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新进展
作者： 黄家 亮黄政
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18年第一期
通过对２０１７年社会学学者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其研究议题十分广泛，研究内容极为丰富。其研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对西方理论文本的再阐释，尤其注重对古典社会学时期经典文本的解读，力图回到西方经典之中，以汲取学术营养；第二，注重对本土早期学术思想的发掘，理论自信和学术自信日益增强；第三，理论自觉的取向日益明显，构建中国社会学体系的呼声日益强烈；第四，坚持经验研究导向，学者们从现实的问题出发，运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细致观察和分析。具体而言，当前研究主要聚焦于如下几方面：
一、西方经典理论文本的再阐释
西方学术思想是中国社会学产生和发展不可缺少的智识源泉。自严复以来，开眼看世界的中国社会学者不在少数，介绍、翻译、阐释西方的著作与理论思想也一直是中国社会学发展中的重要一环。笔者通过对文献梳理发现，当前西方思想理论研究仍是一个热点，尤其是学者们对古典社会学时期的理论思想极为重视。
成伯清等探寻了马克思情感社会学的思想，认为马克思的情感社会学思想贯通了宏观与微观且具有规范性意义。马克思主张人是有激情的存在物，十分关注激情的商品化及其后果，尤其强调激情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并从生产方式和私有财产这两个维度揭示了不同社会形态的情感基调。［１］应星则对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进行了重新解读，指出该书开创了将结构史与事件史相结合的事件社会学，该书除了存在时间线索外，还存在着阶级革命性倒退的明线与国家自主性显现的暗线，从而将阶级斗争与国家自主性结合在一起。［２］
何蓉梳理了韦伯有关“农业一政治”的研究，对韦伯提出的国家边疆、边界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国家的边界对内是统一的确认，对外则构成了限制条件。据此，何蓉提出建立社会取向、以国民为核心的“国民一国家”观。［３］
迟帅指出当前存在的世俗化与逆世俗化争论在本质上是理性化议题的延续，其均未突破韦伯对宗教的比较研究范畴，但揭示了从政治性垄断到宗教多元主义的市场化竞争的动力机制。［４］
陈占江对韦伯和黄仁宇两人进行比较分析，指出他们均将传统与中国视为现代性的他者，黄仁宇无意识地承接了韦伯的前提预设、提问方式与具体观点。以西方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侵蚀了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黄仁宇则因不能走出历史困局而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５］
陈涛对涂尔干的道德统计学思想进行了梳理，发现涂尔干在对自杀问题统计分析的过程中，意识到统计学得到的只是个人事实，而非社会事实，尤其是孔德的社会实在论与其所坚持的集体表象论存在冲突，最终使得涂尔干从风俗和社会潮流转向道德的研究。［６］
张巍卓阐释了滕尼斯与近代自然法学说的关联，指出滕尼斯以近代自然法学说为起点，试图在德国个人主义与专制主义并存的背景下重塑民族的伦理生活。滕尼斯通过对霍布斯思想的解读，发现了现代人性与生活方式的根本难题是人与人互为敌人的自然状态。从而用“社会性”对自然与政治间的张力加以化解，并用“原始社会”构建了社会的原型。［７］
二、本土传统学术资源开发
随着社会学学科体系日臻完善、学科地位不断增强，学者们的本土意识、学科意识、学术自主意识逐渐建立，在学习、借鉴西方的同时也更加强调立足本土实践开发传统资源，本土学术传统与资源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梳理发现，当代中国社会学整体上呈现出历史维度的回归，即学者们越发重视本土的经典研究，试图从中国早期的经典研究中寻求理论上的营养。
费孝通先生作为中国早期社会学家与中国社会学学科重建的旗手，其理论与思想一直都是学术界讨论的重点。学者们对费老的学术成果与学术历程加以考察，以期从中获得启示，推动社会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景天魁对《江村经济》进行重新解读，指出该书存在三方面贡献：一是坚持从中国故事中提出中国问题的问题设定；二是用中国话语叙说中国故事的话语选择；三是坚持扎根乡土、层层扩展学术路线的路径坚守。［８］
李友梅则认为费孝通的江村调查足以作为“江村学”范式来进行理解，其包含了志在富民的社会情怀与从实求知、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９］周晓虹认为费孝通进行的江村调查以及完成的《江村经济》，既实现了“文野之别”的历史跨越，又是对社会科学中国化的推动。费老的文化自觉使其在合理地借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成功实现了对自身文明的洞悉。
孙飞宇对费孝通在江村调查之前的思想动态进行了梳理，发现费孝通早期学术思想关注的核心是社会变迁与社会平衡。其中社会变迁是当时中国的基本状态，构成了思考的基本点，而社会平衡的提出则受到芝加哥学派的影响。王建民分析了费孝通江村系列调查的学术心态史，认为费孝通的学术心态受士绅阶层、时代变局与学术共同体的影响，凸显了个人、学术与国家的关联。［１２］
