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食男女
试想大年三十晚上你一个人不吃肉馅的饺子，或者你妈突然告诉你她再也不做鱼做排骨。一家人吃了两家饭，日子没法儿过了。坚持自我，或者被“打回原形”。这些素食者们的故事还是关于人与人的关系，寻找“我”和“我想要的生活”。
作者 | 刘丹
在餐桌上关心人类未来。我说的不是那种酒饱饭足，畅谈世界大事和家国天下的“中老年”讨论。但它确实更多存在于社会资历深、经济条件好的人群中，换句话说，乍看起来这是搭配着瑜伽、长跑、冥想，以及有机蔬菜的城市中产生活。
故事主角是中国的“素食者”，那些谈论灵性、环境、动物保护，同时拒绝动物食品的人。他们大多坚信“吃什么”不仅是个人化的选择，也关系着地球未来、人类命运，或者生命与宇宙的共振频率。
主义高悬于空中，但成为素食者也不是那么神叨的事。除了饮食，如果非要说他们与非素食人群还有什么明显的不同，那么，或许是他们在一个唯物主义的国家里，找到了某种不那么实用的信仰。并且即使过了相信英雄的年纪，还在疲惫的生活中挂念着一些有关改变世界的事。
不像在欧美地区足以作为运动来讨论的素食，在中国，吃素这件事还没在社会层面产生多少共振。也正是因为这件事的个人化，“吃素”的阻力更多来自熟人，尤其是家人。一些看似微小的不同，落在家庭场景中也能激起巨响。
试想大年三十晚上你一个人不吃肉馅的饺子，或者你妈突然告诉你她再也不做鱼做排骨。一家人吃了两家饭，日子没法儿过了。坚持自我，或者被“打回原形”。这些素食者们的故事还是关于人与人的关系，寻找“我”和“我想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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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漂流
雁心和爱人生活在乡下，离长沙市区有1个小时左右的车程。湘江离家不过百步，春节期间，他们烹调蔬食，教家人做垃圾分类，带小孩做自然观察，闲来无事就去江边散步，过上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在城市里打拼，雁心的选择被老人们解释为，“在城里混不下去了。”
搬家、跳槽、学法语、考注会、被家人催婚、被客户催着改方案，在文化公司工作的7年里，雁心也曾奔着“事业有成、结婚生子、家庭幸福”往前走。她觉得自己一直在忙，但又总也找不到出路。就这样被裹挟着，对生活最大的掌控是尽量让自己不熬夜。
2015年初，雁心看到了柴静自费拍摄的雾霾深度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长沙的雾霾也挺严重，她和同事们时常有抱怨。看完片子之后，雁心突然意识到自己也可以做点什么。她先是兼职做志愿者，后来又全职做环保。
老一辈总觉得素就是萝卜青菜，雁心在2017年第一届“良食峰会”的现场发现，原来素食也可以做得又美又好吃。“良食峰会”由中国绿发会旗下的“良食基金”举办，关注饮食方式的转变，吸引了很多素食者、有机农，以及环保人士的参加。众人吃饭之前诵读感谢词，感恩自然和食物，这种氛围打动了雁心。
▲“良食峰会”上的食物
《杂食者的两难》这本书中提到，“加工遮掩了食物的历史，让食物看起来纯粹是文化的产物，而非由植物和动物等自然生物所制成。”作者认为，在回答“我该吃什么？”前，首先要问“我吃了什么？”以及“这些东西来自何方？”
工作那几年，雁心没太在意过吃的问题。上班的时候跟着大家聚餐，周末了就自己在家随便应付点。现在生活完全回到了她的手中，每天读书、做饭，天气暖和了就种花种菜，和土地变得亲近。
城市和乡村分别收留着你和你所吃到的东西，两者被产业化的食物链进一步隔开。像雁心这样回到乡村的素食者还是少数。我所接触到的大部分素食者都生活在北京、上海等城市。这里有更为紧张的生活节奏，以及更多“触发开关”的愿望和机会。
杨舒涵在参加上海的一个瑜伽课程后开始吃素。课上的瑜伽老师来自澳洲，已经吃素40年。上课的时候，老师邀请想尝试吃素的人把一枚花瓣放进颂钵，过半的同学都放了。杨舒涵觉得吃素后身体很舒服，稀里糊涂地就坚持了下去。
那个时候她刚辞职，之前做乘务员，长期奔波，“身体和生活都是失衡的状态。”瑜伽和素食是她寻找平衡的主要方法，对她而言也确实有效。她已经回老家，成为一名瑜伽老师，生活渐渐安定下来。
有些焦虑是相通的。很多学员来学瑜伽都是因为压力大，或者对自己的身材不满。杨舒涵曾经走过这样的路，她想告诉大家，放轻松，接受自己，“和大自然保持相同的振动频率。”
施钰涵第一次吃素也是因为那位澳洲老师。做了眼部激光手术后，她难得有了一个月的休息时间。起初练瑜伽、吃素就是为了调剂生活。后来看相关书籍、和几位素食者交流，让她对“灵魂”“能量”的想法变得清楚。吃素成为她整合身体、思想和灵魂的方法，“宇宙是相通的，这是我在这两年越来越坚定的信念。”
