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专辑（上）|周晓虹：口述史与生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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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虹教授（摄影 | 默雪）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前夕，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规划将当代中国研究院申报的“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项目列入“卓越研究计划”，由此开启了“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与“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两项系列研究。在一年时间里，当代中国研究院先后召开了包括“中国研究：历史观照与社会学想象力”、“知青与铁姑娘”口述史研究工作坊、“当代中国研究：口述历史、集体记忆与社会认同”论坛、“口述史与社会记忆”研究工作坊等四场学术研讨会，同时完成了“一五”期间确立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第一拖拉机厂和洛阳矿山机械厂、20世纪60年代启动的贵州“三线”建设工厂，以及社会学人和新华报人等口述史项目访谈，累计访谈400余位共和国历史亲历者，采访时长达42150余分钟，收集各类历史照片及实物5500余件，整理口述史稿件1000余万字，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新中国工业建设的曲折经历与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为使上述研究能够确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当代中国研究院邀请了项目组的8位参与者就口述史的概念方法、研究现状和未来走向进行了多方位的讨论，并蒙《南京社会科学》的大力支持，分上、中、下三辑陆续刊出，本期为上辑内容，分别由周晓虹教授、吴晓萍教授、朱义明博士执笔。

口述史与生命历程:记忆与建构

周晓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

有关口述史与生命历程的讨论，最恰如其分的开篇是莎翁在《暴风雨》中写下的那句妇孺皆知的名言:“凡是过往，皆为序章”。从事口述史研究的人，在自己与那些普通而又富有灵性的亲历者的对话中，总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体悟到，当宏大的历史车轮在每一个体的生命历程中驶过的时候，都会留下或深或浅的辙印，并由此埋下他或她未来人生走向的草蛇灰线。

口述历史是个体生命历程独特的再现方式，但因个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之中，或者说社会结构镶嵌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之中，以致口述历史或通过口述历史呈现的个体记忆就不会是单纯的个体经验的简单累加；作为集体记忆的表征形式之一，口述历史既是社会建构的结果，也受到个体在遭遇不同社会事件时的生命节点(lifepoint)的影响。如果说前者显露出口述历史的社会本质，那么后者则体现了社会结构与个体历程相交织时的建构机理。 

一、主题与概念的分析

口述历史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亲历者通过口头叙述的历史。口述历史在当代的流行，既归因于历史学的转向，也归因于现代技术手段的便捷。就前一个原因而言，如保尔·汤普逊所言:“口述史意味着历史重心的转移”。所以，虽然几乎有关口述史学的历史追溯都会提及阿兰·内文斯194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壮举，但口述史的真正动力却受益于英国社会史学倡导的“自下而上”看历史的传统，它使得从20世纪50年代起从事口述史研究的前辈们对记录“普通”劳动者的经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就后一个原因而言，不仅最初的口述史学的流行有赖于20世纪录音设备和技术的进步———由此使得从中国社会代代相传的说书人到现代社会学的田野访谈者所进行的类似工作有可能获得方便的记录，而且当前“新的数字技术(也)正在改变我们记录、解释、分享和呈现口述历史的方式”，并因此引发了口述史学领域新的范式革命(Thomson，Alistair，2007)。两厢相加，以致唐纳德·里奇会说:“口述史就是通过录音访谈来收集口头回忆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评论”。

在口述史学中，“口述”(oral)和“历史”(history)这两个概念的并置，既标明了口述者与传统历史记载的隔离性，同时也揭示了当这两个概念组合在一起时可能产生的颠覆性意义。尽管包括《荷马史诗》和《诗经》在内最早的历史是以口述的形态流传下来的，但在历史学或职业历史学家产生之后，普通的口述者或亲历者就被正统的历史排斥在外，后者关注的是帝王将相或国家和民族的宏大叙事，而包括贩夫走卒在内的普通人则成了历史研究中的边缘人或弱势群体，在传统的历史中他们几乎占不到任何有意义的叙事空间。 

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口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颠覆性意义起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因为口述史学自出现之时即将普通人的生活及其经历作为关注的对象，由此使得国家历史的宏大叙事获得了个体体验的具体补充；其二，口述史学也给了原先被忽视了的下层民众、妇女和少数族裔获得了表达自己的意见、感受甚至不满的可能。在口述史学诞生之前，不仅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的调查中使用过口述材料，欧洲最早的一批经验社会的研究者也都是口述资料的娴熟使用者:以研究伦敦的贫困闻名的查尔斯·布思广泛使用了来自访谈的口头叙述，而撰写《欧洲工人》的法国人勒·普莱更是收集了大量的口头资料，他甚至懂得从工人对上层人物的闲言碎语中推论当地社会的疏离程度。在口述史学出现之后，不仅收集口述资料被用来训练学生们的历史感，而且尤其是在劳工等中下层民众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这类研究不仅使原本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工成为历史叙事的主体，并且通过社会认同的激发，还“导致(了)某些大型厂矿和钢铁基地中集体性的传记写作群体的形成”。其实，宽泛一点说，即使在较为封闭的20世纪50－70年代，对“革命传统”的强调或对基层劳动者的“斗争实践”的关注，也激发了相似的历史学尝试在中国以“忆苦思甜”或编撰“新四史”的方式予以呈现。 

