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的年代：傅高义去世，「费正清一代」的终结｜中间地带

主播 | 海  博

2020是不确定之年。坚固的、常态的都被打乱，这个世界也戴上了口罩，以至于无法看清彼此真正的面容。

这一年，太多人离开了我们，医生、球星、学者，他们都以一种极不正常的形式与我们告别，不正常得像一场玩笑。

但是现实追求不是玩笑，只能努力地去接受与面对。接受病毒的存在、面对一个新旧秩序的更替。

这是2020年的最后一期节目，我们以此告别一位知名中国问题学者——傅高义。他的去世就像一个象征与隐喻：老关系不会有了，一切都将是新问题。

这一期节目，我们追溯了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现名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成立、进化与演变，这个中心的创始人费正清与后来的继任者傅高义、孔飞力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学术道路。

费氏一门从边缘研究一度成为美国东亚国际关系的顶级智囊。1966年的富布莱特听证会，费正清作为资深学者参加，并主动表示应与中国大陆主动接触，70年代美国国务卿辛格秘密访华，公文包里带着的正是费氏所写的《美国与中国》。

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也成为美国东亚政策的重要源头，费正清那一代学人在学术与现实政治间穿插，并形成了一套极为重要的研究模型——“冲击-回应”模式，这一模型代表了费正清那一代西方中国学学者对于中国的普遍看法，当然，这个模型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制定也有着微妙的互动关系。

而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越战爆发、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费氏一门的年轻学者开始对自己的老师进行反叛，对于“冲击-回应”模式有了新的革新与反动。

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柯文，他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写到：“越南战争解放了美国史家，他们开始放弃以西方作为准绳衡量别国历史发展程度的理理念，转向真正以研究对象为中心，一种根植在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

受「中国中心观」影响的孔飞力就写出了《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以及《叫魂》这样的名作。事实上，这种史观的更新也得益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使得双方可以充分交流，美国汉学家得以拿到更充分的材料。

《叫魂》的创作便是如此，因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受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资助，孔飞力得以到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从事研究工作，利用第一手档案资料，与中国学者的广泛交流才得以写出《叫魂》。

此时的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注也在偏于冷感，同样担任过主任的孔飞力对于现实世界的政治关系几乎从未发声，已经远不像他的老师费正清了。

但是在90年代，傅高义重新回到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担任主任，以一个研究当下关系的社会学家视角将费氏一代最大限度关照现实政治的精神继承下来。90年代几乎每周都有各国高层人士到访中心演讲，这其中就包括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东亚研究中心“差不多成了美国政府亚洲事务部门在波士顿的分部”，启动了诸多当代国际关系议题。

然而，在这个年代，当历史重新变得复杂起来，现实关系开始弥漫雾气的时候，因国际局势变局而起的费正清研究中心可以说是失语的，它并没有提供一个有力的解释路径。

换句话说，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参与现实的历史任务结束了。随着傅高义的去世，费正清的那一代学术与现实互相介入的传统也终结了。

旧的系统与交流方式已经无法通畅运行，而新的互动远未建立，就像这个播客名字一样，处于中间地带。

在一个重要的变局时刻，一个原来可对话，可理解的渠道消失了，“交流”的可能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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