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还有多少孩子的愿望是当个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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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小时候，有不少人都会说将来的理想是当一名科学家，但真的到了将来，当上科学家的几乎没有。
今天，还有多少孩子的愿望是当个科学家？
越来越相信，科学能让人感觉踏实。在变幻莫测的世界里，一辈子化身研究者和思考者，才能让自己笃定而勇敢。在越来越强调基础科学研究的时代，我们不妨从科学家那里汲取力量。那就是一辈子的诚实、创新和韧性。
科学家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天赋异禀的人，简单纯粹的人，鲜有弯弯绕绕、曲折离奇的故事，只有一辈子干一件事、突破一个又一个项目的那种韧性和精神在流淌。有时，他们还有点单调且高冷。
我首先想写的，是中国科学院四个最老的科学家。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传奇，人的生命拉得越长，越能看出精神的价值。
科学院最年长的科学家是庄巧生，生于1916年，103岁了。福建闽侯人，世界著名的小麦遗传育种学家。一个吃水稻的南方人，研究的却是小麦。国人都知道水稻育种的袁隆平，却鲜有人知道庄巧生。
他长期从事小麦科研事业，带领几代科技人员选育出“北京8号”、“北京10号”、“丰抗号”系列等几批冬小麦优良品种，在北方冬麦区广泛种植。小麦育种是一项见效慢、科研投入巨大、不易出成果的研究，有时候十几年的光阴会真的浪费，一无所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单调枯燥，一干就是一辈子。
据媒体报道，前几年，在小麦生长的关键季节，庄巧生还经常下田。他说，我们的科研与科普事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需要追、赶、超、补的工作还很多，要“只争朝夕”。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无形中就会感染人，而科学家经常都是如此。
次长的老先生叫沈善炯，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遗传学家，1917年4月生，102岁了。江苏吴江人。“耕读传家”是沈家的祖训，在他们居住的村子澄墟，只有沈家有人识字和会写文章，沈善炯的父亲沈国范是澄墟第一个进洋学堂的。
沈善炯在西南联大生物系求学时，张肇骞、于景让、严楚江、张景钺等教授都给过他重大帮助，他记忆中最深刻的事，是胡适之跟他讲，“待人要不分贵贱，要做一个普通人，要独立思考。”他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就读后，一度因学业累到咳血，终于拿到博士学位，一心想报效祖国，回国途中还被美国中情局扣留，关押在东京下野的巢鸭监狱。“文革”中他在牛棚里备受折磨，颈部肿胀，要做淋巴结穿刺，被医生护士视为“牛鬼蛇神”，直接不打麻醉就开刀。
1978年，61岁的沈善炯重新焕发生机，在分子遗传学和生物固氮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谢天谢地，受过这么多磨难，他依旧活得如此高寿。
第三位科学家是化学家唐有祺，1920年生于上海浦东新场镇的一个商人家庭，今年99岁了。他的求学路非常坎坷，从上海经温州去金华，考入从上海迁到此地的同济大学，又从金华迁往江西赣州、昆明、四川宜宾等，随校走遍了九个省。
1950年，唐有祺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回国路也非常曲折，他的导师鲍林，崇尚和平和民主，帮助了他，他利用1951年7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国际晶体学联合会第二届大会的机会，绕道英国、瑞典、荷兰、法国等地，于1951年8月回到祖国。
1952年，在唐有祺的主持下，中国才有了第一座X射线衍射实验室，才有了自己的教材，他凭一己之力填补了中国晶体化学的空白，是中国化学学科奠基人。
1972年，唐有祺首次测定了猪胰岛素的晶体结构，间接挽救了无数的中国糖尿病人。他淡泊名利，如果留在国外继续科研，他本极有可能跟导师一起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93年，他将世界晶体学大会的举办权据理力争放在中国，这是当时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国际性会议。
千万不要小看一个人的力量，有时候，一个人就是一支军队。他们是真正的国家精神的代表。
