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总跳不出“桑弘羊陷阱”？
“汉武帝难题”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汉武帝的形象都是雄才大略的“千古一帝”。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还是一个好大喜功、控制欲极强的皇帝，他对国家和民生的破坏是非常巨大的。
汉朝初年，皇帝们奉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治国理念，民间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官仓里的粮食多到变质，府库中的铜钱多到串钱的绳子都朽烂。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也记载了汉初时商业繁荣、民众富裕的盛况。
但是，由于武帝常年征战，文景两朝积累下的充沛国库竟被消耗一空，国家财政出现了“用度不足”的危急状况。为了支撑持久战争，武帝把手伸向了百姓，他推行强硬的国营化经济政策，实行盐铁国家专营。这些政策让国家大发其财，却导致民间经济凋敝、人口锐减。他晚年就曾多次降下罪己诏，反思自己不惜民力的过失。
像汉武帝这样用费无度的皇帝，会把几代人的钱都花光，连带子孙也要欠债。但是他在世时，根本无人敢批评国营化政策，更别说制止了。
武帝去世6年后（公元前81年2月），汉帝国的议事大殿上发生了一场帝国经济政策的公开辩论。辩论的一方是武帝时期的财政大臣（大农令）桑弘羊及其属下，另一方则是一群儒生。这场经济政策辩论的主题是——“盐铁行业是要放开民间自由竞争，还是继续国营垄断？”《盐铁论》记录了这次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大辩论。
“桑弘羊之问”
一上来，儒生就对桑弘羊采取凌厉的攻势，历数盐铁国营的罪恶：
1.国有专营制度造成绝对垄断，价格昂贵，强买强卖。
2.强行收购粮食物资建立储备，这是与民争利，导致经济萧条、人民困苦。
3. 国营制度豢养了权贵经济，形成了以国营为名、攫取私利的特权集团。
儒生说完，对面的桑弘羊却没有丝毫慌乱，轻轻地捻着胡须，反问儒生：
1.帝国运转需要巨额的财政开支，光靠农业税根本不够，如果不执行国有专营制度，请问钱从哪里来？
2. 一旦遇到战争、灾荒等急需用钱，国库却空空如也，怎么办？
3. 如果中央不把重要财源掌控在手中，形成压倒性的力量，一旦地方势力膨胀起兵造反，怎么办？
儒生们目瞪口呆，哑口无言。这就是闻名后世的“桑弘羊之问”，它难倒了中国历代的知识精英，也成为皇帝们的最爱——这三个反问，不仅让官家打压民间经济变得顺理成章，还让皇帝搜刮百姓变得心安理得。
▲“大历史观”第一人：黄仁宇
著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这个帝国的运转，从来不是依靠法律权威和数字管理，而是从上至下的道德感召力。中国历代的皇帝，从来没有藏富于民，而是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竭力削弱民间、做大中央政权。民间经济的凋敝，让中国始终无法摆脱农业国的身份。反过来，这种人身控制，也让中央集权越发稳固。”（参阅《黄仁宇作品集》，史上最全套装，含独家书《缅北战争》《从大历史看蒋介石》）
吊诡的是，此后的两千余年，中国历史陷入了一个怪圈：历朝历代的“桑弘羊”无一例外地战胜了“儒生”——几乎每一个皇朝，都极力垄断财政、做大中央政权。但是，每逢饥荒或战争，中央政权总是捉襟见肘。并且，每个王朝都无可避免地走向崩溃。
王安石变法：千年前的国家干预
盐铁大辩论一千年后，宋太祖赵匡胤为加强中央皇权，极力削弱地方和民间，大宋朝由此形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官僚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军队开支巨大，屡战屡败。为扭转这一局面，王安石采取了一系列桑弘羊式的国家干预政策。
这些措施短期内改善了财政，却带来了更严重的后果。以青苗法为例：国家在青黄不接的时节贷款给百姓，待百姓丰收之后再归还本息。于是，国家变成了高利贷者。官员借机大搞腐败，强制农民借贷。于是，国库开始充盈了，百姓的境况却越加悲惨。
▲王安石变法的实质就是国家干预主义。——马立诚《历史的拐点：中国历代变法实录》
司马光是王安石变法最激烈的反对者，他对“国家专营”是这样评价的：“天地间能挣钱的行业是有限的，只要官家垄断了，民间自然就无法盈利。桑弘羊能够使国库充盈，如果不是取自百姓，还能取自哪里呢？”（《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晚清洋务运动：夹缝中的民间资本
盐铁大辩论一千九百五十年后的洋务时期，朝廷鼓励“兴办实业”，但不允许民间独立经营，于是出现了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三种企业。其中，只有轮船招商局等少数几个官督商办的企业盈利。但是随后，李鸿章便找了种种借口，将三个民间股东以净身出户的方式全部逐出。随着民间资本的退出，洋务企业陷入了长期的亏损和停滞。
这种结局其实并不算意外，洋务运动的目的从来不是“自强”、“求富”，而是桑弘羊式的诉求：维持中央集权的绝对优势，对内消灭农民起义、对外在全球争霸。因此，清廷根本不在乎洋务企业是否营利，更不会把民众的财产权放在眼里。
