲁君臣莫之应。可证当时已无复知篡弑之为非矣。是春适有西狩获麟之事，孔子感于此而辍简废业，《春秋》遂以是终。不惟孔子《春秋》不终于哀公之二十七年，即哀公十四年之夏秋冬三时，亦出后人所续，非孔子之笔。至于孔子作《春秋》究始何年，则无可考。诗有雅颂，实乃西周初起乃及文武成康盛时之历史，其说已详前。宣王以后，雅颂既衰，而其时则有史官，并由中央分派散居列国，故曰“诗亡而后《春秋》作”。晋语，羊舌肸习于《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云：“教之以《春秋》”。墨子明鬼篇，有周、燕、宋、齐之《春秋》。可见《春秋》乃当时列国史官记载之公名，晋乘楚梼杌，为其别名。《左传》鲁昭公二年，晋赵宣子在鲁，见易象与《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是史官与《春秋》在当时皆属礼。孔子作《春秋》，即其生平重礼的一种表现。孔子《春秋》因于鲁史旧文，故曰其文则史。然其内容不专看眼在鲁，而以有关当时列国共通大局为主，故曰其事则齐桓晋文。换言之，孔子《春秋》已非一部国别史，而实为当时天下一部通史。其史笔亦与当时史官旧文有不同。如贬吴楚为子，讳诸侯召天子曰“天王狩于河阳”。于记事中寓大义，故曰“其义则丘窃取之”。此义，当推溯及于西周盛时王室所定之礼，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以私人著史，而自居于周王室天子之立场，故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亦惟《春秋》也”。其实孔子亦非为尊周王室，乃为遵承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之深心远意，而提示出其既仁且智之治平大道，特于《春秋》二百四十年之历史事实中寄托流露之而已。孔子之著史作《春秋》，其事一本于礼。而孔子之治礼，其事亦一本于史。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二）古人以父子相禅三十年为一世。十世当得三百年，百世当得三千年。孔子心中，未尝认有百世一统相传之天子与王室，特认有百世一统相传之礼。礼有常，亦有变。必前有所因，是其常。所因必有损益，是其变。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孔子即观于其世王者所定之礼乐，即知其王之政与德。居百世之后，观百世之上，为之次第差等，而无有违失。能前观百世，斯亦能后观百世。观其礼，而知其世。子曰：“夏礼，吾能言之，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三）孔子所言礼，包括全人生。其言史，亦包括全人生。故其言礼即犹言史，言史亦犹言礼。夏殷两代史迹多湮，典籍沦亡，贤者凋零，若已无可详考。而孔子犹能言之者，周代之礼，即上因于夏殷，孔子凭当身之见闻，好古敏求。本于人道之会通而溯其损益之由来。历史演变之全进程，可以心知其意，而欲语之人人，则终有无征不信之憾也。孔子虽好古敏求，能言夏殷之礼，然折衷而言，主从周代。盖历史演进，礼乐日备，文物日富，故孔子美之也。孔子志欲行道于天下，古人中最所心仪向往者为周公。故每于梦寐中见之。及其老，知行道天下之事不可得，无是心，乃亦无是梦矣。叹己之衰，而叹世之心则更切。然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十七）则孔子若得志行道，其于周公之礼乐，亦必有所损益可知。其修《春秋》，亦即平日梦见周公之意。托于此二百四十二年之史事，正名号，定是非，使人想见周公以礼治天下之宏规。此后汉儒尊孔子为素王，称其为汉制法，则知孔子之言礼，与其言史精神一贯，义无二致也。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九）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三）知孔子言礼乐，其本在仁，而又曰“克己复礼为仁”。则仁礼二者内外回环，亦是吾道一以贯之也。《史记 孔子世家》复曰：“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又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此言序书传作易十翼两事，皆不可信。盖西汉武帝时重尊孔子，其时已距孔子卒后三百四十年，从遗经中寻求孔子，遂更重孔门文学之一科。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而汉人易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艺。又称孔子叙书传，删诗，订礼正乐，作《易十翼》与《春秋》。汉儒谓六艺皆经孔子整理。司马迁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是皆以诗书六艺为孔氏书也。然西汉诸儒兴于秦人灭学之后，起自田亩，其风尚朴，亦犹孔门之有先进。东汉今文十四博士之章句可勿论，即许慎郑玄辈亦如孔门后进之文学科。由此激而为清谈。而当时孔门教育精神遂更失其重点之所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