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这部电影，我们才明白人为什么要读书

前几天，小岁月观影团去看了《无问西东》的点映。

“无问西东”四个字，来自清华大学的校歌“立德立言，无问西东”。这部集齐章子怡、张震、黄晓明、王力宏和陈楚生等多位明星的电影，在两个多小时里，讲了四个年代，四代青年的故事。

最感动我的是第二段——西南联大。

坦率说，在看的过程中，我哭了好几次，乃至于毛酱几次看我，我都只好尴尬地别过头，假装喝水。

因为里面许多情节，都是真实的历史故事，经常看小岁月的读者，也一定可以感受到，许多细节，我们都曾经讲过。

据说，为了拍摄《无问西东》，拍摄团队在14个月里看了百万字的文献和17万张照片，从历史还原角度来看，确实诚意满满，有许多真实而感人的历史细节。

以下内容，含有部分剧透，如果介意，可以在看完电影之后再来看。不过，如果看完这篇，就可以在看的时候为身边的小妹妹/小哥哥讲解。

任君自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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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校史、西南联大校史乃至中国学术界，梅贻琦是一个不能绕过去的名字。

梅贻琦不爱讲话，所以有个外号，叫“寡言君子”。他是清华学生，后来考上庚款生出国留学，回国后就在清华任教。

作为教育家的梅贻琦鼓励学生勤恳学习，并不希望他们去谈口号，谈政治，但学生不听取他的建议，被抓了，他去保释，劝解，再被抓，他再去谈判，去保释，学生组织的激进活动，他不禁止，不参与，不干涉。

西南联大成立，联大的校务委员会有三个人，除了梅贻琦，还有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

 ▲从左往右依次为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

尽管论资历论年纪，梅贻琦是排末位的，但实际主政联大的还是梅贻琦。梅校长主管联大不是因为雷厉风行有主见，而是很少发表主见，只有一句“吾从众”，所以当时有一句打油诗，讲梅贻琦的口头禅：

>>  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1949年撤退台湾，蒋介石派飞机来接各位学者，第一批中，有胡适等人，没有梅贻琦。他拿着行李等待，依然宠辱不惊。

电影里，梅贻琦是祖峰扮演的，形神兼备，相似度高达99%。（祖峰老师真的不要再演恋爱戏了）

 ▲左为祖峰老师，右为梅贻琦先生

祖峰老师扮演的梅贻琦曾劝说陈楚生扮演的学生吴岭澜转系。这个学生的英文和国文几乎满分，物理却拿了个不及格。

这种偏科在今天看来简直无可救药，无法毕业。但在当时，却并不少见。比如我曾经采访过的张世英先生，他入学的时候，学的是经济，然而学了三年，实在觉得自己更适合学哲学，于是去找汤用彤先生。汤先生看了看成绩单，对张先生说：“看你成绩，是个有偏爱的人。”而后一口答应，并建议他可以多研究黑格尔，结果证明，汤先生慧眼，张世英先生后来果然成为小逻辑的一代宗师。

当时的清华转系制度是很普遍的，著名的“清华四剑客”中，除了季羡林没有转系，李长之从生物系转到了哲学系，吴组缃从经济系转到中文系，林庚则从学物理改为学中文——历史证明，他们的选择都是正确的。

不过，决定陈楚生命运的，除了祖峰老师的一席话，还有一个重大事件——泰戈尔访华。

1924年4月23日，应梁启超、蔡元培的邀请，泰戈尔坐火车到达北京前门，轮流到北大、清华做演讲，还拜访了溥仪。 

 ▲1924年泰戈尔在清华，左起张彭春、徐志摩、张歆海、泰戈尔、曹云祥、辜鸿铭、王文显

在清华的演讲是在5月1日晚上八点半，在演讲中，泰戈尔鼓励清华学子，要“保持那凡事必求美满的理想”。这场演讲中，最闪光的人物，除了泰戈尔，还有充当翻译的徐志摩。“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肩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一幅三友图。徐氏翻译泰戈尔的演说，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小诗，飞瀑流泉，琮琮可听。”

