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性自主决策为什么可实现？（二）
CRPD12应用在世界各国案例
注：即“斯坦尼夫诉保加利亚”案[2]
斯坦尼夫（Rusi Stanev）经当地法院指定监护人后，于2002年被监护人送往离家四百多公里的一家社会福利机构生活。依据保加利亚法律，未经监护人同意，他无权针对此种情形提出任何法律形式的申诉。
2012年，欧洲人权法院判决“斯坦尼夫诉保加利亚”案，认定当事人在社会福利机构的遭遇构成了不人道与侮辱待遇（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三条），由其监护人决定的非自愿入住社会福利机构侵犯了其人身自由权（《欧洲人权公约》第五条），保加利亚未能提供法律救济途径的做法则侵犯了其公平审判权（《欧洲人权公约》第五条）。
阿根廷2015年8月通过了新《民法典》，在法律上确认了“法定协助决策”体系（Mandatory Supported Decision System）。当地法院也有一些法官试图在司法实践中落实“协助决策”。
加拿大批准了《残疾人权利公约》，与此同时也作出了一些声明与保留，使得“替代决策”继续合法存在。加拿大各省中，一部分已经通过立法引入了“协助决策”模式，如卑诗省通过的“代表协议法案”（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Act），大体包括当事人协议选择协助者和法院指定协助者两种形式。遗憾的是这些法定“协助决策”模式并不以“当事人的意愿与喜好”为解释当事人意思的标准。
澳大利亚联邦的部分州通过法律提升了残障者自主决策的水平。如，维多利亚州修改了个人授权（Power of Attorney）方面的法律，扩大了“协助决策”的范围。另一些州则针对非自愿医疗引入了“受命名人（Nominated Persons）”、“预先指示（Advanced Directives）”概念。在实践层面，联邦首都领地、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已经有政府资助，进行一些“协助决策”模式的试点项目。
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最近完成了一份题为“残障、法律资格与平等（Disability, Legal Capacity and Equality）”的报告，检验了《公约》第十二条与澳大利亚国内法律的关联与冲突。
哥伦比亚《民法典》自1887年适用至今。该国于2011年批准《残疾人权利公约》，2015年方有一个专门工作组考虑法律资格（Legal Capacity）方面的法律改革。2013年至2014年，该国宪法法院就法律资格问题作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判例，判决原文为西班牙语，现将英文摘要翻译如下：
1、案例号Decision T-933 de2013
该案当事人为一名大学学生，因诊断精神分裂症而被迫辍学。其父母申请了监护权，并向法院申请免除当事人的学生债务。法院敦促政府贷款机构为残障学生提供便利措施，并首次援引《残疾人权利公约》第十二条，建议父母撤回监护权。
2、案例号Decision T-740 de2014
该案当事人为十二岁唐氏综合症女童，其父亲要求医院为她实施绝育手术。法院基于个人自决原则否定了这项要求，并首次提出应在医疗决策中为残障人士引入“协助决策”程序。
3、案例号Decision T-684 de2014
当事人为一名处于监护权下的成年女性。她希望由母亲而非丈夫作为自己的主要照顾人，尤其是她丈夫有过实施家庭暴力的记录。但在决定监护权的法律程序中，上诉庭法官依然将其丈夫指定为监护人。宪法法院推翻了该判决，要求下级法院考虑当事人本人的证言，并陈述了适用《残疾人权利公约》第十二条、落实社会模式的义务。
4、案例号Order 173 de 2014
针对武装冲突后的智力或精神障碍受害人，为了避免对她们造成二次伤害，宪法法院要求受害人部门（Victim’s Unit）建立“协助决策”程序，确保她们在与其她武装冲突受害人平等的基础上获得赔偿，并保障她们的法律资格权（Right to legal capacity）。
爱尔兰2015年通过了《协助决策法案（the Assisted Decision-Making Act）》，取消了替代决策模式中具有歧视性的“最佳利益”标准，引入正式“协助决策”模式，旨在执行《残疾人权利公约》。这部法令规定了五种“协助”的具体形式：1、决策协助（decision-making assistance）；2、共同决策（co-decision-making）；3、代理决策（representativedecision-making）；4、预先医疗决策（advance healthcare decision-making）；5、授权委托（powersof attorney）。
简言之，决策协助是指本人心智能力（mental capacity）尚存而法律能力存疑或即将存疑时，通过“协助决策协议”来委托一名助理帮她做决定，但不能替代决策；共同决策是指委托人与受托人必须共同决定一些事项，有关文件须二人共同签署方生效；代理决策则是在本人被认定丧失心智能力时，由法院指定决策代理人来替代决定，实际上是监护人的一种形式，但决策代理人所受的法律约束比监护人多得多；预先医疗指示和授权委托已经比较常见，不赘述。
秘鲁的《民法典》正在改革过程中，最新草案取消了监护制度，代之以协助决策及有关防止滥用保障。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民法典》否定智力障碍者的法律资格，授权法官剥夺她们的公民权，允许对无法律能力人实施强制绝育措施。
[1] Presented by Tal Cahana and Dr. Shira Yalon-Chamovitz, December2015, Full report: www.bizchut.org.il/en/564
[2] Stanev v. Bulgaria, 2012,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ECHR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