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优秀学术作品的4个特征
受各位朋友的邀请，让我来讲一个与编辑有关，关于出版的事情，我感觉到很荣幸，因为我是一个在大学里教书的老师，不见得多么了解出版的现实情况。不过，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图书出版社，尤其是人文学术图书的出版社，无论是在中国，在韩国，还是在日本，都遇到很大的困难。怎么样走出这个困境，我也想不清楚。不过在这里，我想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主要是针对中国的情况来说的。现在中国的人文学术，究竟是什么样的图书既能引起国内国际的学术回响，又能在图书市场受到欢迎？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
首先，我想说的是，从我们做学术研究特别是历史研究的人来说，什么是好的著作，什么是好的学问？对于做出版的人来说，什么是有影响的著作，什么是好的图书？我不讨论这个书是不是赚钱的，我只是从我们做研究的人来说什么是好的，从出版人的角度来考虑什么是好的。
我想第一个就是要有好的选题。当然一般来说，好的选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目标和理想，要敢于“华山论剑”，不能说我爬上个小山头就觉得我已经很高了。如果一个话题没有笼罩力，没有辐射力，那么只有少数几个同道会看，比如说，一本专业书，它写得很专业，那可能就是有几个专业的同行看，看了以后就少数几个人知道，用中国话来讲叫“抱团取暖”，这样的图书恐怕不会有很多读者。
但有一些大的话题，是大家都关心的。我在这里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它讨论的是冷战以后，世界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样的话题就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不仅是研究历史的，不仅是研究国际政治的，不仅是研究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经济这样子的。
第二个我给大家举的例子是余英时先生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的精神》，这本书之所以重要，是它回答了一个引起全世界讨论的Max Weber关于宗教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问题：为什么欧洲的新教能够刺激资本主义精神，而中国的宗教就不能有一样的功效？这本书翻译成日文，也引起了很大关注。
第三个是何柄棣写的、徐泓教授译的《明清社会史论》，这本书讨论的，表面上好像只是中国的科举制度问题，但实际上讨论的是一个中国古代社会的阶层流动性问题，它的阶层之间能不能流动，而这种能不能流动跟欧洲比较起来，为什么欧洲能形成这样的社会，而中国从古代就形成这样的社会，对这些做一个比较。
但这是不是就是说只有大话题，才能成为一本好的著作呢？也不是。也有其他的好书，我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季羡林先生的《蔗糖史》。表面上看，它讨论的只是一个糖的问题，就是我们吃的这个糖，但这本书实际上通过一个小小的糖，涉及了中西文化交流和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
我注意到在这本《蔗糖史》出版的前后，英国出版的一本书叫做《甜食与权力》，它讲的是西印度群岛生产的蔗糖怎样成为刺激和支持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糖的大量生产，使得普通民众有了补充能量的东西，下层人民的基本食物和热量得到保障，提供了市场所需要的劳动力，使得它迅速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接着日本有个学者，他出版了一本叫《蔗糖的世界史》的书，讲的是蔗糖怎么改变世界历史的故事。大家要注意，有几样影响世界的商品，一个是茶，一个是糖，还有一个是鸦片，这几样东西都很重要。日本学者出版了这本书，两年后美国有一个大学教授出版了《蔗糖与中国社会》，它讨论的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乡村社会怎么样种植出口糖到日本长崎，以至于形成了一个长崎贸易圈。
