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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大家谈 | 胡壮麟：对外语学科人才培养的若干认识
来源：当代外语研究
作者简介
胡壮麟，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被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43所大学兼职教授、客座教授。曾任北京大学英语系副主任、主任十年（1982.5—1993.5）。担任过中国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英语组副组长(1987—1997)，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1987—2001)，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2000—2011)，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1994—)，全国高校功能语法教学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1995.7—)，全国文体学研究会名誉会长（2004—），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顾问(2002.12.5—)等。
* 本文系作者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成立20周年而召开的“传承·创新·引领”外语学科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为庆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成立20周年而召开的“传承·创新·引领”外语学科发展高层论坛共有四个议题，即外语学科的价值与学科边界，外语学科的改革与内涵建设，外语学科的人才培养体系创新，中外人文交流与国际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我的发言重点放在第三个议题。要说明的是，在讨论时我多少会涉及其他几个议题。其次，我本人退休多年，未能和各位老师在教学第一线上并肩战斗，发言内容够不上“体系创新”的要求，只能从个人的视角汇报一下自己目前的若干认识。在进入正题之前，请容许我先介绍一个30多年前的史实。早在1983年北京大学为了将英语组从西语系下独立成系，与西语系、东语系、俄语系并行，曾邀请教育部和北京市一些高校的专家进行讨论。当时北京大学曾提出取名“英文系”的方案。讨论时校外专家王佐良和许国璋先生等建议取名“英语系”更妥，因为他们更了解国家对外语人才的总体需求。因此，本次论坛采用了“外语学科”的提法，而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提出的“外语语言文学专业”。我认为这传承了国家和外语界先辈的认识和期待。如果是“外文系”或“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我们对外语人才培养的理解会限定于“文学”和“语言”两个方面或两个方向。如今，“外语学科”的提法虽然少了四个字，但在概念上开阔多了。事实上，需要外语人才的部门和单位很多很多，如外交、军事、外贸、科技、医学、文化、教育、商业、旅游等。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提示我们，对外语人才培养不能就事论事，而是应该提到国家语言战略的高度去认识、讨论和贯彻。我不否认，就“外语语言文学专业”而言，对学生进行“文学”和“语言”的技能培养都是必要的，但也应该认识到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至少20世纪初教育部提出的“翻译”专业在过去数十年未受到重视，如今许多高校已成立了“翻译学院”。我本人就有这样的经历，1950年我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英语组后，系主任吴达元先生在与新生谈话时就明确告诉我们，学校是根据国家需要，按翻译方向培养我们的。日后的情况的确如此，1954年毕业后，我先后在总参二部任过“见习翻译”“翻译”和中国农业科学院的 “翻译”“翻译组组长”等职务。 最近，国内又有许多学者提出发展“学科英语”“专业英语”等建议，以至于更具体的“商业英语”“外交英语”“科技英语”“旅游英语”等。我个人认为这些建议对于一些专科性明显的高校问题不大，如对外经贸大学、外交学院、科技大学、医科大学、军事院校等，但对于我国的综合大学和外国语大学却成了难题。这表现在综合大学有关文、理、工科的专业太多，单靠外语老师难以有针对性地完成此任务。至于各地的外国语大学则基本上没有理工院系的设置，无法培养这类人才。综合大学和外国语院校的共同点则是这些高校的师资队伍基本上没有既懂外语又懂某个专业的双肩挑老师。我也曾多次提过这样一个实例，北京大学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曾撤销过大学英语教研室，把大部分没有学过理工科课程的英语老师分散到其他院系去编写结合各院系教学内容的教材和讲课，困难较多。最后学校教务部在1983年又把这些老师调离校内的各个院系，进入新成立的英语系。我也不否认，在具体培养外语学科人才时，有多种道路。例如，解放前我国高校培养外语人才走的是“文学道路”，通过学习外国文学作品学习外语。最近，我读到本院黄必康教授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书稿《英语散文史》，作者在前言中谈到各种散文语类“既有传达事实，表述思想和教育的功能，又有文学陶怡和审美的功能。”这个观点我最能理解，因为我在解放前念的是上海市私立圣芳济中学。这所学校的英语教学不走传统的英语文学道路，而是英语散文道路。