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秋芳 张虹 | 我国高校非通用外语教师面临的挑战与困境：一项质性研究
转载自：语言学通讯
教师发展质性研究文献推荐
文秋芳, 张虹. 倾听来自高校青年英语教师的心声:一项质性研究[J]. 外语教学, 2017, 38(1):67-72.
文秋芳, 张虹. 我国高校非通用外语教师面临的挑战与困境:一项质性研究[J]. 中国外语, 2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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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快速推进, 非通用外语教师在市场上突然成了“香饽饽”, 部分高校为了增设新语种, 不惜重金从其他高校挖人才, 少数稀有语种的本科毕业生甚至能在高校获得教职。非通用外语教师好像突然成了令人羡慕的职业。然而, 他们的实际生存状况如何, 外界并不知情。在中国知网以“非通用 (外) 语教师”为主题搜索相关文章, 结果为0篇;再以“非通用 (外) 语教师”出现在“全文”进行搜索, 只有3篇。其中, 仅有1篇简单提及非通用外语教师队伍的现状和遇到的问题 (贾德忠, 2002) , 但无实证数据支撑。为了弥补现有空缺, 本研究在历时一年多深度观察的基础上, 通过访谈和叙事框架方法, 揭示我国非通用外语教师面临的困境, 并尝试提供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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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计
2.1 研究参与者
本研究中10位非通用外语教师来自10个语种, 其中7名博士, 2名在读博士, 1名硕士;教龄2~17年不等, 职称涵盖副教授、讲师和助教 (见表1) 。
2.2 数据收集、整理和分析
本研究是历时4年 (2016年1月至2020年1月) 非通用外语教师共同体建设项目的一部分。本文作者自2016年开始全程组织并参与共同体活动, 与成员一起做研究, 属于参与型观察 (De Walt&De Walt, 2011) 。数据以访谈和叙事框架为主, 辅以部分观察数据。所谓叙事框架, 就是研究者根据研究问题, 给出一系列填充题, 研究参与者只需根据给定题目补充信息。比如, 我们设计了一个叙事题目“如果……我的科研可以做得更好”。访谈问题涉及非通用外语教师的学习经历、工作经历、职业生活、面临的困境、参与共同体的过程、专业发展、需求等方面。比如:在专业发展过程中, 您遇到过什么困难吗?如果有, 是什么?每人受访时间从90分钟到4小时不等, 总共25.6个小时, 后被转写成426 814字的文本。
表1 研究参与者背景信息
为了方便数据管理与分析, 我们将数据按照不同类型导入质性数据分析软件NVivo11, 采用自下而上的扎根分析 (Strauss&Corbin, 1990) , 根据研究问题进行逐级编码。首先, 我们以开放的态度逐字逐句阅读数据, 围绕研究问题提取“本土概念”, 作为一级编码。然后通过不断比较和聚类建立一级编码之间的关系, 从而确立概念类属, 即二级编码。接着在前期编码的基础上, 继续仔细反复阅读数据和突出的二级码, 直到主题慢慢浮现出来, 最后形成三级编码。表2列出了三级编码的示例。完成三级编码后, 我们深入解读数据, 并选择典型数据用于论文撰写。
2.3 研究中的伦理道德处理
实施访谈和口头叙事数据收集的为本文第二作者。她从事过多项质性研究, 具有熟练的访谈技巧。当2017年3月收集访谈和叙事数据时, 研究者与研究参与者之间已经建立了相互信任关系。为了尊重质性研究的伦理道德, 让研究参与者真诚倾诉自己的想法, 研究者和研究参与者签订了“研究承诺书”, 对研究目的、过程、数据使用等方面进行书面规定, 并告知文中不会采用他们的真名, 只会出现他们自己选择的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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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发现
3.1 外在困境
非通用外语教师一方面面临着无教材、无工具书的困境, 另一方面, 非通用外语教师人数少, 大多数是女教师。比如一个语种只有2个女教师, 曾一度在同一时段, 一个是“娃妈”, 一个是“孕妈”, 很多情况下整个专业就只有1名教师在工作。由于人少, 他们面临着课程多、行政事务多的重重困难。
3.1.1“备课很痛苦”
对于通用语教师来说, 纸质资源 (教材、工具书等) 和网络资源极其丰富, 但很多非通用语专业既无教材, 又缺工具书, 备课全部靠自己平时的点滴积累。蓝颜说:
