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之后的八百壮士，远比电影里惊心动魄
后台有许多点播，要求评价《八佰》是否值得一看。对不起，因为太忙还没去看电影，所以无法写影评。
电影《八佰》剧照
有一个要求可以得到满足：
2005年为了写论文研究过一点淞沪会战，说实话那段日子非常难受。每次查资料，心情非常炸裂，将士们用血肉之躯抢占下一个目标却因为不熟悉敌军情况/炮兵无法支援/上级要求撤离而功亏一篑的例子非常多，随便一个都让人扼腕泪崩。在这之后，我开始留心抗战老兵的行踪。
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
先讲一个故事。
2007年，退休工人王文川的儿子王家宾在整理母亲遗物时，忽然发现了一个秘密。
这秘密来自母亲一直珍藏的照片。照片上的人年轻威武，但他还是一眼认出来——这是他的父亲。在这之前，父与子有着深深的隔阂。王文川脾气古怪，性格暴躁。责骂起他们的时候，最严厉的用词有两个：“亡国奴”和“奴隶”。“眼睛一瞪，用他那南方口音拖长声‘奴——隶！’那模样可吓人了。”
王文川平时略显孤僻，也不和什么人往来。儿子从来没有问过父亲的过去，“我60岁，看我父亲，还是非常恐惧。”他如是说。
这是一张大头照，照片上20出头的王文川英俊而肃穆，能看到直直扣到脖子根的土黄色的军装领子——王家宾很快发现，所谓大头照是被人为剪掉的，剪掉的原因，显然是那身军装是“国军军装”。
在这之前，王家宾一直以为父亲是一名普通工人。拿着照片给父亲看时，平时沉默寡言的王文川忽然脱口而出：
“我是88师262旅524团1营4连的重机枪手。”
那一年，他89岁，却清晰记得自己的部队番号。
王文川始终有一个心愿，去上海，去四行仓库看一看。
那时候，长期瘫痪的他每月只有900元退休金，子女的条件也不宽裕，大家都说，别折腾了，留点念想得了。只有儿子明白，“父亲一决定要到上海来，就开始悄悄攒钱了，每天锻炼一次身体改成了每天两次。”
2007年8月12日，在淞沪会战70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他终于圆梦了。四点多起床，穿戴整齐等着去火车站，在车上，他对儿女说“到了上海，带你们到处去逛逛。”
今天的四行仓库纪念馆西墙上还原了当年部分弹孔，八个大孔寓意“八年抗战”，452个小孔代表坚守四行仓库的452名中国将士。
在上海，另一位机枪手正在等着他——92岁的郭兴发。他们并不认识，却同在四行仓库，手握重机枪，向苏州河那边的敌人开火。两人的见面，郭兴发显然更为激动：“我讲不出话来，我讲不出话……”他哽咽着，不断重复着这句话。而王文川则拍拍昔日战友的肩，轻声安慰：“不难受了，不难受了。”
忽然，王文川拉过郭兴发的双手，紧紧贴在了唇边。
他们长久沉默着，只有充满皱纹的眼角不断渗出的泪水，执手相看泪眼，大约便是如此。
他们说起当年的战况：“我们不怕，他那一动，我们就发动重机枪‘嗒嗒嗒’，一带就是250发。……谢团长就怕我们不打，谁要是不打，掏出枪就毙你，那没说的。”
然而，当看到谢晋元团长的塑像时，一直显得镇定的王文川终于忍不住，他由人搀扶着，从轮椅上颤颤巍巍站起来，双手扑向谢团长的塑像，忽然嚎啕大哭，喃喃自语着什么。我们听不清他究竟说了什么，只有两个字是清晰的——
团长。
谢晋元
在四行仓库里的国民党第88师262旅524团第一营的战士心中，谢晋元是他们永远的团长，也是永远的父亲。
他们大多来自湖北，年轻，受训不多。但每个人都记得进入四行仓库之后谢团长的话：“我们抱着必死的信念，仓库在人在。”
坚守四行仓库的战士
就是这群年轻人，创造了与敌血战四天四夜的传奇。
《申报》关于四行孤军的报道
但他们不知道，1937年10月30日晚上9点，他们的谢团长经历了人生中怎样艰难的抉择——撤退。
