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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博物馆“研学旅行”研究发展述略——基于文献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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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博物馆“研学旅行”研究发展述略——基于文献视角


作者:周婧景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博物馆儿童展示教育研究、博物馆展示设计研究、观众研究、博物馆学理论与方法。

电子邮箱:orchid_zj@126.com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批号:16CTQ001)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摘要:

有关博物馆研学旅行的文献,最早可追溯至刘煜在2013年发表于《中国教育学刊》的《社会大课堂教育模式新探》一文,七年间此类成果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涉及博物馆学、教育学、旅行学、文化研究和政治学等不同的学科分布,以及经验探讨和理论研究不同的文献类型。经过对最终选定的103篇文献展开纵向维度的发展历程及其阶段性特征归纳,以及横向维度的分类研究及其观点解读,获悉其在两大发展阶段和四个焦点议题方面已获得初步发现。可见,当前研究已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但是尚存在有待拓展的空间:研究虽然已步入应用层面的操作探索阶段,但是存在泛泛而谈和同质化现象,同时实证研究缺失,从理论和实践视角进行专业化和精细化的研究不多。而欲开展博物馆“研学旅行”效果提升等应用层面的研究,首先需要对博物馆“研学旅行”议题进行整体的研究回顾和成果分析,这些成果将从文献维度为现状归纳、问题提炼和对症施策提供重要的材料基础及观点启示。

关键词:

博物馆,研学旅行,发展历程,阶段特征,焦点议题





01

问题的提出

2016年教育部等11部门联合发布了《教育部等11部门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指出“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研学旅行正处在大有可为的发展机遇期,各地要把研学旅行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推动研学旅行健康快速发展。”[1]事实上,早在2013年国务院已在印发的《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中提出了“逐步推行中小学生研学旅行”。2014年,国务院又相继发布《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建议》,将“加强对研学旅行的管理,规范中小学生集体出国旅行”作为重点任务进行分工和推进。2016年,国家旅游局关于公布首批“中国研学旅游目的地”和“全国研学旅游示范基地”的通知表明,95家博物馆及相关机构列入全国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名单。同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做好全国中小学旅行试验区工作的通知》,确定了天津市滨海新区等10个地区为全国中小学研学旅行试验区。近年来,在上述国家政策的保驾护航下,全国各地积极探索博物馆研学旅行,已积累诸多有益经验。

但在接待能力、导师供给、内容开发、活动实施、制度构建、跨界合作和保障建设等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学校、博物馆和社会机构之间,缺乏基于协同配合的深人融合,使得资源供需之间出现结构性矛盾,研学旅行面临着严重的效果提升问题。究其根源在于参与主体—政府、学校、博物馆和社会机构存在不一致的利益诉求。如何破解这一难题,真正盘活博物馆教育资源、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改善未来竞争力,亟待开展深人的战略研究。而欲开展博物馆“研学旅行”效果提升等应用层面的研究,首先需要对该议题进行整体的研究回顾和成果分析,其将从文献维度为现状归纳、问题提炼和对症施策提供重要的材料基础及观点启示。


02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国内公开发表的博物馆“研学旅行”相关成果,所有文献均源自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平台(中国知网CNKI),不包含港澳台地区。文献的主题词筛选主要使用的是“博物馆研学”,因为在博物馆领域较多使用的是“博物馆研学(游)”概念,而无论是“博物馆研学旅行”,还是“博物馆研学(游)”均包含了关键词“博物馆研学”。所以,笔者在2020年1月1日,以“‘博物馆’包含‘研学’为主题进行高级检索。从文献的发表时间来看,跨度为2013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七年间,最早的相关文章是刘煜在2013年发表于《中国教育学刊》的《社会大课堂教育模式新探》。七年间共发表相关成果103篇。其中,期刊论文66篇,国内会议文献14篇,硕士论文11篇,报纸文献10篇,学术辑刊论文3篇。从文献的学科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领域,共55篇,约占52.9%;其次是教育学领域,共37篇,约占35.6%;再次是旅游学、文化研究和政治学领域,分别为12篇、4篇和3篇,占比依次为11.5%、3.8%和2.9%;最后其它为7篇约占6.7%。从文献的类型来看,主要包括经验探讨和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思辨研究)两类,分别为49和59篇,其中理论研究包括综述类文献2篇和政策研究类5篇,因此经验探讨和理论研究两类文献基本持平。经过对最终选定的103篇文献展开纵向维度的发展历程及其阶段性特征归纳,以及横向维度的分类研究及其观点解读,获得了以下两大发展阶段和四个焦点议题的一些初步发现。


