哨文作者龚菁琦：让新闻更有温度 | 政法读书会
当记者的几年时间，我做了一些稿子，有些面孔，会时常浮于脑海，让人牵挂，无法忘怀。
长沙福利院有个“青年班”，很多人都不知道。
青年班的成员，是一群从小在福利院长大的孤儿，但成年后还一直留在福利院。年龄最小的20岁，最大的36岁。
他们智力与常人无异，但学历很低，因为原有政策和身体缺陷等原因，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育，大多只读到小学。没有学历就难找到工作，没有工作就无法独立，就不能像正常人一样成家立业，过幸福的生活。
之前很少有媒体报道过他们，在决定接近他们时，我被告知，他们害怕公开形象，很惧怕记者。
听说有一次，他们在坐车途中得知有记者要来采访，开了车门就要跳车。
如何打开采访口子让我为难。
最后我决定，当一名福利院的志愿者。
7天时间，我每天花8个小时待在福利院。带上自制的卡片，送给10多天闭门不出的小梁；挤两个小时的公交车，看望重病住院的小林。
对一个记者来说，通往人心深处是一场最艰难的历险。只有抱着对他人真正的关切，才能说出人们心中的沉默。
至今还记得青年班里有位姑娘，叫小洁，全身80%烧伤，双腿截肢。她的声音非常柔和。
有一天她打来电话说：“福利院给我安排了一份工作。冬天了，我住在地下室，漏水，又没有羽绒衣，很冷。同事们不愿和我交朋友，你能来看看我吗？”
说这些时，我和她认识才两天。
可以想象，当时她有多无助、脆弱，来求助一个陌生的人。
另外一位男生小吴，是福利院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他得了肺水肿，全身肿胀，行动缓慢。
大学时他学的是行政管理，毕业7年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生病后，福利院安排他扫篮球场，每月工资300元，他完成得很费力。
他说：“到了30岁的年纪，早已不再有任何奢望，觉得逆来顺受也很好。”
我和他们相处了一个星期，直到走也没透露身份。
之后，我以“福利院有个青年班”为题进行报道。两个月之后的省两会上，我带上报纸，找到省民政厅副厅长邓磊，向他反映情况，探讨“超龄孤儿如何走出福利院”。
记得有位女记者说过，假如没有对人的真正的关切，就不能成为记者；假如仅仅停留在对人的关切，而不是对问题的求解上，就不会成为一个好记者。
虽然不能妄自称为好记者，但我一直愿意坚持做有温度的新闻，让社会、让政府来关注温暖这些看似边缘的人。
后来，我得知国家出台政策，对健全孤儿就业全权负责，残疾孤儿每月发放600元的生活费，同时了解到，政府将会负担所有孤儿教育费用。
说完了超龄孤儿，我想起另外一位印象深刻的采访对象，陈阿姨。她独生女儿过世时仅25岁，她今年55岁，成为一位“失独者”。
陈阿姨爱笑，但是更爱哭。
采访时，她基本上是在眼泪中度过，而我忍住没哭，以致后来晚上写稿时，我大哭了一场，将当时忍住的眼泪抛撒干净。
哭是因为感受到她难以承受的失去，失去贴身相伴的女儿，失去做父母的权利，失去中国人“以子为重”的乐趣和指望。
在别人怜悯和异样的眼光中，她称自己像个艾滋病患者，失去女儿像做了丢人的事。
陈阿姨是我到现在都保持联系的采访对象。
最近的一次联系，是告诉她可以去网上下载申请领养小孩的表格，专门为失独家庭开设的。
超龄孤儿、失独者，这些人在芸芸众生中并不强势耀眼。
他们平凡，脆弱。
命运的曲折，让他们站在社会的边缘，既小心翼翼又怀抱希望地生活。
采访之余，我常常在想这些题材的价值所在。
也许是能透过这些人的故事，维护许多最基本的价值，比如公平，比如正义，比如悲悯，比如同情，比如坚韧。
用文字之烛光去照亮这个被遗忘的角落，以悲悯的阳光去抚慰这一群略显孤寂的灵魂。
通过我们新闻人的微薄之力，传递政策的阳光、让政府的温暖和社会的关爱。
给弱者以勇气，给所有人以希望。讲有温度的故事，做有温度的新闻，记录下永远不变的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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