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抵御“公知”掀起的“自由”舆论狂潮
所谓“自由”，就是“不受制约”。
不受任何制约的自由是“绝对自由”，有所制约的自由是“相对自由”。
自由可用于建设，也可用于破坏——建设需要自由，破坏也需要自由。
建设需要的自由是“建设性自由”，破坏需要的自由是“破坏性自由”。
虽然都叫“自由”，“建设性自由”与“破坏性自由”却截然不同。
“建设性自由”必定是“相对自由”——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有条件的。要建设、创造任何事物，就不能破坏事物存在所必须的条件。这本身就对“自由”构成了制约。要建设、创造任何财富，就必须遵循创造财富的客观规律。“遵循创造财富的客观规律”本身同样意味着对“自由”的制约。这样的自由当然是“相对自由”。
“破坏性自由”必定是“绝对自由”——要破坏可以随心所欲，不管是摧毁事物本身还是摧毁食物存在所必须的条件都可以达到破坏的目的，不必对“自由”有任何顾忌、任何制约。这样的自由当然是“绝对自由”。
“绝对自由”与“相对自由”虽然都称为“自由”，性质却完全不同。“绝对自由”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创造财富的建设性自由只能是“相对自由”——“动刀子杀人”与“手术开刀治病救人”都需要“对人动刀子”的自由。但一个是没有任何制约的“绝对自由”，一个是一举一动都有严格要求制约的“相对自由”。把两种“自由”混为一谈，就等于把“持刀行凶杀人”与“开刀治病救人”说成一回事。
靠建设和创造为生，就需要“创造性自由”——既需要有从事建设、创造的自由，又需要保护建设、创造所必须的大环境，如国家的和平安宁。既然要保护这个大环境，就必然不允许任何破坏这个大环境的“自由”——“相对自由”。
靠破坏和掠夺为生，就需要“破坏性自由”——要毁灭某事物，愿意受到任何制约吗？土匪愿意自己的烧杀抢掠受到任何制约吗？既然破坏和掠夺，那需要的只能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不受任何制约”的“自由”——“绝对自由”。
——“建设性自由”必定有底线有制约，必定“有破有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有所为有所不为”，必定是“相对自由”。
——“破坏性自由”必定无底线无制约，必定“有破无立”、“破字当头，全盘否定”、“一笔勾销一扫而光”， 必定是“绝对自由”。
——“绝对自由”=“破坏性自由”。鼓吹“破坏性自由”=鼓吹破坏和掠夺。
——不劳而获、靠掠夺和破坏为生的寄生虫必鼓吹破坏和掠夺，必鼓吹“绝对自由”。
——鼓吹“绝对自由”者必不劳而获、靠掠夺和破坏为生的寄生虫。
明白了这些，就能明白中国“公知”的本质。
中国“公知”最喜欢“言论自由”，其“言论自由”最主要的内容是“骂”（用“公知”的习惯语言叫“批评”、“批判”）——“真知识分子应该敢于批评人民”（人大张鸣）、“知识分子一定是批判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批评的，如果他不批评他就不要做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定义就是一群永远在批判现实的人”（许小年）；“进行批评是知识分子的义务”（王晓阳）、“知识分子就是以批评为己任”、“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批判”、“知识份子最大的贡献是保持异议”、“知识分子应该通过批评社会而传播着自己心底的理想与原则”、“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职能就是批判现实”、“知识分子是文化的创造者与传播者，是社会的批评者”、“知识分子对于他们时代和环境所公认的观念和假设，经常详加审查，是精神太平生活中的捣乱分子”、“知识分子具有鲜明的时代文化特性，有先进的思维方式、理念，还有强烈的参政议政欲望”、“知识份子倾向批判社会，与政治权威具有先天性的紧张关系”……
啥也不干，骂人吃饭——这算什么“商品”？“商品经济”里有“骂”这种“商品”吗？世界上有挨骂的“市场需要”吗？有天天花大价钱买骂的“客户”吗？
