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斌、宋聚磊：象似性视野下的英汉名词重叠对比

来源：外语与外语教学，2020年第1期

象似性视野下的英汉名词重叠对比

王文斌 宋聚磊

摘要：重叠广泛存在于英语和汉语。英语往往表现为部分重叠或辅元音变换，而汉语则往往表现为完全重叠或同语素叠加。本研究以语言象似性为参照，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比英汉名词重叠典型成员， 通过对语形和语义的分析，探寻隐匿于差异现象背后的深层动因。结果发现，英语名词重叠的象似性主要体现在形式变化和语义度量的正相关，具有喻象象似性倾向，强调动作和状态的变化和增强，展现了其运动、改变和发展的时间性特点，反映于思维层面就是英语的时间性；而汉语名词重叠的象似性则主要体现于形式复现和语义物量的正相关，具有映象象似性倾向，强调空间和范围的延展和扩大，彰显了其块状、离散和可逆的空间性特点，反映于思维层面就是汉语的空间性。

关键词：象似性、英汉、名词重叠、时间性、空间性 

作者简介： 王文斌，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汉语言对比与语言教育教学，认知语言学，词汇语义学; 宋聚磊，副教授，博士生，研究方向:英汉语言对比与语言教育教学。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英汉时空性特质差异与英汉二语习得的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8AYY003); 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教育规划项目“对外汉语教学中汉英名词重叠对比研究”(项目编号:GH181055)的阶段性成果;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外语教育学”建设项目的支持

1．引言

重叠作为一种能产的语法手段，广泛存在于英语和汉语。张敏(1997:37-45)立足于类型学和认知语法，提出汉语的重叠式无论形式还是意义整体都尚未超出从其他语言所观察到的类型学框架。他运用“类象性”(iconicity)1概念解释重叠现象的成因，认为重叠是形式元素的构型与概念元素的构型所呈现的一种同构关系。同时，有学者试图从类型学角度对重叠现象作出统一解释(如Haiman,1980)。这些成果对我们进一步研究语言的重叠现象具有启迪作用。各民族由于所处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地理区域，具有不同的风土人情和社会习俗，其思维方式和对世界的认知必有千差万别。洪堡特(1836/1999:52)曾提出“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这一著名论断，其论旨就是语言与民族思维之间具有通约性。许余龙(2017:21)在论述语言类型学和对比语言学的关系时指出:“我们可以从语言类型学提出的某一语言共性概括出发，较为深入细致地对比分析这一共性概括是否完全符合两种语言的实际情况，或者两种语言在基本遵循某一共性法则的同时有什么细微差别，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而在语言的两相对比中，我们更能洞察语言的本质和规律，以逼近语言事实之真，寻求语言道理之是(王文斌，2017;2019)。

名词是语言中最基本的语法范畴之一，因此其重叠现象值得研究。以往有关英汉重叠对比的研究大多侧重于整体对比(如汪国萍，2003;张维友，2011)和翻译研究(如古绪满，1992;陈吉荣，2010)，缺少对名词重叠的单词类对比。而且，以往研究多半停滞于描写层面，很少触及语言的本质，对现象背后的动因及其隐匿的民族思维差异鲜有分析。由于重叠现象纷繁复杂，而典型成员则是其最清晰、最具代表性的实例样本，因此对其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也更有意义。鉴于此，本文拟重点解决如下三个问题:1)英汉名词重叠的典型成员都有哪些?2)英汉名词重叠语形及语义的关系有何异同?其显著差异有哪些?引起这些差异的原因何在?3)这些差异现象反映了英汉何种思维本质差异?本文拟从象似性的角度考量英汉名词重叠的典型成员，力图发现彼此的异同，尤其是彼此的异，进而解释名词重叠的内在动因，最终力图揭示英汉语言的本质区别。

2．象似性理论

象似性这一概念是由Peirce率先提出。Peirce(1932:247,277-282)将符号(sign)分为三类:象似(icon)、标记(index)和象征(symbol)，并提出两种语言象似分类:映象符(imagic icons)和拟象符(diagrammatic icons)。Haiman(1985:9)秉承Peirce的基本观点，认为语言类似于拟象(Languages are like diagrams)，而拟象是一种象似符号。Haiman(1980:515-540)把语言象似性区分为同构(isomorphism)和动因(motivation)。前者指“形式的相像反映了意义的相似”，后者指“形式本身就是意义本质的拟象”，即“拟象结构与其所表示的概念结构之间存在相似性”。Hiraga(1994:7)通过整理Peirce所提出的映象(image)、拟象(diagram)和喻象(metaphor)的象似三分观点，提出更为明晰的象似性阐释，其相似(similarity)点分别对应于量(quality，直接拟态)、结构(structure，二元结构或关系类推)和联系(association，三元对应)等层面。

