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基刚 | 外语教学、二语教学、国际通用语教学？关于英语教学‘一条龙’外语教育模式

来源：外语教学思辨

写在前面

我国英语教学的性质是什么？是外语教学，二语教学，还是国际通用语教学？

“2019国际英语教育中国大会”通过的《杭州宣言》要求继续推进大中小学英语教学“一条龙”外语教育模式。

本期转载了蔡基刚教授在《当代外语研究》(第4期，2019年7月)发表的文章“外语教学、二语教学、国际通用语教学？关于英语教学‘一条龙’外语教育模式”。此文对英语教学‘一条龙’外语教育模式”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英语在中国既不是外语，也不是二语，而是国际通用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英语教学就不是为了学习英语而学习英语，不断攀升各个英语能力等级，也不是为了开展人文教育，提高人文素养和开阔国际文化视野。外语界要废除“一条龙”教学模式，实行有差别的教学。高校的英语教学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帮助学生提高汲取和交流科技经济等领域的信息的能力。

外语教学、二语教学、国际通用语教学？

关于英语教学“一条龙”外语教育模式

Teaching EFL or ESL? On the Streamlined Model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蔡基刚

复旦大学，上海，200434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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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英语界一个重大的、充满争议的问题是中国的英语教学是外语教学还是二语教学。参加杭州“2019国际英语教育中国大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在发言和讨论中，似乎选择了外语教学。比如作为大会成果，《杭州宣言》坚持继续推进大中小学英语教学“一条龙”外语教育模式。本文对此提出不同观点，认为在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的背景下，中国的二语教学特征越来越突出，如高校的全英英语专业课程不断增加，社会企业的对外交流日益扩大。因此，大中小学的英语教学应该有所区别，开展不同定位的差别化的教学。即中小学英语可以实施外语教学,高校的公共英语应该转向二语教学模式，开展专门用途英语教学。所谓厚基础宽口径，把基础打扎实了就能满足学生的专业学习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说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关键词】

外语教学，二语教学，国际通用语，英语教育，一条龙模式，大学英语

1.  问题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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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界的学术盛会“2019国际英语教育中国大会”7月26-28日在杭州召开。近3000位来自中国大中小学英语教师和专家以及海外学者聚在一起为中国的英语教学把脉探路。大会的主旨发言和专题发言都是围绕教学方法，教材开发，测试研究等进行广泛和深入的讨论。但是唯一没有引起与会者足够讨论和重视的是我国英语教学的性质。

“国际英语教育中国大会”的前身是“TESOL中国大会”。TESOL是“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的缩写，按经典定义，“针对其他语言使用者的英语教学”可分为两大类：英语为外语教学和英语为二语教学。两者的区别：前者的英语是课堂或校园里的学习语言，因此主要开展通用英语（EGP: 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s）教学，这种教学除了帮助学生提高英语水平通过课程和等级考试，并无其他目的（Hutchinson & Waters，1987）。后者的英语则是高校学生进行专业学习的工具，是社会不少企业和政府部门对外的交流语言。由于二语教学是满足具体特定需求的，因此主要是开展专门用途英语(ESP: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教学。

那么，中国的英语教学是外语教学还是二语教学，从三天大会的发言和讨论看，与会者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严重的分歧。大会主旨发言有的题目是“二语教学中一个根本性问题”，有的是“英语作为外语教学的高效学习”。剩下的主旨发言题目虽没有显示指向哪种教学，但似乎都把中国的英语教学作为外语教学在进行演说，讨论问题和设计方案。大会最后一天通过的《2019国际英语教育中国大会杭州宣言》（下简称《宣言》）明确提出中国英语教育要坚持“推进大中小学英语教学‘一条龙’外语教育模式”。对专门用途英语只字未提。显然大会学术委员会认定我国的英语教学的环境并发生没有变化，还是外语教学，因此，不需要开展专门用途英语教学或学术英语教学。

