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性谈到「60分」
就像插满牙签的苹果，许雯打了个疼痛的比方，“社会问题是个综合体。”或者从另一面看过去，切换一个积极的视角，条条道路通罗马，“做性教育和解决某个社会问题可能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性教育也许只起到一点点作用，但也不能不做。”
作者 | 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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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口谈性
包甜甜把课堂上的照片一股脑传到了工作群里，全和性有关，PPT介绍了生殖健康，黑板上罗列着学生们关于性的联想。
她不在意别人的回复，这是与自己的较量，开弓没有回头箭。“我要让全校老师都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同事们似乎被吓到了，群里没人接茬。
这是2018年，包甜甜刚上完自己的第一堂性教育课。她原本是英语老师，刚听到“性教育”这个词，又好奇又疑惑，“性教育要怎么教育？”
在性教育技术支持平台“你我伙伴”，这个问题被拆解为标准化的内容模块和授课方法。以初中标准版课程为例，有了解性教育、了解性别、生殖系统、青春期，爱情与婚姻5节课，想在线下开课的老师可以免费下载授课课件和备课教案。
2017年，包甜甜开始参加由“西部阳光基金会青葵花导师计划”和“你我伙伴性教育支持平台”合作开展的性教育培训项目。乍听到培训老师直接把性交和生殖器官说出口，包甜甜接受不了，“让大家知道一点就行了，知道那么清楚干什么？”
对于提供给青少年的性教育内容，许多成年人还没有“脱敏”。在你我伙伴的公众号上，有位老师分享授课经历：校领导来听课，课中有13分钟的动画视频，播到男性生殖系统，领导开始玩手机，讲到女性内容，领导的头就没抬起来过，又过了一会儿，这位中年男性边接电话边走出教室，再也没回来过。
▲包甜甜的性教育课，黑板上是同学们“关于性的联想”
包甜甜性格腼腆严肃，从前觉得老师就得是“非常正人君子的形象”，只是想象自己在讲台上开口谈性就十分害怕。“别说说出生殖器官了，让我表达情感我都觉得不好意思。”学生会不会露出鄙夷的目光？会不会从教室逃走？
学校希望包甜甜开性教育课，她反复给自己做心理建设，觉得自己走了好长的路，到门边了，就是不敢迈进去。这是一件好事。包甜甜知道。这是一件难以启齿的好事。
过了段时间，有位一起参加培训的老师开课了。按照培训内容，第一堂课有个互动环节，同学们说出关于性的联想，老师把关键词写在黑板上。这位老师把板书拍了下来，包甜甜一看，吓了一跳。黑板上写了一堆词，这班只是初一的学生。
“现在网上的信息实在是太发达了，跟我们那个时代的人相比，学生们知道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但是他们是不会跟你说的。”包甜甜觉得，课必须得开了，“网上有一些信息很容易把他们引到另一条路上去。不上性教育课真的是太可怕了。”
大山深处的康县在2019年才退出贫困县，包甜甜任职的康县二中是一所寄宿制中学，大部分学生的父母都在外打工。学生们在某些方面知道很多，在某些问题上出人意料地不自知。放假了，有个女孩家里没人，她一个人住在山里，包甜甜很担心，女孩却觉得没什么可怕的。
有节课关于性暴力，包甜甜在教室角落里圈了一小块地方，让学生分组站进去，演练在电梯遇到“咸猪手”如何拒绝。哪怕班上的老师同学都陪着，有的孩子还是不敢说话，把“咸猪手”轻轻一推，赶紧往后缩。
“错的人不是你。不同意的事情，你必须要很勇敢、很果断地说不。”包甜甜在课堂上训练孩子们大声说不，让孩子们回家也要对着镜子练习。“可能是从小欠缺关爱，你看他们平时咋咋呼呼，真正涉及到一些问题，他们其实胆子很小的。”
“有的人认为要先促进地区发展，但发展经济不也是为了让当地人过得更好吗？性教育跨越了这个阶段，想让孩子们得到更好的保护、受到更好的教育。性教育只是提前走了一步。”