向谢晋元下达命令的是第88师参谋长张柏亭，七个小时之前，在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的会议中，他和公共租界万国商团司令史摩莱特、上海市长俞鸿钧、第 88 师副师长冯圣法、淞沪警备司令杨虎达成协议，孤军撤退，而英军将作为协助，对日军在国庆路方向的机关枪阵地进行压制。
左起：88师参谋长张柏亭、师长孙元良和副师长冯圣法
租界方面之所以急着要孤军撤退，是因为四行仓库旁边的煤气罐易被误炸。而一向重视国际呼声的蒋介石同意了租界的提议。
张柏亭打给谢晋元的这通电话是这样的：
和仓库内的谢晋元团副通电话，告诉他来了命令准备今晚撤退，谢同志似乎极感惊讶，也非常激动，声言：“全体壮士早已立下遗嘱，相誓与四行最后阵地共存亡，但求死得有意义！但求死得其所！请参谋长报告师长，转请委员长成全我们！”
我和冯副师长轮番开导，谢团副与上官团副及杨营长也交替接话，态度十分坚决，在电话中隐约可以体味到，激动得“声泪俱下”的情状……谢晋元团副终于顾全大体，接受命令，于是我将和英军协定的事项告诉他，今晚午夜后开始行动，由英军压制鬼子探照灯与机关枪，探照灯击毁后迅速冲过北西藏路，由新垃圾桥进入租界，车运沪西归队。
一切都照预定进行，斯马莱特将军亲自在新垃圾桥旁指挥，午夜当日军探照灯照耀如同白昼时，英军在桥头碉堡中，使用小钢炮连续猛射，一举将其击毁，但其机关枪实施标定射击，孤军冲过北西藏路时，仍有多人受伤，杨瑞符营长左腿也被击中。
当时关于撤退的报道
四行仓库孤军营在撤出的路上遇到了日军的袭击，孤军营战士章渭源的回忆可以证明：
“当我和唐柏年出了仓库，在人行道上将要跨过马路时，敌人的机枪子弹贴地面飞来，已经被打死五六人烧的焦臭四溢，（我们）又把腿抽了回去。机枪停了，我们两人就利用敌人机枪间歇性跑过马路的。”
撤退途中有战士被日军打中殉国
也是在撤出之后，人们才惊讶地发现，所谓的“八百壮士”是不存在的是，实际人数其实只有四百左右。（八百来自《中央社》的报道）
报纸称将士们为“孤军八百”
我们以谢晋元 11 月 2 日在孤军营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所说的为准：
外报记者首询自我闸北孤军退出四行堆栈后，据日方宣传，谓在日兵入内时，搜查堆栈房屋内，有我士兵尸体百余具，是否确实。据答，敌方宣传，完全不确，四行堆栈内，除有若干沙袋外，并无如许尸体，我在内士军，共为四百二十名，撤退时为三百七十七人，其中除有十余名已殉难外，余者受伤入医院治疗中，而敌方被我孤军击毙者，确有一百名以上，因敌方不知我究竟有多少官兵，故信口造谣，绝不可信。
接下来的事情，就匪夷所思了。
按照原先张柏亭与英军司令史摩莱特的约定，谢晋元等人接到的通知是进入租界后，“由租界当局准备车辆，通过公共租界至沪西归队”。
然而，进入中国银行仓库之后，战士们接到的通知却是——收缴武器。
战士们情绪一下子激动了，他们纷纷宣称，宁可回到四行仓库，也不愿意被缴械——但他们已经回不去了，仓库已经被日军销毁。
烽火中的四行仓库
张柏亭仍旧劝说谢晋元“暂时忍耐”，他认为租界“只是替孤军代为保管武器，当点明数量出具收据，决非缴械可比，情势才告平息，遂登车送往预定的地点。”
工部局对张柏亭的解释是，日方威胁如果允许孤军通过租界，日军将开进租界追击孤军——但这个说法，工部局的档案记录中并没有确切记载，所以很可能只是在忽悠张柏亭。
谢晋元只好命令部队交出武器，共计有“步枪两百多枝，轻机枪二十余挺，重机枪四挺，驳壳枪二十枝，手枪三枝，子弹十二万发。”
次日，中国银行仓库内的孤军乘坐租界提供的卡车，经浙江路、南京路抵达跑马厅，进入底层休整。约 2 小时后，马飞通知谢晋元营房已经准备好了，请孤军将士去营房休息，但并未说明营房地点和“休息”时间。谢晋元和马飞、郑侠飞坐小轿车前往营地，几百名孤军士兵则由 13 辆卡车分别装运，紧随小轿车。
