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九大网络舆情传播规律及成因探析!网络舆论“假象”的五大成因?
2017年以来，网络舆情传播的九大规律不断凸显：媒体大量跟进报道同类事件探究背后深层原因、跨领域热点舆情事件引爆速度快、同理心效应促使网民纷纷袒露同类遭遇、“未闭环”的舆情事件引发网民持续追问、人为干预导致舆论“狂欢——散场”效应加剧、高层介入的权威效应有效提升舆论引导成效、舆论共同体的群体极化效应加剧、鉴别网络信息真假成为舆论共识、多元归因导致协同治理的呼声增强。这些规律在以往的舆情事件中或多或少有所体现，但在今年以来表现更加突出。
本文结合典型案例剖析上述舆情传播规律，并尝试揭示这些规律背后的传播机制和舆论心理机制，以期为政法机关加深对当前舆论场的认知提供参考。
规律一：
媒体大量报道同类事件探究深层原因
■ 案例：仿真枪系列案件、网络招聘的传销陷阱系列事件
■ 成因：媒体的环境监视功能、强化效应
实情决定舆情，舆情是实情的重要反映。每一起舆情事件背后都有其深层指向，解决最终的现实问题才能实现舆情的彻底根除。从徐玉玉案引发电信诈骗报道井喷，到天津赵春华案引发舆论追问枪支鉴定标准，再到李文星案引爆舆论对网络招聘传销陷阱的高度关注，媒体对同类事件在一段时间内的持续密集报道指向的是这些典型个案背后的深层社会问题。
为了引起公众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促使政府加大监管、打击力度，媒体在纵向深度报道某个典型案例的同时往往也非常注重横向挖掘与之类似的事件，以此暗示公众某一社会问题之严重与普遍。同类案例在一段时间内频繁曝光所产生的强化效应，促使舆论关注不再只停留于个案层面，而是被引向背后的深层原因。而这恰恰反映了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拉斯韦尔所谓的“传播的社会监视功能”——及时了解、把握并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人类社会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与发展。
而在媒体反复报道同类事件的过程中，公众对相关议题的关注度也不断攀升，强大的舆论压力不仅倒逼公权部门采取相应举措，也教导全社会对电信诈骗、传销组织等提高警惕。
规律二：
跨领域热点舆情事件引爆速度快
■ 案例：魏则西事件、李文星事件
■ 成因：多类媒体展开多角度报道
近年来，基于科技创新型应用引发的舆论之争层出不穷，如网约车合法性之争、共享单车乱停乱放、无人机“黑飞”等涉及政府监管和规则制定的议题；类似魏则西事件、李文星事件等引人哀叹的悲剧兼具违法犯罪和互联网应用两个特征，因造成人员死亡、性质非常严重引发了全社会的震动。而这两起跨越了政法和科技两个领域的极端个案背后又有着较为普遍、广受诟病的“百度推广”和“网络传销”两个深层议题，因此一经曝光迅速引发各类新闻媒体从不同角度展开海量报道。从李文星事件来看，事发后科技类媒体第一时间向“BOSS直聘”求证、追问网站审核流程、关注补救措施的实施进展等；社会类媒体则从李文星同学、家人以及与之有相似遭遇的信息源展开报道，试图还原李文星之死的来龙去脉、揭露天津静海传销组织内幕。在媒体之外，网民也形成了一股较强的推动力量，众多因招聘差点误入传销组织以及误入传销组织后侥幸逃离的人通过知乎、微博发布个人经历的描述，引发舆论关注并成为媒体报道的内容之一。
相比单一领域的舆情事件，跨领域事件更容易引发全网关注——因其讨论角度更加多元化而吸引不同类别的媒体、不同兴趣的网民群体参与其中，促使舆情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大。
规律三：
同理心驱使网民声援或袒露同类遭遇
■ 案例：于欢案、林奕含事件、北影性侵事件
■ 成因：同理心效应
