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法庭上相遇：他在被告席，我在辩护席

# 所谓缘分

就是原本陌生的两个人，

基于某种原因相遇，在彼此的生命中留下痕迹。

很荣幸作为援助律师，尽我所能，在他的生命中，留下哪怕一点点明亮的印记。

1
 相信还是疑惑？——真相只有上帝知道

法庭最后陈述。

他摇了摇头，用手捂了捂戴在脸上的口罩。对审判长说：

我认罪，我认罚。

我长舒了一口气，仿佛一块悬着的大石头，终于安然着陆。

至少，他可以保住《起诉书》已认定的坦白情节。若再加上我提出的“从犯”情节被法庭采纳，他极可能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

“咚”一声，审判长将法槌敲下，庭审结束。

我走过去，半弓着腰，悄声问手脚拷坐在被告席上的他：

“你告诉我，到底有没有打高某，强迫她卖淫？”

他红着眼眶，边说边用力地摇着头：“真没有打！……”

我接着低声问：你知不知道A（同案犯，2011年已被判刑）强迫卖淫？

“后来才知道”。

我安抚他，向他释明：

“如果你知道朋友犯罪，自己仍参与其中、提供帮助，也构成共同犯罪，知道吗？不要多想，好好改造，早日出来”。

他点点头，手拂过眼角，谢过我这个萍水相逢的辩护人。

伴着脚链声，渐行渐远，背影没入法庭的转角

2
 

突如其来的“翻供”

就在2小时前，他看我的眼神，还带着戒备、怀疑甚至鄙夷。

戴在他脸上的粉红色口罩，在冷色调法庭、黝黑肤色的衬托下，显得格格不入。

虽看不全他的脸，但我依然能感受他眼神中情绪与渴望。

谁都没想到，他会当庭“翻供”。辩解受到公安刑讯逼供，没有打人，对强迫卖淫不知情。

我心一沉，完了。

检察官宣读的《起诉书》，依法认定了二被告成立“坦白”。且案卷中仅有的两次谈话，也都是有罪供述。

行为过程与细节，与坐在旁边的被告、9年前被判的同案犯A口供高度吻合。

更别提本案存在多份其他证据（被害人及时报案的陈述、其他卖淫女的证言），均能证实强迫卖淫事实的存在。

很多人有误区，以为只有做无罪辩护的律师才是“好律师”。

其实不然。

枉顾证据与事实，一味迎合当事人，毫无成功概率的无罪辩护，才是极不负责任的。因为，最终承担不利后果的，还是被告人自己。

他提出的刑讯逼供辩解，不仅完全没有线索，反而供述有同步录像、同案犯相同供述为证。在形式要件上，没有毛病。

根据十余年刑事案件的办案经验，综合证据材料：只有认罪认罚，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3
 挣扎——执业伦理与内心确信的冲突