据统计，中国目前约有三亿多人在学英语，仅在大、中、小学学习英语的人数就达一亿以上。因此，对中国英语教师而言，是应该把英语作为外语来进行教学还是作为二语来进行教学，如果这个问题不首先搞清楚，任何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课程大纲的定位，教材课文的编写，乃至测试评估的开发都不可能是正确的,或都是盲目的。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还涉及英语教学的效率，涉及千千万万莘莘学子在英语学习上付出的从小学到大学近14年时间、精力和资金付出能否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回报，涉及到我国的外语教育能否充分满足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因此，是二语教学还是外语教学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教学方法的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外语教育政策问题。

2.  外语教学与二语教学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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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或二语教学是一对比较复杂的概念，它涉及语言属性和语言环境和语言教学。就语言属性来说，英语对汉语来说是外语，如同德语日语。尽管英语地位突出，但对中国人说不是二语；就语言环境来说，英语在中国已不是典型的外语环境，在不少局部区域（如高校和企业）已呈现明显的二语环境特点（蔡基刚。2018a）：就语言教学来说，不同阶段可以不同，如本文提出的观点：中国的中小学英语教学可以是外语教学，但高校必须是二语教学模式。

把英语作为外语教学和英语作为二语教学有很大的不同。从教学目标上看，前者旨在帮助学生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除了应试，并没有任何实用目标。当然中国的外语教学和其他英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国家和地区有所不同，除了帮助学生提高英语水平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开展立德树人教育，“通过英语教育实现道德教育目标”，“培养完整人格，塑造良好道德品质”（杭州宣言，2019）。英语作为二语教学的目就较为简单，即满足学生的专业学习需求和他们今后社会工作的需求。因此，一个教英语的目的是提高“语言能力”和开展“道德教育”，一个则是帮助学生掌握汲取和交流世界科技和经济知识的工具。

从教材编写看，前者是根据语言教学规律（如语法规则的难易度，词汇的复现率）等原则来编写课文。因此即使大学英语教材，课文中还有不少“我的家乡”、“校园文化”、“我的爱好”等主题，尽管这些内容和学生的英语水平适当，但与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认知发展极不相配的。语言学习是显性的，课文内容完全是为语言学习服务的。但英语作为二语教学，课文更多考虑学生的知识结构、认知能力，尤其是学习需求。因此到了高校，公共英语教材大多是与学生所有专业相关的浅近的学科基本常识和发展信息，以及专业语类的语言表达，英语学习是隐性的，是为学习新知识服务的。

从教学方法看，英语为外语教学往往是教师为中心，即采用学生为中心的，即使使用任务教学法，其任务设计主要围绕学习或巩固学习某种语言现象，因此，就其任务本身往往是虚假的，是无病呻吟的，是现实社会中不存在的，或很上有会发生的，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所组织的各种“秀英语”的口语竞赛和演讲大赛上。而英语作为二语教学，任务往往是以项目形式出现，即基于项目的教学法。这里项目是真实的，是和学生专业学习紧密相关的，是问题导向性的，是满足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真实需要的。语言是作为工具在解决问题中提高的。

从考试评估看，英语作为外语教学热衷于开发全面考核学生听说读写译各种语言技能的量表和对应的等级考试，试图用等级量表指导教学内容和教材开发，用等级考试作为学生能力评估和验收把关。但英语作为二语教学则是根据实际需要，在完成中小学的基础英语教学后，到大学，教学组织和评估测试是根据学生所学习的专业和他们今后可能的工作所需，反对全面的、不分学生所学专业的、统一的国家英语能力等级考试。因此，即使考试评估也多是专业性的和行业性的，如医学英语考试、法律英语考试、飞行员英语考试和护士英语考试等。

3. 两种截然不同的英语教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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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成为国际通用语的大环境下，很少有国家和地区把英语教学看成是外语教学，很少有学生把学习英语视作为了通过课程考试或为了人文素养和道德素养的提高。亚洲许多国家为了促进本国经济科技与世界的交流，不仅大力发展全英语教学，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而且要求高校开展专门用途英语教学。