外人无法想象, 我们专业一直到两千零几年都没有一本教材可参照, 全部是老师们自己课余从杂志、报纸上找来一些新闻, 全靠自己平时积累……压力大, 备课量也很大, 这是我们备课很痛苦的地方。
我导师最大的贡献是编纂了中国最早的罗汉汉罗两部词典。一开始还有个编写组, 但最后坚持下来的就他一人, 一个字一个字编了二十多年。然后自己去一个公司拉赞助, 词典上加了一页广告, 才把这个做出来。
希冀的描述反映出非通用语工具书编撰难、耗时耗力。由于任务艰巨, 往往能坚持多年做下来的人寥寥无几。编出来得以出版还算是好结果, 更多的教材和工具书根本无机会问世。希冀这样描述:
很多非通专业编了几十年, 一摞书稿就在教研室桌上放着, 出版不了, 也没装订, 放在那儿都快翻烂了。很多事都是这样白干的。很多老前辈桌子底下这些东西堆得一摞一摞的, 出不了。这些情况对非通用语界来说太普遍了。
希冀谈到这里时, 气氛一下子凝重起来, 他的眼神和语气中有可惜、无奈, 也有伤感, 而作为倾听者, 第一次了解到他们面临的这种困境, 也深受触动。一方面, 为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坚持编写这些材料的精神而感动;另一方面, 为凝聚着他们多年汗水和智慧的成果得不到正式出版感到震惊。更令人震撼的是, 这一类成果在科研考核和职称评定时, 所得的科研分值远远低于C刊论文等其他成果。例如, 筱诚在朋友圈写道:
我们教研室3人用了5年出了一本80万字的词典, 一人得3.3分。这还有天理吗?!以后谁找我出字典我都不干了! (20170314)
筱诚提到的词典是国内第一部僧伽罗语和汉语的双向词典, 全国只有3位僧伽罗语老师, 他们平时要教学、科研、做行政管理工作, 还要承担新语种建设工作。一篇C刊论文可得20分, 可以想象, 3.3分对于她们5年的辛苦工作意味着什么!虽然筱诚一时气愤地说过“以后谁找我出字典我都不干了”, 但在访谈中提及此事时, 她仍然认为做这些工作“有意义, 对教学和学生很重要”, 所以会“坚持做”。
3.1.2“什么课程都得教”
当问及如何形容自己的身份时, 6位受访者用“万金油”“全能”“全才”“多面手”来形容自己。这些表达是对自己的称赞吗?显然不是。例如, 蓝颜说道:
我们的学生现在是四年三招, 所以哪个年级段的都有。我们专业一共才4个老师, 什么课程都得教。我目前教大一、大二和大三。低年级的基础课程, 比如精读、口语、听力、视听说、语法这方面的课大家都得教, 到三四年级, 我们要教有学科方向性的、国情背景知识的课程, 比如历史, 中外关系、对象国国情文化、国家社会习俗、宗教、研究方法论、笔译和口译等, 备课量特别大。
蓝颜的话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外界不了解的情况:非通用语专业学生虽然少, 但一名教师所承担的课程类型非常多。有些课程连他们自己也没有学过。例如, 希冀说道:
现在本科培养方案修订之后, 一下加了很多课程, 涉及历史、政治、经济、文化, 有的我们从来都没有接触过, 但是也得硬着头皮去开这门课, 所以压力很大。因为这些课都是在高年级开, 我们还想尽力去调和专业课和外语技能课的矛盾, 所以尽可能用对象国的语言去开这样的课。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首先这个学科我们不熟悉, 然后还要用外语去讲这个课, 所以很多时候是现学现卖。
从希冀的叙述中, 可以看出他们是在“硬着头皮”“现学现卖”。他们既要培养学生的语言技能, 又需要提升学生在专业知识方面的积累, 这种情况对于通用语教师而言, 难以想象。
3.1.3“什么都得我们来”
非通用外语教师除了教学之外, 还有许多行政事务。他们在描述自己的工作内容时, 会用“繁杂”“五马分尸”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例如, 四月说道:
非通用语老师只能全上, 你不能说各方面都能很胜任, 但确实什么都是我们做。有时候我更像一个活动家, 比如说我要思考专业建设和发展, 我要自己琢磨, 我要开哪些课, 我要寻求哪些海外帮助、国际合作, 我要跟哪些院校签国际交流协议, 我哪年要学生外派, 要派哪几个大学, 他们在国外的课程怎么安排比较合适, 能不能有更好的方法架构来达到更深入、更密切的合作等等。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我自己去想的, 没有人来指导你。所以我们是多面手。
四月用“活动家”“多面手”形容自己的身份和要承担的多项工作, 这在通用语教师群体中几乎不存在。面临如此繁杂的工作, 一方面他们的工作能力得到很好的锻炼, 另一方面这也是他们迫于人手少的无奈选择。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琐碎的事务需要他们亲力亲为。例如, 筱诚说道:
