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怀念 | 老同学深情追忆李克强同志在北大读书的日子
作者：何勤华，来源：法制日报
全国最大的班
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是一个富有感情的班级，也是一个充满友谊的集体。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大学中最大的班级：我们班共有83位同学，而现在大学中的班级，一般都在30人到50人之间，也有一些大的班级，有60人的。但拥有83名同学的班级，可能就是空前绝后的了。担任过我们班级的班主任和辅导员，以及给我们讲过课的老师也有30余位。他们中有叶元生、孙国华、沙建孙、朱启超、杨敦先、刘家兴、王国枢、罗祥文、王勇飞、杨紫煊、王德意、沈宗灵、龚祥瑞、张国华、李志敏，等等。
我们83位同学中，有4年学习中长期担任班支部书记的林以翠(因为这个名字太像女士的名字了，陪同领导一起出差实在是不方便，故后来在领导的要求下，改名“林栋梁”，取“国家之栋梁”之意)、班长刘和海(当时来读书时，已经有了三个儿子。班里还有一位有三个儿子的同学是冯殿美)、学习委员傅长禄、生活委员赵国玲，有聪明绝伦、风流倜傥的谢思敏、谢维宪、刘凤鸣、陶景洲、杜春、赵汝琨、李洪海、徐杰等，有江南才子陈兴良，有“江苏二顾”顾功耘、顾雪挺，有侃大山超人、给大家带来无穷欢乐的丛培国，有苦行僧姜明安，有边走路边背英语的李克强，有运动健将兰晓梅、刘德权，有公安局长袁塞路，有学习4年打了4年武术的张恒山，有关心同学细致周到的李华云、牛嘉，有每周必定给其女友一封情书的丘征元，有喜结连理相亲相爱终生不渝的王志勇、李俊玲夫妇，有班级的小妹妹、当时才17岁的宋健，有外慧、内秀、形象美的严冶、翟建萍、苏岩，还有当时男生在私下里都公认的长得最美的“漂亮姐”王燕，等等。
前排左起：姜明安、龚祥瑞、陈兴良、王建平；
后排左起：陶景洲、刘凤鸣、李启家、王绍光、李克强
一边走路一边背英语
李克强是从安徽考上来的，与我同年。比我高半个头，一米七六的样子，身材非常匀称，肤色较黑，浓眉大眼，鼻直口宽，头发有点卷，耳朵也很有福相，给人感觉是英气逼人。话不多，但讲起来很有分析力，非常精辟。
克强当时分在一组，和王志勇、王建平、丛培国等在一起。因此，我们之间平时接触不是很多，说话也不是很多。他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学习异常用功。没有课的时候，一早就离开宿舍，吃好早饭就去图书馆，除了出来吃中午饭和晚饭之外，一直要待到晚上闭馆才离开。
李克强北大读书时所在的宿舍
由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小学、中学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没有外语的基础，所以克强入学时的英语也不好，但他非常勤奋，自己制作一个小本本，正面是一个英语单词，反面是中文解释，苦记硬背，看到英语单词认识了，理解了，就翻过去；不认识或者还不太记得住，就看反面的中文解释(《南方周末》去年发表的关于北大法律系77级的那篇文章，记者将这一点搞错了，写成：“正面是英语，反面也是英语”，这样，就无法让读者理解当时我们背外语的方法和过程)。
克强学英语的刻苦勤奋，现在的年轻人是无法想象的，他走在路上也在背，上食堂吃饭排队时也在背，外出坐公共汽车等车时也在背。正是由于他抓住了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时间，拼命苦读英语，因此，没过多久，克强的英语水平就上去了，大三以后就开始翻译英文原版的法律文献了。1980年5月17日，我的日记是这么写的：“克强同学真不简单，他翻译的《英国宪法资料》已被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录用，共一万多字。他另外翻译的两篇文章，也初步为我系杂志《国外法学》看中。他写的《信息控制与法学》的论文，已由系里打印，送交《法学研究》。他与周振想同学合写的报道《法律系学生五四科学讨论会》也将被《光明日报》录用”(当然，这些内容有的也是从其他同学那里听来的，没有核实过)。克强后来还和其他同学一起合作翻译了几部西方著名法学家的名著(如英国丹宁勋爵的《法律的正当程序》一书，就是由克强等三名同学翻译的，该书于1999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李克强（右二）与同学留影