中国政府同样如此。十年文革一结束，为了抢回失去的时间，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国家就提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和其配套的外语教育政策。1978年8月28日-9月10日国务院召开了为期两周的外语教育工作会议。在由235位省市教育厅负责人和主要高校教务处长以及外语专家参加的会上，国务院领导明确指示“外语是一门工具”，必须用来“汲取和学习世界先进知识”，高校要致力于培养“既懂专业又掌握外语的科技人才”（李传松 许宝发，2006），会议通过了《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教高【1979】027号）。这是改革开放来，国家制定的第一个重大外语教育政策，为我国高校的英语教育指明了方向：即开展专门用途外语教学，培养国家和社会所需的能用外语直接开展专业学习和工作的大学生。为此，教育部在1987年修订的外语专业目录中专门增设了专门用途外语二级学科和科技专门用途外语[专业编号4301]、旅游专门用途外语[专业编号4302] 、外贸专门用途外语[专业编号4303]、外事管理专门用途外语[专业编号4304]四个方向（李传宝、许宝发，2006:320）。

但当时外语界反对专门用途英语，因为“我国大学生入学时的英语水平虽然较过去有所提高，但总的讲并不高，并未‘过关’，加固乃至修补基础十分必要。”（李荫华1987）。因此，公共英语界转而开发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试图通过考试调动学生英语学习的积极性，促进大学生的英语水平的迅速提高。但是不料随后出现了一场全国性规模的应试教学。当时教育部外语处处长岑建君（1997）指出“许多学校存在盲目攀比的情况，比通过率，而忽视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忽视教育的基本规律”。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1996）更是严厉批评“我国的外语教学的效果不理想”、“外语教学水平、教学方法普遍存在费时较多、收效较少的问题”，“不能适应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和扩大对外交往的需要。”

为扭转这种单纯技能训练的应试教学，高校英语界决策层并没有从培养大学生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应用能力去考虑改革“费时低效”问题，而是从提高大学生应用能力的另一方向去努力，即提出大学英语是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试图通过英语教育在提高大学生的语言能力同时提高大学生的素质教育和跨文化意识。

通过这段历史回顾，我们不难看到，当时国家领导人试图把英语作为工具开展专门用途英语教学，培养懂外语的科技人员，而英语界决策层试图把英语教学当做外语教学，培养大学生英语基础扎实和具有“完整人格和良好道德品质”的有理想的公民。

4. 大中小学英语教学一条龙模式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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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20日至22日，以“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英语教育”为主题的“2018TESOL中国大会”通过了《上海宣言》，提出要“打造‘一条龙外语教育模式’。通过从小学到大学的外语教学中实现教育理念、课程理念、教学目标、课程设计、教学方法、评价体系、教师培训、教材与教学资源等方面的‘一条龙’”（《上海宣言》2018）。一年后的“2019国际英语教育中国大会”通过的《杭州宣言》，再次强调要“推进‘一条龙’外语教育模式创新。建构‘一条龙’课程与评价体系、开发‘一条龙’教材与学习资源”。

我们认为这两个宣言重点强调的英语教学一条龙外语教学模式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准确的。外语教学‘一条龙’是20世纪末提出的，即把全国大、中、小学的英语教学作为一个连贯的整体进行统一外语教学设计（专家访谈，2002）。当时我国在科技经济和教育等方面对外交交流还不多。因此，把大中小学英语教学定位在外语教学，开展打基础分等级的通用英语教学是恰当的。但是本世纪来，尤其过去10年，我国的外语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少高校和地区都出现了明显的二语教学环境，如大学里的全英语专业课程迅速增加，大学生被普遍要求用英语阅读专业文献，社会企业和政府部门要求大学生毕业一上岗就能用英语开展工作。显然，我国的英语教学尤其是高校公共英语教学已不是典型的外语教学。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把大学英语定位在和中小学英语同质化的通用英语上，还在开展分级教学，甚至开发《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建构从小学英语教学到研究生英语教学“一条龙”课程体系与九级能力考试评价体系，无非是固化公共英语的外语教学定位，这必将损害我国的英语教育的发展，损害我国的科技经济的发展。