与本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概念———生命历程(lifecourse)，来源于发展心理学对生命跨度的研究；经过曼海姆和托马斯等人的探索，到埃尔德的《大萧条时代的孩子们》成为一种独特的研究范式。曼海姆认为，同时出生在世的一代人，因为“经历了同一具体历史问题”而组成一个“现实代”(generationasactuality)；“而同一现实代中的不同群体以不同的方式利用共同的经验，因此构成了不同的代单位(generationalunit)”。一个确定的“代单位”最引人注意的特点就是它具有“意识的高度相似性”。如果说曼海姆率先尝试从同龄群体及共同经历的视角来分析生命历程，那么几乎在同一时期甚至更早，托马斯和兹纳尼茨基在后来成为芝加哥学派标志性成果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中，将生活史和生命轨迹的概念引入了波兰移民研究的叙事之中，并因此成为生命历程研究的学术渊薮。

在生命历程研究中，最重要的里程碑式的贡献当推美国社会学家G．H．埃尔德的《大萧条的孩子们》。这一著作旨在研究出生于1920－1921年间的美国孩子及其父母在大萧条时代的特有经历，以及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动对于家庭变迁和代际关系的影响。受米尔斯“如果不能回溯到个人生涯(biography)、历史与这两者在某一社会中的盘根错节之中，任何社会研究都不能完成其智慧之旅”的卓越见解的影响，埃尔德通过对纵向研究的生命记录的分析，揭示了社会变动对个人生命历程的影响。由于确信生活的转变总是社会轨迹的一部分，埃尔德将“生命历程”界定为“一种社会界定的并按年龄分级的事件和角色模式，这种模式受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迁的影响”。与此相关的原则为:(1)个体的生命历程嵌入了历史的时间和他们在生命岁月中所经历的事件之中，同时也被这些时间和事件所塑造着；(2)一系列的生活转变或生命事件对某个个体发展的影响，取决于它们什么时间发生于这个人的生活中；(3)生命存在于相互依赖之中，社会－历史的影响经由这一共享的关系网络表现出来；(4)最后，个体能够通过自身的选择和行为，利用所拥有的机会，克服历史与社会环境的制约，从而建构他们自身的生命历程。因为埃尔德卓有成效的分析，使得自此之后“生命过程分析已成为当今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生命历程的研究中，有两个重要的分析性概念:其一，转变(transition)，即由某些重要的生活事件所造成的人生转折，如现代社会常见的毕业或首次就业，再或20世纪60年代支援“三线”建设或1977年参加“高考”；其二，轨迹(trajectory)，即由此带来的对其后人生的持续影响———生命过程的研究者们都确信，个人在以往的生活中积累的资源或不利因素会对其未来的生活进程产生影响。正是这个剧烈的转折及其发生的时间和与之伴随的事件，会对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产生持续不辍的影响甚至重新定向。

如果说这一被称之为生命历程中的“转折点”(turningpoint)的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生轨迹中的延续性和断裂性，那么它同样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人在口头叙事中为何会对与转折点相关的事件加以过度和反复的强调。在我们已经完成的洛阳矿山机械厂和第一拖拉机厂的口述史访谈中，无论是从上海或东北调来的工程技术人员，还是从河南农村招收来的普通工人，20世纪50年代入职的第一代亲历者都对参加“新中国工业建设”这一生活事件给予了详细的叙事，以致大多数亲历者的完整生命历程都给人以“虎头蛇尾”的感觉。这说明，不仅作为个体记忆的复现形式的口述历史，其内容及其意义是由特定社会建构的，而且具体的建构逻辑还受制于个体的生命历程的具体时点尤其是转折点，一如埃尔德所说:对于时间或年龄的强调会增加“我们对于事件的时间模式对社会和个人含义的了解”。 