03

研究结果

虽然“研学旅行”一词是自2008年广东省将其写入中小学教学大纲后才逐渐被采用,但对我国对“研学旅行”的相关研究却可追溯至1996年,包括对概念界定、产品研究、市场分析、经营探究和政策规范等的研究。其中,聚焦至“博物馆研学旅行”问题的相关成果,则始于2013年,主要包括对实施对策、产品开发、意义探究、问题分析、国外启示、概念界定、评估分析、政策规范等的讨论。笔者将围绕博物馆研学旅行问题纵向维度的发展历程和横向维度的焦点议题两方面展开归纳和述评。

( 一) 纵向维度的发展历程与阶段性特征 

从研究态势来看,国内博物馆研学旅行文献数量呈明显的上升趋势,2013-2017年,仅有8篇,2018——2020年初则増加到96篇,相应时段增加了88篇,可见博物馆研学旅行作为基础教育改革的有力推手越来越引起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回顾既有研究,其大致经历了“基础层面的认知—应用层面的探讨”的研究阶段,但仍未步入“专业层面的深化”阶段。

1.研究初期,多为基础层面的理论探讨或案例分析,涉及到博物馆研学旅行的内涵、意义、功能和实践总结。以刘煜、李阳、金旦、王春山为代表的学者分别就类似研学旅行的早期模式一社会大课堂活动(2013)[2]“西安半坡博物馆“史前工场”活动(2016)[3]、“黄酒文化研学游”系列活动(2017)[4]、重庆红岩馆青少年研学旅游(2017)[5]等案例进行述评,其中部分案例是在探讨整体教育活动时被论及。随着经验累积,研究重点由最初的典型案例分析转向基础理论的初探,出现了对研学旅行内涵的界定和意义的讨论(李阳,2016[6];冯铁藜等,2017[7]),对地质等特殊类型或地方博物馆研学旅行功能的探究(冯铁藜等,2017[8];许兴春,2017[9])。