乘坐由租界提供的车辆前往意大利军营的四行守军
消息灵通的上海市民蜂拥至跑马厅，拥挤的人群大呼“抗日英雄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谢晋元流泪不止。
有人拍摄到了这一珍贵的画面，这些年轻人有些不知所措地望着蜂拥的人群，此时，无论是车上的战士，流泪的谢晋元，还是往车里扔着饼干鲜花的市民们都不知道，迎接着这些英雄的，将是怎样的命运。
撤出四行仓库的中国将士，由英军负责接管，此时他们已被迫交出武器
新加坡路（今天的余姚路）40号对面，是一块满地垃圾的空地。但铁丝网和万国商团白俄士兵把守的铁门告诉经过的人们，这里并不是普通的空地。
四行仓库的英雄们在四天四夜的血战之后，将在这里度过四年零四十八天的痛苦岁月。
一开始，战士们不得不在空地上搭建帐篷。后来，谢晋元与租界交涉，租界方面这才陆续盖建了四幢平房。谢晋元与孤军将士们只能在铁丝网内活动，不能出大门一步。
孤军营的生活
谢晋元没有放弃，他带着战士们修马路、建礼堂、平整操场、修篮球场、网球场，迅速改变了营区的面貌。
在进入孤军营九个月后，谢晋元以答上海同胞一封信的形式，谈及孤军营的作息安排：
全体官兵按日从晨四时半起床，起床后有半小时洗漱、整理内务、打扫清洁。由五时至七时半实施晨操和操场教练。八时为担任警卫之万国商团俄国队检查人数，约十分钟完毕。九时早饭。十时至十一时讲堂。十一时至下午二时半勤务交待、诊断、洗衣、洗澡和自由活动时间。二时半至三时半讲堂。四时晚膳。五时至七时半教练拳术、唱歌或游戏。七时半至八时半洗澡休息。九时就寝。——谢继明，《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八百壮士浴血奋战记》，P159
被软禁的孤军依旧每天在谢晋元团长的带领下正常出操训练
孤军营内的失意情绪很重，也是谢晋元，用“强迫运动方法”，通过体育比赛等振作战士的精神。1941年元旦时，谢晋元欣喜表示：“（将士）体力进步尤为惊人。去年一年中，患病入院仅十余人，足知运动功效卓著，切望本年更有长足进展。”
很难想象，孤军营甚至成立了工务社，生产肥皂、袜子、毛巾、筐子、藤椅等，所需原料由上海爱国工商业者廉价提供，如荣毅仁家提供了棉纱，刘鸿生提供了油脂。
产品都印有“孤军营”的标记，一部分卖给前来参观的人，一部分送到永安公司销售——第一年居然盈利七千多元。
在形同软禁的环境下，谢晋元为什么仍旧不放弃对于战士的各项训练？他说得相当明确：“现在抗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办工厂学校，是为了你们学得一技之长，将来抗战胜利后，能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
可惜，这一天，他自己却没能看到。
1941 年 4 月 24日清晨 5 时，孤军依照惯例集合举行“精神升旗”。
所谓精神升旗，就是实际上并无旗杆和旗帜，全院凭借想象升旗。
之所以没有旗杆，源自1938 年 8 月 11 日发生的护旗风波。当日是88 师从无锡出发抗战一周年的日子，谢晋元和工部局再三交涉，将旗杆高度两次截短之后，国旗终于缓缓升起——全体官兵和铁丝网外的上海市民热泪盈眶，他们想起了四行仓库的那面旗帜，想起了淞沪会战的日日夜夜，那面旗帜，是他们的精神寄托。
被“太阳旗”包围的四行仓库楼顶，赫然升起一面中国国旗
数小时后，工部局却派英军三百余人，包围孤军营，意大利军四百余人散布于胶州路一带警戒，白俄队整个向营房冲锋。白俄军冲进营房，孤军营战士们手无寸铁，只好展开肉搏，最终——
刘尚才、尤长青、吴祖德、王文义牺牲，一百二十多名战士负伤。
谢晋元和战士们之后以绝食作为抗争，上海市民纷纷前往孤军营慰问，最终，四名牺牲战士“抚恤金每人1000”，明确“逢节假日孤军营可以升旗”。