在我与克强同学的交往中，有两件事印象比较深刻，至今依然非常清晰。一件是我们两人认识的过程。那是入学之后的事，在一次全班大会上，听取系里领导的讲话。我一边听，一边翻看手里的同学花名册。我当时的学号是36号，跟在我后面的37号同学叫李克强。在这次大会之前我已经知道了他是从安徽考上来的，1955年出生，去农村插队落户，是个知识青年，入学之前是大队党支部书记，还获得了全省学习《毛选》的先进个人的称号。我想这个同学的经历与我非常相似，我应该认识他，交流交流。此时，我看到坐在身边的一位同学也在翻看同学名册，于是，我就问他：你是哪个小组？他说是一组的。我又问他：哪个是李克强？他说我就是。同时，他马上反问：你是何勤华吧？我说是啊(大概是我们的学号连在一起，故他对我也比较注意)。就这样，我们认识了。之后，有过几次我们坐在一起听学术报告的经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们听一个外国专家的讲座，专家讲到一个名词：canon law，讲座中多次出现。我没有听出来，就问克强：什么是canon law？他就告诉我：canon law就是教会法呀，我才反应过来。同时也对他的专业外语水平感到钦佩。
还有一件印象比较深的事情，是在1979年我们读大二的时候。有一个晚上，我们看了香港电影《至爱亲朋》，它描写的是资本家之间为了获取最大经济利益而彼此竞争，乃至完全丧失了朋友、亲戚、父女、夫妻感情的故事，虽然许多地方模仿了巴尔扎克小说中的情节和手法，有些夸张和搞笑，但看过以后，给人的印象还是很深的，而且人也很兴奋。趁着一股热情，我就将看后的一些想法，结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关于资本在遇到剩余价值时就变得活跃起来，以及资本主义为了利润将人世间温情脉脉的面纱完全揭开的原理，花了两个晚上一气呵成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文章。写好后给我们宿舍的几位同学看后，大家都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但都建议我将文章给克强看看，说他看了许多西方经济学的书，对经济理论比较有研究。于是，我就将文章给了克强。三天以后，他将文章还给了我，我就请他帮我提提意见。他说，我们同学之间就不讲客气话了。你这篇文章，虽然下了点功夫，而且也看得出，你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也非常熟悉，作为习作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要投出去发表，则还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第一，你文字太啰嗦，至少可以删掉三分之二；第二，你必须补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运作的新情况以及经济学理论的新成果。
可以想象，克强的这个意见，如果是换作另一个同学听了，可能会深受打击，非常沮丧，因为他的意见实际上就是把文章给否定了。但我听了以后，感觉到他讲得还是有道理的：一则我当时写东西确实很啰嗦冗长，这一点李志敏老师已经批评过我好多次了。二则我对西方资本的情况以及西方经济学理论成果并不了解，甚至可以说是一片空白。这样，我最后听从他的意见，将此文作为习作，既不修改(按照我当时的水平和能力也没有办法修改)，也不投出去，就一直放在了抽屉里。大学毕业整理行李时，我还看到过这篇文章，之后因为不断搬家，资料丢失了许多，这篇文章，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丢掉了。
回忆上述小事，并将其写出来，主要目的是要说明，一个人的成长并不是很容易的。就拿写东西而言，我虽然也写了并且公开发表了不少论著，但开始时完成的成果，许多都是很幼稚、很粗糙、很肤浅的，后来之所以一点点有进步，主要是因为自己比较执著，从不放弃，不断琢磨，并且得到了像李志敏、由嵘、徐轶民、陈鹏生、余先予等老师以及武树臣、李克强、陈兴良等同学的指点、帮助乃至批评。因此，任何人都不必埋怨自己的处境，只要你能够多听他人的意见，善于吸取身边每一个人的长处，来弥补和充实自己，就一定可以有所进步，慢慢前进。
1982年1月，克强同志为同班小妹妹宋健毕业纪念册题字
“把生命高举于尘俗之上，又溶化于社会之中”
李克强的硕士论文（左）、博士论文（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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