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祥涛、陆碧霄 ：认知翻译研究的观念和方法

转载自：翻译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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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翻译研究的观念和方法 

范祥涛 陆碧霄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  要:认知视角的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 迄今研究的理论视角从心理学、心理语言学、认知心理学, 发展到后来的认知语言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研究方法则经历了早期实验、实证研究, 过渡到有声思维法、键盘记录法、眼动追踪法、神经成像技术等。梳理已有研究发现, 西方的认知翻译研究在观念和方法上不断革故鼎新, 在探索译者思维过程这个“黑匣子”的道路上取得了显著发展。相比之下, 国内相关研究却相对滞后, 仍然处于评介阶段, 未来的认知翻译研究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认知翻译研究; 观念; 方法; 翻译过程; 

作者简介：范祥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翻译学、中华典籍英译史研究。; 陆碧霄,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翻译学。

项目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史研究” (项目编号:15BYY033)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献来源：范祥涛,陆碧霄.认知翻译研究的观念和方法[J].外语教学,2019(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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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西翻译研究历史悠久, 而走出经验范式的翻译研究则始于20世纪50年代。Nida (1964) 和Catford (1965) 著作的出版, 标志着翻译研究的现代语言学视角的发轫。70年代, Holmes (1987) 提出翻译描写的观念, 翻译研究从规定走向描写。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 随着翻译研究多系统理论和功能学派的诞生, 翻译研究从翻译内部的语言转换转向翻译外部。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翻译研究借助其他学科理论, 相继开启了诸多新视角。

认知视角翻译研究即是其中一种, 早见于20世纪60年代, 心理学、心理语言学、认知心理学是主要理论基础。认知翻译研究的关注焦点是翻译过程。Bell (1991: 42-43) 曾指出:“注重翻译过程和/或译者的描写……构成翻译理论必须讨论的两大问题。”其后, Toury (1995: 10) 绘制了翻译研究框架图, 其中描写研究包含产品、过程和功能研究, 但并未讨论翻译过程的研究方法。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 认知语言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相关学科的观念和方法, 在翻译研究中得到应用, 认知翻译研究取得了显著发展。

2. 早期翻译过程研究

语言学翻译研究长期处于主导地位, 而翻译过程研究则是相对较新的现象。顾名思义, 翻译过程研究以译者的思维过程作为研究对象, 探讨译者思维过程的“黑匣子”。早期这类研究的主要方法包括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和实验心理学 (Beeby et al. 2000: ix-x) 。

实际上, 心理学视角的口译实验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前苏联心理学家Kochkina于1963年就开展实验研究并提出假设, 认为同传口译过程表面上的“同时性”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的:压缩信息和口译人员的更快速度 (Chernov 2004: 11) 。此后, 研究者建构了三种同传模式:概率预测模式、感知加工模式和语义模式 (Dimitrova & Hyltenstam 2000: 67-70)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 随着多声道磁带录音机的发明, 学者独立并几乎同时研究了口译过程中听和说之间的时间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以降, 研究者建构口译过程的信息加工模式、从神经电生理学视角研究同传、建构同传的认知语用学模式等。研究发现, 同传过程中确实存在源语信息感知的同时性;译员处理的是意义而不是词汇, 其思维过程非常复杂 (Chernov 2004: 12) 。

较之口译, 翻译的过程研究起步较晚。早期翻译过程研究从心理学、心理语言学视角, 采用有声思维法开展实证研究。Wolfgang Lörscher通过实验研究以验证“具有双语能力的学习者也具备跨语言转换能力”的假设, Hans Krings建构了一个结构复杂的翻译过程研究模式。此外, Hans Hönig基于心理语言学考查了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材料的心理加工。Donald Kinaly采用有声思维法, 研究如何通过影响翻译过程来达到翻译教学的目的 (Toury 1995: 78) 。

然而, 早期翻译过程研究的可信度从一开始就受到质疑, 而且研究缺乏明确的理论目标, 研究者视大脑思维运作为孤立和机械的操作, 翻译过程仅为解决问题的过程 (Martín 2016: 7) 。当然, 翻译过程研究开启了一种新的研究领域, 开始关注翻译中的思维, 填补了描写译学的一项空白。此后, 认知翻译研究或翻译过程研究, 在方法论上不断革新。