道理很简单：中国“公知”不创造任何财富、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公知”整天鼓吹“商品经济”，自己却制造不出任何像样的商品跟社会等价交换：他们日复一日制造出来的无穷废纸废话在商品市场上能有多少销路？足以谋生吗？足以维持他们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吗？（难怪有人说：“你们这些公知到底为国家做了什么？”“公知——不是职业的职业，不创造任何财富的职业”、“一支笔、一张嘴的事，谁不会？”“白吃白喝、靠国家养活”、“创造人类文明的，是科学家，知识分子，以及普通工农劳动者，没有“公知”半分功劳……）
“公知”既然不创造任何财富，那就只能靠掠夺和破坏为生。掠夺和破坏离不开暴力。明火执仗的土匪流氓靠硬暴力；巧取豪夺的文人“公知”靠软暴力。用硬暴力掠夺即“抢”，用硬暴力破坏即“毁”；用软暴力掠夺即“诈”，用软暴力破坏即“骂”。
文人“公知”既然靠软暴力掠夺破坏谋生，那当然离不开“诈”和“骂”。只不过按照文人“公知”的文字游戏，“诈”不叫“诈”，叫“真相”；“骂”不叫“骂”，叫“批评”、“批判”——名称不同，本质一样。
只要是掠夺和破坏，不管是硬暴力还是软暴力都需要“破坏性自由”，都需要大闹“绝对自由”——土匪流氓需要不受任何制约的用硬暴力抢劫破坏的“绝对自由”，文人“公知”需要不受任何制约的用软暴力抢劫破坏的“绝对自由”。
建设和创造需要和平安定，破坏和掠夺不需要。“公知”靠破坏和掠夺生存，所以需要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自由”——“破坏性自由”；所以在“公知”的利益天平上，抢劫和破坏的“自由”高于国家安全，高于民族生存；所以“公知”才会那么拼命鼓吹“自由高于一切”、“自由高于国家”、“人权高于主权”、“人权高于安全”、“天下大乱好”、“无政府比有政府好”、“军阀混战不可怕”——“和自由相比，强奸算得了什么呢？”“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索马里证明没有政府是一件好事”、“认为无政府就是天天打仗、就是混乱的观点，忽略了这种无政府包含着相当的经济自由的事实”、“乱世有自由。因此，教育和文化都很有起色”、“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读书人精神和肉体，无比舒泰，创造力陡然增加”、“不仅让文化人得意，其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活泛起来”、“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无论人坏人好，都很有性格”、“活得人模人样的”、“个个都个性鲜明，你就是你，他就是他”、“给我们留下了好些好玩的故事”、“一个有故事，有个性的时代”、“军阀战争相当文明”、“毒气弹打得也不是你死我活”、“他们是尽可能不伤及无辜，现在回过来看是相当文明的”、“战争力度不大，真有人愿意看热闹。成都第一次巷战，这些老百姓搬板凳出来坐着，像看足球一样地看”、“晚清新政时期的商会很牛，如果地方督抚政策不对，他们不同意，先提抗议，不行，就通电全国，再不行就上街游行，再不行，就武装游行”、“即使没有政府，也能运转良好”、“有没有政府，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一个县有点警察维持一下社会治安就可以了。如果地方自治有规模，连警察都可以省了”……
所有这一切都“万变不离其宗”——“公知”用“破坏性自由”实现抢劫与破坏。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个鳖亲家”——跟“公知”同流合污、鼓吹“绝对自由”者必跟“公知”一样，是靠破坏与掠夺生存的寄生虫；靠破坏与掠夺生存的寄生虫必跟“公知”同流合污、鼓吹“绝对自由”。
对矛盾，首先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对抗性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矛盾？对自由，首先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自由：绝对自由还是相对自由？建设性自由还是破坏性自由？
不分清敌我，就不能正确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分清“绝对自由”与“相对自由”、“破坏性自由”与“建设性自由”，就不能抵御“公知”掀起的“自由”舆论狂潮，就必然上当受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