我国老一辈英语专家多次批评这种“一条龙外语教学模式”。章振邦（2003:3）批评说：“我国的普通英语教学太长，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学的都是普通英语，所谓‘四级’、‘六级’测试，都是在测试普通英语的水平。高校英语教学迟迟不与专业挂钩，怎能要求学生毕业后走上需要专业英语的工作岗位，能够愉快胜任？”他继续说“现在我们许多大学生从小学开始学习英语，经过将近10年的基础英语学习，已经掌握了一般语法规则和常用词汇，具备了一定的听说读写能力。有这样的英语基础的中学毕业生上了大学，应该可以直接过渡到专业英语的学习，而不必再学普通英语”。秦秀白（2003:81）直言“从长远角度看，我国高校英语教育的主流应该是专门用途英语（ESP）教学”。陆俭明（2010）认为“鉴于小学、中学和大学的英语教学内容重复，建议对各学段的英语教学重新定位。如中小学英语教学侧重打基础，而大学和研究生英语教学应主要是ESP或学术英语”。

我们认为在新时代背景下，必须抛弃一条龙外语教学模式，实施不同定位的语言教学，即中小学还是实施打基础的外语教学，高校必须实施为专业学习和今后工作的二语教学。

5. 高校英语教学主要目的不是打语言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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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到2019年3月，半年时间里教育部会同国家三部委专门召开了两次“推进公共外语教学改革大力培养高素质国际化专门人才会议”，并把2019年定为公共英语教学改革年，目的就是为促进高校英语教育改革，致力培养 “六卓越一拔尖”的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等复合型的科技创新人才，使得我国大学生在他们各自的专业领域里有将强的国际交流能力。问题是这种专业领域内的国际交流能力是在外语教学的通用英语模式下培养出来的，还是在二语教学的专门用途英语模式下培养出来的？

英语界坚持“厚基础宽口径”，认为扎实的语言基础能够培养出各种复合型人才。但是这种说法是缺乏科学依据的。根据Chomsky（1965）的competence(语言能力)和performance(语言使用)分类和Hymes（1972）communicative competence(交际能力)理论，一个大学生的英语基本功扎实，只意味其储备了足够的语法知识和语言技能，或只意味着他们具备了语言运用和交际的潜在能力，或掌握了可供交际调用的语言形式即usage（Widdowson, 1978）。要能够顺利交际应用即use，他们就必须结合专业和和专业的具体语类（genres）进行语言学习和训练。用语言如英语构建和交流内容知识的方式是因学科而异的（Wells,1992），一个大学生英语水平再高，不学习医学，或化学，或工程语篇结构，修辞手段和句法特征，还是无法开展专业学习和工作的。

自1987年公共英语实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来，我国累计已有3950多万名大学生达到大学英语四级教学要求，其中1750多万名学生达到六级教学要求（杨惠中，2019），但是很少有大学生能读写他们的专业的国际期刊文章，用英语有效地汲取和交流他们专业信息，很少有大学生毕生后能用英语有效开展他们科研和工作中的交流。从这个角度看改革开放40年的公共英语教学是失败的。但这不是学生个人学习的失败，也不是教师的教学失败，而是我们英语教学定位失败，把高校英语教学当成外语教学，把教学目的定在培养扎实的语言能力上，是不可能培养出国家所需要的复合型科技创新人才的。

我们认为，不能再延续40年公共英语的失败。要让大学生胜任自己的专业学习和今后毕业后的工作，高校英语教学必须结合他们的专业和行业所使用的语言进行开展教学，这就是专门用途英语和学术英语。公共英语是专业教育，不是通识教育，公共英语教学具有强烈的专业性（蔡基刚，2018b），只有为学生的专业学习服务，公共英语才能在高等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到了高校，非英语专业学生只需专攻他们专业学习和工作需要的某种能力，对语言各种能力他们应该有“学与不学和多学少学”的自由。规定大学生全面达到《量表》某个级别的指标，并必须通过对应的能力等级考试，做到听说读写样样精是外语教育政策最大败招，将对高等教育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蔡基刚，2019）。

