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民国第一代字幕组是如何消亡的？

看到人人影视字幕组因盗版视频被查的报道，有点唏嘘。

当然不是不知道盗版犯法。我们却无法否认，自己是受字幕组恩惠的一代。

曾经何时，字幕组还被称为“网络时代的知识布道者”，不过十年。

作为一个曾经想要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从而进入字幕组最终因为业务不精试译即被淘汰的人，我始终对字幕组保持敬意。翻译美剧中的人物对话远远比我们想象中的难，不仅要准确，还要贴合人物语气，符合人物个性，这些都需要深厚的功力，现在想来，我绝对属于不自量力。

字幕组的某些翻译甚至让我想起了曾经对于我们起到重要启蒙作用的上译厂。举个例子，1978版《尼罗河上的惨案》里，波洛说“Take it easy”。一开始，这句话被直译为“慢慢来”，第二稿被改为“别心急”，最后，上译厂老厂长陈叙一亲自修改，一锤定音为“悠着点”。这句神来之笔，在影片播出之后，成了当时老百姓们的口头禅，英国式的幽默诙谐，通过中文翻译，被中国人真正理解了。

有人说，字幕组是如普罗米修斯一般的“盗火者”；也有人说，字幕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字幕组的兴与衰，其实并不仅仅是这几年的事。

最早的字幕组，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很多。甚至，字幕组的淘汰，居然和一群神奇的小姐姐们相关。

今天的推送，让我们回到初代字幕组的兴起与消亡。

中国第一代字幕组，诞生在1920年代。

默片时代，演员表演靠肢体语言，哪怕看不懂英文字幕，跟着笑笑，附庸风雅，倒也不影响理解重要剧情。上海电影院里，为了讲解英文字幕，曾经出现过荧幕外解说员，类似说书人：

“片子是英文字幕，银幕外有人用汉语讲解……当画面上女主角出现，必然是‘请看这位姑娘生得多么标志，真乃琦年玉貌，闭月羞花之容，沉鱼落雁之姿’；‘再看，那边来了一位翩翩少年，真有潘安之貌，臝得美人掷果，更有宋玉之才，满腹经纶。这一双情侣，可称之珠联璧合，且看他二人一见钟情。现在正在相互眉目传情，不知下一步又将如何？快看，两位有情人搂抱亲嘴了！我说的不错吧？乖乖隆的咚！好热火呀！’”

——舒湮，《微生断梦》

说实话，如果我坐在台下，感觉有点羞耻。

有声片时代，多了人物对白，增加了看懂的难度。电影票昂贵，没有翻译而硬看，即便放到英语教育普及的今天，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遑论八十年前。

根据张伟老师的考证，中国字幕组先驱是一位叫程树仁的清华官费留学生。1923年春，从纽约电影专科学校毕业的程树仁首创在外国影片上打印中文字幕，他尝试译制的第一部影片是《莲花女》。

到了1933年春天，国民政府电影检查委员会正式给上海市政府下文，要“外片放映，应加译中文字幕以重国体”。为了和国产电影竞争，外文片纷纷加上字幕，有字幕的电影，往往会在广告上注明“片上注有华文字幕”。

图片来源，张伟《谈影小集》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当时的字幕一开始并不是内嵌的，需要额外用幻灯机。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观众需要一边看电影，一边看字幕，这样一来，常常造成看了电影来不及看字幕，看了字幕来不及看电影。后来逐步开始有内嵌字幕，又有观众投诉，说“妨碍了画面的美丽”。

而更多的观众，是看不懂字幕（因为识字教育尚不普及）。

在成都，一些戏院想出的解决办法是先放剧情简介。由电影院雇请人员先将主要故事情节用中文字幕放出来，然后开始放正片——这大概是最早的《一分钟看懂xx电影》。但这样的问题是，还没开始看已经被剧透，看电影的乐趣少了一大半。

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展开，电影工作者纷纷离开上海，国产电影数量减少，好莱坞电影成了大家的首选。淞沪会战如火如荼之时，上海市民仍旧念念不忘跑去电影院，那时候，电影院是忘忧岛，电影院是避风港，让人暂时做一个美梦，虽然只是暂时。