同理心效应也叫移情效应，就是设身处地站在交流者的角度考虑问题，体验对方的情绪情感，了解其内心的感受想法。同理心效应含有两个要素：一是对他人情绪的认知，即直觉技巧；另一个是对他人情绪的反应，即沟通技巧。从舆论心理层面而言，网民对舆情事件中的当事人也会产生同理心效应，站在当事人的立场考虑问题、体验其内心感受。
于欢案中，网民对于欢亲眼目睹母亲被辱愤而反抗产生的同理心效应就是其声援于欢、声讨法院的重要原因；声称遭补习老师性侵的台湾女作家林奕含自杀事件也激发了广大网民的同理心效应，知乎“如何看待台湾 26 岁女作家林奕含自杀事件”的问答中，不少网民匿名分享了自己幼年遭猥亵、性侵的经历；而北京电影学院“阿廖沙”曝光自己被班主任父亲性侵的经历时称“如果大家对林奕含的惋惜和怜悯不是伪善，那希望大家也稍微能重视下我曾经的经历”，同样也是同理心效应驱使下的自我袒露。正是在林奕含、“阿廖沙”的影响下，“@北电侯亮平”的举报被媒体广泛报道，引发较高关注。
可见，同理心效应不仅驱使网民声援涉事人，也促使更多网民袒露同类遭遇，为推高舆情提供更多“燃料”，即同理心驱动的舆情风暴比普通舆情事件的生存周期更长，应对处置更需讲求方式方法。
对此，官方舆情应对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怀着对网民的同理心去处置、回应舆论关切，注重“动之以情”；二是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还原真相，“晓之以理”。
规律四：
“未闭环”事件引发网民持续追问
■ 案例：北影性侵事件、杭州保姆纵火案
■ 成因：“等另一只靴子落地”心理、自动脑补导致信息不实甚至“阴谋论”
网络舆情的全面消除有赖于现实问题的妥善解决，只有当舆情事件在现实处置中尘埃落定、在网络信息公开方面画上圆满句号，公众的追问才会停止。
所谓的“未闭环”事件大致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①引起舆论关注的事件没有最终定论（如“@北电侯亮平”的举报、清华大学朱令案等），
②某个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没有合理解释（如深圳警车撞宾利事件中肇事者是否饮酒），
③有最终定论但未向社会通报等。
“未闭环”事件的舆论关注度虽然会随着时间流逝而降低，但公众心中的疑问并不会自然消除。对于“未闭环”事件，
网民持续追问而得不到回应必然导致官方公信力折损；
网民自动脑补臆测则容易导致不实信息、“阴谋论”大肆传播，如“@北电侯亮平”被删帖禁言引发网民揣测官方故意包庇等。
更重要的是，“未闭环”舆情事件就像一个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被与之有千丝万缕关联的新事件、新信息引爆，如复旦大学投毒案引发舆论就朱令案声讨北京警方等。
目前，新浪微博上每天都有网民追问“@北电侯亮平”举报的调查结果、关注“阿廖沙”被起诉诽谤。此类“未闭环”舆情事件需要有关部门提起高度重视，谨防因侥幸心理错失应对先机导致不定时炸弹被引爆。
规律五：
人为干预加剧舆论“狂欢-散场”效应
■ 案例：罗一笑事件、于欢案
■ 成因：舆情自然衰落、信息传播被干预
无论何种舆情事件，由于时间推移、新的网络热点出现等原因，舆论关注度都会自然而然地逐渐走低，区别仅在于从舆情爆发到终结所经历时间的长短。一直以来，公众对舆情事件尤其是负面事件的关注度或多或少呈现出“狂欢——散场”效应，即刚开始时以刷屏之势席卷而来，在最终处置结果出炉时除去媒体转载报道并无太多网民参与讨论，初始关注度远远高于尾声期。
今年以来，“狂欢——散场”效应更加凸显，与官方舆情导控不无关系。以于欢案为例，二审庭审全程通过微博进行图文直播，但并无媒体、专家等同步展开专业解读，导致网民对相对晦涩难懂的直播全文缺乏深度认知。而官方对媒体、网站报道的规划和干预也导致二审庭审、宣判等信息的关注度远远没有《刺死辱母者》一文高。认知深度、传播范围的受限，极有可能导致大部分公众对《刺死辱母者》一文中的不实信息、夸大成分、错漏信息视而不见，留在他们脑海中的仍是法院判罚失当、警察执法不当等负面印象。