最后一位是陆元九，1920年1月9日生于安徽滁州，也是99岁了。他是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研究员、总工程师、科技委员会常委。他的绝顶厉害之处在于，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惯性导航博士学位，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个体的智慧水平、努力程度上，中国人从来不比任何人差。即便在国家发展水平差异很大的时候，个体水平也没有落后过。
陆元九出身于一个教员家庭。在战火纷飞中考入中央大学，成为航空工程系招收的首批本科生，是中国本土第一批系统学习航空技术的大学生，并且考取了赴美第一批公费留学生，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进一步深造，1949年获博士学位。
1958年，毛泽东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陆元九大胆提出，要进行人造卫星自动控制的研究，而且要用控制手段回收。这是世界上首次提出“回收卫星”的概念。与此同时，我国第一个探空火箭仪器舱模型在陆元九及其同事手中诞生。
在“文革”中，陆元九被剥夺了一切工作，最令他遗憾的，不仅仅是失去的时光，还有抄家时遗失的《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下册）》宝贵手稿，损失无法挽回。科学在任何一刻都应得到尊重，一刻都耽误不起。
科学家的境界比匠人更胜一筹。陆元九常说：“对要上天的产品，99分不及格，相当于零分。100分才及格，及格了还要评好坏。”科学家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也修心，原来老先生个性强、脾气大，后来认为这并不是耐不耐心的问题，而是尊不尊重别人的问题。他也面临过老伴脑萎缩住院，自己焦虑难眠的困境，都靠修炼挺过来了。
在一个个具体的人生里，都有创造的巅峰，以及要渡过的低谷。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一颗进化的心，不屈不饶。
20后科学家，即1920年到1929年生人，占全部科学院科学家的十分之一左右。而30后科学家，即1930年到1939年生人，占全部科学院科学家的三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说，中国科学院院士，五分之二以上都是德高望重的80岁以上的老人了。其中，大家熟知的吴良镛和杨振宁，都是1922年生人。
30后似乎是科学家的高产人群，他们年轻时期正处于新中国刚建成初期，用整个青春贡献给了50年代、60年代。他们不少人还有苏联留学经历，如朱森元，1930年生，江苏省溧阳县人，1952年南京大学航空系肄业，后去苏联留学，1960年在莫斯科国立鲍曼技术大学获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1961年回国，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十一所（现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工作。他是“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设计师。1984年4月8日，中国首次用“长征三号”氢氧发动机的液体火箭发射成功一颗通信卫星。
王大中，核工程与核安全专家。1935年2月11日生于河北省昌黎。195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82年在德国亚琛工业大学获自然科学博士学位。曾任清华大学校长。20世纪60年代，王大中参与领导了中国自行建造的屏蔽试验反应堆的设计、建造和运行。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百废待兴之时，科技就是最大的生产力，也是最硬核的实力。应该向这些科学家致敬。
50后科学家占比仅略高于20后占比，远低于30后、40后，他们的青年时期，正遇到“文革”，可能侧面说明，如果一个时代不尊重科学，不保护科学家，不仅人才不能脱颖而出，时代本身也是牺牲品。
我们来看一看年轻一代的科学家，70后，一共4位。
潘建伟，著名物理学家，1970年3月生于浙江省东阳市。中国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其领衔的“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室卫星科研团队被美国科学促进会授予2018年克利夫兰奖。他毕业于科大，获学士、硕士学位，后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师从量子研究世界级大师蔡林格，后又回到科大教书育人搞科研。潘建伟这辈子和科大难舍难分，很多科学家也是如此，学校与人之间的缘分很深，深到一辈子都“纠缠不休”。
周琪，1970年4月生，干细胞和发育生物学家。《科技日报》曾报道，2009年，周琪团队利用诱导多能干细胞技术从小鼠皮肤细胞培育出世界首例来自iPS细胞的可育小鼠，用鲜活的生命证实了学界久攻不破的iPS细胞发育全能性，入选当年的《时代周刊》医学十大突破，他在采访时称，“中国要做干细胞领域的引领者”。