2.研究中期,多为应用层面的操作探讨。博物馆研学旅行研究“渐入佳境”,研究成果数量不断攀升。本阶段国内研究因实践日趋频繁,在基础理论之上出现应用理论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以整体中的局部为视角,将博物馆研学旅行纳入博物馆、教育和旅游等机构的教育体系,作为教育发展策略之一展开探究。首先,把博物馆研学旅行置于博物馆“馆校合作(结合)”体系中进行讨论,以李莉、刘媛岑、王牧华、何东蕾、王瑞昌为代表的学者分别就馆校合作视角下的博物馆研学教育(2018)[10]、馆校结合的研究性学习活动设计(2018)[11]、基于馆校合作的场馆课程资源开发(2018)[12]和中小学博物馆研学旅行对馆校合作影响(2018)[13]以及构建馆校合作“三维立体”教育模式(2019)[14]展开理论初探。其次,把博物馆研学旅行置于学校“素质教育”体系中进行论述,以王雅薇、沙汕汕、柯俊为代表的学者分别就多样化综合实践课程的开发(2018)[15]、博物馆资源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2018)[16]、青少年社会教育的思考(2019)[17]展开探究。最后,把博物馆研学旅行置于旅游业“文旅融合”体系中进行思考,以许小在、金晶、黄璐、李彦平、蔡颖为代表的学者分别就构建博物馆研学旅游开发模式(2018)[18],文旅融合下博物馆研学的项目开发(2019)[19]、产品开发(2019)[20]和教育服务(2019)[21]、研学对于文旅融合价值的提升(2019)[22]展开讨论。另一方面,以局部作为研究本体的视角,针对博物馆研学旅行问题展开专题研究,旨在发现、分析和解决其中出现的问题。相关成果又呈现两大方向。一是基于宏观视角,探讨博物馆研学旅行的整体问题及其解决。以罗燕燕、许凤、张红光、马率磊、徐春阳、教亚波、梅雨晴、陈晓微等为代表的学者分别探讨了博物馆研学旅行亟待攻克的问题(罗燕燕,2018[23];许凤,2019[24];张红光,2019[25]);研学旅行目的地的潜力评估(梅雨晴,2018)[26]、研学教育的功效(陈晓微,2019)[27]、研学旅行的解决策略(马率磊,2018[28];徐春阳,2019[29];教亚波,2019[30];唐聆,2019[31];李国新,2019[32])。二是基于微观视角,围绕博物馆研学旅行某一个案,分析其开发思路、实施策略并进行总结反思。以欧阳唯能、宇世明、王芳、苏予、胡焕芝、张燕霞等为代表的学者分别论述了成都七中博物馆课程的开发实施策略(2018)[33]、安徽地质博物馆科普活动形式的创新(2018)[34]、“驿路同游”研学实践的新模式(2019)[35]、红岩革命馆研学实践基地的建设(2019)[36]、上海交通大学博物馆研学旅行育人的实践(2019)[37]、省直机关第六幼儿园在河北博物院的研学游(2019)[38]。在这类专门化研究中又体现出以“研学旅行的产品开发”作为研究重点的趋势。

( 二 )横向维度的焦点议题与重要观点 

尽管上文已经对博物馆研学旅行相关成果进行了两阶段划分,并大致归纳出每一阶段的发展特征,但仍难以清晰把握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横向维度的焦点议题及其重要观点,只有通过对核心文献纵横双重维度的爬梳与分析,才能构建起现有研究的初步框架,而该框架则是研究博物馆“研学旅行”议题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对筛选出的103篇论文进行研读和含化,发现博物馆研学旅行主要围绕10个议题,其中议题之一为“活动或信息介绍”共计15篇,可以不做过多分析,其余9个议题分别为:实施对策(36篇)、产品开发(24篇)、意义探究(11篇)、问题分析(6篇)、国外启示(2篇)、概念界定(2篇)、评估分析(2篇)、政策规范(4篇)、综述分析(2篇)。其中,前4个议题为焦点议题。同时,还可发现相较于其他议题,“实施对策”和“产品开发”,在数量占据绝对多数,此与博物馆研学旅行偏重经验研究的成果构成不谋而合。总体而言,2016年前由于全国部分省市仍处于研学旅行的试点阶段,所以研究重点基本围绕概念界定和政策规范等,但是2016年至今,随着实践推广、内容拓宽和研究深人,意义探究、问题分析、产品开发和实施对策逐步成为研究的热门议题。