两次提名诺奖的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如此评价洋务运动：模仿西方技术，建立先进企业，这种模式的确曾让中国成为亚洲强国。但是，在不改革制度的前提下，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只会助长政府的机会主义；政府和官办企业利用特权，与民争利，损害社会利益。最后，非但私人企业无法发展、政府和官办企业贪污腐败横行，国家的整体活力也必然被蚕食！在这种制度下，官办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发展。
▲《杨小凯学术文库》（九卷）【首度问世·全国最后200套】
凯恩斯与哈耶克之争
究竟是要“国家垄断经营”，还是要让“民间自由生长”？与“桑弘羊之问”如出一辙，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西方思想界——其激烈、曲折程度丝毫不亚于中国历代的争议。
在西方，尽管亚当·斯密奠定的自由市场理论早已成为公理，然而“政府包办”的神话仍然一直存在，每逢经济危机，这个神话尤其甚嚣尘上。20世纪初的主流经济学家，几乎都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千字君荐：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一本书读懂世界经济史脉络）。
1930年代，为了应对大萧条，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凯恩斯认为：“适当的”国家干预，可以弥补“市场固有的缺陷”；财政刺激和国家福利，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人民幸福。
与凯恩斯针锋相对，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坚决主张：市场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财政刺激和国家福利，其本质是对市场秩序、私有私产的粗暴践踏，必然滋生更多的浪费和腐败。
▲哈耶克与米塞斯——“20世纪最伟大的两位学者”
1931年，哈耶克在伦敦开办讲座，掀起了与凯恩斯的论战。不久后，他又在《经济学刊》上发表文章批判凯恩斯。凯恩斯被激怒了，就像桑弘羊批驳儒生一样，他将哈耶克批判得体无完肤。
当时很少有人理解两人的论战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掌权者的嗅觉却异常灵敏。观念的后果很快得到验证，世界开启了“凯恩斯时代”：苏联、德国把凯恩斯主义视为“国营垄断”的正当性理由，很快开启了大政府的扩张之路；民选政府也开始肆无忌惮地滥发货币、制造通胀，特权阶层以“公共福利”的名义，拿着纳税人的钱做私人投资。
二战后，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致命的自负》。其中，《通往奴役之路》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著作”。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逻辑”向世界证明：任何人都不可能穷尽经济规律，只有自由市场才能充分利用稀缺的知识，使社会保持运转；任何形式的计划体制、国家干预，都只会带来匮乏、混乱和奴役，最终将人类导往乌托邦地狱。
历史终究站在了哈耶克一边。英美抛弃凯恩斯主义之后，最终赢得了冷战，捍卫了自由体制；曾经“繁荣强盛”的计划体制渐次衰亡，苏联走向覆灭。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苏联的命运》中说：“我们的所有经济政策都不符合效率和民主，贪婪的特权阶层大发横财，其他人都变得穷困不堪……苏联是被人民抛弃的。”
▲曾经不可一世的“苏维埃帝国”，为何难逃崩溃的命运？
与儒生们所受到的同情截然不同，像哈耶克这样“没良心”的经济学家，长期处在边缘地位，忍受着“疯子”、“无耻”的指责，仍然坚定持守反对派的立场 ——为了捍卫自由市场、个体尊严，他甘愿做一名孤独的斗士。
两千年前儒生们无法回答的问题，被哈耶克终结了。他用尽一生向人们证明：人类的幸福、经济的繁荣，源于自由市场中“像植物一样生长的个体”，而不是“像工匠铸造模块一样的集体”。
来源：千字文华
桑弘羊：两千多年前国有经济捍卫者的悲剧
读历史的最大乐趣，就是发现很多我们今天的苦恼，千百年前的先人们也都经历过。
《盐铁论》是我近几年读了多遍的书，每次读都有很多会心的感受。一是这本书语言通俗流畅，二是非常有情境感，让你能想象出当年的激烈争执。里面的角色一个个都好像活在我们今天身边一样。
其中最主要的核心人物是桑弘羊。这个人确实极有才华，据说出身商人家庭，从小就有“心计”，13岁就入宫，出入禁中，成为汉武帝的中央办公厅成员。之后就一直很被器重，后来主要负责财政工作，相当于汉武帝的财政部长。
桑弘羊是30多岁开始发达的，那时候汉武帝连年用兵，再加上好大喜功，爱搞工程，导致国库亏空，债台高筑。再要加税，恐怕民怨沸腾，于统治者不利，于是有人向汉武帝建议，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发展国有企业有个好处，就是政府可以从中赚钱，但不像征税那样对老百姓的掠夺感受那么直接。用后来的税收理论家的说法，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却让鹅叫得最少。