周飞舟则考察了费孝通晚年思想由“志在富民”转向“文化自觉”的成因，指出费孝通的思想转向形成于自身不间断的调查、实践与反思，这种转向是一种“社会科学”的转向，而非文化立场的转变。［13］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学家李景汉在定县开展了长时期、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之上整理完成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定县秧歌选》《定县农村工业调查》等著作，为我们认识传统的中国农村提供了翔实而权威的资料。定县社会调查是现代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在本土的有益实践，对社会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定县也成为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的一块“圣地”。为了延续学术传统、汲取学术养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对李景汉的学术成就及学术路径进行了全面的再探索。
其探索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郑杭生教授亲自主持“定县（州）再调查”项目，带领学生在定州开展了为期６年的社会调查，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同时郑杭生教授主持了对李景汉部分著作的校对重印工作，化繁为简，增强其著作在当下学术话语体系中的生命力。
第二阶段为２０１５年至今，在洪大用教授的主持下开启了新一轮的“定县（州）调查”，并于２０１６年在定州建立了“定州社会调查与教学实践基地”，为定县（州）调查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所开展的一系列学术史回顾，既发掘了本土的传统优秀成果，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本土学者的学术自信，对当下社会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三、理论自觉与中国社会学体系建设研究
自社会学传人中国以来，中国的社会学学者就力图将西方的理论、方法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以构建本土社会学。社会学虽经历了学科调整，被取消了一段时间，但自社会学学科恢复以来，中国社会学学者们构建本土学科的努力又被提上日程，并更显亟须。特别是面对快速转型的中国社会，如何用中国的话语对其进行解释，是每一个社会学学者所需要思考、面对的问题。
基于社会学发展的历史与现实，郑杭生教授一直呼吁社会学要坚持理论自觉，从中国的本土实践出发，提炼出本土化的理论。其观点在中国社会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众多的学者们为此而努力着。
边燕杰指出中国经验的国际表达需要实现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其以关系社会资本的分析认为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可以采取接受已有的概念、丰富其理论内涵、增加其变量的文化差异性的研究策略来实现。［１４］陈云松等在“文化反哺”概念的基础之上，发现随着互联网特别是自媒体的普及，代内之间也存在着以文化的反向传播为特征的“文化反授”现象，并进一步对其加以了验证和讨论。［１５］
曹正汉使用“风险论”来阐释中国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关系的演变。其通过对中国历代王朝所采取的治理体制比较认为，相对于“帝国的治理逻辑”与“行政发包制模型”而言，“风险论”可将中国历史上集权与分权的演变均纳人到理论的解释范围，解释的范围更广、力度更强。［１６］
研究学者们对如何构建中国社会学体系，促进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进行了诸多的思考与研究。林聚任认为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构是一个理论自觉的过程，郑杭生倡导的理论自觉观为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方向与道路。只要我们立足于本土实践、注重开发本土资源，就可能实现社会学体系的创新发展。［１７］
景天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寻中国社会学概念体系的历史资源，指出中国社会学有其历史存在性，中国社会学的崛起不能依靠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推广达致，而必须立足于中国土壤之中。［１８］
王宁认为社会学本土化的症结在于知识创新力不足，而要提升知识创新则需要从学术制度与文化这两方面着手。［１９］李友梅认为中国社会学当前存在着共享的学术问题意识缺乏、专业术语的概念化能力弱等问题，要实现中国社会学的建设就需要正视科研能力及其评价标准的建设、学科课程设置与教材建设以及“从实求知”的方法论建设。［２0］