重叠形式和意义之间的象似性一直为学者所关注(如Moravcsik,1978;Freindrich,1979)。由于英汉分属两大不同的语系，其重叠的象似性联系必然会存在差异，名词重叠也是如此。本文根据象似性原理，按照映象、拟象和喻象三分法，归纳出英汉名词重叠不同的象似性阐释。映象象似主要体现于汉语，即图像拟态层面，反映在语言上为语形象似，具体表现为形义理据特点，如象形或会意字词;拟象象似均体现于英汉两种语言中，即关系类推层面，反映在语言上为数量象似，具体表现为语形数量与概念数量的相似;而喻象象似主要体现于英语，即隐喻联系层面，反映在语言上为喻象象似，具体表现为词性域的转移，如名词的动用或形用。

可以看出，英汉名词重叠的象似性均体现于拟象象似，这可能是语言间的共性，而前者具有喻象象似性倾向，表露出隐喻性特征，后者则具有映象象似性倾向，显露出自然性特征，其原因可能根植于两种语言的自身特点。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转自王寅，2007:509)，象似性不仅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客观外界的事物，而且主要指语言形式反映了人们对世界的体验感知和认知方式，语言形式是基于人们的经验方式、认知规律和概念结构的。因此，考察英汉名词重叠的形式差异能彰显英汉语言所指的不同客观世界，也能反映出英汉民族对世界的不同感知和理解，从而折射出不同民族的思维差异。

3．英汉关于“重叠”的概念界定

Quirk等(1985:1579)将重叠2定义为:“合成词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同的，或仅仅稍有差别的成分”。Hawkins等(1991:1212)将其定义为:“一个字母、音节或单词的完全重复或部分重复。”Mattiello(2013:144)在前人的基础上，作出了更细致的描述:“Reduplication(重叠)is a word-formation process whereby some portion of a word is repeated,either totally,as in copy reduplicatives(完全叠词)(e.g.gaga),or partially(部分叠词)，with apophony of the(internal)vowel(元音变换)(as in riff-raff),or with rhyming constituents and apophony of the initial(consonant)sound(辅音变换)(as in boogie-woogie)”。根据上述定义，英语名词重叠可分为完全重叠和部分重叠，表征形式包括AA(如couscous、bling bling)、ABAC(如say-so、hooha)、ABCB(如curmur、culture vulture)、ABCADC(如flicflac、tittle-tattle)型3等。

早在20世纪20年代，黎锦熙(1924/1955:145-146)就提出汉语“重叠”的概念。赵元任(1979/2015:105-106)将重叠看作一种变化或一种语缀。重叠不同于一般语缀，在于其没有固定形式，它采取其所附着的形式，或者这形式的一部分。学界普遍认为，汉语名词重叠也可分为完全重叠和部分重叠，表征形式包括AA(如人人、天天)、AABB(如方方面面、日日夜夜)、AAB(如泡泡糖、面面观)、ABB(如面团团、圆圈圈)、AABC(如官官相护、心心相印)型等。可见，虽然英汉重叠在概念上并非完全对应，学界对其定义和分类仍存在分歧，但两者仍存在共同的对比基础，如都具备完全和部分重叠、音节或词的重叠等。

4．英语名词重叠典型成员的表征及其认知考究

4.1 英语名词重叠的典型成员

根据Mattiello(2013:310-320)对英语重叠的统计4，可以看出名词重叠在英语中的分布情况。名词完全和部分重叠的总数为219个，其占比分别为30.14%(66个)和69.86%(153个)。而在包括所有词类的362个重叠总数中，完全和部分重叠的占比分别为29.28%和70.99%，与名词完全和部分重叠的占比大致相同。可见，英语中部分重叠占优是重要特征，也是名词重叠的典型类型5。本文将以上所有部分重叠在BCC语料库中进行搜索，发现29个“同辅异元型”6和32个“同元异辅型”7，并对其进行词频标注，然后分别选取出现频率最高的前20位典型成员进行语形和语义分析。