3. 有声思维法研究

有声思维法 (TAP) 的直接源头为20世纪40、50年代的西方心理学, 后者运用启发式策略以解决问题、做出决策, 而启发式策略研究的两个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有声思维法。据称, 是Ericsson & Simon (1984) 的著作促成了这种方法在翻译研究中应用, 以窥探译者大脑中的“黑匣子” (Martín 2016: 7) 。

TAP翻译研究要求被试在翻译操作过程中实时地口头表述思维过程, 或事后笔述, 形成有声思维草案, 以此为数据来研究译者的思维过程。在技术手段成熟后, 还对过程进行录音、录像, 提高报告数据的可信度。统计发现, 自1982年第一篇借助TAP研究翻译的博士论文至2002年的20年间, 国外发表专著和论文108种 (Jääskeläinen 2002: 135) 。李德超 (2005) 详细述评了其研究对象和研究发现。TAP翻译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包括翻译能力、宏观规划、问题识别、错误改正、译者注意力等。此外, 借助TAP描写、解释翻译过程, 也有助于发现学生被试翻译问题的位置 (Kussmaul & Tirkkonen–Condit 1995: 178) 。Jääskeläinen (1999: 60) 总结了各种类型的TAP翻译研究:获取数据;制作独白和对话报告;分析口译和笔译;研究翻译过程的解决问题策略、认知规划、决策标准和注意焦点。

随着TAP在翻译研究中的广泛应用, 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其有效性提出质疑。首先, 很多早期研究中的被试均为外语学生, 而非翻译学生或专业译员 (Williams 2013: 68) ;研究规模小、实验设计变量少、用有声思维推理代替翻译过程 (Toury 1991: 60-62; 1995: 234-238) 。早期研究更多讨论理论框架, 而较少关注方法论, 对口头陈述的适用性和局限性等缺少系统研究 (Jääskeläinen 2010: 371-372) 。其次, 只有思维中积极加工的信息才会得到口述, 潜意识加工过程却无法获取, 而思维过程的潜意识特性似乎也表明TAP对于翻译研究和实践的价值仍然是有限的 (Gutt 1991: 234) 。再者, 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 有可能考查其过程的某些部分, 却无法观察全部过程。应该说, TAP只是反映了翻译过程, 但并非真实的过程。只能基于口头表述内容, 对翻译和口译过程进行推理。对话式TAP反映了多人的思维过程, 而非个体的思想 (Kussmaul & Tirkkonen-Condit 1995: 181) 。另外, 基于TAP制作的思维草案难免杂乱无章, 这也是影响其有效性的主要问题 (Álvarez 2007: 141) 。Jääskeläinen (2002: 108) 也认为数据混乱, 研究者需要从杂乱中获取意义, 而且被试无需分析自己的行为, 因此有声思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反思模式。最后, 边翻译边口头表述, 必然会干扰被试的思维过程, 甚至会改变认知过程的结构, 最终TAP不能准确反映思维过程。

实际上, TAP翻译研究有其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上不可否认的缺陷, 但并不能因此完全否定其合理性。而且, 只要实验设计详细, 也许能更好地避免存在的问题, 从而达到更有效的研究结果, 况且暂时也别无其他更有效方法 (Kussmaul & Tirkkonen-Condit 1995: 183) 。目前, 这种方法仍然广泛地应用于翻译和口译的思维过程研究。为了获得更完整可靠的数据, 后期研究采用键盘记录, 辅助TAP翻译研究 (Jääskeläinen 2010: 371) 。

4. 键盘记录和眼动追踪研究

翻译过程实证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出现在1995年, 研究者开发了一种数据获取软件Translog, 用这种软件可以记录、重播和分析译者的键盘输入过程。软件在电脑后台准确记录翻译过程的各种活动, 包括键入、修改、删除、添加、剪切、粘贴、光标移动、停顿等。记录结束后, 点击重播键即可播放翻译过程的全部操作。较之TAP, 这种方法避免了对写作或翻译过程的干扰, 而且在重播时, 翻译过程变得可视化, 便于分析研究。自2009年, 软件第二版Translog-II增加了眼动追踪界面, 记录眼睛的凝视过程、凝视点样本, 计算凝视定位, 并在屏幕上绘制定位图 (Carl et al. 2016: 5) 。迄今, 这类研究已发表了大量研究文献, 报道了相关研究。研究问题范围广泛, 比如:译文修改与翻译过程的线性或非线性以及翻译过程的阶段性;停顿与翻译单位;译文中停顿的数量和时长与认知负载;专家与新手之间的差异;时间压力, 等等 (O’Brien 2011: 3) 。