1.实施对策

主要包括开发、实施、监管和评估四个方面。其中,开发和评估由于成果数量可观,目前已成为十大议题中的两大议题,所以此处不予涉猎。首先实施方面,第一,为真正发挥研学旅行的价值,应将明确教育理念放在首要位置。姜惠梅认为要坚持“重参与、重过程、重体验”的教育理念(2018)。[39]罗燕燕指出要侧重研究性学习(2018)。[40]纪花表示传统的教育理念让家长认为研学旅行是游玩,且属于贵族活动,补课更重要(2019)。[41]第二,由于博物馆研学旅行是一项集体活动,因此解决接待量大的问题迫在眉睫。李阳提出要健全组织,如西安博物院成立“西安半坡报告研学旅行接待小组”,以适应接待要求(2017)。[42]冯铁藜等认为要在保证质量和效果的基础上,通过多部门协调来提高容纳量(2017)。[43]李媛媛表示要做好预约工作,启动接待预案(2018)。[44]第三,积极培养实施研学旅行所需的人才。沙汕汕指出应针对研学旅行进行教师培训。[45]吕澄认为研学讲师应具备多种素养,需要在培训后颁发资格证书(2019)。[46]第四,探索有效的研学方法。罗燕燕提出要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和全员育人(2018)。[47]李媛媛认为主题选择要适合学生,静态展示与动态展演相结合,釆取启发式导览和体验式学习(2018)。[48]韦倩莹主张科学地设计和配套教具,创新教学方法,提出以动手操作为导向的实践体验,以探究为导向的延伸学习(2019)。[49]第五,加强交流合作,提升研学的综合竞争力。许兴春提出建立安徽地质科普联盟(2018)。[50]纪花主张学校或者学校之间,建立博物馆研学旅行开发和实践研究院(2019)。[51]金晶提出充分利用好现代技术,实现跨界融合(2019)。[52]其次,在监管方面,倡导建立并完善监管系统。李阳指出最重要的是保障安全,采取精细化管理和针对性方案(2017)。[53]罗燕燕提出相关管理部门应与博物馆、学校共同制定产品标准体系,为监管工作提供参考和依据;建立行业准入机制,以审核经营机构资质,加强博物馆行业对于产品质量、价格和安全等的监管;行政管理部门增强对博物馆研学旅行的绩效管理(2018)。[54]齐琳表示以安全管理为基础,做好安全培训,强化安全防范意识,实施全过程管理(2019)[55]。

2.产品开发

主要涵盖打造综合资源'独立开发课程、健全课程保障以及探索标准化和品牌化四个方面。第一,打造博物馆研学旅行的综合资源系统,包括导师、方案、基地和经费。罗燕燕提出要组建多样化的导师队伍,开发研学教材,升级改造基础设施,加大经费投入力度(2018)。[56]吕澄认为研学需要专业的研学教室和智能辅助设备,并以文物为中心组织研学材料。[57]张诗怡创建了资源开发利用的三个原则:课标为本、因地制宜和代表性。[58]苏金良等主张按照选择研学主题、设计目标体系、学科研讨、实地考察、制定研学方案、实施活动、成果展示与反思的流程进行活动开发。[59]杨伟提出整合资源,打造“没有围墙的基地”。[60]曹洪珍等主张提升研学质量、打造研学品牌、升华研学主题和预期研学成果,并以旅顺舰艇博物馆为例,论述了常规讲解问答、体验课程、训练体验和模型拼装四类方案(2019)。[61]邓宁主张设计研学手册,整理并汇报研学成果(2019)。[62]第二,由于课程是重要的内容载体,不少学者主张独立开发以便设计出针对性强的课程。欧阳唯能指出应设计开放的目标框架,采取自主的管理方式和灵活的学习方式(2018)[63]。李莉等提出课程应就研学内容、时间、方式和路线等内容进行科学有效地规划,釆取“一校一馆”制(2018)。[64]刘世斌主张采取馆校联合开发、师生共同参与、专家专业引导和结合学校文化的方法(2018)。[65]王芳提出通过文化线路考察、与教师结盟来实现课程设计和落实(2018)。[66]韦倩莹指出探索课程的广度和深度,并设计完善的课程体系。[67]杨伟提出深挖研学内涵,实施“探究型”研学课程(2019)。[68]贾丽主张优化课程目标、丰富课程内容、细化活动区域、馆校联合开发、师生共同参与、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等。[69]第三,健全课程保障措施。欧阳唯能认为要制定完善的外出方案,做好充分的安全教育(2018)。[70]第四,主张产品的品牌化和标准化建设。如重庆红岩馆建立“红岩班”“周恩来班”,并在“革命故事宣讲团”中坚持标准化建设(2018)。[71]刘璐认为研学品牌的推出迫在眉睫,目前“第二课堂”“历史教室”“博物馆学堂”等品牌已产生一定影响(2019)。[72]第五,采取多元化的产品评估机制。欧阳唯能主张重视过程表现,进行集中展示和答辩(2018)。[73]朱银华创建出课程评价的标准,即主题多元化、评价系统化、注重过程性及成长性评价(2019)[74]。