前二十位“同辅异元型”典型成员分别是:

前二十位“同元异辅型”典型成员分别是:

4.2“同辅异元型”部分重叠

4.2.1 语形特征分析

元音变换、辅音间插是该型的重要特征，且元音变换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叠词中/i/～//组合的共现频率最高(11个)，如zig-zag、mish-mash，其次是/i(:)/～/(:)/组合(6个)，如flip-flop、see-saw，这与Marchand(1969:429)和Bauer(1983/1989:213)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这种前高元音(/i/或/i(:)/)和后低元音(//或/(:)/)的高频组合说明叠词对声音变化和音位区别的注重，凸显了表音文字的语言特点，也是英语重叠富于变化的佐证。可见，英语部分重叠占优的现象与英语本身的特点紧密相连。

另外，此型中单音节ABCADC型占优，占比为70%(14个)，如hip-hop、chit-chat;双音节ABCADC型占比为15%(3个)，如ping-pong8、flim-flam。由于英语对音节数的规定主要是根据单词中所包含的元音音素(不是元音字母)确定的，字母组合(如see/si:/、saw/s:/)和闭音节(如zig/zig/、zag/zg/)是其常见的音节形式，重叠现象也不例外。具体说来，在单音节的叠词语形中，其构成形式多为“C1+V1+C2(-)C1+V2+C2”，如tip-top/tiptp/、riff-raff/rifrf/。该类叠词选择混搭而非同搭展现了其语形多变的特性。

可见，英语重叠并不追求整体一致的同音叠加，而是强调部分交叉的错落间叠，体现了其语音富于变化的语言特点。连淑能(2010:6,13,14)指出，英语喜欢词语和结构的主从分明、长短交错和替代变换，崇尚错落、变换、替代的表达法;而汉语喜欢整体匀称、成双成对、对偶排比和同义反复，喜用对偶、排比、重复、重叠的表达法。所有这些语言现象其实是深受其背后思维模式的影响。关于这一点，下文再述。另外，该类叠词的基叠式位置一般不能互换，且多可使用连字符构词，如clip-clop、dilly-dally，这体现了其不可逆的线序语言特点。

4.2.2 语义特征分析

表变量是该型的基本语义特征。多含有表达事物运动、动作行为变化或思想活动摇摆等意义，如flip-flop表达突然转变或翻转，ping-pong指乒乓球的双向运动;而dilly-dally表达犹豫不决的内心摇摆，flim-flam指矛盾心理的表达。Mattiello(2013:151)明确指出，该叠式的元音变换与象似性有关。这种高低元音极性互换的音系表征表达事物或动作的运动变化或对所指物犹豫、怀疑或否定的情感态度，体现了语形与语义之间的象似性映射关系。具体说来，高低元音的变换与事物或行为的运动和变化具有喻象象似性倾向，与思想活动或情感态度的变化也具有喻象似性。可以说，叠式中元音的变换隐喻式地展现了客观世界中动作行为的改变。

另外，前20位典型成员中，有70%(14个)的高频叠词可用作动词9，充当句子的谓语，表达事物、动作、思想等的运动和变化;40%(8个)可用作形容词，表达高(深)程度义。在兼作形容词的叠词中，75%(6个)可用作动词说明该类叠词的动性潜质，体现了其所隐含的动性含义，如see-saw、tittle-tattle。王文斌(2013a:163-173)指出，事物的行为、动作、变化是时间(概念)的主要表现或载体。该型重叠注重事物的运动、行为的变化或动作的交替，实际上就是注重动作的时间性。叠词多数可用作动词的事实证明了其所具有的动性特征，凸显了运动和变化的时间意义，佐证了英语的强时间性特质10。

4.3“同元异辅型”部分重叠

4.3.1 语形特征分析

辅音变换、音丛粘连是其重要特征。在前20位典型成员中，无论单双音节还是多音节词，均呈现出ABCB型叠，尤其是双音节和单音节重叠，占比分别为55%(11个)和40%(8个)，如nitty-gritty、walkie-talkie和hodgepodge、hub-bub。辅音变换通常出现在词首位置，其剩余元音部分与第二音节直接粘连形成音丛，构成形式多为“C1+V1+C2(+V2)(-)C3+V1+C2(+V2)”，如clap-trap/klptrp/、hurly-burly/h:l i b:l i/。只有辅音发生变换的形式也表明英语追求声音变化和音位区别的语言特点，体现了其粘连混搭的形式特点。该类叠词的基叠式位置一般也不可互换，多数可使用连字符连接，如pow-wow、hocus-pocus，线序特点较为明显。