施钰涵有一个朋友是佛教徒，吃肉吃得心安理得。这位佛教徒的理论是，要吃“三净肉”，“眼不见杀、耳不闻杀、不为己杀”。显然，佛经也会兼顾肉类爱好者的细分需求。施钰涵突然明白，人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找到理论支撑，吃不吃肉其实就看你怎么说服自己。
“触发开关”、“被唤醒”、“有觉知”，大多数人会用类似的动词来描述一种前后差异明显的切换。南山此前一直以理性和务实的态度生活，成为律师后，法律制度、合同条款成为她解决问题、判断是非的工具，尤其是在诉讼和谈判的时候，她也曾只想用尽一切“法”和“术”来压倒对方，离那个感性、温和、有同理心的自己越来越远。
一年多的素食让她开始找回自己。初中时期，南山因为《相约星期二》这本书开始产生有关“生命的疑问”，师长给她的答案总是“你想太多了，好好学习去。”而在书中，身患绝症的莫里教授在生命的最后14周里，每个周二都要和学生米奇讨论人生问题。
对于如何区分“欲望”与“需要”，莫里教授告诉米奇，“这个社会在想要什么和需要什么这个问题上是很困惑的，你需要的是食物，而你想要的却是巧克力圣代。你得对自己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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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农场
素食不止于饮食和生活方式。有更高的意义存在，最常见的就是对动物的关怀，一种被“食物背后的真相”唤起的，“感知痛苦的能力”。
前披头士成员保罗·麦卡特尼的这句话被很多素食者提起，“如果世上屠宰场的墙都是透明的玻璃墙，我敢保证，所有人都会成为素食者。”
杨晨慧的男朋友是个严格的素食者。刚在一起的时候，杨晨慧对此感到好奇，男友反复问她：你做好准备了吗？真的想要知道这些事情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给杨晨慧看了《奶牛阴谋》等纪录片，那些血腥画面让杨晨慧止不住地流泪。
愤怒随之而来，她觉得自己此前都活在谎言中，认为农场动物理所当然要被人们吃掉，其中甚至不乏人文关怀，比如人们会在宰牛前播放音乐，让牛“开心地死掉”。“放屁！谁会开心地被杀呀？”杨晨慧说，“我们一直生活在错误的认知环境里，给你信息你就接受，没有人在意真相是什么。”
很多素食者都会提到纪录片的影响，其中2005年的《地球公民》和2018年的《统治》算得上是关心动物福利的“入门教材”。同时，大家的态度也都很谨慎，谈到农场动物的生存状态，杨晨慧反复和我确认：你真的要听吗？杨舒涵也不太主张朋友们去看这类片子，“对身心不是很好，就一直在呈现一些屠杀的场面。其实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去做一些宣传。”
▲《统治》中的养鸡场
这是国内素食者温和的一面。大家多少都知道自己的能力边界，我遇到的素食者很少愿意给自己加上“素食主义者”的标签，而“主义”或许意味着更完整的理论体系、更严格的行为标准，更广泛的社会动员。
“如果要绝对地坚持信仰，那不可避免地会跟社会脱节。我做不到那样的程度。”姜怡向是个医学生，要做动物实验，而关于素食的各种纪录片和报道都在告诉她，这是不人道的。姜怡向不会为了素食理念而转专业，也不想把吃素这件事变得那么极端。
她得给自己找个理论支撑，同学们说服了她：让每一只小白鼠都物尽其用，死得有价值。
大部分素食者甚至不会主动亮出这层身份。“怕让别人有心理负担。”或者，“你很认真地去讲这件事，大家也会觉得你在开玩笑。”
“良食基金”发起人、纪录片导演简艺觉得，这和我们缺乏讨论公共议题的环境有关。“你觉得不舒服是一回事，有没有道理是另一回事。”《地球公民》中也曾提到，真相为人们所接受的三个阶段是：嘲笑，强烈反对，承认。
刚接触环保的那段时间，雁心志愿参与了“河流守望者”项目。志愿们大半夜蹲守在企业的排污口监督偷排问题，被打被威胁都经历过。
同事们很惊讶，“你怎么这么伟大？”雁心听出话里带着讽刺，“他们的意思是，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我们也不能对这个世界作出多大的改变，你又是何必呢？”她渐渐明白，不要试图改变任何人，先把自己“活出来”，然后，或许能“让这个世界更好一点点。”
素食会让世界会变得更好吗？至少袁华不相信。他觉得，素食更像是和消费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时髦玩意，以及“虚伪的中产阶级道德”。