升旗时，谢晋元发现有四个人迟到了。一向带兵从严的他亲自向前询问，那四个人一声不吭。
上官志标永远忘不了那个瞬间：
我在先头谢团长在队尾，突有郝精神（郝鼎诚），张国训（张国顺），尤耀亮，张文卿（张文清）等四人冲向谢团长身侧持刀狙击，我见状赶往拦截，左臂及腰亦被刺六刀，然谢团长不幸刺中头部，当场倒地殉国。
当天下午6点，因伤势过重，谢晋元去世。
关于这四名叛徒的报道非常少，《申报》最初的报道写明“不清楚杀人动机”。
租界没有公开的法庭受审记录中，案犯之一的郝精诚说“受团长种种之待遇不良，食不充饥，鞭挞频加，所有外界之捐款亦不公开，曾以匿名信函请团长改良待遇，但团长非惟不允，且将我禁闭二月，致气愤异常”，看上去似乎是因为私怨。
谢晋元之子谢继民认为，郝鼎诚使用的凶器是一把匕首。谢继民“几乎问遍了所有幸存的孤军官兵，他们都否认营内有这样一件匕首”。当时孤军营中仅有的刀具是有编号登记的四把切菜刀，匕首一定是营外的人留给凶手的。
一种说法是汪伪下手，因汪伪政府曾游说谢晋元出山不成。另一种说法是租界方，孤军的存在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麻烦。便找机会物色合适的内奸。
另一名凶犯张文清则表示，他本来不想杀人，是打算逃出孤军营——在此之前，孤军营发生过两次出走事件。这也有真实性，孤军营内最根本的矛盾，就是自由。战士们面对遥遥无期的拘禁生涯，看不到自由的希望，连升旗这样的小事，也要仰人鼻息。谢晋元何尝不想马革裹尸，何尝不想冲出孤军营重回战场，但他是团长，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蒋介石前后三次电报，都是要求“坚忍自重，坚持到底”。
两个月之后，就出了审判结果，四名凶犯被判处死刑。《申报》报道告诉我们，除了这四名叛徒，另外还有两名帮凶，也属于孤军营战士。
孤军营更沉默了，战士们失去了他们的团长，也失去了他们的父亲。
覆巢之下无完卵。
太平洋战争爆发，12 月 28 日，日军接管孤军营，333名孤军将士被运送上卡车运往宝山月浦机场的日军集中营，而后又转移到龙华，每日外出帮日军挖壕沟修路。
有叶姓三姐妹曾经企图帮助孤军对外联络，纸条被看守日本士兵发现，孤军被再次转到至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监狱。
老虎桥监狱
最终，他们被分批送到各处——
第1批100人，被运到杭州西兴镇养马，其中15名士兵又被调到上饶。上饶属于日军前线，这15名士兵在通信班班长刘益林指挥下顺利脱逃。剩下80余人，被日军调回南京监禁。
第2批36人，包括第３连第２排排长薛荣鑫中尉。这批官兵由各连挑出身体较健壮的士兵９员组成，被海运到新不列颠岛的拉包尔（Rabaul），组成“中国军人勤劳队”，在极恶劣的生活条件下当苦工。日本投降时，160名战俘只剩36名，唯一的军官薛荣鑫排长在一次与日军的格斗中被剌杀殉职，吴坤上尉、孔宪章上士、曹友生上士等也牺牲。36人中只有十余名得以返国，被安排在江湾音乐学校住了三个月，即发放抚恤金幷安排退役。
Rabaul战俘营中的三位“八百壮士”，居中者是曾经给上官志标写过信求救的上尉朱云
第3批87人，包括雷雄团长与排长杨德欤、陈岂凡。这批官兵被分配到芜湖裕溪口装卸煤炭。这批孤军到达裕溪口之后就组织了逃亡，部分逃到重庆。
第４批约70人，被因禁在孝陵卫的日本军官教导队。因为发觉电网没有通电，有9人逃出，他们几乎如同奇迹一般，穿过大半个中国，最终抵达了重庆88师留守处。他们是：施彪、陈德松、段海青、陈祖谟、徐文卿、万国卿、张永样、黎时德和肖益生。
第５批在老虎桥、莫愁湖等地做工。这批孤军战俘的待遇相对较好，在龙华寺修路的一组孤军士兵甚至每人每两周可以配到３斤啤酒。1945年2月，他们进行了一次集体逃亡，其中33人在新四军的帮助下辗转抵达重庆，获蒋介石召见。