我们还有很多行政事务, 什么都得我们来。每年考试的时候, 大语种试卷是统一发给教务处, 教务处统一找印刷厂印, 然后装订、密封, 他们去找监考老师, 专业老师是不用管这些事情的。而我们从出卷子、印卷子、监考、打分、装订, 全部都是我们自己来。这么小的一件事情, 只是我们所有日常工作中的一项……我们全是自己来, 我们就是全能型的。
筱诚的话充分说明非通用外语教师做的多项行政工作。这些事在通用语院系有专人负责, 但非通用外语教师由于人手不够, 往往一人承担多项工作, 例如:日常教务管理、社会服务、新语种建设、本专业建设、提供对象国资料、外事接待、翻译、维护对象国语言公众号等。仅外事接待一项, 就包括很多琐碎工作, 比如负责外教及其家属的签证、新聘、换聘、报销等。他们所做的诸多隐性工作是外界看不到的。另外, 作为专业教师, 他们对学生的投入和付出也比通用语教师多。四月说:
我们跟学生的关系跟大语种老师不一样。他们只有带到研究生、博士生, 才觉得这是我的学生。我们大一到大四就这么一两个老师, 什么事都要管学生。
四月谈到的现象在非通用语专业非常普遍。由于非通用语专业学生很少, 四年下来跟一两个老师朝夕相处, 彼此之间交流多, 感情也深厚。造成这种现象还有一个原因是非通用语学生就业情况更受国家政策影响。学生进入大学后就开始关心并向高年级同学打听就业形势, 这时就需要非通用外语教师从多方面稳定他们的“专业情绪”, 培养他们的“专业热情”。
3.2 心理困境
当受访者被问及他们认为什么工作更重要时, 他们的回答充满了纠结和焦虑。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是一个研究者, 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无法践行自己应该的“研究者”身份;他们有研究专长, 却难以坚守。
3.2.1“精神上科研排在最前面, 行动上教学排在最前面”
所有受访者在交流中都清楚地表达了他们对学校职称评审条件的理解和对参与科研的热望。然而在现实中, 他们不得不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莱卡说:
我理想中科研和教学是并重的, 五五开, 但在现实中估计就是九一开, 教学占大头。你看, 我包里这么多作业。我有30个学生, 每天听他们朗读课文, 一般朗读一篇5-10分钟, 我每个都要听, 还要记录他们的问题, 如果听不清, 还要重听, 这样起码2个半小时过去了。我改作业……这样, 又2~3个小时过去了, 所以, 每天教学基本占了我绝大部分时间。如果剩下了时间, 我会看看书, 想写我自己的论文。我还有家人要照顾, 我现在几乎没有周末、假期。
莱卡的描述代表了很多教师的心声。他们虽然怀有科研和教学并重的理想, 但理想与现实、精神和行动之间存在冲突。他们想做科研, 却不忍心不认真教学。他们对教学的认真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例如, 森林说自己在新学期前的假期中“会把每节要上的课提前演练一遍, 再上台讲”, 只有当自己“问心无愧”充分备好了课, 才会给自己带来正能量和快乐。小卤蛋则明确表达了自己更加重视教学和学生的原因:
我知道大趋势是要提升科研, 但我觉得教学是对别人负责任, 科研是我自己的事。因此, 精神上排在最前面的是科研, 但行动上、平时的时间里排在最前面的是教学。
小卤蛋对教学和科研关系的表述在其他教师访谈中也有类似表达, 他们认为教学是教师的“本职工作”, 如果教的学生拿不出手是“失职”;科研则是教师自己的事情。如果本职工作没做好, 而去关注科研, 那是本末倒置。他们不愿意用“自己的事”忽略“对别人应负的责任”。向日葵将自己面临的这种心理冲突原因归结在自己身上, 她认为由于“教学任务过重, 自己的平衡点还没找到”。
3.2.2“不可能一条道走到黑”
从3.1.2和3.1.3部分可以看到, 教师承担着多项教学和行政工作, 但与此同时, 他们对自己“研究者”身份的认识具有游离性, 对研究方向没有归属感。希冀说道:
我们是万金油, 因为我们平台太小, 所以必须往别的地方拓展……我们可能花了很多工夫学一个方面, 但最后的结果是发一篇论文, 因为不可能有期刊都给你这一个语种在一个方向上发很多论文, 所以你要再发一篇的话, 要换一个方向。我不可能研究某一个领域一辈子, 甚至持续几年都做不到。我们专业跟两国政治关系太紧密, 没有自己学术的独立性, 必须得不断变化理论和视角, 不可能一条道走到黑。
希冀谈到自己的研究不断更换方向, 其他教师也会谈到对所研究专业没有归属感, 不知道自己究竟属于什么专业。一般而言, 高校教师都有自己的专攻方向。但非通用外语教师往往各个方向都需要涉及。他们认为自己研究的是对象国语言, 如果只研究其中一个方向是“没有活路的”。只要是跟对象国相关的项目, 不管什么学科, 都会找到他们。因此, 他们什么方向都了解稍许, 却又知之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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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建议