袁华是个95后，读小学的时候突然就想保护动物、保护环境。长辈由着他挑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甚至只吃土豆和米饭。或许与媒介环境和政治氛围有关，他记得小时候电视和杂志都在追捧环保和公益人士，“有点迷信西方那一套价值观。”
小升初、初升高、读大学；谈论环保、批判应试教育、反对资本主义。学生时代，袁华不断在“为政治正确找到一个载体”。上大学之后，袁华发现，“这个时代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很多事只能在理论层面讨论。接着是毕业，进入媒体工作，他不再关心这些事。
又或许是他自己的问题，“年纪变大了，人就变得狭隘了。”尽管用“矫情”“中二”“圣母”去描述自己的吃素经历，袁华也承认，至少“希望世界变得更好”的出发点是好的。
比起主义之争或者信仰落空，最让袁华后悔的，是当时太挑食，个子没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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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食物
如果有素食有“主义”存在，那么在国内，消费或许是最强的声张路径。
严格的素食者或者说“纯素者”，会在衣食住行的各种细节中避免对动物的伤害。杨晨慧养成了研究产品成分表的习惯，虽然无法以游行、示威，投票申明诉求，但杨晨慧还是想要尝试一种“行为运动”，尽可能地去非素食商家提出自己的消费要求，“说白了，就是找茬”。
她把消费视作唯一可参与的投票机制，“每一次消费都在表达你支持的东西是什么。”
在杨晨慧看来，素食已经变成欧美的一种潮流文化。去英国度假的时候，肯德基、麦当劳，棒约翰这样的连锁餐饮店都有素食菜单，“疯了，不可思议。”杨晨慧说，“哪怕不愿意思考，或者只是想选择轻松生活的人，也会跟随潮流去买正确而好吃的东西。”
公众人物也是潮流的重要推动力。凭借《小丑》获得2020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杰昆·菲尼克斯在获奖感言中说：“不论是性别平权、种族歧视、同志议题、原住民议题或是动保议题，其实都是在讨论对抗不公，都是与这样的观念抗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种族、一种性别或是一种物种有权去统治、控制、剥削另一方。”
▲杨晨慧在英国素食餐厅Unit Dinning，这家餐厅所有收入都用于动物救助和纪录片拍摄。
“吃什么真不仅仅是关系到个人的事情。”简艺说，餐桌上有什么不仅是个人选择，也是食物体系呈现的结果；反过来说，个人的食物选择也会影响到公共议题。如果把视线放得更长，到2050年，地球上的人口将接近100亿，这种影响将会放大很多。食物议题关系到公共健康、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粮食安全、社会公正等多个方面，禽流感、非洲猪瘟的爆发，都指向大规模发展养殖业畜牧业带来的巨大风险。
“素食是未来”。大多数素食者坚信这一点。2019年5月，“植物肉”企业Beyond Meat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当天暴涨163%。简艺认为，以人造肉风潮为代表，产业上的增长点已经足够有吸引力，“素食结合了健康和环保两个未来产业，这是今年最大的风口。”
人造肉企业”星期零STARFILED的创始人Kiki曾在深圳开过素食餐厅，在Kiki看来，素食餐厅和人造肉品牌都在输出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以及关注健康、环保的价值观。“她们希望自己能变成更好的人，需要更美好的生活方式。”
今年3月，星期零STARFILED完成了数千万融资，这是国内首家拥有自主研发能力和生产基地的人造肉企业。尽管国产人造肉产品还无法大规模面向市场，但B端品牌商家已经对人造肉和植物基产品能够承载的理念表现出更多兴趣。
更大的选择空间需要政策来打开。例如，目前国产的特殊用途化妆品以及进口的特殊、非特殊用途化妆品需要进行化妆品动物试验。这让许多不使用动物试验的“零残忍”美妆难以进入内地市场。2019年5月，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发布《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官方或将对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打开豁免动物试验的大门。