徐涛，1970年8月生，细胞生物物理学家。2004年9月，年仅34岁的他成为科技部973项目“生物膜和膜蛋白结构与功能研究”首席科学家，总经费为2500万元。
邵峰，1972年1月生，生物化学家，最年轻的院士，江苏淮安人。他一直在钻研的就是，人体免疫系统跟病原的“持久战”。他曾说，“别人在台上享受鲜花和掌声的时候，那就是你的机会。因为你被冷落在一个不受人关注的角落，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潜心研究。”他的目标就是做简单纯粹的科学家。
下面来看看地域（出生地）分析。这些数据是我一个个加总手工算出来的，可能会有点失误，还请海涵。
江苏是科学院院士最多的省份，不仅总数最多，而且各个领域的院士都名列前茅，比如数学家、物理学家、地学家、信息技术科学家、其他技术科学家均位列第一位，化学家、生命与医学家数量位列第二位，其总数占全部院士的比例约为15%。
江苏人口多，物华天宝，科技文化传统鼎盛，古今人才辈出。新中国成立至今，江苏的院士人数一直位居榜首，从未被撼动。
本文没有加上工程院的数据，据别人的统计，现任两院院士中，江苏约占16.5%。
这些院士基本出生于建国前后，那时只有江苏、浙江等富庶之地才有较大的物力财力支持孩子学习，当然也和江浙自古以来重视教育是分不开的。
人们常常提及江苏泰州市的院士旧居景点，“古有三科两状元，今有弟兄五院士”，这里“弟兄五院士”指的是，拥有三个院士头衔的李德仁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毅、李德群。李德仁是摄影测量与遥感学家。
上海的表现也是非凡的，占比约12%，高于浙江，占比约11%，江浙沪加起来占比超过全国的三分之一。历史上，上海的行政区域也属于江苏。可见江苏实力的强大，是自古以来就奠定的。一个地方的发展是历史长久积淀下来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今城市之间总是上演抢人大战，其实，更重要的是好好对待那些传承的、积累的、存量的人才，可能会更“有用”。
除了江浙沪三地约占38%，其他东部地区，福建也不容忽视，约占5%，相比而言，两个GDP大省山东和广东的成绩不佳。
安徽、湖南、江西，这三个中部地区的实力也不容小觑，安徽、湖南的科学院院士占比均高于福建，约占5%以上。
据统计，我国的科举制经历了1300多年，从隋炀帝开始到清光绪帝举行的最后一科进士考试结束，共产生过736位状元。历代状元有姓名可考者共有592人，而有籍贯记载的，共有357人。北方状元最多的省份是河南省（37），南方状元最多的省份是江苏省（60），其次是浙江（54）、福建（33）、江西（29）。
北方城市的科学院院士比例不高，比如北京占比在4%左右；传统上出状元最多的河南，占比只有约2.5%左右。
历史上南方出的状元多于北方，而今天，南方出的院士，相对于北方多出的比例更高了。顶尖人才的培养一直是个谜，但和地域文化、经济发展、政策以及人才聚集的马太效应等等，可能都相关。
中科院的科学家们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男用女名，如，凝聚态物理学家朱邦芬，实验高能物理学家王贻芳，数学家文兰，高分子物理学家安立佳，放射化学家柴之芳，物理化学家胡英，，鸟类生态学家郑光美，兰，外科专家王正敏，生物物理学家隋森芳，鱼类育种遗传学家桂建芳，物理海洋学家苏纪兰，大气动力学家穆穆，测绘与地理信息学家龚健雅，石油地质学家郝芳，控制科学专家黄琳，电磁波物理与遥感科学专家金亚秋，计算机软件专家董韫美，飞机空气动力学家顾诵芬，等等，“芬、芳、美”成了高频词。还有，女性科学院院士比例大约只有5%。
学而优则仕，似乎一直是中国的传统。人才往往全面发展，能者多劳，他们不仅具有匠人般的精神，而且延伸到其他领域也能干得顺其自然。院士中当过校长或副校长的比例在6%左右。
安立佳，现任吉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兼吉林省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198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化学系，后一直在长春应化所做科研，2018年当选为吉林省副省长。他的简历非常清晰简单，一路从大学到研究所再到副省长，一辈子似乎都跟吉林捆绑在一起。（1964年11月生于吉林省前郭县，籍贯山东东平。）
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说，机遇和挑战使得科学研究成为一个幸福的职业。港籍中科院院士张明杰说，科学家是美好的职业。
设想再有70年的太平时代，全社会都高度尊重科学精神，推崇科学家而不是福布斯富豪，中国有没有可能出现一批更加伟大的科学巨匠？中国有没有可能为人类贡献像牛顿、爱因斯坦、霍金那样的人物？大概还需要很漫长的时光吧。
所以今天，我们不关心周杰伦、蔡徐坤，我们关心科学，关心科学家，像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一样，他们在探索的世界里很单纯，很幸福，中国是有这样一批踏实的人的，我希望未来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