这一舆情传播规律提醒我们，在舆情爆发之初及时作出回应吸引公众关注后续处置、实情处置时，充分释法说理并给予公众讨论自由和讨论空间，更有利于真正扭转负面认知。有关部门在考察舆情应对效果时，不仅要注重量的标准，更需关注对质的考量。
规律六：
高层介入有效提升舆论引导成效
■ 案例：于欢案、李文星案
■ 成因：权威效应
高层介入能够有效提升舆情处置和舆论引导效果已逐渐成为共识，今年以来这一特征更加显著。
于欢案中，从山东省公安厅、检察院、法院到公安部、最高检、最高法相继介入舆情处置，各部门相互联动、各司其职，共同助力舆情实现平稳过渡。
李文星案中，天津市政法委、公安局既针对个案也围绕传销治理展开应对处置，公安部等四部门针对传销展开三个月专项整治，以实际行动回应社会关切受到肯定。
这些较高层级政法机关的介入主要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平复公众情绪，为事件后续处置奠定了群众信任基础；二是积极调动资源、有效指导和协调下属各部门推进舆情处置的各项具体工作，确保应对处置有序开展。
心理学中有一个权威效应，指的是一条很重要的暗示规律，即暗示效果的好坏受暗示者权威程度的影响。公众之所以对高层介入表示认可主要因为处置部门的级别越高权威效应越强，越容易产生好的暗示效果。
近期，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的晒“军装照”活动被指电信诈骗新手法，辟谣前大部分人都秉持“人民日报发的应该没问题”这种心理求证，而后期人民日报客户端发布的辟谣信息虽未针对加拿大IP等具体细节作说明却立刻受到公众认可和转发，这都源于权威效应。这也提示有关部门在回应舆情时应善于利用自身的权威性、借助权威媒体提升舆情应对效果。
规律七：
舆论共同体的群体极化效应加剧
■ 案例：南京玄武分局“滴滴警务”平台
■ 原因：群体极化效应、沉默的螺旋理论
当前舆论场圈层化现象较为突出，而各个圈层中的利益相关者正逐渐通过观点表达、相互声援等结为共同体。微博时代，律师群体中的共同体话语表达最为突出；微信时代，警察群体也逐渐形成共同体，在涉警舆情事件中积极站在维护警察利益的立场发声。这是舆论生态不断繁荣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本身无可厚非。但这些舆论共同体的群体极化效应加剧进而产生的非理性、情绪化言论倾向值得警惕。
群体极化效应指的是，无论最初的意见倾向哪个方向，通过群体讨论都会得到强化，结果不仅群体观点转向极端，就连个体也发生这种转移。在南京玄武分局“滴滴警务”平台引发争议一事中，涉警微信公号的绝大部分言论都较为情绪化，并不仅是就事论事讨论“滴滴警务”平台，而掺杂了长久以来对“领导”等的不满。这种倾向在各个公号不断地发声、被评论、被点赞过程中得以强化，持支持态度的极少数公号不再发声，最终呈现的舆论状态是媒体和网民较为中立理性，涉警微信公号“一边倒”地批判。
群体极化效应的产生源于群体压力，它让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倾向于沉默，而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这也正是传播学中的沉默的螺旋理论。
群体极化效应容易导致这些共同体的形象走向负面，也可能导致内部持不同意见者退出进而导致共同体撕裂。要削弱群体极化效应的不良影响最重要的一点是观点表达时做到立场中立、实事求是，而不仅仅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同时还需在共同体内部形成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氛围，倾听不同观点。
规律八：
鉴别网络信息真假成为舆论场共识
■ 案例：晒“军装照”、李炳鑫事件
■ 成因：舆情反转事件频发后产生的“让子弹飞一会儿”心理
无论是人民日报客户端晒“军装照”活动还是九寨沟地震，“造谣跑断腿，辟谣一张嘴”都成为点赞最多的评论。这说明，在相关法律法规颁布实施、有关部门监管加强的背景下，对于遏制网络谣言和不实信息传播，网络舆论生态中的媒体、网站、政务自媒体、网民等的共识在不断加深。