二、口述史中的记忆建构

在有关口述史的讨论中，最具争议性的议题，常常集中在口述史的真实性或口头资料来源的主观性上，这也常常被人们认为是口述史与传统史学最大的区别。持实证主义立场的批评者坚信，人们的记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耄耋之年身体的衰弱、怀旧情感、采访者和被访者双方的个人偏见，以及集体的影响和对过去的回顾性叙事等诸种因素的歪曲”。更为尖锐的批评甚至认为，口述历史正在进入“想象、选择性记忆、后期抛光(overlay)和完全主观性的世界……它将把我们引向何方?不是进入历史，而是进入神话”。显然这些争议直接挑战了口述史学的合法性地位，连带也对通过口述呈现的社会记忆的客观性提出了怀疑。 

站在建构主义的立场上，口述史既然是个体的生命过程、社会经历和情感世界的叙事，就一定充满了主观性、不确定性和变动性。一句话，体现了个体对自己的生命历程、生活事件及其意义加以主观建构的能动性。我们可以从这样两个方面讨论口述历史材料的主观性问题:其一，口述资料的主观性并非天生就是缺陷，有时它甚至具有某种独特的历史价值。显然，那些可兹证明的历史事实与虽未确证但亲历者牢记(或遗忘)的主观叙事，都是完整的历史学研究的应有疆域。既然包括档案在内的所谓历史资料即使不存在伪造或修饰的可能，也不过是亲历者经过自己的个人理解和主观裁定记载或交由他人记载下来的(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带有主观性的读取)，那么那些由亲历者尤其是亲历者群体共同叙述的生活事件当然也是我们可以用来“制造”或补充历史的材料。一如汤普逊所说:“被访者相信的东西确实是一个事实(也就是说，他或者她相信它这一事实)，就像‘真正’发生的东西一样”。其二，那些在客观上可能“不真实的”陈述，在主观的心理上或许恰恰是“真实的”，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亲历者在社会表征和个体认同两个方面的交织作用下，是如何对个人生活史中的重要事件加以理解和记忆的。如此，刘亚秋研究的“知青”，以及我们研究的洛阳工厂和贵州“三线”的建设者们大体相似的“青春无悔”的记忆，虽然未必是陈述者贯穿一生的真实感受，但却常常能够“比实际准确的描述揭示出更多的东西”。

当然，承认口述史及集体记忆的主观性和历史价值，并非要否认其历史真实性或客观性。口述史的客观性最浅显的表述，是任何个体的口述史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访者所亲历的时代进程和社会状况，以及亲历者本人在时代及其变迁下的个人经历、体验与反省。虽然受社会、政治和当下处境的制约，口述者存在掩饰或歪曲个人行为或事件意义的可能，但这几乎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定性研究资料都可能存在的问题，绝非口述史料一家的独疾:显而易见，就口述史与传统史学所依赖的史籍、档案而言，普通的亲历者有意掩饰或歪曲个人生活史或生活事件的可能不会大于统治者、权贵阶级及其代言人；就口述史与社会学通过各类访谈获得的资料相比，你也不能想象一个人对过往的叙事会比对当下的叙事具有更多的掩饰或歪曲动机。进一步，有鉴于口述史的采集常常涉及同一群体的不同成员，这也为我们比较、对照和核实历史细节与生活事件的真伪提供了可能。

进一步，从社会学主义的立场上看，口述史的客观性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实在性。所谓社会实在性，是指口头叙事的客观性并非指个体记忆的简单累计和重复叠加。究其本质，作为集体记忆的社会表征形式，口述史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其传承性与突生性(emergence)。我们曾使用汉语“集体表征”的概念统合了涂尔干的集体表象(collectiverepresentation)及莫斯科维奇的社会表征(socialrepresentation)，以便“在表达集体精神世界方面获得更为宽裕的余地”。在此基础上，我们将集体表征一分为二:由传统、习俗、国民性、集体记忆或集体无意识构成的历时性部分，以及由时代精神、社会价值观、社会氛围、社会共识甚或意识形态构成的共时性部分。显然，口述史呈现的集体记忆作为历时性表征的一部分，不但具备传承性特点，更重要的是还具备突生性特点:它虽源自个体的口述或记忆，但它并不是个人经历或个体记忆的简单之和，它一经形成就有了自己的特点和功能。 