4.3.2 语义特征分析

表程度量是该型的基本语义特征。Mattiello(2013:141)指出，该型也与象似性有关。虽然首辅音变换展现了该类叠词的部分重叠特征，但作为表音文字核心部件的元音部分保持不变，表明其在叠词中的作用更为凸显。该型的象似性表现与此相呼应，声音的重复具有拟象象似性意义，展现了语言表达的程度功能，代表加强、强调、重点等含义，如humdrum意为单调，razzle-dazzle意为眼花缭乱、狂欢。

与“同辅异元型”类似，在前20位典型成员中有45%(9个)的叠词可作动词用，30%(6个)可作形容词用，表现出其一定的动用和形用功能，表达事物的运动、变化或状态、性质等，如hodgepodge(混乱，可作动词)、ragtag(贱民的，可作形容词)。即便是纯粹的名词重叠也通常多多少少蕴含着程度之意，有些表达主观程度义，如mumbo-jumbo(胡言乱语)、fender-bender(小车祸);有些则表达情感上的贬义，如hanky-panky(捣鬼)、fuddy-duddy(守旧者)。可见，该类叠词中元音和非首辅音的重叠与语义表达的程度量呈现出喻象象似性倾向。名词重叠所内蕴的动作和状态的程度量，昭示着事物的变化和状态，其本质还是动性的，同样凸显了英语的强时间性特质。

因此，英语名词部分重叠的丰富性，说明英语重叠是变化间叠为主的线序语言，其形式的量和语义的度量(包括变量和程度量)成正相关象似性关系，展现了其喻象象似性倾向，表露了其隐喻性特征，揭示了英语名词重叠的本质偏重于表度量的增加，解释了名词重叠表动作或状态的内部动因，映射了英民族将名词看作动作或状态的变化观，反映于思维层面就是英语的强时间性。

5．汉语名词重叠典型成员的表征及其认知考究

5.1 汉语名词重叠的典型成员

根据周荐(2014:346-365)对《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修订本)收有的叠词进行统计，可总体上把握名词重叠在汉语中的分布情况。汉语名词重叠的总量为116个，完全和部分重叠占比分别为52.42%(65个)和41.13%(51个)。而在包括所有词类的738个重叠总数中，完全和部分重叠的占比分别为58.13%和37.40%，与名词完全和部分重叠的占比大致相同。可见，完全重叠占优是汉语重叠的重要特征，也是名词重叠的典型类型。张峤颖(2009:38-40)对CCL语料库进行了近乎穷尽性的筛选，搜索出AA和AABB型名词重叠124个和312个，并对其进行了词频标注。本文以此为基础，选取了出现频率最高的前20位典型成员，并对其进行语形和语义分析。

前二十位AA型典型成员分别是:

前二十位AABB型典型成员分别是:

5.2 AA型完全重叠

5.2.1 语形特征分析

单音节重叠是该型的显著特征。石毓智(2010/2015:113)指出，可重叠名词的基式音节数限于一。从语形上看，两个单音节词(或语素)完全相同，叠前与叠后的词汇意义基本不变，可表示为“A→A1(A2)(≈)A1A2”(如人人、天天)，彰显了汉字音位、形位和义位的三位一体。这与英语“同辅异元型”的单音节占优情况不同，虽然单音节词易于重叠可能是语言间的共性，但英语形式的求“变”(如riprap、knick-knack)与汉语求“象”(如处处、层层)体现了英汉重叠的质性差异，彰显了表音和表意文字的特性区别。

与双音节词相比，汉语单音节词更强调语素的独立性，因此块状性强，自然更容易完全重叠，凸显了其立体块形的表意文字特点。双音节或多音节词不易重叠的原因在于其整体性和同一性，如偏正结构的合成词，尽管指称一物，但其块状性弱，也就不容易或不能重叠，如钢笔(*钢钢笔笔)、电脑(*电电脑脑)。