3.意义探究

主要从博物馆自身功能的发挥、社会教育价值的践行和馆校合作契机的创建三方面展开。第一,博物馆资源的独特性,为研学旅行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有助于博物馆功能发挥,并呈现出自身价值。许兴春指出地质博物馆承担公益科普使命,拥有专家团队和地学平台(2017)。[75]吕澄认为博物馆是非营利性的社会教育机构,研学旅行是实现其价值的重要方式和有效途径(2019)。[76]齐琳表示研学旅行将有助于博物馆立足优势、准确定位,拓展资源和延伸教学(2019)。[77]唐龄提出博物馆拥有的藏品和其他物品的丰富程度和开放程度是无法比拟的,这些将成为研学旅行的重要基础(2019)。[78]第二,博物馆独特的教育属性,与研学旅行的教育理念相吻合,有助于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姜惠梅认为博物馆研学旅行把学习的选择权还给学生,让学生遵照自己兴趣,积极主动地投入学习(2018)。[79]刘媛岑提出博物馆研学可以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2018)。[80]林少芳表示博物馆馆校合作能探索自然与生存意义,接触艺术和生命价值以及感悟历史、增强使命感(2018)。[81]陈晓微指出研学旅行有助于感受研学和行走的内涵,培养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提高其社会适应性和团队精神,提升人文和科学素养(2019)。[82]纪花表示博物馆的直观教学场景更容易记忆,增长见闻、释放压力,促进学生主动学习(2019)。[83]第三,为馆校合作提供契机。李阳认为研学旅行是博物馆的最新课题,博物馆要珍惜馆校合作的机遇,以便让博物馆教育起到最大实效,得到社会最广泛的认可(2017)。[84]刘媛岑指出研学旅行可实现与学校教育的互补(2018)[85] 。

 4.问题分析

主要聚焦于认知、目标、人才、规划和管理五个方面。第一,对博物馆研学旅行及其意义认知不到位。王玉宝指出我国在整体“生态”上与国外差距较大,学校通常未对学生作深入、充分、有效的引导,学生也往往不了解博物馆研学的意义何在(2019)。[86]第二,目标不清晰。徐春阳认为目标模糊是当前博物馆研学旅行实践中的首个问题。[87]第三,实践人才匮乏,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学校师资配备不合理。梁爽提出博物馆研学活动正处于粗放状态,师资配备明显不足(2018)。[88]二是博物馆员工无法满足深入研学的需求。王玉宝表示目前博物馆讲解员数量捉襟见肘,供给难以达成研学之需(2019)。[89]王瑞昌指出博物馆专业的教育类人才匮乏(2019)。[90]许凤表示高强度的工作、教研人手的短缺,严重影响了研学旅行开发进度。[91]第四,活动规划不善,包括内容和方法两方面。一方面是内容缺失,柯观认为目前不少研学游本着“到此一游”的心态,内容枯燥,或干脆不进行活动设计(2018)。[92]徐春阳提出在研学前后没有相关资料和任务设计,学生处于漫无目的的博物馆“展览”学习状态中。[93]王瑞昌认为博物馆资源、学校资源分散,整合研究困难(2019)。[94]一方面是方法不当。徐春阳表示当前以游览参观为主,学生停留时间短,缺乏组织和引导等(2019)。[95]第五,经营管理不到位,包括效果评估和各类监管。武晓畅指出洛阳研学游未进行良好地经营管理,整体规划、研学重点、协调联动等方面仍需要加强(2019)。[96]王瑞昌认为中小学生参观博物馆形式大于内容(2019)。[97]温葵珍表示吉州窑博物馆自2017年以来,获得的研学旅行专项经费仅50万元,难以用来开发出高品质的研学活动(2019)。[98]张红光认为博物馆需要与学校、社会机构协调配合以实现对研学活动的管理,但目前多属于一次性交易,缺少后期的调查研究、活动评估和经验总结(2019)。[99]第六,配套设施有待健全。张红光指出现今许多博物馆研学旅行缺少独立的教学和食宿活动区域(2019)[100]。