把课堂照片发到工作群里还有一层考虑：包甜甜要告诉大家，性教育课和语文课、数学课一样，是正常而必要的。“偷偷摸摸地去上课等于我不认可性教育。”她迈出那一步，要让门大大方方地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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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亿七千万
你我伙伴是目前国内覆盖规模最大的性教育平台，在过去3年里累计服务人次超过200万。平台负责人张耀华总把一个数字挂在嘴边，“三亿七千万”，这是我国未成年人的数量。
面对这个数字，他们的服务人数仅千分之五。
你我伙伴脱胎于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MSIC），MSIC重点关注中国未婚青少年、流动人口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等脆弱人群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和服务。2017年，MSIC性教育业务板块独立出来，通过你我伙伴完成本土化转型。
这一年性教育曾被推到风口浪尖。有家长将性教育读本《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部分拍照发到网上，其中涉及生殖器插图，以及“爸爸的阴茎放入妈妈的阴道”等内容。
面对“尺度太大”的质疑，主编团队表示，“我们希望性知识能和其它科学知识一样，被自然、准确地传递给儿童，让儿童感觉到认识阴茎、阴囊、阴道、子宫等生殖器官，跟认识身体的其它器官一样，懂得这些器官很重要，一定要保护好。”
回应并没有唤起太多认同，在反对的声浪中，部分学校撤下了系列读本。
怎么做性教育、做什么样的性教育，在谈性色变的环境里，道路选择至关重要。你我伙伴选择规模化、产品化，“中国太大了，学生太多了。”
重点在于提高效率，降低性教育的培训和获取门槛。你我伙伴针对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提供了4套课程包，课堂中的核心知识由动画视频传递，另外则是互动环节，由老师带领学生练习相关知识和技能，没有性教育培训经验的老师可以通过标准化课程包立刻上手。
另外，你我伙伴还推出网络直播课，学校有电脑、投影仪等硬件设备即可免费申请，由专门的直播课老师通过视频连线完成授课。
跨越8个时区，直播课连接着远在英国的刘翀与中国各地的学校。她在2019年初成为你我伙伴的直播课老师， 截至2020年底，已经给10000人次的儿童和青少年开展了性教育课。
▲刘翀的性教育直播课
刘翀在英国读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性教育与社会分层。做直播课老师延续了刘翀的学术视角，也在帮助她跳出自己的认知局限。
曾有中缅边境的初中老师希望刘翀多给学生讲些有关避孕和家庭暴力的内容。老师解释到，当地经济不好，孩子们初中毕业后就不再读书，早早地去打工、结婚了，问题十分迫切。
刘翀很受触动。她来自天津的中产家庭，身边的朋友家境都不差。她曾把自己的圈子当作整个世界，“你天天说不平等，你是不是在挑事呢？”
读博期间，刘翀开始做性教育课题，为此回到天津，访谈了一批职高学生。她问，你觉得自己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是好人还是坏人？有孩子说，自己不是好学生，可能也不是好人——和品行无关，他觉得社会认为他没有办法创造价值。
国内职高和普高学生的比例大致相当，但前者的声音很少被听到。《心理健康》这本教材专为职校学生编著，有不少和性相关的内容。其中有一个叫“换水”的课堂活动，意在启发学生：我们将怎样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性心理和性冲动？
每个学生挑选一种颜色的水，与身边同学不同颜色的水进行多次交换，并观察杯中水的颜色变化。毫无疑问，水将变“脏”。教材的许多内容让刘翀感到不舒服，比如，要说学生对老师产生情愫，例子中的学生一定得来自“某市综合中专”。
即使在直播课上，刘翀由屏幕所见的世界也充满反差，有宽敞的国际学校就有局促的乡村中学，还有些时候，眼前看不到人，对面教室要么摄像头坏了，要么根本没有摄像头。