 ▲林徽因、泰戈尔和徐志摩

据说，泰戈尔还曾经担当中间人，试图劝说林徽因重回徐志摩的怀抱，结果失败。（但我必须抗议下，电影里的小摩摩，能再长得丑一点吗！！！！！！！！！）

* * *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战事蔓延的速度超乎想象。7月9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大学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应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介石的邀请，赴庐山进行国是谈话会。7月29日、30日，北京和天津先后沦陷，三位校长已经无法返校。8月1日，教育部拟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课。战火隆隆，诺大的中国，已经很难容下一张书桌。曾经预测日军会在八月空袭长沙的传闻终于变成了现实，只是时间推后到了11月。

第一次空袭，甚至连防空警报都来不及拉响。而由于内部混乱而烧起来的一把大火，让长沙城几乎成了焦土。学生们在街上看到的，是在水缸里被活活煮死的母女，以及在防空洞里被烧焦的市民。

南京陷落，武汉告急，长沙危在旦夕。

1938年1月5日，梅贻琦先生召集了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大会，正式宣告学校将为国家复兴做准备：

>>  本校为保存文化决迁昆明开学，诸生如有愿离校参加各种国防工作者，本校当尽力介绍。愿随同前往者，每人津贴路费20元，此后课程设备等方面，当力求充实，以副有志向学诸生之厚望。

也有学生不肯走，他们联合签名反对搬迁，理由很简单，国难当头，不想当“懦夫”。北大校长蒋梦麟特地请来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陈将军对学生说：

>>  你们是国家最后的希望，是“国宝”，倘国之大器，皆化炮灰，将来国家形势必定更加严峻，我们应当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死中求生”，中国奋起，建国更需人才，中国最好大学的学生，要完成的是后者。 

1月20日，这些“国之大器”正式踏上了从长沙转往云南昆明的迁徙之路。路线主要分为三路：

一路由女生、体弱者和大部分教师、家属组成，沿铁路和水路，经粤汉铁路到广州转香港，再乘海船到安南（今越南）海防，由滇越铁路经河口到达昆明。这一队由教务长樊际昌和梅美德、钟书篇率领。

一路则从长沙出发，绕道桂林、柳州、南宁，过镇南关进入越南，到河内转乘滇越铁路火车赴昆，此路由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钱穆等十余位教师组成。

最艰险的一路，走的是陆路。经体检身体合格，体力较好的师生，由长沙乘船到益阳，再从湘西徒步穿越贵州省，凭一双脚走到云南昆明去。由国民政府指派中将参议黄师岳任团长，原南开的黄钮生教授任旅行团指导委员会主席，教师组成辅导团。这支队伍中，有我们熟悉的沈从文和闻一多。队伍在湖南沅陵留宿时，他特别把闻一多请到兄长家里，请他们吃狗肉。第一次吃狗肉的闻一多开心得大叫：“好吃、好吃！”

 ▲闻一多等教授带领的青壮队边走边玩，被称为“湘黔滇旅行团”

一路行走之中，11级学生穆旦（原名查良铮，金庸堂兄），行前先在长沙购买英文小字典一册，边走边读，背熟后陆续撕去，抵达昆明时，字典完全撕光；地质学家袁复礼带领学生边走边进行地质考察，调查沿路民风；北大曾昭抡教授（曾国藩的侄曾孙），行走不抄近路，即使盘山公路也如是，被大家认为“颇具曾文正公脚踏实地，实干苦干的遗风”。

整整68天，他们用脚步丈量了1671公里。1938年4月28日，这支队伍成为最后一批抵达昆明的临时大学师生，王力宏扮演的沈光耀，在路上遇到坐车前往昆明的学生，很有可能是第一路从香港到越南再到昆明的女生团。因为车上的女生，许多还穿着白色旗袍和高跟鞋，显然不大可能是徒步团的成员。

  ▲徒步迁徙的联大师生

这些穿旗袍的女学生，很快就没这么时髦了。她们当时大概没想到，接下里，她们将面临的是怎样的学习环境。

首先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铁皮校舍，它们的设计者来自明星设计cp梁思成、林徽因夫妇。1938年1月，到达昆明的梁林夫妇应梅贻琦之邀，给西南联大设计校舍。没钱没材料，因为实在太穷，设计方案一改再改，校舍从高楼成了平房，砖墙成了土墙。

觉得委屈的梁思成冲到梅贻琦面前，砸下第五稿设计图，说：“你们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而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梅贻琦回答，正是如此，才需要土木工程系的老师想办法解决。最后，124亩的校园里，只有图书馆和实验室能用青瓦做顶，教室用铁皮，至于宿舍，茅草就行了。