这些舆论主体身体力行地倡导不传谣、不信谣，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正在增强。对于不确定信息，在历经多次舆情反转事件的“洗礼”之后，舆论场掀起一股“让子弹飞一会儿”的谨慎之风，这也反映出公众对鉴别信息真假的共识。在南京火车站猥亵女童事件中，网民人肉搜索信息错误导致李炳鑫“背锅”一事被当事人发长文澄清，清晰呈现了舆论跑偏的过程，部分网民“借热点事件上热搜”的心理也被公之于众。相信经此一事，网民鉴别网络信息真假的意识又将进一步强化。这些一点一滴的进步都在推动舆论场自净功能的增强，促进健康舆论生态的形成。
规律九：
多元归因导致协同治理的呼声增强
■ 案例：打击传销专项整治、防范校园暴力事件
■ 成因：舆论归因全面多元、社会问题
今年以来，于欢案背后的民间借贷问题、李文星案背后的传销治理问题等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对于这些热点舆情事件，舆论归因更加多元，反思较为深入，越来越多的人都意识到某个社会问题的产生是一系列连锁反应的结果，这些问题的根治单靠制定法律或政府监管并不能妥善解决。因此，呼吁全社会协同治理的声音不断高涨。李文星事件之后，工商总局、教育部、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四部门联合开展为期3个月的传销专项整治活动就是协同治理的典型代表。
除此以外，与呼吁协同治理有共通之处的是性侵事件中舆论对“改变性侵文化”的呼吁。北影性侵事件中舆论重点批判的不仅仅是老师对学生的“权力碾压型”性侵行为，更是针对全社会“谴责受害者”的舆论氛围——阻碍受害者发声维权并对其造成二次伤害。有媒体直接以“不改变‘强奸文化’性侵预防就永远令人绝望”为题发表评论。这样的声音同样是舆论针对热点事件的多元归因带来的，反映出公众思考的角度从个案上升至社会、文化、偏见等高度，是舆论理性增强的一种表现。
网络舆论“假象”的五大成因
毋庸置疑，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之一。不过，互联网在提供快速分享与交流的传播平台的同时，也可能形成一些失实的舆论“假象”。比如，“三人成虎”的网络谣言事件，几经波折的舆情反转事件，等等。这些“假象”在内容上是指一些失实的新闻报道，或者事件真实但却并不符合事物本来面貌的新闻报道。而无论哪种情况都会给公众的认知造成困扰。
按照美国著名政论家李普曼的观点来看，大众传播带给人们的只是真实世界的“虚拟环境”，很多时候互联网就像一面凹凸不平的透镜，放大或缩小地歪曲呈现着舆论影像，而这些网络不实信息的存在，正成为网民了解真相、提升认知的最大障碍。本文将从五个方面探析网络舆论“假象”形成的原因。
1. 信息表达有话语权之分
虽然每个人在网络中都拥有平等的表达权，但是言论影响力却差别较大，比如拥有千万级粉丝的微博大V与普通网民，其发声对舆论走向的影响差别可想而知。而话语权不平等的现象却是网络世界的普遍现象。目前，网络言论的主流由中产阶级等社会精英群体掌握，虽然草根阶层人数居多，但是少数派的精英阶层依靠其社会地位、个人名望，通过更强的吸粉能力不断扩大话语权。由此也造成了中产阶层的问题更易受到关注，底层问题却难以被揭示。
比如，“剩女现象”近年来一直被媒体大肆炒作，使公众认为这是社会中存在的一大难题。但是有学者指出，“剩女”只是个假命题，所谓的“剩女”多数为城市“三高”（高学历、高收入、高职位）人士的未婚女性，她们只是存在不愿降低择偶标准的问题，而处于农村底层的大量“剩男”无法婚配的问题，才是社会真正需要解决的难题。但是，无论是媒体报道还是话题讨论，对于农村“剩男”问题的关注都要远远低于城市“剩女”问题。而舆论对真正问题的认知会产生偏差的原因在于，作为中产阶层的“剩女”群体拥有更强的话语权。
2. 感性诉求先行于理性探究