04

讨论与结论

综上所述,国内相关研究已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但是,尚存在一些有待拓展的空间:国内研究虽然已步入应用层面的操作探索阶段,但是存在泛泛而谈和同质化现象,同时实证研究缺失,从理论和实践视角进行专业化和精细化的研究不多。具体表现为:(一)关于博物馆研学旅行问题,在应用层面多属于针对具体问题的对策解决型研究,呈现出各执一词且各自为阵,难以系统化推进,同时对本质问题尚未进行规律性描述,以及深入透彻的分析。(二)仍未把握研学旅行相关主体,如职能部门、博物馆、学校和家长等的不同利益诉求及其差异性。(三)主要停留在研究中期应用层面的操作探索阶段,仍未步入研究后期专业层面的深化阶段,如探讨研学旅行中学生的需求构成、教师作用的影响因素及其互动模式、学习效果优化方式等。如何基于既有研究基础,立足本土现况并借鉴国外研究,以不同利益主体及其关系为视角,深入揭示研学旅行本质问题及其形成机理,通过协调公共产品供给关系,实现多方的准确定位和有效配合,从而为效果提升提出对策建议,这是未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在政策推动、学生需求、市场驱动的多方作用下,博物馆研学旅行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尽管博物馆能依托实物促成学生的自主学习,且已经积累起丰富的教育经验,因而具备与研学结合的资源基础和专业能力,但由于受其场地和人力的限制,博物馆优质研学活动通常只能为少量的观众所享用,仍然无法满足学生日益增加的成长性需求。自2016年以来,由于国家政策对研学旅行的大力倡导,在有效缓解供需矛盾的同时,也拉开了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大幕,使博物馆成为各类研学旅行的重要目的地。[101]博物馆不再成为唯一的主导方,供给市场上还出现了学校和社会机构。换言之,在博物馆自身尚面临研学活动水平提升的同时,伴随学校和社会机构跻身其中,新的问题又相继产生。

当前,博物馆研学市场火爆,据不完全数据统计,研学旅行市场利润在2018年已超过上百亿,总人次在2019——2020年将达到3亿。[102]但通过七年间的文献筛选和分析发现:作为活动基地的博物馆,接待能力不足;作为活动实施者的研学导师,极为短缺;作为活动载体的内容开发,质量仍欠缺;作为活动过程的实施落实,部分“名不副实”;作为活动引导和规范的政策法规,尚未完善;作为跨界合作的各方主体,仍各自为阵;作为活动保障的经费与设施,有待健全。因此,近年来博物馆“研学旅行”乱象成了人民日报等各家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议题,国家文物局也专门发文论及“社会机构组织博物馆研学旅行应规范管理提升质量”。无论是博物馆既有系统的研学旅行,还是新生系统下多方参与的博物馆研学旅行,均面临着严峻的效果提升问题。究其因,至少可归纳为6个关卡:认知关——研学旅行因是新生概念而多方认知模糊;专业关——博物馆因专业强而各方难以善加利用;准备关——产生因政策驱动而各方准备不够;监管关——发展因市场驱动而缺乏监管的制度机制;动力关——研学旅行因缺乏激励而各方动力不足;理论关——研究成果因专业性不强而指导实践乏力。基于文献维度的分析和总结,笔者认为影响博物馆研学旅行效果提升的制约瓶颈是政府未有效协调好校内、校外教育资源对这一产品供给的相互关系,以实现各方的准确定位和有效配合,从而发挥整体效益,导致研学旅行有效分工合作的常态化机制始终难以建立。因此,期待未来能在政府主体监管、学校(学生)主体响应、博物馆主体参与和市场主体对接下,促成四方主体实现跨界合作以合力开展研学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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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于

《中国博物馆》2020年第3期

收录于

中国知网《文博行业知识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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