这时候，人们不禁要问：有比看字幕和看中文说明书更好的翻译吗？

上海人民告诉你，有的。

手边有一本贺友直和沈寂先生合作的《话说百年上海滩》，里面有这样一段描述：

“在过去，大光明、国泰头轮放映影院常放映原版片，听得懂的去看，听勿懂的要看，也去。若遇发噱处，听得懂的笑了，听勿懂的装懂也跟着笑，但要比懂的慢半拍起笑，实甚尴尬，后又译意风了，遇笑就同步了。”

所谓译意风，便是Ear Phone，在座椅背后安装的一个小型方盒子。买票的时候多花一毛钱，便可以获得特别票一张。凭着这张特别票，你将会坐在一个安装了小方盒子设备的椅子上。而后，侍者将会上前，教你如何使用耳机听取译意风传来的翻译——根据1939年6月9日的《电影周刊》上一篇题为《“译意风”发明的经过》的文章，这是由大光明电影院所属的亚洲影院公司一位外国董事受日内瓦国际联盟会议室同声传译装置的启发想出的办法。

当时的广告上，还专门标明，如果你没有租译意风，就不要坐在有译意风的座位上。

译意风是机器，要翻译的终究是人。用“译意风”来看电影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当时的媒体老师们先睹为快，《申报》上一位“华”老师讲述了试用“译意风”的过程，原来，“译意风”的那一头，是一位擅长英语的小姐为观众全程翻译，“戴上听筒，就有一种轻微清晰的解释剧情的声音送入耳鼓，这在不谙英语的人听来，确要增加不少赏乐的兴趣。”

我原本以为翻译是事先录好，到电影上映的时候同步播放。但看了这篇文章才知道，“译意风”小姐们完全是同声翻译，并且还要“尽量对荧幕上的口型”。在画面淡入和淡出之间，还要注意讲解剧情和背景知识。为了做好准备，“译意风”小姐们要先看过一遍电影，做一些相关记录，再为观众们翻译。尽管如此，听一遍就可以同声翻译，实在是厉害了。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译意风”小姐的。

第一批招聘引来了两百多个人报名，最终录取的却只有三位分别是聂（叶）小姐、刘小姐和包（保）小姐，她们都是大学毕业生。根据大光明当年的考试要求，录取者需具备三项才能：1、英语流利。2、国语标准。3、表达生动。

保小姐即保志康，是“大夏校花”保志宁的妹妹。保志康1938 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毕业之后先在通城公司任职员，后担任大光明“译意风”小姐二十多年，一直到解放后禁演美国片。我曾经在拍卖会上看中过一方陈半丁1942年为保志康所治印，可惜当时缘悭一面，没有拍到。

张爱玲的姑母张茂渊就是一位“译意风”小姐。在此之前，她在无线电台上当播音员，报告新闻播诵社论。张茂渊还曾经凡尔赛式地感慨：“我每天说半个钟头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好几万元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译意风”小姐的薪酬颇高，1947年的水平是十五万元至二十万元，难怪张茂渊要辞掉电台工作。但我相信她必定胜任，除了英语流利和国语标准之外，张茂渊的表达能力非常强，反应也够快，张爱玲说她有“周作人式”的风趣，张爱玲有次把“爱德华七世路”说成“爱德华八世路”，姑姑马上说：“爱德华八世还没有来得及成马路呢。”

张茂渊

“译意风”小姐成了上海滩之花。

在媒体老师们的通稿里，“译意风”小姐们的工作室很小，有一张高桌子上放着扩音机，她们坐在一把高背椅子上，以便可以和观众一样面对屏幕。听筒里放的是原音对白，麦克风连接的是观众听筒，透过一个小小的窗口，“译意风”小姐开始工作。

一位名叫“马利”的译意风小姐曾经撰文讲述了自己的工作过程。

作为我个人的喜好，我是不大喜欢这种翻译的。因为没办法听到原汁原味，总是隔着一层，何况，如果有一个女生一直在空镜头处给我bb故事背景，恐怕我很想打人。

然而当时的观众却无比受用。到了1942年初，上海的所有外片头轮影院都已提供了“译意风”服务，并且注明“日夜提供”。正如报纸上报道的那样，“连黄包车夫也收看无碍”，观看好莱坞影片已扫除了语言障碍。1945年，当著名配音演员曹雷老师随着父亲曹聚仁来到上海，在大光明电影院，她第一次感受到了配音的魅力：“每个座位上有一个耳机，那时候我看《白雪公主》，把耳机戴上，里面有一个声音很好听的译意风小姐。译意风小姐多半是从教会学校招来的女翻译，通过耳机，把银幕上的对话翻译成中文传给观众。”