李培林强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必须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我国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导向、以人民为中心，开展深人的调查研究。［２１］刘少杰认为真正实现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体系创新，必须首先突破现有社会学研究经验主义和操作主义的理论局限，在借鉴中外社会学的历史经验中创新社会学的思想理论与方法原则。［２２］
四、精准扶贫
研究自２０１３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以来，这一概念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随着扶贫工作的不断推进，扶贫也进入到了攻坚期，面对纷繁复杂的扶贫局面，“精准扶贫”研究依旧是社会学界的热点。
任超等调查发现，精准扶贫面临的主要困境是无法对贫困户精准识别，一部分真正的贫困户难以受益，使得扶贫的功能和效果受限。其认为应该坚持分类治理的原则，重点支持有发展能力的贫困家庭，同时发挥基层组织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２３］
王雨磊实地研究发现，精准扶贫中存在的三重对焦机制导致了“瞄不准”的现象。即“瞄准贫困村、瞄准贫困户、贫困户核查”这三个贫困识别的过程分别由扶贫办、村干部和驻村干部执行，但是在福利均分原则、村庄政治结构与扶贫考核压力的作用下，贫困识别无法完全基于经济收人进行，使得扶贫政策发生了偏离。［２４］
万江红等考察了精准扶贫的实践过程，指出国家政权在下沉过程中忽视了村治主体公共权威的建设，导致了村治主体公共权威的缺失，从而使得基层精准扶贫陷人困境。［２５］
冯华超等对争当贫困户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该现象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国家的扶贫政策改变了农户的心态；其次是农户生计缺乏保障以及平均主义的促动；最后是制度设计中理念与实际的偏离以及评选机制的不科学、不公正。［２６］
覃志敏等研究发现干部驻村工作可分为直接贫困干预和间接贫困干预，前者包括精准识别、精准管理等工作，是政府扶贫范畴，呈现出科层化、制度化特点，后者包括结对帮扶等工作，是社会扶贫范畴，呈现出非制度化特点，而扶贫资源供给和成效取决于驻村干部社会资源的动员能力。［２７］
许汉泽等对某村产业扶贫调查发现，产业项目的申请阶段存在“精英捕获”与“弱者吸纳”现象；在产业实践阶段存在“政策性负担”与规模化经营不善等问题；在产业完成后面临着后续维护缺失与农民生计系统损害等问题。此外，产业扶贫中的社会道德逻辑与市场化逻辑间的矛盾增加了产业扶贫项目失败的风险。［２８］
张玉强等通过比较分析大别山区、武陵山区、秦巴山区三个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实践认为，在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实施精准扶贫时，需尊重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做好精准操作工作、完善各项扶贫工作机制、创新精准扶贫模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出精准扶贫的效果。
五、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伴随着社会的变迁与政治体制的改革，基层社会治理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学者们从不同的维度对基层社会加以探寻，以期把握基层社会发展、变迁的方向与脉络。
徐林从政府组织网络、村庄社会结构与精英状况出发，分析了村庄内部的社会互动模式。发现主要官员决定着政府推广网络的构成，进而影响政策推广速度与村庄精英的互动模式。互动模式的差异会影响社会自组织的后续运作。而村庄经济与社会关系系统决定着自组织能否长期运行。［３0］
董磊明从村庄社会结构与农民生活实践的角度出发，认为面子是“社区性货币”，当人们都在乎面子时，面子就具有社会治理功能。面子丰厚的人将会获得高的声望与更多的互助合作；没有面子的人则会被社会边缘化，甚至导致“社会性死亡”。［３１］
魏万青等研究了宗族网络与计划生育间的关系，发现宗族网络越强、村中最大宗族的人口优势越大，对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软化作用就越强，但这种软化作用随着宗族网络结构的复杂性与整合难度加大而减弱。［３２］艾云等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生的不同类型的民众抗争，指出国家治理机制与乡村的抗争相互制约、相互影响。
一方面特定的制度安排塑造了民众的利益表达方式与利益冲突解决渠道，从而塑造和诱发了相应的抗争形式；另一方面乡村的抗争形式也影响甚至改变着国家的制度安排。［３３］郭占锋等考察了某地的村庄合并发现，村庄合并会导致村民社区认同度降低；集体行动弱化，管理难度增加；公共性弱化，冲突节点上移；村庄治理层级化；资源配置不均等，利益渠道堵塞等问题，从而导致了村庄合并的失败。［３４］
刘军强研究了某县农业结构调整，认为基层政府频繁更换产业是在强激励与弱惩罚结构下的理性行为。以竞争为主的晋升机制鼓励基层政府不断更换新的产业；检查考核机制软化使得基层政府可以规避产业失利的惩罚。产业结构的重复低效虽能为基层政府争取资源，但对资源的使用十分低效；虽然增加了执政的灵活性，但扭曲了上级所设定的任务目标。［３５］