实际上，季先生这本书看起来像是比较小的书，可是为什么季先生要在八十岁写这么一部上下两卷本的书呢？这说明，无论是大的话题还是小的话题，只要所选的话题有足够的影响力、辐射力和笼罩力，它就是好的。
接下来第二个，我觉得大家尤其是编辑，也包括我们做学者的，也应该懂得行情，必须要懂得行情。穿三年以 50 32356 50 16178 0 0 2529 0 0:00:12 0:00:06 0:00:06 3137前的衣服，你是落伍的，但你要是过于超前，穿十年以后的衣服，那叫邋遢，所以，要比别人早一步，而不是比别人早十步。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陈寅恪曾经讲过一段话，说学术一定要“预流”。什么叫“预流”？就是你要进入世界学术的主流，如果你不能做到这一步，那你就是不入流。在中国话里，不入流就是什么也不是，不值钱，没有意义。什么是有意义的话题？编辑应该和学者一样敏感。
我记得2012年哈佛大学中国基金会在上海召集了大概十几个中国学者和美国学者一起，开了一个未来哈佛大学中国基金会应该支持什么研究课题的会议。我记得那次会议上，在黑板上写了很多关键词，大家就讨论，最后剩下来大概十几个关键词，这十几个关键词里面，我记得很清楚，其中包括“民族”、“宗教”，包括“认同”等这样一些问题。所以说，全世界都在关心着这些问题，那么，编辑怎么办？编辑也应该关注这些东西，提前想到这些问题去组织书稿。比如说国际关系史，很多人都知道国际关系属于政治学这个领域，可是大家注意没注意到，现在外交关系研究越来越出现历史化的趋向，这就需要编辑和学者同样去关注。
那么第三个，我觉得是要有足够的厚度。所谓足够的厚度是指的学术研究要有资料和思考两方面的积累，不是只是赶时髦。赶时髦那叫“东风来了西边倒，西风来了东边倒”，可是，有厚度必须要有沉着的气度和持久的耐心。
为什么要有气度和耐心？因为一个好的著作或一本好的图书，是没有办法三天、五天、半个月写出来的。同样做出版，你也不可能“短平快”，匆匆推向市场，我这次获坡州奖的《想象异域》这本书，实际上是从2000年开始，从写到出版，一共是十四年，所以，一本好的书不可能马上就写出来。当然，像中国的百家讲坛，它很简单，讲了就出版，在市场上很轰动，但是它不是学术作品。
我这四年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有好几次我在食堂碰见诺贝尔获奖者约翰•纳什，就是美国电影《美丽心灵》里那个主角，曾经得了精神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我想他一辈子就写过十篇左右的论文，但是，他的成果非常伟大，所以，有些东西不是说“短平快”，一下就做出来的。
那么，最后一点，就是一本书要有好的方法。我们通常讲，一个好书的最高评价标准是什么？是不仅具体成果影响你自己的专业内部，同时你的方法、你的理论，还可以给专业之外的其他领域去参考。我要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加拿大的卜正民教授，现在是在加拿大UBC，他是一个很好的历史学家，他在前几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杀千刀》，就是凌迟，《杀千刀》这本书讲的是一个中国的故事，中国在古代，一直到清代，在处罚犯人的时候，最严厉和最残酷的，要用刀子一刀一刀割肉，这在中国叫做“凌迟处死”。
他写这本书，刚开始写的时候，曾经到复旦大学进行过演讲，他说，他之所以会写这本书，是因为他看到好多法国军人在中国拍的中国刑罚的照片，这本书看起来只是讲中国残酷的刑罚，但实际上它也是在讲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第一，欧洲在15世纪之前同样有这样的刑罚，像“五马分尸”这样的刑罚同样存在。第二，这种残酷的刑罚为什么会在中国延续这么久？它跟法律是什么关系？第三，什么样的罪行要用这么残酷的刑罚来处置？这会涉及到中国社会的本质问题。这本书是他跟英国的法学家合作写的，这样才是一本好的书，因为这本书不仅仅是对历史界有影响，对法学有影响，对世界文化的比较都有影响。
我想作为一本好书，一个好的编者，这四个方面都要有。我归纳一下就是说，它要有好的选题，要懂得行情，要有厚度，而且要有好的方法，这才是一个好的学术作品。
节选自《“第一等的题目和第一等的书”》，作者葛兆光（复旦大学），来源：学术那些事，未曾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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