“译意风”小姐甚至也有饭圈，点播你喜欢的“译意风”小姐成了一种时髦。早年在大光明当过“译意风”小姐的卢燕曾经颇为得意地回忆：

“我翻译时尽可能融入角色中，有感情地说话。男的模仿男的说话，女的模仿女的说话，生气是生气，甜蜜是甜蜜，这好比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慢慢地，观众对我的翻译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称赞我翻译得好，看电影时点名要看卢小姐翻译的那一场。”

不过，为什么电影院里始终只有“译意风”小姐，而没有“译意风”先生呢？

这大约有一个暗搓搓的理由。许多直男观众认为，伸手不见五指中，听一把甜声在耳边轻轻作响，仿佛那情话是说给你一个人听的，这在当时男女交往并没有那么开放的社会，大约算得上是一种独特的刺激。易丹的《大光明电影院的译意风小姐——“禁宫”里的上海新女性》里找到了1940年的一篇名为《1939年电影的 新贡献“译意风”》的文章，便是这种心理的集中体现：

现在住在上海者，若是看外国电影，便能眼看美色，耳闻佳音了，因为当银幕上在秘密情话的时候，你也可以由“译意风”中，听那婉转娇音的中国小姐，操着动人的国语，把那微妙而可爱的剧中情话，你平素绝对不知道的情话一一送到你的耳内。

——杨云，1939年电影的 新贡献“译意风”，新命，1940-1-4

更有甚者，开始以追求的名义骚扰“译意风”小姐。他们守候在剧场外，专等“译意风”小姐下班，便上前搭讪。不少“译意风”小姐被吓得花容失色，有些专门请家人在门口等候，有些则不得不辞掉工作。下面这篇文章中，有一位“五金店小开”成功追到了一位“译意风”小姐。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好莱坞电影全面退出了中国市场，“译意风”小姐这一职业也随之消亡。

第一代“译意风”小姐之一的保志康“退休”转为闸北第二中学英文教师。从“译意风”小姐转行的还有叶琼，她也是初代“译意风”小姐。叶琼转入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继续从事电影配音的翻译工作。在翻译苏联电影《雁南飞》时，她曾经耿耿于怀一句台词“大雁有时候排成一字形，有时候排成人字形”，她的念念不忘，是因为俄文里没有“一”字和“人”字，原文直译应该是“大雁有时候排成一横排，有时候排成舰队形”——工作态度如此认真，“译意风”小姐绝不是花瓶。

程树仁曾经在1930年代投资过东海戏院，1937年“八一三”事件当天，影院遭到损毁，投资最终失败。1949年，程树仁只身南渡，从事旅游业，担任台湾中国旅行社经理。在梁实秋的回忆里，他是擅长足球的清华学长，却很少有人记得，他曾经为中国电影译制做出的杰出贡献。

而今，又一个轮回过去了。

从民国第一代字幕组到“译意风”小姐，从译制片到野生字幕组，身在其中的我们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的其实是一个时代。

我们见证了字幕组的诞生、成长和消亡。一切都在变，但在这背后，有一样是不会变的，那就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翻山越岭，漂流河海，他们渴望看看外面世界的内心从未改变，而程树仁和字幕组们所做的事情，意义正在于此，让更多人拥有更宽广的内心世界。

文化的流动应该永不停歇，这是我们怀念字幕组的最大原因。

1、易丹、彭瑾，大光明电影院的译意风小姐——“禁宫”里的上海新女性，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0-12-25

2、刘磊，中国早期电影院空间文化研究（1896-1949），山东大学2018-06-05

3、黄勇军、柳谦，“白雪公主”与“青春蒙太奇”：中国现代影院的译意风小姐，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20-01-15

4、余佳丽，品牌影院经营—上海大光明光影80年，上海交通大学2014-06-01

5、庄蕊蕊，影院经济与文化空间：近代上海的电影院业研究（1896-1949），华中师范大学2016-05-01

6、邵毅，潮起潮落潮不息:上海电影翻译发展研究，上海翻译2011-02-10

7、陈乐，青年宫电影院的前世今生，

https://sichuan.scol.com.cn/cddt/201701/55798122.html

8、张伟，談影小集——中國現代影壇的塵封一隅，秀威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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