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人类社会罕见的全能人物！是人民的大救星！

今天在微信群里看到一个文献，说的是主席当年对红军作战战术的规定详细到了连每一句口号都做出了规定的程度。由此证明主席不光是战略上无人能及，就是战术上也是细致入微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毛选是经过后来的精挑细选的经典，真正的历史是主席手里的笔就没有停过，他是用笔指挥千军万马的。

“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

先集中了之后，然后就是什么？然后可不是打，而是接着跑。

“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41），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

如此一来最复杂的战争难题主席解决了。所以主席说此战之后战法完成了，再也没有敌人能战胜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军队了。

 “退却的最后一个要求，是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

这时候，兵法上讲的东西都成了辅助性非常好的教科书了。

“须知任何高明的敌军指挥员，在相当长时间中，要不发生一点过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敌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

声东击西谁都知道，真正用起来想着发挥作用，就需要先把敌人搞晕了。连续追击还追不上的时候，这时候再来上个声东击西就能凑效了。所以主席不是不借用别的军事家的智慧，正好相反，所有的已有的结论和智慧都更加有效，这是因为主席站在了一切军事行动的最基础的点上了。这就是：

“要这样做，退却的终点，就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区。有时退到该地区还无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几步，待敌发生可乘之“隙”。”

关键的关键在于“再退几步”这几个字上，敌进我退就如此厉害，试问谁能做到这般极致？

主席很谦虚地说：

“退却所求的有利条件，大致如上所述。”

就是主席说大致上我是知道怎么打仗的了。

“然而不是说，须待这些条件完全具备方能举行反攻。要同时具备这些条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必要。但依据敌人当前情势，争取若干必要条件，是以弱敌强的内线作战军队所应该注意的，”

说了这么多，无非就是告诉所有的同志，我们红军是弱的，没有枪，没有炮，没有子弹，没有后方啥也没有只有革命的热情，还要想赢？可能吗？主席回答说可能，但是容易吗？主席说不容易。于是主席淡淡地说：

“在这上面的反对的意见是不正确的。”

轻轻的一句话，包含了多少牺牲啊。

如果说把这一切都列出来，你就会打仗了。那又是搞错了。就像孙子兵法一样，两千多年来无数人看过，孙武子把战争的所有因素都考虑进去了，都列出来了。但是两拨打仗都学过或者拿着孙子兵法，最终还是有胜有败。还是取决于战争的指挥者的临场发挥。

这是因为主席说：

“决定退却终点究在何处，须以整个形势作出发点。”

说到底还是最高指挥者的心里对整个形势做出的判断。

“在局部形势看来有利于我转入反攻，如果不是同时在全体形势看来也对我有利时，则据此决定退却终点，就是不正确的。”

“因为反攻的开始，必须计算到以后的变化，而我们的反攻总是从局部开始的。”

计算，不断地计算。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回可能结果都不一样，

“有时退却终点应该选在根据地的前部，例如江西第二次、第四次反“围剿”，陕甘第三次反“围剿”时。有时须在根据地的中部，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有时则在根据地的后部，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这些都是将局部形势联系到整个形势来决定的。”

胜利就是这么算计出来的。如果不会算计还要争夺领导权，

“江西第五次反“围剿”，我军全然不讲退却，原因在于对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都不注意，实在是一种鲁莽灭裂的干法。”

主席这里用了一个词“鲁莽灭裂”，这个词以前我们可能没见过，大概有点作死的意思在里头了。

所以主席得出结论说：

“形势是由条件造成的；观察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的联系，应从当时敌我双方所具条件之见于局部的和见于全体的，是否在一定的限度上利于我之开始反攻以为断。”

就是有了最好的老师和教材，真正临战的时候还是需要指挥员做出判断的。所以最后这个断字才是一切的关键。通过观察判断是不是利于反攻才算是搞明白了。

之后主席为了讲明白这是个道理，所以在理论上做出了拓展。

“退却终点，在根据地可以大体上分为前部、中部、后部三种。然而是不是根本拒绝在白区作战呢？不是的。我们拒绝在白区作战，仅仅指的对付敌军大规模“围剿”。敌我强弱悬殊，我们在保存军力待机破敌的原则下，才主张向根据地退却，主张诱敌深入，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造成或发现利于反攻的条件。”

看清楚了，就是这是无可奈何情况下的不得已办法，就是红军实在是太弱了的状态下才这么干的。如果不是这么弱，就不用这样干。

“如果情况并不这样严重，或者情况的严重性简直使红军连在根据地也无法开始反攻，或者反攻不利需要再退以求局势之变化时，那末，把退却终点选在白区也是应该承认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应该承认的，虽然我们过去很少这种经验。”

然后主席就例举了几次反“围剿”的情况。做出了假设。

“但以上这些说明都是假定，没有经验，可以作为特殊的东西看待，不可作一般原则看待。对于我们，当敌举行大规模“围剿”时，一般的原则是诱敌深入，是退却到根据地作战，因为这是使我们最有把握地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

所以虽然有主席的成功摆在那里，但是共产党内没有几个人认可。蒋介石认可的是英美，美国人最有钱，所以抱着美国大老板的粗腿，就立马成为最高统治者。中共则是试图追随苏联，走苏联的道路。所以留苏派根本不认毛泽东的这一套。于是就有了第五次反围剿。

“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人们，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谓“打烂坛坛罐罐”），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则谓我退一步，敌之堡垒推进一步，根据地日蹙而无法恢复。”

“根据地日蹙而无法恢复”就是越打越小，而且无力回复，因为陷进去了，失去了主动后退的可能性。就这死要面子，绝不承认自己错了，更不承认毛泽东是对的“如果说诱敌深入在以前是有用的，那末在堡垒主义的第五次“围剿”是无用的。对付第五次“围剿”，只能用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的方法。”

主席没有办法，一切都过去了，只能淡淡地说：

“回答这些意见是容易的，我们的历史已经回答了。”

虽然几万红军的牺牲把留苏派赶下去了，但是留苏派并不认为自己是错的。因为他们听从的是共产国际的指挥。共产国际听从的是斯大林的指挥。怎么会是错的呢？所以主席依然需要说明一下有关的问题。其中的关键就是怎么看待失地这个问题。留苏的“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这是和其正啊。主席怎么解释的呢？

他说：

“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44）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

这完全是个买卖人的口吻啊，现在我们该明白了吧？为什么留苏派说主席是富农路线了吧？这哪里是什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费了一辈子的劲儿，就是为了证明统治者是不合理不正确的，就是为了证明钱和枪不重要啊。我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对不对？我们从来是承认马克思伟大的。但是我们看主席和留苏派的冲突时，发现留苏派是真的学过马列的，并且是真的遵循正统教诲的，真正不接受条条框框的是主席。是他早早发现传说中的那一套在中国行不通。 

主席接着说：

“危害人民的问题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

为了让留苏的人好理解，不反对，主席举了一个他们不能反对的例子。

“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如果依照“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拒绝对德和约时，新生的苏维埃就有夭折的危险。”

所以我们能够看出，作为政治家的列宁和斯大林其实和主席思想更接近。尤其是斯大林，做事情的时候是相当地直截了当的为着苏联的利益服务的。没有丝毫的掩饰。甚至毫不在意社会主义阵营里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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