  ▲西南联大校舍

铁皮屋顶的教室，最怕下雨，而云南偏偏多雨。电影里，同学们因为雨声太大而听不清老师讲课，老师只好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字：停课赏雨。这件轶事来自西南联大法商学院教授陈岱孙，陈岱孙向来很会把控时间，内容讲完，一说“下课”准打铃，唯独经常会被下雨打乱节奏，后来索性就停课赏雨，师生静坐，一心听雨。

下雨天照旧上的是体育课。听雨的王力宏推开窗户，外面就有老师马约翰带着学生们跑圈运动。

   ▲马约翰和学生

现在在清华西区体育馆南侧有十二个雕像，其中有梅贻琦、闻一多、梁思成等，马约翰是唯一一个因体育被奉为“名家”的教授。因为深受“东亚病夫”的刺激，马约翰年少时就是运动健将，还拿过“万国运动会”的1英里赛跑冠军。他原先在清华化学系当助教，后来到体育部任教。当时的清华要求每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四点到五点，全校学生必须穿短衣到操场锻炼。为了督促学生运动，马约翰拿着小本子去角落里揪出想逃过锻炼的学生。

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何兆武因为阑尾炎被允许免修体育半年，可他却休了一年。他本想跟马约翰打个招呼就这么过去，马约翰却对他说“体育不及格毕不了业。吴宓是大教授了，当年跳远不及格，就没有让他毕业，又蹲了一年。”最后，何兆武用交体育报告的方式补回成绩。

* * *

跑警报是联大学生的一项常态工作。

电影里，陈楚生拎着鸽子去跑警报，实际上，和禽类一起跑警报的教授是有的，不过，抱的是鸡，抱鸡的是金岳霖教授。

  ▲金岳霖

在防空洞里讲课的情节是为了电影而加出来的，给学生们讲恐龙的是第一个发现恐龙的地质学先驱袁复礼。用浓厚方言在山间讲课的是陈寅恪，这大概是艺术加工，陈寅恪眼睛不好，每当警报响起，视力不好的陈寅恪就在人群里摸索。在联大任教的刘文典总要高呼“保护国粹要紧”，组织学生们架起陈寅恪躲到防空洞。

但确实有教授在防空洞和学生讨论数学问题，这就是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

要保护陈寅恪的刘文典，更著名的传言是，跑警报时看见沈从文，就对同行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刘文典是庄子专家），沈从文跑是为了什么？”这则脍炙人口的段子其实是道听途说，并没有实际来源，刘文典曾经到沈从文家吃过好几次饭，关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差。

电影里，王力宏跑警报的时候，喜欢到锅炉房煮糖莲子，这个典故出自汪曾祺先生的回忆文章。在汪曾祺的记忆里，有两个人不跑警报的。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中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和王力宏一样不害怕轰炸的还有外文系的许渊冲。许渊冲当时有一句名言：“大难之下，赶快读书，不要等到炸得读不成了。”1940年10月的一个夜晚，一次大轰炸过后，吴宓穿行房屋毁圯、瓦砾尘土堆积的劫墟，去新校舍讲授欧洲名著柏拉图的课，当晚仅到学生二人，其中一人就是许渊冲。

条件如此艰苦，学生和教授们却依旧坚持治学研究，因为唯有读书，才能救国。

钱穆为了写《国史大纲》，住在偏远的寺庙里，每个星期四上午坐火车到昆明，火车在中午十二时左右抵站，途经数十山洞，下午五时后抵达，课程排在晚七时，及到，时间匆促，钱穆不得不奔出火车站，径乘人力车直奔课室。晚饭是在路上吃的，买一个馒头或蛋糕。到课堂时，发现很多校外旁听生，“争坐满室”，钱穆不得不爬上学生的课桌“踏桌而过，始得上讲台”。讲完课，已经是九点。

▲讲课的钱穆

外文系的学生李俊清，曾经在路上看到一只毛色黄褐的大狗，被人追打，要把它捉去杀了吃。李俊清救下这只狗，不想从此，这条大狗就成了西南联大的课堂常客，每次来校，总是卧在教室门外。有一次，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上英文写作课，大狗不知何时溜了进来，趴在李俊清的椅子底下，陈福田走过，踩了它的尾巴。李俊清吓得要命，心想这下完了。“没料到洋派十足的F.T不但没发脾气，反而蹲下去摸摸大狗，连声Sorry。”