5.2.2 语义特征分析

兼量(物量)是该型的基本语义特征。其基式多是可独立表量的词，性质和量词接近，常跟数词并用，构成“数词+名词”的结构，如一家、两步。郭锐(2002/2010:202)认为，可按同质策略将该类名词处理为名词兼量词，即兼量名词。数词和名词直接搭配说明该结构无需借助量词便能表达基数，因此具有量词的性质，起到量词的作用，如三节、四点。而以重叠形式出现是量词在现代汉语中的两大基本用法之一。可见，表量与否是叠词能否成立的关键。与量词一样，名词重叠后表示由“个量”到“多量”，从而实现由“个体”到“集体”的“复量”化。石毓智(2003:203)提出，名词重叠表“遍指”和“逐指”，含有“周遍”和“每一”之义。如“代代”表示“所有代”或“每代”，“句句”表示“所有句”或“每句”。这表明语形与语义之间存在拟象(数量)象似性映射，语形的重复代表更多同样物体的显现和叠加，名词的复现和延展对应物量的堆叠和增加。

单位性和离散性是该型的内部语义特征。常被数词修饰说明此类叠词的基式名词具有单位性和离散性。郭锐(2002/2010:202)指出，词义表示有容器或其他承载功能的物体的名词通常都可以受数词修饰，名词的意义表示单位，即这些兼量的叠词基式名词可以切分和延展，如“户户”中的“户”(五户、六户)、“场场”中的“场”(七场、八场)，其实质是将名词看作蕴含着离散潜质的量、单位或空间，而离散性是汉语空间性的重要特质之一(王文斌，2013a;2013b;2019)。这就可以解释有些名词无法重叠的现象，如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主要是命名，抽象名词(如性质名词、情感名词)主要表达抽象概念，均较难表达兼量义，都缺少单位性或离散性，其空间性自然也弱，因此难以重叠，而时间名词(如时、年)可以受数词修饰，具有兼量义，主要用于表达有界的单位，具有单位性和离散性，凸显了其空间性特征，故可以重叠，这既从侧面展现了汉民族将时间名词看作物的名物观，也印证了只有离散的物才可以重叠的事实。

石毓智(2010/2015:110-112)认为，重叠的基式必须是中性量，而叠后表示定量。这就是承认叠词基式应具备潜在的量。名词重叠的空间性源于基式的表量性，表量性内蕴着单位性和离散性。反观英语，其基式并无表量特征，不能被数词修饰，语义上不具单位性和离散性，故英汉名词重叠形成的理据截然不同。从象似性的角度看，块形、铺排的AA型重叠形式与单位、离散的重叠语义呈现出一定的映象和拟象(数量)象似性，展现出形式与语义的正向对应，语言形式的“大”和“长”对应语义上的“全”和“多”，如“夜夜”表示“所有夜”或“很多夜”，“字字”表示“所有字”或“很多字”，即语言形式上数量的增加对应语义上物量的增加。

5.3 AABB型完全重叠

5.3.1 语形特征

双音节重叠(单/双式四字叠)是该型的显著特征。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双音节基式构形重叠(单式四字叠)，通常由作为基式的A1B1叠合而成，A1和B1分别衍生出A2和B2，构造方式可表示为“A1B1→A1(A2)|B1(B2)(≈)A1A2B1B2”，如“方面方方面面、日夜日日夜夜”;二是双音节无基构词重叠(双式四字叠)，由无基式的A1B1叠合而成，A1和B1分别衍生出A2和B2，可表示为“A1B1→A1(A2)|B1(B2)(≠)A1A2B1B2”，如“*星点星星点点、*条框条条框框”。可见，该叠词构成相当灵活，有无基式均可成词。另外，该型各分式[11]位置灵活，具有一定的可逆性，多数可前后颠倒，却并不改变其基本意义，如“风雨→风风雨雨雨雨风风;*家户→家家户户→户户家家”。这种由有基或无基扩展而成的双音节叠词体现了其块状、离散和可逆的语形特点，彰显了汉语立体块形的强空间性特点。