冯猛通过对四东县草原休禁牧过程的考察发现，在政策制定、实行过程中上下级政府会进行多轮讨价还价。当政策的执行过程成本、上级施加成本、民众施加成本过高时，下级政府会与上级政府讨价还价，而当社会冲突加剧，下级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会得到提高。［３６］
陈家建从组织结构的维度分析了项目制的运作逻辑，发现上下级政府的关系会极大地影响项目制的开展方式与成效。上下级政府在目标设置、资源配备、组织实施、检查验收环节的权责分配会带来组织形式的演变，同时不同的目标管理机制也可能出现程序化执行、过度执行、消极执行等现象。［３７］
盛智明以社区物业管理新政改革为例，指出政府部门采取“利益捆绑”的市场化机制、“有限自治”和“扶持社会组织”的社会化机制以及“强化基层主导地位”的科层化机制来分散风险，此种风险规避的机制逻辑可能导致“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从而加剧社会矛盾。［３８］
六、网络社会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深人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其在改变人们传统交往方式的同时也创造了数以亿计的新个体—网民。可以说互联网不仅仅是一场信息通信领域的革命，更是一场社会革命，其在现实社会之外，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网络社会。
刘少杰阐释了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关系，强调基于信息交流和话语沟通而形成的网络空间，不是脱离实际的虚拟空间，而是广大社会成员立足日常生活，利用信息技术和新媒体工具开展交往实践的现实社会空间。网络空间不仅具有明显的现实性和实践性，还形成了多样的群体形式。［３９］
网络社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刘少杰研究发现股市交易的网络化是中国股市发生震荡的首因，网络在股市交易中的广泛应用，引起股票交易的行为方式、空间场所、经验基础等方面发生了巨大转变。［４０］牛耀红调查发现，互联网为公共参与提供了平台，媒介化参与已成为农民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方式。互联网公共平台构建了村民互动交往的公共空间，其增强了人们的社区认同。［41］
陈福平指出在社交网络的技术、媒介和社会网络三重特性作用下，使用者会选择观点的隔离并转而链接同质群体，使得网络链接的环境趋于同质化，最终导致网络群体极化的产生。［４２］网络社会的兴起也给学科的发展创造了众多的机遇。赵旭东认为互联网中微信书写的出现，使得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多方面且复杂的转变，对于人类学家而言，这意味着微信民族志时代的到来。［４３］唐魁等认为微信与民族志这一质性研究方法结合可形成微信民族志，为人类学在网络世界开辟了新的空间，对微信朋友圈的话语、文本的关注与记录是人类学介人日常网络生活的重要渠道。［４４］
七、教育、住房与性别不平等研究
教育作为促进社会流动最有效的方式越发得到了人们的重视，而教育资源的不均等分配、代际传递等问题又时刻拨动着人们敏感的神经。李代使用了某省高考成绩的总体数据模拟了扩大招生规模对优势、劣势地区间升学机会分配的影响。发现如果录取阈值始于高分段的教育扩张，会先增大后减小教育不平等；当录取阈值始于中低分段的教育扩张，会直接减小教育不平等。［４５］
吴晓刚等通过对北大、清华、中国人民大学三校的自主招生数据分析发现，来自城市、重点高中与父母受过高等教育家庭的孩子更可能获得自主招生录取资格，但是这些破格录取的学生在学业表现、社会活动能力等方面与统招学生并无差别，进而对自主招生政策进行了反思。［４６］
黄超考察了初中学生教育资源的城乡差异，发现初中学生的教育期望存在城乡二元差异，这种差异由家庭背景和学校环境所形塑，基于此其认为应该保障农村学生获得与城市学生相同的教育质量以缩小教育期望差距。［４７］随着房价的不断飙升，住房问题始终占据着社会热点，住房不平等时刻挑动着人们的心弦。张海东等研究指出，住房层面的相关因素直接影响了居民的阶层认同，区别于传统基于职业的阶级分层，以住房为代表的基于财富的阶层认同正在形成。
吴开泽研究发现，福利住房产权化和住房商品化的住房市场模式，虽然降低了体制内外的住房不平等，但加剧了精英与非精英间的住房差异，行政精英在福利住房上的优势得以延续。在房改过程中，体制分割和市场分化导致了住房不平等叠加，并通过代际继续传递。［４９］湛鸿燕探讨了父代住房差异所引发的子代住房不平等问题，其发现住房制度改革拓宽了个体住房资源的获得渠道，父代家庭对子代的住房支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住房的不平等日益扩大。［50］
在当下，两性平等已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共识，除了政府的强有力推动之外，社会学学者也对性别不平等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王毅杰比较了男性与女性管理地位的获得，发现相同条件下女性比男性更难获得管理地位。父辈权力资本仅对男性的管理地位获得产生影响，传统文化加深了性别不平等程度，家庭背景并未促进女性的职业发展。［５１］
邱幼云通过个案分析发现，流动女性在进城后的劳动参与中，一方面对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采取妥协的态度，另一方面也积极发挥个体能动性以谋求职业发展，在此过程中实现自我的再生产。［５２］