后来，大黄狗还上过吴宓的《中西诗比较》课。吴宓见大狗于教室角落里蹲坐，笑着对大狗说：“目前我尚不能使顽石点头，不是你该来的时候，你还是先出去吧!”说罢挥一挥手，大狗似乎听懂了吴先生的话，立刻低头垂尾悄悄走出去了。（我好羡慕这只狗！！！）

成绩优相貌佳的王力宏因为在轰炸中失去了小伙伴，最终违背了母亲米雪的意愿当了空军，他加入的是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这个部队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飞虎队。

实际上，西南联大加入飞虎队的学生基本从事的工作都是翻译。梅贻琦曾经亲自动员学生参加翻译工作，其中包括他自己的一对儿女梅祖彦、梅祖彤。翻译经常要随突击队出征，临行前，每个人都要照相填表，有一栏写的是：“当你不幸阵亡时，如何通知你家人”。

在西南联大原址有一块纪念碑，碑背面刻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提名”，一共有834人，其中14人牺牲。第一个牺牲的联大从军学生叫黄维，是1942级外文系学生，他在1941年应征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不幸于1942年6月在澜沧江牺牲。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提名

王力宏的角色原型是沈崇诲，他是清华学生，却不是西南联大生。

我曾经去过一次清华，为了沈崇诲。在西大操场南，有一块黑色的花岗岩石板，台阶上有几束鲜花，石板上面有包括闻一多在内的43个校友烈士人名，沈崇诲的名字就在前十位里面。

 ▲石刻上沈崇诲的名字

这位只见过25个春天的烈士毕业于清华土木系，民国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岁沈崇诲自清华大学毕业，考取中央航空学校第三期，其目的只有一个，“吾辈今后自当翱翔碧空，与日寇争一短长，方能雪耻复仇也！”

 ▲穿着清华校服的沈崇诲（中立者）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沈崇诲加入抗战行列。一个月之后，沈崇诲率领诺克机七架，自广德出发，经长兴、吴兴前往佘山及白龙港，奉命轰炸日本船舰。任务完成返航归途，至白龙港上空时，发现大批敌舰。此时的他已发现无炸弹可供投掷，飞机内部机械忽然发生故障，难以返回基地。沈崇诲此时的选择，要么紧急降落，要么跳伞逃生——但他的选择出乎意料，乃奋力一搏，由两千米高空，瞄准其中一艘日本船舰后，将马力调到最大，极速而下直接冲撞日，与日本军舰同归于尽。（更多中国空军的故事，参照我去年写的《我们已经忘了，他们在花样年华死去，究竟是为了谁？》）

▲沈崇诲

我写过很多次西南联大的故事了，但每一次，都像第一次一样，深有感触。 

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穷大学”，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8年时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我曾经采访过好几位西南联大生，印象最深刻的是张世英先生。 

我深深记得，当我们聊起那段岁月，聊起他转系时在汤用彤先生的办公室里几乎要哭了神情，聊起他曾经后悔嫌弃杨武之（杨振宁的爸爸）讲课不好听，聊起躲轰炸的时候，在防空洞里打桥牌，结果英语大有长进，张先生仰着头，望向远方，忽然陷入在自己的世界里，过了五分钟，对我说：

“那时候，可真幸福啊！” 

说幸福的不止张世英先生一人。他们远离家人，吃着掺着老鼠屎和石子的米饭，随时都在死亡的边缘，这就是幸福吗？幸福，是因为虽然山河破碎，但他们少年意气胸怀家国；幸福，是因为虽然环境艰苦，他们的身边有那样一群大师，为他们传道受业解惑；幸福，是因为虽然迷茫，但他们的心里有信念，他们等着，去建设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去编织一个属于他们的梦想。

这是他们的青春，三千里路云和月，五千里家国，月儿弯弯照九州。

这是他们的，何尝不是我们的。近百年来，每一个懵懂而真实的年轻人，在自己的少年时光，都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一份热血青春，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责任，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担当，上一代人已经完成了，而我们呢？

心之所向，无问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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