不过，仅靠兜售素食的价值观，还是很难打动普通消费者。“我们做的是小众中的小众。”入行这几年，素食餐厅ZeroGo的合伙人Stella眼看着很多素食餐厅关店，疫情打击下，ZeroGo也宣布永久关停线下店，尝试转型线上。
之前ZeroGo开在望京东园的保利美食街，大多数顾客都是附近的上班族。餐厅使用有机食材以及少油少盐的烹饪方式，想让非素食人群也能感受到蔬菜本身的美好。对“先进理念”不买账的顾客很难接受人均100元左右价格，“大家会觉得，为什么没有肉还要这么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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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男女
杨舒涵跟我总结了她吃素的便利条件：没有结婚、没有小孩、不和父母住、男朋友支持她。这是一个完全属于她自己的选择。
她尝试和不太熟的朋友说过保护动物的事，马上被反问：那你夏天点蚊香，蚊子也会死的呀？非要较真的话，杨舒涵想说，“现在房子里都没什么蚊子，如果有蚊子那我不会主动去拍死它，我只会把它赶走。”现实是，杨舒涵笑了笑，不吭声了。
这事硬要掰扯起来就会没完没了，但素食者至少要给到亲近的人一个解释。橙子是一个大三女生，刚入学时候出于好奇加入素食社团，由此开始吃素。大一寒假回家，父母逼着她吃海鲜。她学医的朋友也强烈反对，试图用各种专业数据来说服她。
橙子要向他们证明自己能独立做出选择。她开始跑步、健身、研究营养搭配，还成为学校素食协会的社长，推动了学校素食窗口的改善。现在，大家至少不会再打着“为你好”的标签逼她做不想做的事。她的生活正在向更多的可能性开放，“可能因为素食者比较小众，所以大家感觉比较新奇。但对我来说，这不是最重要的标签。”
施钰涵是家中唯一的素食者，妻子、母亲，女儿，叠加任意一种身份都需要一套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她尝试过让孩子吃素，家里人不同意。给孩子做饭的时候，她也免不了提前尝一下食物的味道。
这是进退两难的事情，施钰涵有时候会很恍惚，前一天给孩子读儿童绘本，说小虾小螃蟹都是人类的朋友；第二天“朋友们”就被煮给孩子吃了。她在微博上感慨，“天知道吃素的老母亲给儿子做椒盐梭子蟹是什么心情。”朋友问她：你是不是很想尝一尝？
她的父亲至今仍对女儿吃素这件事非常困惑，“你怎么什么都不吃？”这里有两代人的沟通障碍，施钰涵能够理解父亲的失落，“食物是中国人情感连接非常重要的环节。尤其是你在外面工作，组建自己的家庭之后，你跟他们情感交流的很多时候都是在餐桌上的。”
但他们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好好聊一聊。和公公婆婆住到一起后，施钰涵暂时放弃给孩子吃素这件事了。她现在能做的就是每天和家人讲清楚自己不吃什么。
素食是问题，也可能是答案，关于如何理解，也关于如何被理解。南山说，以前她和母亲的关系会间歇性地陷入紧张，“以前是越来越不像女儿，看到的总是父母的不足之处，像家长一样去教育和指责父母。”
吃素后，她开始更细心地感知生命之间的情感连接，“爱是基于了解”。有次打扫房间的时候，她突然“看见”了母亲的心。母亲多年来不仅要忙工作，还要买菜、做饭，洗衣服。过去，南山总把这看作理所当然，那一刻她懂得了恭敬和感恩，“那里面有长时间的、无条件的爱和付出，有严格的自律和时间管理能力，并非轻易可以做到。”
▲雁心的乡村生活
雁心写过一系列文章，以食物为线索梳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也试着去发现食物对不同时代的人意味着什么。
她的父母快70岁了，经历过食物匮乏，对“挨饿”的恐惧根深蒂固。他们不知道女儿为什么总和别人不一样。双方无法说服，又各自退让。雁心会吃掉父母偶尔夹给她的肉，父母也知道女儿是为了他们才吃肉的。
不知不觉地，这些有关食物的记忆牵引着她回到出生的地方，落在了奶奶葬礼那天。奶奶受过很多苦，但一生善良不多求，每逢初一十五都要吃斋。等到了食物丰富的时候，她却已经吃不下太多东西了。
“这就是现实，这个是不由人的。”雁心说，根据村里办红白喜事的习俗，家人请来村厨搭灶架锅，做了满桌的大鱼大肉，以此显示子女的孝顺，“不这样搞，别人就会觉得很奇怪。”
雁心和奶奶相处时间不多，都是些断断续续的记忆。两代人在不同的信仰体系中吃着相似的食物，这或许就是她从奶奶那里传承下来的一点点东西。“人其实不只是靠食物而活着，她是有一份信念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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