性教育课传递着相同的内容。小小的平等，通过快慢不一的网速，摇摇晃晃地落在不同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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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分性教育
坦白来说，张耀华并不是为了做性教育而选择这份工作，是为了“国际组织的光环”。加入玛丽斯特普让他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我是被选中来做这个事情的。”
和所有同事一样，工作两年后，张耀华接受了现实。他是个普通人，做性教育是份普通工作。
你我伙伴只有5位员工，体量和资源都有限，想做规模化性教育，就得连接各种社会组织。更为重要的是，让平台内容与体制内的需求相契合，把性教育送进学校。
性教育学者方刚不看好与学校合作的路径。进入体制，性教育必然有所退让，而方刚坚持“什么都能讲的性教育”，以商业化、小而美的路径来保卫内容的完整。你我伙伴更看重规模和效率，“我们觉得现在不是60分、80分，100分的问题，而是从0到60分的问题。”
▲云南省广南县董堡乡中心学校在操场开设性教育课。学校只有一套设备，操场是唯一能容纳这些学生的地方。
在张耀华曾经的认知范围内，性教育是“一件天然正义的事情”。伴随着你我伙伴工作的开展，他发现意义是虚无的，工作才是真实的。
让性教育课触达学生并不是在两点间连线，中间的老师、家长、学校，各种上级单位都没办法回避。开课需要课时和老师，相当于给老师和学校增加了工作，这是实际问题。有校长一听有人想来做性教育，下意识反应是，我们学校是不是出了什么事？这也是实际问题。
“很多人可能连县城都没有出去过，你讲性别平等、社会性别，和他们是脱节的。你得回到真实场景里面去，说我们帮助你们改善班级纪律，提高学校管理的和谐程度。”如果没有办法立刻改变环境，就要先包装自己，让环境接纳。
2020年12月1日至3日，在山东省临沂市共青团临沂市委、市卫健委、市司法局、市民政局、市少工委联合主办的“12355沂蒙青少年成长公开课”上，累计超过40万人次的中小学生及家长通过你我伙伴的直播课学习了艾滋病预防、防性侵、防校园霸凌等相关知识。
你我伙伴在临沂的工作主要由谭雪明完成。不同于强调“我”和“我的解决方案”，她的打法是配合“你”和“你的需求”，“我成为你的人，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做。”
临沂郯城县的公益组织找到谭雪明，邀请她来合办青少年自护教育课。双方的共同目标是连接当地团委，合作伙伴负责规划具体路径，明确提出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谭雪明提供相对应的配合，顺利争取到当地团委的支持。
这让谭雪明意识到，可以在政府的需求中寻找双方的交集。“公益是在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先锋方案，想要真正解决社会问题，这个方案还是得由市场和政府来推动。”
来到年底，临沂各县都在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由于疫情防控，线下的工作又不好开展。于是，她围绕医疗健康、社工能力建设等主题，寻找性教育课程中的对应内容，帮助更多县域组织在线上铺开主题活动。
由郯城县开始，先是团县委，再是团市委，接下来，临沂市团市委直接下发红头文件，把公开课变成面向全市中小学的试点项目。临沂市的各个关卡一层一层地打通，到最后，全市40万人次的公开课就这样完成了。
概念不重要。如果性教育不被接受，那就换个说法，“社交安全”，“成长自护”。品牌也不重要。如果合作伙伴有自己的需要，那么你我伙伴也可以不要求品牌露出。“公益的逻辑是解决社会问题，不一定要记住我这个机构。”
同样地，“我”也没那么重要。你我伙伴的工作人员许雯说，有些女老师会被学生和家长问到是否结婚，背后是对未婚女性讲性教育的怀疑。但比起费心费力地解释，她们更愿意买一枚戒指戴上，避开这种问题。
重要的是给学生上课，上更多课。“有时候现实是在保护理想。”
在“普通工作”中，使命和意义依然存在。有位新疆库尔勒的90后老师告诉许雯，她从前教数学特别有成就感，学校师资不足，她被调去教语文，一下子陷入迷茫，接着，又被派去讲性教育。性教育课结束后，学生说还想听她上课。她突然发现，身为老师的荣誉感不在于教什么学科，而来自被学生需要。