第6批36人，前往新几内亚作苦工。
被解救的中国战俘与澳大利亚军官合影
谢晋元遇刺之后，接过指挥棒的是团副上官志标和雷雄。谢晋元被刺杀时，上官志标亦遭到袭击。他的后代还保留着上官遇刺时带血的裤子。
上官志标被俘虏之后，从老虎桥监狱抽调到南京服苦役。因为旧伤复发，他被保释至无锡就医。就医途中，上官志标脱逃，从此潜入苏浙皖边区组织抗日支队进行游击战争。
上官志标抬棺谢晋元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官志标担任第一绥靖区政治部上校科长。他自费在上海设置了孤军办事处，召集昔日孤军战士重聚。但此时，孤军壮士的境遇是尴尬的，因为忙着打内战，没有人在乎他们的需求。谢晋元夫人曾发出两项呼吁：发还谢团长创办的孤军工厂，以救济孤军；胶州花园改为晋元公园，以纪念英魂。这两项呼吁，一项也没有实现。
1947年8月，上官志标前往台湾省台南县出任政府军事科长。1967年9月27日，上官志标逝世，享年55岁。
机枪连连长雷雄在安徽裕溪口率众脱逃，因感染猩红热，病逝于前往老河口的路上，最后一刻，他心中仍旧想着上前线。
一营少校营长杨瑞符因伤进了医院，没有进入战俘集中营。1939年5月，杨瑞符到合川县铜梁山二仙观内养伤。养伤期间，杨瑞符写成《孤军奋斗四日记》，发表在合川《大声报》上，对于这场战役，他的评价是：
1940年，日军飞机轰炸重庆，为躲避轰炸，合川电报局决定征用二仙观，于是强行要求杨瑞符搬出。杨倍感凄凉，枪伤伤口化脓，送重庆医治，2月3日下午病故于歌乐山重庆宽仁医院，终年38岁。
二仙观道长被杨营长的事迹感动，捐出了自己的多年积蓄，购置了一副楠木棺材用以埋葬忠骨。后又有义士立纪念塔，塔上刻有孤军抗日的碑文。1950年代末，纪念塔被推倒，墓地被毁，附近百姓将遗骸就地掩埋。
和王文川见面的郭兴发在杭州服苦役，他利用白天放马时间查看地形，夜晚逃跑，走了两三天才回到上海。之后，他成为吴淞肉类加工厂的普通工人，直至退休，他都很少提及自己的过去。郭兴发的女儿记得，困难时期，实在过不去了，父亲领着自己去见了一次谢团长夫人，团长夫人什么也没说，送了一小包米给他。根据《青年报》的报道，郭兴发退休之后，晋元中学的孩子们曾经来看望郭兴发。一个孩子问：“爷爷，你想你的战友吗？”郭兴发忽然抑制不住掩面哭泣。
2009年4月22日，郭兴发在上海宝山去世，享年93岁。
郭兴发
王文川的逃跑多亏了一个老乡，他冒着生命危险把王文川藏在顶棚，收工点名的时候，日军发现少了一个，就用刺刀捅顶棚，差一点捅到王文川。老乡把他送到了南京车站，王文川一路讨饭，一路打听，凭两条腿，从安徽芜湖，整整走了3个月，终于走到了重庆大坪的国民党散兵收容所。
他很想念那位老乡，可是他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他从重庆到了北京，结婚生子。太太始终不明白他的饮食习惯，天天喝牛奶，哪怕只能买到一毛钱两个的黑硬面包，也要想方设法弄点果酱蘸着吃。
北京和平解放之后，他被安排到北京机械厂当车工。国民党军官中尉的身份，成了王文川的包袱。在一份1969年3月5日写的“交代材料”中，王文川把自己写成一个在上海被抓走才当兵的卑微角色，对四行仓库保卫战一笔带过。如果没有那张照片，他将永远隐藏自己的身份。
在接受《我的抗战》纪录片采访时，王文川特地带上了自己的口琴，那是谢晋元送给他的礼物。这把口琴，王文川一直留着，但他很少吹，因为每次吹都会想起团长。
在《我的抗战》里，他最后一次颤颤巍巍地吹响了这把口琴，曲调依稀可辨，是抗战歌曲。
2009年12月7日，王文川辞世。
仍然是在2009年，人们还在南京某养老院发现了另一位“八百壮士”周大发，他在睡梦中去世。
人们找到了他的自述：