当时有人向汉武帝推荐山东的大盐商东郭咸阳和河南南阳的大冶铁商孔仅担任大农丞，利用他们经商的经验和技术，负责管理盐铁事务，通过盐铁收归官营，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桑弘羊这时已经34岁，他由于善于计算经济问题，汉武帝让他帮助东郭咸阳和孔仅估算研究盐铁官营的规划。在这方面桑弘羊家传的商人天赋和多年熏陶的政治运作经验都发挥了作用。这个规划经过一年的起草才完成，核心内容就是以后国家垄断盐铁的生产，必须挂国字头，不许私人经营。汉武帝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计划，并派孔仅和东郭咸阳到全国各产盐铁的地区，设立盐铁官营的机构，把原来的商人都收编，安排行政级别。
桑弘羊办事得力，进一步受到汉武帝重用，但仅仅是把盐铁名义上收归国有，还不够，那些商人摇身一变成为国有企业的厂长，如果隐瞒产量，虚报成本怎么办？桑弘羊进一步充实干部队伍，把人事任命权牢牢抓在手里，这样各地的厂长们至少就要有所顾忌。
盐铁国营专卖让政府很快感受到了好处，汉武帝自然也会想到，如果其他行业也都搞专卖，不是更有钱赚么？问题是市场上的行业太多太复杂，如果卖菜的、剃头的、缝衣服、搞娱乐业的都由政府来专营，很难找到这么多人才，而且政府干有些事也干不好。尤其是服务性行业，政府搞就会出问题，这方面汉武帝政府还是有些自知之明。到了两千年以后，我们搞社会主义大跃进，比汉武帝还进一步，什么都公私合营，很快就出问题了。
当时除了盐铁，再就是由官府供给私人酿酒者以谷物和酒曲等原料，根据政府制定的酿造要求，由私人进行酒的酿造。关键是个人酿造的酒只能按公家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私人不得出售。这样，国家就垄断了酒类的全部销售。酒类专卖后的赢利一定是相当可观的，因为它当时与盐铁、均输并称为国家主要财政来源的“三业”。“三业”之外，汉武帝时代还是保留了相当的民营经济比重，怎么能把这些民营企业家的钱弄到手里来，就是汉武帝动脑子的事情了。有个御史大夫也是著名的酷吏张汤，提出用“算缗”的方法征财产税，汉武帝很赞赏，但遭到了很多官员的抵制，所以未能贯彻，到了桑弘羊上台任大农丞就被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了。所谓算缗，就是凡工商业者，都要如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二缗抽取一算的税(一缗为1000钱，一算为200文钱)；小工商业者可以减半抽税。凡有乘坐马车的(国家干部和革命军人除外)，一乘抽税一算，运货的马车抽二算，船五丈以上的抽一算。怕人隐瞒还搞所谓告缗，也就是鼓励大家检举揭发，经调查属实者，除了被告发人的财产被全部没收、戍边一年外，告发的人可得到被没收财产一半的奖赏。靠着这种残酷的手段，民间商业纷纷破产的同时，汉武帝又大捞了一笔，军费也大量充实。
这一切很快导致国内矛盾空前加剧，到了汉武帝晚年，他自己也意识到再这样下去要搞出问题来了，于是发了“轮台罪己诏”，宣布以后要与民休息。从那时起，桑弘羊开始失宠了。到了汉武帝驾崩，霍光辅政，虽然桑弘羊也被任命为顾命大臣，但已经大势已去，霍光看他还那么嚣张，召集一些贤良文学来和他进行政策辩论。所谓“贤良”、“文学”，也就相当于今天社会上还有些名声的专栏作家。其实内心里霍光也是倾向保留一些国有经济的，这符合政府的利益，但这次辩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灭桑弘羊的威风。可以说在这次辩论会上，桑弘羊是誓死捍卫汉武帝路线特别是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丞相田千秋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但他发言不多，只是在双方辩论激烈的时候，讲一些折中调解的话。桑弘羊一个人发言114次。参加会议的还有丞相府的属官丞相史和御史大夫的属官御史，他们是作为田千秋和桑弘羊的助手参加的，有十几次发言，多是敲敲边鼓。霍光没有直接参加这次盐铁会议，但他显然是有纠正汉武帝早期激进路线倾向的。这次争论中，桑弘羊已经是非常被动了。
其中以垄断铁器受的批评最多，主要责难和我们今天对国有企业的感受也差不多：
1，产品质量低劣，因为“卒徒”缺乏责任心，常常不按规矩操作。
2，产品“多为大器”，不照顾民间市场需求设计。
3，好坏不能挑选，还常常买不到，销售人员常常找不到。
4，价格昂贵，以致贫民买不起，只能“木耕手耨”。
5，一旦官铁滞销，就强迫摊派，逼农民购买，平时还经常抓差让农民给他们义务工作。
桑弘羊一辈子努力就为了一个目标，让皇帝手里的钱多一些，他的智商全部用在想皇帝之所想，急皇帝之所急，甚至在皇帝死后，还想继续贯彻当年的路线方针政策。
盐铁会议后的第二年，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九月，发生了燕王旦与昭帝争夺皇位的斗争，历史上叫做“燕王之变”，桑弘羊也被牵连到这一事变中，围绕这个事件有不少说法，总之结果是桑弘羊一家都被霍光处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