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肯锡总裁鲍达民撰文:面对民粹主义,商业领袖们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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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2017年2月13日
总第791期《中国新闻周刊》
原标题为:《商业领袖面对的民粹主义挑战》
文 | 鲍达民(Dominic Barton)
麦肯锡公司全球总裁
导 读
英国公投退出欧盟、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为标志,2016年一系列极度反常的政治事件背后,是民粹主义对西方世界的强烈冲击。全球化、互联网革命、新技术革命…… 人类社会近几十年来发展的重要成果,出人意料地让世界体系进入重构的进程中。
这一进程带来的挑战将把国际政治极大的不确定性带进2017年。作为这一进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在进行稳步调整与改革的同时,也力图在新的世界体系的构建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历史急剧而深刻的裂变面前,总第791期《中国新闻周刊》封面专题《民粹主义与世界的2017》力邀福山、布莱尔、索罗斯等世界级的学者、政治家和商业领袖,撰写他们对西方民粹主义浪潮的反思,为我们理解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提供启发。
封面专题《民粹主义与世界的2017》文章链接(部分):
鲍达民,麦肯锡公司全球总裁。图|网络
资本主义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繁荣的引擎。但是,民主体制为商业领袖创造了经营空间,却没能跟上不断加快的经济和技术变革,也没有做出必要的调整以确保足够多的人从中获益。在反思2016年的民粹主义逆袭时——英国脱欧、特朗普在美国胜选以及意大利宪政改革公投失败等,所有领导人都必须牢牢记住这两方面的教训。
开放市场和技术创新自1990年以来让十亿多人摆脱极端贫困(仅仅中国就有数亿人),但资本主义者如今不能沾沾自喜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战后全球秩序的失败,包括不平等加剧、许多发达市场工资停滞增长几十年,以及不少欧洲国家失业率持续保持在20%或以上(在年轻人中甚至超过40%)。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假设制度总能“自我调整”,相反,我们应该行动起来。
当然,面对民粹主义的挑战不仅是商界的任务,政治领袖也起着关键作用。他们必须巩固并扩大社会安全网,以覆盖已经并且将继续“落后”的人。同时通过智能基础设施投资和政策改革,为包容性增长打下更坚固的基础。除了创造优质就业岗位和以更低廉的价格提供更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以外,私有部门的高管们还必须在几个关键领域起到领导作用。
首先,他们应该确保所在的组织纳税。公司的财务资源应该得到明智的管理,这无可厚非。但是,富人和机构钻制度的空子而降低税单,以至于他们所缴纳的税率远远低于身处水深火热的中产阶级,这个幽灵堪称是对全球化最大的打击。
其次,私企高管应该提供工人在动态经济中所需要的技能培训,特别是在教育机构已经跟不上时代的领域尤其如此。这些措施不仅有利于公司,而且有利于社会,IBM、AT&T和其他许多公司都发现了这一点。比如,自2015年以来,麦肯锡公司帮助五个国家的具体行业建立了青年失业技能培训计划,已经让1万多名毕业生找到了工作,并且成本比现有方式低得多。在我们的440余家企业合作方中,有98%表示它们迫切地想要雇用这一项目的毕业生。
第三,高管必须确保他们的公司对社会起积极作用。比如,在最近的罗马财富全球论坛上,80多位高管承诺为撒哈拉以南非洲落后地区的1亿儿童提供医疗服务。公司社会责任中包括响应社会需要。
最重要的是,公司高管应该共同努力,增强现代资本主义实现长期价值的能力。而这绝不是容易的任务。在最新的麦肯锡全球高管调查中,6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如今感受到比五年前更大的实现短期成果的压力,对于发展中市场尤其如此。只有37%的高管认为,他们的公司文化鼓励长期思维,而余下的63%中有一半人承认,如果一个项目能够增加价值,但可能导致公司达不到季度盈利目标,这个项目就会被延迟投资。与此同时,标准普尔500成分股公司用于股息和股票回购的利润比例如今几乎达到了100%。
这一压力的总成本十分高昂。短视降低了投资和研发支出,从而拖累增长,最终反映在就业岗位的下降上。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初步估算,过去15年中短视导致美国经济多损失了500万至600万个工作岗位,超过1万亿美元的GDP增长未得到实现。
为了加快可持续的全球增长、创造更多优质工作岗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首先,我们需要改变投资价值链每一环的行为和激励机制,这些改变要从提供长期资金的机构投资者开始,然后是公司管理者和监督这些管理者的董事会。长期资产所有者的一个好榜样是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GIC,其奖金是基于资产管理者20年的滚动回报率,并采用最低五年的绩效期来考察绩效。
是时候从“季度资本主义”转向长期资本主义了。五年前,我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写道:“今天的商业领袖面临一个选择:我们可以改革资本主义,也可以让资本主义被改革——通过政治手段和愤怒的公众的压力来实现。”我们在改革方面集体失败的代价现在开始兑现了。但我们仍然可以选择不做口头革命派,并且保护并强化能给所有人带来繁荣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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