许雯在去重庆山区的路上看到这位新疆老师发来的消息。前路弯弯绕绕，两地场景重合起来，她也被成就感包裹，“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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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满牙签的苹果
其实，“我”也非常重要。来到40岁，钟诚确信，“我是为性教育而生的。”
做公务员，结婚，生子，生活稳定而平淡。日子似乎一眼望得到头，她觉得自己的情绪和需求被忽视了，却从没主动表达过。平淡的另一面是压抑。她需要浪漫，想找到自己的价值。
在朋友的推荐下，钟诚参加了一个线上的女性性魅力训练营。进群后的第一件事是说出自己的名字和性需求，这是一个消除羞耻感和淫秽感的过程，她们由此开始了解身体，正视欲望。“原来性是可以坦然去谈的。”
也是在这个训练营，时隔多年，许多女性童年时遭遇的猥亵终于被说出口，对着一群通过网络结识的陌生姐妹。听得越多，钟诚心情越复杂。
性需要被学习，这种学习不该在结婚生子后才开始。“没有渠道接受性教育，一代人的性观念都会受影响。像我们70、80后，大部分男性是从一些不入流的片子里学的，女孩就是从男朋友身上学的。”
钟诚不希望下一代也在长大后再“补习”。她开始研究性教育，先是去联系了一位做教育机构的朋友，采取自愿报名的方式，召集了一群小升初的学生来听她讲青春期。有家长不放心，坐在教室后面旁听，课后对钟诚说，“老师，你讲的有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讲不清楚。”
第二次是给大学生上课，互动环节，有位男生问，我室友连续一个月和女朋友去开房，这会不会影响他以后的性能力？钟诚有些无奈，“他们已经有了性行为，却没有正规的知识支撑。”
近一年时间里，钟诚到处碰壁，开课机会太少了。这时，你我伙伴开始招募直播课老师，她马上报名。通过筛选和培训后，她抢着上课，乐在其中。时间冲突，她会为了上课和单位请假、把孩子交给别人照看。
第二年，钟诚考下教师资格证。她从没想过自己有这样的天赋和热情，学生告诉她，老师，我知道了，胸小也是一种美，我不再自卑了。成就感和幸福感无比强烈，“你知道吗，我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我自己的价值。”
上过许多节性教育课之后，包甜甜总结，性教育的落点其实是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她尽可能地让自己不那么刻板、强势，与学生平等地交流。这不止是性的问题，也是教育的问题。偶尔还是会有意味不明的声音，“你这性教育课上得挺好呀！”
包甜甜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当然上得好了！”
▲学生在课后写给性教育老师的纸条
在直播课老师与平台工作人员之间，某种相反又相同的情绪，由不同的轨迹汇入同样的方向。谭雪明担心大家对性教育期待太高，“性侵、艾滋病、平权，但凡和性有关的都能往性教育里装。其实我们都知道，性教育有它的无力，需要体系来真正地解决问题。”
就像插满牙签的苹果，许雯打了个疼痛的比方，“社会问题是个综合体。”或者从另一面看过去，切换一个积极的视角，条条道路通罗马，“做性教育和解决某个社会问题可能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性教育也许只起到一点点作用，但也不能不做。”
关于博士论文，刘翀设想了系统化不平等所带来的诸多影响。做完田野调查后，个人的力量浮现出来。“山区老师给学生开性教育课，弱势群体想要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未来，他们在做出改变。”包括你我伙伴的工作人员、直播课老师，个体的力量构成火光。
“我们不能忽视那些系统化、制度性的问题，但我们也要看到人的火苗。”刘翀记得廖一梅有一句话：“我坚信，人应该有力量，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地里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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