再进一步，如果要继续探究这“突生性”究竟因何而来，就不能不述及记忆的社会建构及建构框架。我们说口述史是集体记忆的主要表征形式，这一表述的基本前提是:在口述过程中，亲历者将自身的生活史或生活事件作为个体记忆的对象加以复述，但他的叙述却不可避免地在这样几个方面与其置身其间的集体(群体)或社会相勾连:(1)他既然曾经是或依旧是某一集体的一分子，他的生命历程就不能不与这一集体的其他成员的生命历程相交织，并受到他们及更大的社会结构的塑造和制约；(2)对于在口述史中从事记忆的个体来说，其看似随意的叙述或回忆有着自己内在的建构路径或复述工具，在哈布瓦赫看来“集体框架恰恰就是一些工具”，它可以帮助人们“重建关于过去的意向”；或者如科瑟所说“这些根植在特定群体情境中的个体，也是利用这个情境去记忆或再现过去的”；(3)科瑟这里所说的“情境”，主要是指亲历者所立足的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后者决定了从事回忆“生产”的人们如何对过去的历史进行选择性的感知和复述，这种感知和复述不能不受到当代社会的主流观点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制约，因此“集体记忆本质上是立足现在对过去的一种重构”。 

鉴于集体记忆虽是一种集体现象，但它又仅仅表现在个体的行动和复述之中，能够想象哈布瓦赫所持的涂尔干式的反个体主义的立场会激发历史学家的不安，他们不希望个人被排除在由集体记忆所表述的历史之外。其实，这里的误解在于，无论是集体框架还是叙事“情境”都未排除个体及其行动，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由后者所建构的；但是，社会学家强调，这由个体及其互动所建构的集体框架或叙事情境一旦形成，又超越了具体的记忆或叙事个体，成为后者重建过去的制约性工具。显然，在这里，记忆并非单纯地再现过去，它包括了“忘却”和“记住”两个方面。在集体记忆建构的过程中，那些与当下的主流价值观相吻合的主题与事件会被不断地强化，与此相反的内容则会被淘汰、遮蔽和遗忘。如果“忘却”不仅取决于个体的意志，那么“记住”当然也就不会单纯地取决于个体的意愿。集体对个体记忆的制约不仅因为个体的记忆需要在与群体成员的互动中反复强化，而且包括纪念会、庆典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也常常是由集体操演和组织的。比如，在我们进行的另一项有关社会学重建40周年的社会学家口述史访谈中，与“改革开放”一致的、每隔10年一次的纪念活动及相应的意义复述，建构了社会学家的集体记忆主题:社会学重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与此同时，他们也形成了自己是改革开放的拥护者与参与者的集体认同。 

三、生命历程与重要时点：建构的机理

在讨论口述史及由其呈现的集体记忆时，意识到一般的口述历史虽是一种个体叙事，但却从根本上受制于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是理解口述史及集体记忆的社会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样的解释框架下，不仅社会结构决定了个体叙事成分的重要与否、前后顺序、意义内涵，而且什么能说、什么可以肯定、什么必须遗忘也是由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和人际网络决定的；它说明了个体的生命史镶嵌于社会结构之中，个体的叙事不仅反映了亲历者自身的生命历程和生活事件，也揭示了由各种社会关系与权力网络结成的结构性力量对个体的意识、行为乃至愿景的制约。 

如果我们能够将个体置身其间的社会结构视为一种空间因素［所谓“社会空间”(socialspace)］，那么要正确理解口述史及集体记忆的社会本质，还有一个时间的向度不能忽视:即个体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遭遇不同生活事件时的生命时点(lifepoint)。所前所述，这一系列具体的生命时点，有些因为彻底改变了亲历者后来的人生走向，因此被称之为生命历程中的“转折点”，呈现出个体生命历程的断裂性；更多的则由一系列日常事件构成了亲历者个人生活的积累性轨迹，是个体生命历程的连续性体现。同一生活事件发生在不同的生命时点对个体会有不同的影响与意义；而个体在不同的年龄时段回忆同一生活事件及叙述其意义时，不仅会受即刻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也会受到自身年龄及因此决定的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不同的影响。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大致就是亲历者通过口述叙事描述个体的生命历程时，建构集体记忆的时间机理。

在时间向度上表述集体记忆的建构机理，首先应该提及，在亲历者有关个人的生命历程的口头叙事中，体现了剧烈的社会文化变动尤其是那些后来改变了其个体或群体的生命轨迹的转折时点的影响。具体说来，这一影响不仅体现为在这些转折时点上发生的那些生活事件受到了过度和反复的强调，还在于它们往往构成了亲历者一生之荣辱的重要标志。比如，我们前面提及，在有关第一拖拉机厂的口述史访谈中，20世纪50年代的亲历者们在口头叙事中，无一不详细提及“一五”期间自己怎样参与了作为苏联援建的156项大型工业项目之一的“一拖”的建设。从受组织动员落户洛阳、平整涧西区的土地、按苏联哈尔科夫拖拉机厂的图纸修建厂房、有谭震林副总理参加的落成仪式、去苏联或东北参加培训、第一台拖拉机“东方红54”下线，一直到几家合住一套苏式单元的类集体生活、数千婴幼儿集体抚育的哺乳室或幼儿园，甚至包括苏联专家的生活喜好……细致地建构出了社会主义大工业开张时的热气腾腾景象。但是，他们有关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叙事就简略得多，甚至对改革开放后的叙事也比较笼统，以致大多数亲历者的口述史都给人以“虎头蛇尾”的感觉。究其原因，尽管有政治纪律或社会评价方面的限制，但从根本上说还是20世纪50年代在这些年长者的个人生涯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尤其是到洛阳来参加“新中国工业建设”成了每一个人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并影响一生的转折点或生活事件。 