网络舆论场是一个情绪场，具有社会情绪“解压阀”的作用。感性情绪的发泄往往要比理性信息的探讨更早地出现在舆论场上，网络表达模式也常常表现为观点先于事实、情感先于理智。尤其在自媒体时代，社交媒体的繁荣发展，都旨在令公众的情感诉求获得迅速分享，无论是朋友圈晾晒的“小确幸”，还是直播平台演绎的“自说自话”，都使个人情感诉求得以释放。而图片、视频、语音等多媒体形式，则能更大程度地唤起他人的情景体验，感受和体验成为了舆论的首要趋向，理性思考反而显得没有那么重要。
很多网络红文都深谙此理，比如，近日被刷屏的《北京，有2000万人假装在生活》，尽管文中的描述被不少人吐槽“以偏概全”、“认识偏激”，但是因其将时下流行的“情怀”和“扎心”的现实进行糅合，成功令公众感性情绪喷发。而一些舆情事件也都发源于此类“抒情性”文字，如在“罗一笑事件”和“中关村二小霸凌事件”中，涉事的两位家长深情发帖《罗一笑，你给我站住》、《每对母子都是生死之交，我要陪他向校园霸凌说NO！》，这些文章无论在标题拟定上还是内容行文中都成功挑起了舆论情绪，从而得以疯狂传播。
3. “假新闻”泛滥消弭受众耐心
随着各类媒体融合进程加速，再加上新媒体和移动媒体的广泛使用，一方面使得信息传播方式更加多样、新闻来源更显繁杂，媒体对新闻报道真实性的把控愈发困难。另一方面，由于信息的加速传播，对新闻时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媒体极易出现因追求时效性而忽视真实性的问题。此外，部分媒体还可能因商业利益驱使而一味迎合受众口味，或者刻意炒作制造噱头，放弃了新闻职业操守。以2016年春节的“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男友家”事件为例，这本是发布于论坛中的虚构故事，但是有媒体未经采访和核实，就将其作为新闻进行报道，制造了一起著名的“假新闻”事件。
“假新闻”一旦产生，那些极具冲击力的内容借助便捷的传播方式很可能瞬间人人尽知，其所酿成的危害会随着传播范围的扩大而愈发明显，最重要的是，“假新闻”消弭了受众的耐心，使得揭示真相的成本也随之增高。
4. “碎片化”传播难以再现真相
目前，浅阅读方式逐渐成为主流，如一条微博的字数仅限于140个字，一篇微信文章为保证阅读效果也限于千字以内。仿佛短小简悍的文字更受欢迎，长篇大论的文章反而很难有人耐心看完。因此，信息传播与接收越来越倾向于“速食化”，信息提供者需要把最“抓人眼球”的字眼提炼出来，而不得不舍弃一些次级重要的内容，这样就导致了信息的不完整，传播时“碎片化”现象严重。
传统媒体时代，一篇深度报道就可以全面揭示事件的来龙去脉。而在新媒体时代，囿于篇幅要求与阅读习惯，受众为寻求事件真相，往往需要从各种信息渠道不断搜寻与拼凑。因为重要的信息内容零散分布于海量的网络信息里，打捞新鲜、有用信息的难度不言而喻。事实上，最后的情况往往是，很多网民就像“盲人摸象”一样，只了解到事件的不同片段，并不能真正认清事实全貌，而基于不完整信息的舆论讨论也极易酿成舆情事件，偏离正常发展轨道。
5. “信息茧房”加剧非理性表达
目前，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的传播模式已经成为信息分发的主导方式。互联网每天产生数以亿计的海量信息，为了节约用户选择信息的时间成本，互联网公司纷纷通过智能化算法进行数据挖掘，越来越灵敏地感知受众的兴趣需求，并据此为受众挑选和推送其感兴趣的资讯。然而这样就使得受众只能关注到符合自己口味的信息，停留在自我愉悦的小世界中。长此以往，受众的认知便局限在一定范围内而难以升级，从而失去了理解他人和产生共情的能力，就像蚕茧一样被桎梏于“信息蚕房”之中。
这种信息接收偏差容易加深受众的固有偏见，受众往往将与自己观点相左的信息“拒之门外”，导致真相迟迟未能落地。受众原有的刻板印象会更加轻易地操控自我的情感好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非理性情绪的表达，使得舆情爆发之后舆论被非理性的声音裹挟，令事实真相的揭示变得更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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