Shreve & Angelone (2010) 和O’Brien (2011) 综述了翻译过程研究的最新进展。国内有郑冰寒 (2006) 最早评介了Translog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应用, 其后十多年来所出研究论文仅寥寥几篇。近年, 也有研究采用这种方法研究翻译停顿、翻译修改模式等 (黄笑菡 2017) 。在实验研究中, 研究者也将TAP, Translog和屏幕录制相结合, 提高有声报告的准确性。被试使用Translog完成翻译任务后, 立即启动重播功能, 根据数据回顾翻译行为和思维活动, 形成有声思维报告, 从而丰富了有声思维报告的细节, 提高了准确性。Translog的使用实现了翻译过程研究的两大突破:考查翻译过程的不同阶段;处理翻译过程中的停顿和认知翻译单位。研究发现:翻译过程区分为不同时长的三个阶段;用停顿来划分动态变化的翻译单位;专业译员的翻译单位更大, 而学生译员的翻译单位更小 (冯佳、王克非 2016: 13-14) 。

Translog用于翻译过程研究还为时不长, 但这种工具已经在研究中确立了其重要地位。然而, 也有研究者认为Translog存在两个方面主要问题:对可观察行为的研究未必能反映大脑中发生的认知过程;未必能反映两种语言认知表征的本质, 并解释理解、转换和重构过程 (House 2016: 90) 。其实, 这些问题并不完全影响研究结果的有效性。Translog-II进行了改进, 以语篇差异记录替代单纯的键盘记录, 增强了记录功能, 减少了干扰, 同时实现了与眼动追踪器的整合和跨语言对比 (Carl et al. 2016: 5-6) 。

时隔不久, 西方翻译研究开始在翻译过程研究中运用一种新技术, 即眼动追踪。据称, 西方心理学领域采用眼动法开展研究已有一百多年, 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则始于1981年McDonald & Carpenter的视译研究 (刘艳梅等 2013: 60) , 近十年则成为广泛应用的研究方法 (Hvelplund 2017: 248) 。这种技术运用摄像头和安装在电脑系统中的专业化软件, 追踪和记录译者眼睛在翻译过程中的运动轨迹 (O’Brien 2011: 4) 。软件记录的数据类型包括注视、凝视、回视、扫视、瞳孔扩张等, 数据呈现形式主要有眼动热点图、集簇图、注视轨迹图、注视轨迹回放等 (王一方 2017; 冯佳、王克非 2016) 。眼动翻译研究不仅用于研究笔译, 也广泛用于口译、视译。常用的眼动追踪仪生产商包括SR Research, Tobii, SMI, Arrington Research等, 不同追踪仪的选用取决于研究目的和研究环境。眼动翻译研究对象主要包括翻译记忆工具和认知负荷、翻译阅读、翻译方向性、认知负荷分布、翻译知识、翻译能力、译文风格、机译的译后编辑、人机互动、隐喻加工、时间压力、语篇难度等 (Hvelplund 2017: 249-251) 。

当然, 眼动翻译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 用于汉语翻译研究尤为如此 (王一方 2017: 80-81) 。不过, 新技术开发也会为翻译研究的数据收集开辟新的前景 (Hvelplund 2017: 258) 。目前, 国外眼动翻译过程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Conklin et al. 2018: 167) , 特别是将其与有声思维法、键盘记录法、脑电技术 (EEG) 等结合, 实现多元分析 (triangulating) , 增强了研究数据和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刘艳梅, 等 2013: 64) 。欧盟曾立项“Eye-to-it”项目, 将眼动法应用于翻译过程研究 (王一方 2017: 76) 。国内相关研究尚处于译介阶段, 实证研究文献较少 (冯佳 2017) 。