6. 英语教学目的不主要是道德教育或人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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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帮助学生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中国外语教学对世界的独特贡献似乎是外语教学的道德教育作用。《上海宣言》（2018）“强调要在英语教育中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杭州宣言》（2019）再次强调“通过英语教育实现道德教育目标、语言能力目标、文化意识目标、思维品质目标与学习能力目标”，帮助学生“提升人文素养，培养完整人格，塑造良好道德品质”。

把英语教育的主要任务规定为道德教育或立德树人教育，尽管目标非常高尚伟大，但无论是社会还是政府都不会接受这种看法。按人大代表李光宇（2017）统计，一个孩子10年里将近五分之一（18.13%）时间是花在英语学习上。他们一年的英语必修课要消耗掉1637.8亿元，中国人每年学英语消耗掉的钱至少能投资0.8个三峡、发射204个神舟航天飞船。他的算法还是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三。如加上大学和越来多小孩从小一开始学习英语，那就至少14年，花在英语学习费用上更多。而其主要目的难道是为了学生道德素质的提高，思想品质的完善？

我们查阅了政府和教育部相关外语教育的文件，无论是中小学的还是高校，从来都没有把道德教育或人文教育甚至跨文化教育视作外语教学的主要目标。道理非常浅显：道德教育和立德树人教育是各个教学段，是各个学科专业的任务，为什么要由外语课程来主要承担呢？如果道德教育、文化教育、品质教育是外语教学的主要目标，那它和思政课或语文课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外语课程的独特性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任何课程都肩负着立德树人的重任，对外语课程来说这是隐性目标，是在语言学习，是在课文内容选材和讲解中渗透出来的。英语课程的主要教学目标就是帮助学生学习和掌握英语这门工具。

当然不同的学龄段，教学目标有所侧重。中小学的教材可以多选修人文和文化主题的课文，如“老人与海”这样的简写本名篇，在语言学习中，比较直接进行道德教育和文化教育等。但到了高校，就应该冲破文学、人文和文化选材的羁绊，选择和学生专业相关的材料。即使科技文章中，也有道德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因素，如医科生教材中的基因编辑的伦理，安乐死的困惑，失意的预先研究，如电力生课文中的一带一路的能源文化、世界各国能源政策和绿色能源发展等。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和小学生的道德教育无论在内容上，还是隐性显性上都应该有所区别的，都应该和他们各自的认知发展相配的。公共英语在结合学生专业的各种语类如期刊论文和实验报告读写中，或典型工作场景学习中如护士病房英语，艺术作品介绍英语，体育裁判交涉英语中，无不有高层次和与专业相关的道德教育和品格教育因素。道德教育、文化教育、品质教育不是用口号喊出来的，而是在语言教学中隐性渗透出来的。

 7.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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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外语教育家张正东教授（2007:79）曾经正确地指出：“中国英语教育的语言目标应该分层”，“不必从小学到大学都追求培养语言综合应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以及用英语思维和用英语做事”。“我们可以根据国家发展对不同层次英语人才的需求，去设定开设范围和层次”。“我们可以提出学与不学、多学与少学、快学与慢学的诸种可能”（张正东，2016:22）。这段话对今天的英语教育尤其是公共英语教学，对“大中小学英语教学一条龙”的设计者，对《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及其对应的国家英语能力等级考试开发者，振聋发聩，意义深刻。

“国际英语教育中国大会”是我国英语界的学术盛会。3000多位中外学者聚在一起探讨中国的英语教育，最终推出了《杭州宣言》的大会成果，全国英语教学工作者期望用《宣言》指导他们的教学实践。但是大会和《宣言》仍然无法明确中国英语教学的属性是外语教学还二语教学这一个重大问题，提出的大中小学英语教学一条龙模式还是在强化20年前提出的大中小学同质化的通用英语教学，规定的大中小学英语教学根本任务还是道德教育，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在最近一次面向全国高校英语教学的论坛上，高教司司长吴岩（2019）在会上呼吁“中国的外语教学要来一场深刻的革命”。革命首先是理念的革命和变通。只有改变传统的外语教学理念，才能打通中国英语教育发展的前途。

（作者蔡基刚系复旦大学教授博导，研究方向：对比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

出处：《当代外语研究》，第04期，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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