罗晓东考察了女性从暖男到禁欲系的审美转变，指出敢于尝试对男性形象的重新定义是女权主义的重大突破，但是这种美学的定义并不是女性主体主动提出的，而是由形象工业所控制，由资本所塑造。只有化被动为主动、塑造审美判断的共同感为原则，才能够获得审美判断的话语权与主导权，消弭性别区隔。［５３］
注释：
［１］成伯清，李林艳．激情与社会—马克思情感社会学初探［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７（４）：１—２１．
［２］应星？事件社会学脉络下的阶级政治与国家自主性—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新释［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７（２）：１—２７．
［３］何蓉？边疆、边界与国家：韦伯的“农业一政治”研究的理论启发［J］．社会，２０１７（５）：１—２３．
［４］迟帅．诸神之争的再阐释：一个社会学的结构视角［Ｊ］．社会，２０１７（１）：１５６—１８５．
［５］陈占江．现代性的他者：“传统”与“中国”一以马克斯？韦伯和黄仁宇为讨论对象［Ｊ］．社会学评论，２０１７（４）：６１—７３．
［６］陈涛．涂尔干的道德统计学：源流、发展及困境［Ｊ］．江海学刊，２０１７（２）：９９—１０９．
［７］张巍卓．人造社会与伦理社会—滕尼斯对近代自然法学说的解读及其社会理论的奠基［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７（４）：１１９—１４２．
［８］景天魁．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三部曲—费孝通先生的足迹［Ｊ］．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７（２）：２４—２６．
［９］李友梅．“从实求知”与作为研究范式的“江村学”［Ｊ］．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１７（１）：５３—５９．
［１０］周晓虹．江村调査：文化自觉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７（１）：１—２３．
［１１］孙飞宇.从社会变迁到社会平衡：费孝通在“江村调査”之前的思想梳理［Ｊ］．社会学评论，２０１７（１）：７６—８４．
［１２］王建民．个人、学术与国家的关联—费孝通“江村调査”的学术心态史及其启示［Ｊ］．社会学评论，２０１７（３）：５１—６４．
［１３］周飞舟．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Ｊ］．社会，２０１７（２）：１４３—１８７．
［１４］边燕杰．论社会学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７（５）：１－１４．
［１５］陈云松、朱灿然、张亮亮．代内“文化反授”：概念、理论和大数据实证［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７（１）：７８—１００．
［１６］曹正汉．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Ｊ］．社会，２０１７（３）：１５．
［１７］林聚任．理论自觉与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构—从郑杭生的理论自觉观谈起［Ｊ］．社会学评论，２０１７（２）：５６—６２．
［１８］景天魁．史海拾贝：中国社会学概念体系的历史资源［Ｊ］．社会学评论，２０１７（５）：３—２１．
［１９］王宁．社会学本土化议题：争辩、症结与出路［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７（５）：１５—３８．
［２０］李友梅？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话语的构建及其艰巨性［Ｊ］．社会学评论，２０１７（２）：２４—２７．
［２１］李培林．面向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Ｊ］．政策瞭望，２０１７（１）：４８—５１．
［２２］刘少杰．中国社会学学术体系创新的理论前提［Ｊ］．社会学评论，２０１７（１）：３—８．
［２３］任超，袁明宝．分类治理：精准扶贫政策的实践困境与重点方向—以湖北秭归县为例［Ｊ］．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７（１）：１００—１０８．
［２４］王雨磊．精准扶贫何以“瞄不准”？—扶贫政策落地的三重对焦［Ｊ］．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７（１）：８８—９３．
［２５］万江红，孙枭雄？权威缺失：精准扶贫实践困境的一个社会学解释—基于我国中部地区花村的调查［Ｊ］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２）：１５—２２＿
［２６］冯华超，钟涨宝．精准扶贫中农民争当贫困户的行为及其阐释—基于武汉近郊Ｑ村的实地调査［Ｊ］．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２）：７８—８７．
［２７］覃志敏，岑家峰．精准扶贫视域下干部驻村帮扶的减贫逻辑—以桂南ｓ村的驻村帮扶实践为例［Ｊ］．贵州社会科学，２０１７（１）：１６３—１６８．