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 我国非通用语种教学和人才培养事业走过的是一条充满困难和挑战的道路 (戴炜栋、胡文仲, 2009)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推广, 非通用外语人才培养工作得到政府和相关高校的高度重视, 从事人才培养的非通用外语教师在职业生活中的困境理应得到足够关注与帮助。
在对参与本研究的非通用外语教师历时一年多的观察和深度访谈过程中,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群体, 是一个身处内外部困境仍积极工作的群体。他们对教学满腔热情、对学生充满爱心、对国家无限忠诚、对对象国情况充分了解, 他们的诉说让人感动, 让人心生敬意。针对以上研究发现, 结合非通用外语教师自己的心声, 我们提出下列两点建议。
第一, 高校管理者应根据非通用外语教师的具体情况更加审慎地制定多元化的教师评价和职称晋升标准, 不能用“C刊”“科研项目”等单一标准来衡量。正如希冀所说:
非通用语学科很多基础性工作没有做, 发展水平还没有到深入进行某一领域特别深的研究的地步。很多语种连词典和教材都没有, 连最基本的历史和文学都没翻译过。没有基础性的工作, 你去追求C刊这种空中楼阁的东西, 意义不大。比如, 波兰是文学大国, 你要能把它的文学作品都翻译过来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一个波兰语教授没发过C刊, 但是资深翻译家。所以说那一代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实现自己的价值。但现在非常无奈, 你不发论文, 不出专著, 不申请项目, 评不成教授。
希冀描述的情况特别有针对性。近年来, 不少高校增设了一大批非通用语专业。这些新开专业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 既无教材, 也无工具书。这些专业的教师面临的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应该是做好专业建设工作, 产出像教材、工具书等基础性、开创性成果, 而不是发C刊文章。因此, 建议在职称评定时, 对于他们的基础性成果应给予应有的认定, 让他们在职业发展上有奔头, 对自己的未来有希望。
第二, 鼓励资深教授创建教师共同体, 为非通用外语教师开展跨语种、跨院系、跨学科合作与交流搭建平台, 让他们体会“家”的温暖, “集体”的相互帮助。
3.2.1部分告诉我们, 非通用外语教师由于自己身兼数职, 更多的时间忙于教学。他们迫切需要交流平台和共同体, 需要“导师”引领他们从事科研。然而, 由于语种和学科壁垒的存在, 他们和院系内部同一语种或其他语种、学科的同事很少交流, 仅有的交流多以生活为主。正如蓝颜所说:
我们各种语言都不一样, 不像大语种有共同备课, 相处时间会比较长。我们虽然说在同一个楼上课, 但有的语种的老师有可能一个学期都见不到一次。
蓝颜的话反映出当下诸多非通用外语教师的现实情况和需求。他们一方面羡慕大语种的共同备课, 另一方面却由于非通用语专业只有一两个教师, 大家各自负责几门不相关的课程, 无法一起备课。因此, 大家都是在自己语种、自己专业内部单打独斗、各自为政。本研究的所有被访者表示“如果有平台可以交流的话, 自己的科研会做得更好”。
我们正在运行的历时一年多的教师共同体项目实践证明, 在一个共同体内, 大家有同伴的激励和压力, 有“导师”的引领, 有一种精神会拉着大家往前走。森林说道:
像现在这种形式, 把我们各个不同专业的人聚在一起, 然后整成团队, 有共同的主题, 这对我们青年教师来说, 有更好的帮助和指引作用……很现实的问题是青年教师缺乏经验, 需要大师级的老师点播一下, 这对我们来说收获特别大。
森林对“团队”“大师级的老师”的渴望, 以及“收获特别大”充分表达了非通用外语教师的专业发展需求以及共同体对他们的作用。希望其他高校也能建立类似的教师共同体, 为教师搭建交流平台, 让他们有盼头、有获得感。
最后, 我们想说明, 本研究所揭示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希望读者可以通过我们的研究消除对非通用外语教师的误解, 增加对这个群体的理解;也希望本研究结果可以引起外语界及高校相关部门的重视, 对这个群体给予更多关注和支持, 充分肯定他们的工作价值, 激发他们的教育热情, 提高其职业价值感, 在政策制度、行动和情感方面切实支持非通用外语师资队伍建设, 帮助他们在困境中求改革, 在改革中谋发展, 使这个群体在为国家服务的同时, 也能谋得自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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