我们在高中的英语课本采用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 (Washington Irving）的散文集The Sketch Book（《见闻札记》）。1952年院系调整后我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文专业三年级，为了响应毛主席倡导“三好”的号召，在学好英语方面，我再次认真阅读了欧文的The Sketch Book。学习英语散文作品对英语智能的发展帮助更大。这表现在散文语篇中的词汇都很实用，语篇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合理，多短小精悍。阅读者可以根据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选择有关内容阅读学习，如从事旅游工作的可多看游记，从事科学类工作的可多看通俗论文，从事政治和新闻类工作的，可多看报刊评论，等。在培养外语人才的方法上，也可深入讨论。1952年院系调整后强调的是“听说读写”四项技能。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老师俞大絪先生在采用“活用词教学法”时，要求我们将课文中新学习的英语单词编写成一篇短文，在班上宣读，并进行讨论，听说读写全面培养。这实际上是当代“语篇教学法”和“课堂讨论”的雏形。改革开放后，我们又倡导过 “交际教学法” “语篇教学法”“特殊英语教学法”“认知教学法”“多模态教学法”，等等， 应有尽有。可见，一个有经验的外语教师不一定固守一种方法，而是根据外语人才培养的不同任务、不同需求、不同背景、不同条件，以及外语学生中的不同意愿、不同个性、不同问题，选用某个适当的培养方法。基于上述原因，我有如下具体看法：第一，从教育部和学校领导的层面考虑，对外语学科的分专业设置可考虑以下几类：“文学”“语言”“翻译”和“文化”（与外语有关国家的文化和国情）。不同高校可以根据各自的目标和条件设置不同的外语专业和分专业，以及有关分专业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对外语学科人才的培养不宜清一色，不必都按同一个教学大纲操作。特定专业性强的高校可以制定适合自己本校的教学大纲。教育部如果需要全国统一的外语学科教学大纲，那就应该把大纲的标准放低一些，给各校在培养人才特色方面留有余地。我印象最深的是20世纪80年代我在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任英语组副组长，曾负责制定教学大纲的任务。北大和北外强调在一、二年级以“听说读写”为主，三、四年级可开设各种专业课。不料这个建议被兄弟院校的代表多数票否决了，他们强调保留“听说读写”四年一贯制。于是北大和北外一方面提出尊重多数院校的决定，一方面希望大纲具有灵活性，容许北大和北外给高年级开设有关专业课程，以满足教学任务和学生的需求。从今天的情况看，许多院校的外语院系已经跟上来了。应该承认，在全国教学大纲多次统测的情况看，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从来没有获得第一、二名。作为系主任，我坚持自己的信念。我劝导英语教研室的教师走自己的道路，在保证通过英语专业四八级水平考试的前提下，教学中应当培养学生的语言技能和思维分析能力两者并重。第二，从外语学科学生的层面，特别是综合大学和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应考虑学生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具体说，可以适当增加选修课的学分，让外语学科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意愿，选修其他院系开设的课程。这样，外语学生既学了外语，也掌握一定的其他专业知识，有利于日后按自己的志愿选择理想的工作岗位。当然这些课程如能用外语开设，效果更好。考虑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需要，尽管我院在学制上已有必修“第二外语”的规定。由于学生在小学和初中普遍学习过“英语”，我认为英语系同学的第二外语水平不如其他语种的第二外语——英语，这是有待解决的问题。第三，从外语教员的层面，除督促教师开设开好有关外语课程外，应善于观察学生的不同表现和解决教学中的问题。有经验的外语教师都会发现，班上的学生尽管以相接近的考分被录取，各人表现不一，有的能说会道，有的好阅读，有的语法概念强，有的善于写作。这表明尽管他们学的都是外语，在外语智能上存在差异。对此，外语教师一方面应该肯定和继续发挥学生掌握较好的智能，一方面适当引导他们注意逻辑数理智能、空间智能、身体智能、音韵智能、交际智能、 内省智能、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全面培养。这有利于适应日后的工作，并调动自己在工作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第四，在具体做法上，可强调以下四点：（1）引导学生选修一定的文科课程，特别是国学和有关外语国家的国情介绍，从整体上提高语言水平和日后与国外人士交际。（2）引导学生选修一定的有利于进行思维和分析问题的课程，如哲学、逻辑学、马克思主义等。这既有助于提高学生在校时的学习效率，也有利于提高在日后工作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研究分析和创新思维的能力。（3）引导学生选修一定的科技知识，特别是计算语言学和人工智能方面的课程。我们所处的多模态时代，外语学习和外语交际都离不开多种模态和不同语篇的使用。（4）引导学生选修一定的政治课程并参加一定的政治社会活动。外语学科的人才有更多机会接触不同背景的国外人士，在此过程中， 我们培养的外语人才应当善于掌握国家政策和政治原则，维护国家利益，处理复杂问题，建立友善关系。
《当代外语研究》
主编丨杨 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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