进一步，在时间向度上表述集体记忆的建构机理也应该提及，在亲历者有关个人的生命历程的口头叙事中，如科瑟所说:“对重要政治和社会事件的记忆是按照年龄、特别是年轻时的年龄建构起来的……影响每一代(人)的集体记忆的主要是他们相对年轻时代的生活经历”。这样的解读能够看出前述曼海姆的代理论的影响，具体说正因为同时生活在世并具有相同的经历，使得同属一个“代单位”的不同个体具有了相似的群体意识，后者将人类社会的继替及包括集体记忆在内的文化传承打上了鲜明的代际烙印。不仅舒曼和斯科特通过让年龄各异的人对不同的历史事件进行主观重要性的排序，验证了在集体记忆上存在鲜明的代际差异；我们承担的社会学重建40周年的社会学家口述史研究也证实，1979年重建后投身社会学的第一代人和其后加入这一职业的年轻人相比，受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及相邻近的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与社会事件的影响最为深刻。 

就后一个研究个案而言，除了追随费孝通教授参与社会学重建的学者(包括来自美国及港台的“外援”，以及“文化大革命”甚至1949年前毕业的大学毕业生)，1979年后最早加入社会学研究的学生群体(其中大多数是“七七级”或“七八级”学人)则基本上都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有些也做过工或当过兵。改革开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他们个人生活史的影响，不仅在于此后他们进了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出国深造，而且在于他们后来有机会因单位推选或研究生考试等不同原因进入了社会学，并在40年中逐步成为这一重获“新生”的学科的中流砥柱。按照哈布瓦赫的观点，“当我们从一个群体进入另一个群体时，我们就会改变记忆，一同改变的还有我们的观点、原则和意见看法”。这一代社会学家也是一样，因为跻身“七七或七八级”，再因为投身社会学家共同体，他们的观点不仅比同代人更为开放，而且即使在“七七、七八级”群体中，他们也是对这场绵延40年的社会变迁或急速转型持高度肯定的群体。

再进一步，在时间向度上表述集体记忆的建构机理还应该提及的是，在亲历者有关个人的生命历程的口头叙事中，叙事者自身的生命时长及叙事时点不仅影响到其叙事的欲望和动机，还影响到其叙事的风格和饱满度。尽管没有人规定口述史的访谈对象只能是年长者，但显然从事口述史研究的人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即尽管年长者有时存在语言的障碍、理解的困难、体力甚至认知的缺陷，但他们对待访谈的认真、细节的“较劲”和过程的铺陈却常常超过年轻的亲历者。除了有时会因为议题的敏感而迟疑外，年长者通常是口述史采集最好的对象。

在我们已经完成的几项口述史研究中，年长的亲历者给出的口头叙事常常比年轻者更具细节和“故事性”。比如，在“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的采集中，无论在第一拖拉机厂、洛阳矿山机械厂还是在贵州的十几个“三线企业”，几百位年长的亲历者们一旦消除了对访谈者的身份疑虑，他们即会主动开始“绵延不绝”的口头叙事，有些老人甚至来到我们的住地相约一谈再谈；但与此同时参与同一主题口述叙事的年轻人即使“回答”(注意这里的用词)认真，也缺乏临场的“既视感”。我以为，产生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在一个人的晚年不仅因为其生命的跨度较长和经验的饱满性使得叙事更有意义，同样也因为个体的终极思考使得叙事更为紧迫。他们通过“讲故事”维持记忆、复述过去、激活以往的体验，同时建构与修复终其一生的集体认同。这样的解释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老人更有叙事的欲望(用单纯的个体孤独来解释这种欲望，不仅简单肤浅，而且本质上是一种还原主义逻辑)，更重要的是它同时表明了普通的民众不自觉地参与历史的复述与建构的浓郁兴趣。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帮助他们复述并重构其生活事件的历史意义，就是包括社会学家在内的研究者的基本使命。

*本文是“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受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卓越研究计划”基金的大力支持。

*为便于阅读，删减了参考文献等注释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