5. 神经科学实验研究

早在30多年前, Krings (1986) 就提出“译者的大脑发生了什么”的问题。迄今, 翻译理论界应用多种方法研究翻译过程中的大脑活动, 为回答这一问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努力。而且, 翻译过程研究不断寻求方法论的革新, 探讨翻译或口译过程中的高级技能或专门知识等 (Shreve & Angelone 2010: 4) 。1991年, 维也纳大学神经生理学学院与翻译学院发起一项跨学科项目研究, 用脑电图 (EEG) 方法研究同传中的大脑机制。其后有研究从神经心理学角度研究口译中大脑半球信息加工的功能非对称性、影响口译的非语言因素等 (Lambert & Moser-Mercer 1994: 237-355) 。近年来, 神经科学在翻译过程的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特别是神经成像技术, 包括功能磁共振成像 (fMRI) 、功能磁共振适应 (fMR-A) 、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 (PET) 、脑电图 (EEG) 、事件相关电位 (ERP) 、功能近红外连续波谱 (fNIRCWS) 、心率测量 (HR) 等, 因为这类技术有助于获取更直接的生理和神经数据 (Diamond & Shreve 2010: 289-290) 。García (2013) 概评了翻译研究中得到应用的九种成像技术, 认为成像数据在某些方面并不确定, 甚至相互矛盾, 但研究显示:1) 哪些特定的神经基质参与到翻译中, 似乎取决于源语单位类型和翻译方向;2) 大脑左半球显著或独立地参与了三种类型源语单位的翻译;3) 布罗卡氏区似乎在所有翻译任务中均发挥作用;4) 尚未确认哪些特定大脑区域专门从事翻译过程。

基于PET成像技术的研究发现, 同传中译员大脑激活模式受翻译方向的调整:在向非母语语言的翻译中, 更大范围的激活发生在大脑左背外侧额叶皮层, 原因可能是加工需求增加;在执行英法词汇翻译任务时, 双语者在左前额叶出现显著的血流增加 (Rinne et al. 2000) 。这些研究表明, 大脑的某些部位均参与了语言翻译和同声传译。一项使用fNIRCWS系统的实验研究中, 多语言志愿者大声翻译短句, 翻译方向各异, 其间监测到他们左侧前额叶的血流动力变化。研究者认为大脑的布罗卡氏区 (Broca’s area) 参与了翻译过程, 而且翻译方向没有影响激活过程 (Quaresima et al. 2002) 。研究者也使用心率 (HR) 变化来研究注意、信息加工、认知负荷、情感和记忆 (Diamond et al. 1996) , 测量翻译任务的难度 (Diamond & Shreve 2010: 306) 。此外, Moser-Mercer运用一系列神经成像技术探讨了口译中专业知识的习得, 目的是更准确地理解成人大脑在培养和保存专业知识过程中的潜在神经心理变化 (Shreve & Angelone 2010: 10) 。Moldovan et al. (2016) 运用ERP成像技术研究翻译任务识别过程, 发现意义不相关的词汇之间存在干涉效果, 且翻译等值确认前首先获取意义, 也即高水平双语者能够直接从两种语言中获取概念系统。

神经成像技术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为时尚浅, 存在问题在所难免, 比如翻译任务为单个词汇、被试多为双语者和语言学生而非翻译专业人员 (Diamond & Shreve 2010: 311) 。另外, 来自神经成像的数据 (血流和其他血动力反应) 不能作为神经活动的直接测量标准, 多数研究尚未重复验证。因此, 应该首先建构一种具有充分描写力和解释力的理论, 而非从实验成像研究中寻求启发 (House 2016: 91) 。不过, 态度积极的学者则认为, 这些技术和方法为未来研究提供了诱人的各种可能, 至少使翻译研究突破了有声草案、键盘记录和眼动追踪 (Diamond & Shreve 2010: 311) 。

6. 认知语言学翻译研究

而今, 翻译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应有尽有。House (2016: 87) 却极力倡导语言—认知的研究方向, 因为有必要描写和解释理解策略、作出决策和语言再现是如何在译者的思维中产生的。可见, 认知语言学取向的翻译研究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当然, 这种研究与翻译和口译的外部研究并不排斥, 而是相互补充, 从而以多种方式丰富了人们对翻译的理解。Baker (2013: xi) 认为:“认知语言学翻译研究的优势之一是将译者/译员置于研究的中心, 同时鼓励将翻译视为一种动态、流动的活动。”