作为第一批园区赴铜仁的法律援助律师，在松桃司法局安排下，8月25日我接受法援中心指派，加入了次日即将开庭的刑事案件辩护。

强迫卖淫罪，重罪，法定起点刑期：五年有期徒刑以上。

由于时间紧迫，次日开庭，我已没有会见时间。于是，只好在有限宝贵的时间内，仔细研究了几遍证据材料，做足庭前准备。

主、从犯应当区分的理由，当事人构成从犯的法理、事实及判例，均已备好、打印完毕。

这一翻供，庭前的所有辩护思路，必须立即调整。

律师执业道德和伦理，要求辩护人 ：当事人不认罪的，不得做不利于被告人的罪轻辩护。

但从专业和经验判断：无罪辩护，无异于“以卵击石”。会使当事人受到更重刑罚，与刑事辩护的初衷相左。

 在执业伦理与专业判断相冲突时，怎么办？

终于等到辩护人发问，在充分释明了翻供后果后，他依然坚持无罪辩解。

毋庸置疑。辩护权，源自于当事人。

他不认罪，我只能、必须为他做无罪辩护。

4
 打破固定思维——他说的为什么不能是真的？

公诉人每宣读一份证据，他就苦笑，歪着嘴角，带着一丝不屑。

眼神略过，碰上我直视的眼，他也不曾躲避。

我努力想从他眼神中，发现真相。

但真正的事实真相，又岂能是我等凡人所能发现的？

唯有法律事实，才可通过证据来构建。

每份证据，都是对过去发生事实的反映。

一个强迫卖淫共同犯罪案件，所有案卷加起来不足200页。

两被告人谈话都只有2次，且都与已判决同案犯高度一致；

证人证言，几乎都说被害人哭哭啼啼，看起来不愿意；

两份被害人陈述，细节存在较大差异。报警时称“遭强奸”，再次谈话变成“自愿发生性关系”；报警时陈述的“暴力与威胁”，二次笔录变为“想赚点钱，作回家的路费”。

辩护人，必须有怀疑一切的勇气和能力！

假如刑讯逼供为真，那么，其他证据同样也不会可靠。

5
 代为认罪——迫不及待的同案犯辩护人

受我当事人影响，同案犯也开始翻供，这可急坏了他的辩护律师。

发问时训斥，再三明示、暗示，同案犯依然不得要领。

许是因为远道而来的江苏律师在场，审判长格外耐心。但不妨碍审判长的目光，越过滑落至鼻中的镜片，向辩护席投来一股冲击波。

顿时，让我联想到某位江湖上的刑辩大咖，在法庭上公然训斥当事人的场景。

虽无法认同，但心情依然可以理解。

同庭辩护人，直接对他的辩护人说“我建议你认罪。”转头对审判长讲：“我的当事人对法律的理解有误，其实他是认罪的。”

我在半米之内，听得目瞪口呆。

6
 

有效辩护——跌破法定刑的判决

本案的争议焦点，也是最大的辩护空间，在于：

在全部共犯均为实行犯的情况下，是否应区分主、从犯？我的法援当事人是否构成从犯。

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从犯包括两种类型：

一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犯罪分子；

另一种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犯罪分子。

司法实践中，对于辅助作用的从犯较容易把握，但对起次要作用从犯的认定，理论界没有明晰的界定，实践中也难以归纳、提炼出统一的认定标准。

特别是在同案犯都是实行犯的案件中，对主、从犯的认定更为困难。

绝大部分判例，以多名被告共同实施了强迫卖淫行为，均是共同犯罪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不加区分，一律在5年为起点刑期。

经查询，松桃法院以及铜仁地区的公开法律文书，又均未对强迫卖淫的实行犯进行主、从犯的划分。

也就是说，要想说服法官认定从犯，难度很大！

辩护逻辑，必须精心设计：

1. 避免对立，借力打力：认同公诉机关关于 “本案2被告作用相当、不易区分主从犯“的意见；
2. 时过境迁，面对实际：2011年法院对席某未区分主、从犯的裁判理由，系“其他同案犯未到案”，但截至目前，三名被告均已到案、事实已查清，三名同案犯之间的地位与作用，存在大小、主次之分；
3. 引入权威，找到思路：以《刑事审判参考》790号案例为依据，为主、从犯区分提供了参考，结合本案证据，在犯意的提起、行为的主导、赃款的分配等方面，向法庭详细阐述了我的当事人构成从犯的理由；
4. 查询判例，提供参考：在裁判文书网上，搜集了十几篇强迫卖淫共同实行犯罪中认定从犯的判例，打印出，庭后提交审判长，以供参考。

开完庭后，我与公诉人同行，叔叔辈的老公诉人对我们法援律师非常认可，恰巧第二天在松桃检察院值班时，再次遇到吴检，我们交换了联系方式，成了忘年交。

援助期结束，返苏途中。

收到当地合作陈律师的微信，法院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检察院量刑建议5-6年，法院最终判决4年有期徒刑。

强迫卖淫重罪实行犯，区分主从犯，或成为当地法院首例。

也许，这一纸判决，是松桃留给我 最好的礼物。

王丽淋：刑事律师，前公诉人，江苏省律协刑事法律业务委员会秘书。

个人微信号wzb880624（15250000157）

办理过的刑事案件：

1.公安部挂牌督办某企业环境污染案；

2.某500强企业董事长合同诈骗案；

3.某房地产企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4.某市“扫黑除恶第一案”；

5.某国企老总贪污、挪用公款案；

6.某企业家虚假诉讼刑事控告案；

7.某集团企业刑事控告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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