［２８］许汉泽，李小云．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一一对华北李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考察［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１）：９—１６．
［２９］张玉强，李祥．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模式的比较研究—基于大别山区、武陵山区、秦巴山区的实践［Ｊ］．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１７（２）：４６—５６．
［３０］徐林，宋程成，王诗宗？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多重社会网络［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７（１）：２５一５．
［３１］董磊明，郭俊霞．乡土社会中的面子观与乡村治理［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７（８）：１４７—１６０．
［３２］魏万青，刘庄．冲突背景下的非正式制度与政策落实—以宗族网络对计划生育影响为例［Ｊ］．社会学评论，２０１７（１）：２３—３５．
［３３］艾云，周雪光．国家治理逻辑与民众抗争形式：一个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Ｊ］．社会学评论，２０１７（４）：３—１６．
［３４］郭占锋，李琳，吴丽娟．村落空间重构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对村庄合并的成效、问题和原因的社会学阐释［Ｊ］．学习与实践，２０１７（１）：８５—９５．
［３５］刘军强，鲁宇，李振．积极的惰性—基层政府产业结构调整的运作机制分析［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７（５）：１４０—１６５．
［３６］冯猛．政策实施成本与上下级政府讨价还价的发生机制基于四东县休禁牧案例的分析［Ｊ］．社会，２０１７（３）：２１５—２４１．
［３７］陈家建．项目化治理的组织形式及其演变机制—基于一个国家项目的历史过程分析［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７（２）：１５０—１７３．
［３８］盛智明．地方政府部门如何规避风险？—以Ａ市社区物业管理新政为例．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７（５）：１６６—１９１．
［３９］刘少杰？网络空间的现实性、实践性与群体性［Ｊ］．学习与探索，２０１７（２）：３７＾１．
［４０］刘少杰？网络化中的股市交易秩序变迁［Ｊ］．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１７（Ｉ）：１１０—１１４．
［４１］牛耀红．移动传播时代：村民网络公共参与对乡村社区认同的建构—基于甘肃陇南Ｆ村的田野调查［Ｊ］．社会学评论，２０１７（１）：３６＾６．
［４２］陈福平，许丹红．观点与链接：在线社交网络中的群体政治极化一个微观行为的解释框架［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７（４）：２１７—２４０．
［４３］赵旭东．微信民族志时代即将来临—人类学家对于文化转型的觉悟［Ｊ］．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７（５）：４—１４．
［４４］唐魁，邵力？微信民族志、微生活及其生活史意义—兼论微社会人类学研究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Ｊ］．社会学评论，２０１７（２）：７６—８５．
［４５］李代．阈值依赖的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以Ａ省某年高考数据为例［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７（３）：７１—９４．
［４６］吴晓刚，李忠路．中国高等教育中的自主招生与人才选拔：来自北大、清华和人大的发现［ｎ．社会，２０１７（５）：１３９—１６４．
［４７］黄超．教育期望的城乡差异：家庭背景与学校环境的影响［Ｊ］．社会学评论，２０１７（５）：６５—７８．
［４８］张海东，杨城晨．住房与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一？基于北京、上海、广州的研究［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７（５）：３９—６３．
［４９］吴开泽？房改进程、生命历程与城市住房产权获得（１９８０—２０１０年）［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７（５）：６４—８９．
［５０］谌鸿燕．代际累积与子代住房资源获得的不平等基于广州的个案分析［Ｊ］．社会，２０１７（４）：１１９—１４２．
［５１］王毅杰，李娜．体制内外、管理地位获得与性别差异［Ｊ］．社会学评论，２０１７（５）：５３—６４．
［５２］邱幼云？“场域一惯习”视野下劳动参与的性别化机制—基于一名８０后流动女性的个案分析［Ｊ］．中国青年研究，２０１７（２）：７２—７７．
［５３］罗晓东，詹志勇．暖男与禁欲系：性别话语的时代隐喻和操演意义［Ｊ］．天府新论，２０１７（３）：１４０—１４６．
摘自质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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