随着认知语言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出现, 西方有学者在90年代转向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假说, 思考翻译研究领域的各种问题。认知语言学提出意义的“体验”观, 强调人类体验和理解的中心地位。这样, 翻译研究便有可能把认知语境中思想、语言、文化等统一起来, 所有语用和社会文化因素置于认知模式内, 语境则成为思维过程和翻译过程中的主导因素。此外, 认知语言学方法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有助于阐明人类认知能力 (感觉、推理、信息加工和其他认知机制) 在语言和翻译中的作用 (Rojo & Ibarretxe-Antuňano 2013: 7) 。

早期认知语言学的翻译研究运用一些认知语言学概念论述翻译问题。Gutt (1991) 阐述了关联原则对翻译研究的重要性, Snell-Hornby (1995) 把“原型”概念用于翻译研究。Tabakowska (1993) 建议把认知语法的概念, 如Langacker的“意象” (imagery) , 用于分析文学翻译, 因为认知语法结合了语义学和语体学, 而两者均强调要研究语言的“识解”。Kussmaul & Tirkkonen-Condit (1995) 论述了将“框架语义学”应用于翻译研究的可能性, 认为“场景”的图像属性有助于理解抽象概念, 语义特征的“前景化”“压缩”原则对于研究复杂语义术语翻译的价值。

20世纪90年代的认知翻译研究开启了翻译研究的新途径, 从描写译本转向翻译过程, 与同时期的心理语言学翻译研究类似, 而心理语言学已经成为认知语言学的实证研究方法。迄今, 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念和概念在翻译研究中得到应用, 比如:语言是认知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语言在本质上具有象征性;概念隐喻和转喻更是人类的思维方式;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语法构式, 等等。Rojo & Ibarretxe-Antuňano (2013: 13-24) 首次尝试汇集了认知语言学视角翻译研究论文, 论述了认知语言学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的方法论工具, 如概念隐喻和转喻、认知语法、框架、修辞风格等。这些论文从认知语言学视角深入考查各类翻译问题, 比如:其认识论和方法论对翻译理论的影响, 认知框架、概念隐喻和转喻等语言分析工具对意义翻译的解释, 语法构式对意义转换的启示, 认知语言学对文化因素翻译的整合。

国内认知语言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发端于新世纪伊始, 发表了大量论文, 也出版了不少研究专著和文集。卢卫中、王福祥 (2013) 述评了认知翻译学研究的理论背景、研究对象和方法及其研究进展。金胜昔、林正军 (2016: 96) 采用计量方法, 以1994—2014年国内核心期刊论文、博士论文和会议论文518篇为语料, 统计分析了认知翻译研究, 发现国内研究呈波浪式上升趋势, 研究热点包括隐喻、认知语言学、关联理论、概念整合、识解等, 内省思辨为主要研究方法, 占论文总数的94.8%, 实证研究仅占5.2%。

7. 对未来翻译研究的建议

对相关研究的梳理难免挂一漏万, 但也会给国内的翻译研究带来可资参考甚至深思的启发。首先, 描写译学在国内的影响很大, 而过程研究并未得到相应关注。西方理论界却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其创新性可见一斑。然而, 国内的研究未能及时关注到国外的研究动态, 更遑论类似研究。因此, 未来的翻译研究不仅要通过英文杂志和专著及时了解和引介国外研究进展, 更应增强创新意识, 开辟翻译研究新视野。

再者, 上文综述的几种认知翻译研究方法在西方开展研究为时已久, 应用神经成像技术的翻译研究也有十多年时间。国内翻译界应熟悉这些方法, 开展汉外翻译的实验和实证研究, 以完善翻译研究的理论体系。

最后,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文化背景下, 需要加强文化传播研究, 同时也应从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视角, 深化中国文化典籍、当代小说外译的语言研究, 甚至采用新方法开展翻译过程研究, 从而丰富具有自身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

编者按

参考文献略，欢迎查阅《外语教学》2019年第4期纸质原文。

本文编辑：上海理工大学 孙雨

本文审核：吉林大学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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