“抗日，我参加保安师，到上海抗日，上海撤退，死守四行仓库，由英美法三（方）调解，当时南京政府下令撤出四行仓库，被英军拘留上海胶州路。1937年-1941年，日本接管租界，由英军把我们四行仓库人员交给日军，押送南京老虎桥关押。1944年10月12日，我被日军释放，到日本合作社做工，日本还没有投降。日本投降后，我到鼓楼医院工作，1980年退休。”
一个人的一生，背后有多少波澜壮阔，居然就几十个字概括了。
在周大发的日记里，发现一张1988年4月4日的剪报，在这篇名为《上海名人墓园小记》中，周大发用红笔画下了这样一段话:“率先进入墓区的是抗日名将谢晋元，这位名将原葬胶州路墓地。”
在谢晋元去世之后，孤军营战士们决议铸造了“谢团长纪念像”徽章，每人一枚，以示悼念。纪念章为铜制，上面有“谢团长纪念像”六字，下面有“孤军营敬制”字样。战士金汉朝带着徽章回乡，对妻子说：“这些东西不管人家出多少钱都不能卖，哪怕卖房子、当土地也不能卖，要一代一代的保存下来。”儿女们守护着这个遗言，即使生活再艰难，靠卖豆腐度日，他们也没有动过卖徽章的念头。
因为他们珍视“八百壮士”，他们带给中国人的，不仅仅是四天四夜的血战，还是一段永远的传奇。
重庆姑娘赵孝芳，也是因为对于“八百壮士” 的崇拜，才选择嫁给在四行仓库保卫战中被炸瞎眼睛的杨养正。杨养正在安徽挖煤时趁机出逃，途中，他得到了新四军游击队的帮助。他说，那天，他坐在桃花树下，一直舍不得走，“我终于自由了，我可以欣赏桃花”了。
失去了眼睛，收获了爱情。在长寿第九残废教养院，他第一次见到漂亮的赵孝芳时，就觉得“很有好感”。他们等了近一年才结婚，因为杨养正说，要等打跑日本鬼子再结婚。赵孝芳的回应是点头应允。后来她说：“那是他的心结，是他生命中最大的爱，我必须等到这一天。”
1945年8月16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他们结婚了。
内战爆发后，杨养正主动要求退役，“我是抗日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解放后，杨养正被安排到重庆南岸副食品水产公司工作。
杨养正一直希望能够去四行仓库看一看，为了完成他的心愿，医院为他免费治疗白内障。在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时，他说：“我为国家出力，是应该的，这么多人来看我，我有点惭愧。”当陈晓楠问他“您觉得您是一个英雄吗？”他回答：
2005年，杨养正终于来到了四行仓库旧址，在谢晋元墓前，有人告诉双目失明的他墓前状况，和王文川一样，杨养正同样失声痛哭，记者采访时问起，他回答：“他们居然已经死了那么多年了。”
他始终把谢晋元称为“我的团长”。
2010年12月16日，“八百壮士”中最后的幸存者杨养正走了，享年96岁。
最后这张图，是“八百壮士”进驻四行仓库那一天，《申报》的题头。我想，他们真的都做到了。
1、纪录片《我的抗战》
2、纪录片《生死地——1937淞沪抗战实录》
3、 陈立人，中国孤军营上海抗战纪实，团结出版社，2010-1
4、STUKA/TULIP，抗战精神的象征——谈八百壮士，https://blog.wenxuecity.com/blog/frontend.php?act=articlePrint&blogId=25083&date=200908&postId=28498
5、胡皓磊，四行孤军的传说与真相，上海师范大学，2015
6、丁一，通城保安大队·八百壮士·孤军营·其后行踪，http://jds.cass.cn/webpic/web/jdsww/UploadFiles/zyqk/2010/12/20101216093236679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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