5.3.2 语义特征分析

基式异质性是该型的重要语义特征。各分式基式具有异质性是指A和B非指同物且关系并列，如“风雨”中“风”与“雨”是并列关系却不属同物，故能重叠;“火车”中的“火”与“车”是从属关系(偏正关系)，实属一物，故不能重叠。A与B的关系似乎也不是全无联系，要么同义、要么类义、要么反义，尤其是A、B同属一类事物是可以随意搭配的(张峤颖，2009:16)，这表现出叠词“字以类聚”的特点，如“时”与“刻”、“上”与“下”可分别重叠为“时时刻刻”与“上上下下”，体现了汉语喜欢同义组合和反义合成四字格(连淑能，2010:13-14))语言特点。这表明其内部自有的逻辑关系，有着自身规律的制约。异质性词语由于表达的概念不同，指称的物体必然不同，因此物和物之间便存在边界性，两者的组合体现了其物物叠加的块状性、向外扩展的离散性以及前后颠倒的可逆性。

该叠词语形的块状性和离散性与语义上的异质性具有象似性，概念上的异质并置引发其语言形式的块状和离散，语形上的灵活组排映射出语义概念的随性组合。从重叠的制约因素可以看出，若要重叠必须把构词分式看作不同而离散的物，否则很难组构该型叠词，汉语的名物观在此可窥一斑，语形与语义之间的拟象象似性联系也得以自然映显。此外，该型重叠多表“遍指”、“逐指”、“类指”和“量多”之意，如“里里外外”、“时时处处”、“男男女女”、“恩恩怨怨”等。可见，其词形的延展对应于语义物量的增多和所指范围的扩大，拟象(数量)和映象象似性原则由此可见。

因此，汉语完全重叠的丰富，说明汉语是同语素叠加为主的立体块形语言，其形式的量和语义的物量成正相关象似性关系，展现了其映象象似性倾向，显露了其自然性特征，揭示了汉语重叠的本质偏重于表物量的叠加，也解释了名词重叠表空间或范围的内部动因，映射了汉民族将名词看作块状或离散的物的名物观，反映于思维层面就是汉语的强空间性。

6．英汉名词重叠对比

尽管英汉名词重叠都遵从象似性原则，且都与表量密切相关，但具有质的不同。英语名词重叠侧重度量的加深，强调动作和状态的变化和增强;而汉语名词重叠则倚重表达物量的增加，强调空间和范围的延展和扩大。若追溯其因由，则需要探求隐匿于语言现象背后的民族思维差异。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英汉叠词的不同方式反映了英汉民族不同的思维特点，即变化观和名物观之对比，昭显于思维层面就是英语的强时间性和汉语的强空间性(王文斌，2013a;2013b)。洪堡特(1836/1999:53)曾言，人类语言结构之所以会有种种差异，是因为各个民族的精神特性本身有所不同。连淑能(2010:19)指出，思维方式与语言密切相关，是语言生成和发展的深层机制。语言是思维的主要工具，是思维的构成要素，语言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思维方式。因此，是英汉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造就了各自不同的语言表征，同时，语言表征的不同也折射出不同的民族思维。

7．结语

不同民族的语言表征反映了其对世界不同的认知方式，语言现象的不同正是我们观照民族思维差异的重要依据。经以上分析，本文对“引言”中提出的三个问题总结如下:1)英汉语名词重叠的典型成员分别为部分重叠和完全重叠，其原因在于英汉语言自身的特点使然，英语偏重表音和汉语偏重表义促成其表象差异的偏好不同，英语的表音倾向于声音变化、韵律多变，体现于形式就是辅元音变换的线序特点，而汉语的表义则倾向于图像复现、音节固定，体现于形式就是基分式堆排的立体块形特点。2)正如上一问题的发现，英语名词重叠语形的变化与汉语名词重叠语形的复现形成鲜明对比，对应于语义则是前者偏重于对动作或状态的表达，而后者则偏重于对事物或空间的描述，展现了两种语言不同的象似性映射，揭示了英语偏重度量和汉语偏重物量的不同概念倾向，昭显出英语的强时间性和汉语的强空间性。若追根究底，则需溯因于各自民族思维方式的不同。3)英汉民族使用名词重叠方式的不同，源于其变化观和名物观的思维差异，英民族倾向于强时间性思维方式，而汉民族则倾向于强空间性思维方式，即语言的差异根植于英汉民族思维的时空性差异。若从这一角度切入探究重叠及与重叠有关的二语习得等问题，应该能直击许多难题，解释纷繁复杂的英汉差异背后所隐藏的原因，从而助益于发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参考文献从略

公众号编辑：应用语言学通讯 梁国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