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典：何谓“新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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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两年来，高等教育领域在下力气推动“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和“新文科”建设，并设立了相应的建设领导小组，其中，“新文科”概念的提出尤其敏感，因而特别引人注目。但什么叫“新文科”？与之相对的“旧文科”是什么？新旧之间的差异何在？新文科的特征是什么？这些问题均是当下学界、特别是高等教育文科各领域普遍关心但又感觉不易把握的问题，因而亟需一场讨论甚至一场辩论予以解答。笔者也同样关心这些问题，同时由于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教授担任教育部新文科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山东大学从事新文科建设的氛围因而格外浓厚，这就更激发了笔者的思考。在此，笔者先把自己若干不成熟的想法抛将出来，以作引玉之砖，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

新文科的内涵

中国历史上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经史子集原为图书分类，虽然也具有稀薄的学科分类意味，但毕竟和现代学科分类有巨大距离。文理工医等现代学科分类从一开始就移植于西方，完全照搬自西方。不仅大的分类体系如此，小的分类体系如所谓“文科”内部的分类体系也同样如此。所以中国现代学术分类体系分类框架，无论大小，皆是从无到有一点点取自西方，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新文科则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呈现和包含中国经验中国材料中国数据的文科。

“五四”前后，我们开始了对欧美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第一次大规模移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也曾照搬过苏联的学科分类。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向西方敞开了大门，开始了第二次全盘照搬西方的学科，大规模地从西方移植了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等等。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提倡在高校的上述学科尽量使用西方的原版教科书。这种移植如同上面所说，对中国传统学术而言，毫无疑问是一场深刻的学术革命，填补了现代学术空白，没有这一引进就没有现代学术，其意义不容低估，但“言必称希腊”的弊端也如影随形，相伴而来。经过上百年，尤其是近几十年的努力，从欧美移植过来的这些学科本身尽管都是在中国语境下由中国人自己在研究，但是这些学科浓厚的西方气质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一点几乎表现在所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上。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我们通过这些具有浓厚西方气质的学科，究竟是想为“欧美”造就人才还是为我们自己造就人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有人尖锐指出过：“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人不知道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他们的历史是值得研究的，必须研究的，而且是可以研究的……他们看见英美各国的大学有些什么社会科学的课程，也就照样设立这些课程……我们的大学不是在这里为中国造人材，反在这里为英美法造人材。”著名的“人类学中国化”主张者吴文藻先生当时也明确指出：“现在大学生所受的教育，其内容是促进中国欧美化和现代化的，其结果是使我们与本国的传统精神越离越远”，以至“已铸下了历史的中断”。南开大学张伯苓先生甚至提出：我们要办“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尽管从上世纪30年代起，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就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发起过“学术中国化”运动，但将近一百年过去了，这一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正是鉴于这一以往的教训，正是在以往学界努力的基础上，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这样，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过程终于正式开启。当下的中国文科各领域都面临着从西方化的学科体系向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转型这样一个挑战或任务。在笔者看来，所谓新文科和旧文科之间的差异，顺理成章的当然应该是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和西方化学科体系之间的差异。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核心内容，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呈现和包含中国经验中国材料中国数据的文科，当然就是所谓的“新文科”。在这方面，文科各门类毫无疑问都有许多艰巨工作要做，但像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管理学这些直接从西方照搬过来的社会科学，在中国特色的锻造方面，面临的任务似乎更重。

从“分科治学”走向“科际融合”

新旧文科之间，除了内容上有无中国特色之外，另一点差异，就是“旧文科”特别强调“分科治学”，而“新文科”格外追求“学科融合”。从分科治学走向学科交叉，换句话说，从分科治学走向科际融合，甚至走向一些新生的文科门类，这是学科发展下一步要解决的一个方向性问题。而我们所追求的新文科就是那种破除学科壁垒走向各学科“大融合”的文科。

大家知道，分科治学是现在所有学科的基本存在方式，这个方式本身没问题。不分科，我们没办法实现专业化、专门化，而没有专门化和专业化，研究根本无法深入。但问题在于，这种分科治学的学术生产方式是大工业初始时代的产物。大工业初起时特别强调分工，分工才有效益，分工才能提高效率。这就是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拿出相当的或者最重要的篇幅谈分工的重要原因。斯密曾举过一个例子：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制针业，生产一枚扣针，需要十八道工序，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操作。如果不分工，单个工人无论多熟练，“绝对不能一日制造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而现在，即使只有十个人来承担这十八道工序，“一日也能成针十二磅，以每磅中等针有四千枚计，这十个工人每日可成针四万八千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四千八百枚”。斯密接着说：分工产生效率这一事实，导致分科治学的出现，他以哲学为例说：哲学研究这时“也像其他各种职业那样，成为某一特定阶级人民的主要业务和专门工作”，而“这种业务或工作，也像其他职业那样，分成了许多部门，每个部门，又各成为一种哲学家的行业。哲学上这种分工，像产业上的分工那样，增进了技巧，并节省了时间。各人擅长各人的特殊工作，不但增加全体的成就，而且大大增进科学的内容”。总之，分科治学是工业革命初起时产业组织范式在学术上的投影。大工业初始时代特别强调分工，这一点投射到科学研究上，就是特别强调分科，特别强调学术上的精细分工。

产业的组织形态左右着科研的组织形态。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产业发展史上的信息化时代，更强调学科联合，更强调学科融合、科际融合，乃至现在的新趋势不是“联合”“融合”“整合”的问题，而是出现了一些全新的带有交叉性质的学科，如物理化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等等。继数学成为各学科的工具之后，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也都已经工具化了。文科中的基础学科如文学、历史、哲学等也正在向工具化转变。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在不约而同地强调学科交叉？就是大家现在都看到了学科界限或精细分科治学的弊端了，问题的存在已经很严重了。我个人认为，现在的学科分类，文史哲、政经法、数理化、工医农等等，已经只具有教育学的意义，不具有学术研究的意义。教育学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考上了大学，我来大学读书，我必须被放到一个专业里边，你学政治，他学经济，另外的人学数学，否则的话你没办法学习，猛虎吃天还得找个下牙的地方。但对于科研而言，不是这样。现在的分科已经成为学术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壁垒。将来的学术形态、学术组织形式肯定将发生根本变化，因为信息时代已经到来。伴随着这样一个深刻的变迁，整个科研的组织形态不可能我自岿然不动！现在为什么格外强调团队？就是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通政经法，但组织团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跨学科的问题学科交叉的问题打通学科壁垒的问题，可以通过团队的形式和规模来实现。文科需要不需要团队？完全需要，甚至于文科更需要团队。团队将是未来文科科研的主要组织形式，如同分工单干曾是以往文科科研的基本形式一样。

“重问题轻学科”的“新文科”

新旧文科之间的第三点差异，我个人认为，是新文科更加突出问题，更加强调以问题研究为中心。大家知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学科建设叫得特别响，堪称轰轰烈烈。但其中一个由来已久的弊端，就是现在的学科建设过于强化学科自身的存在，而忽视了对问题的解决。“重问题轻学科”，可能将是新文科的核心追求。

那么，我们衡量学科最常用的标准是什么呢？首先是否博士点或硕士点，然后是梯队配置，如正副教授多少，年龄结构是否合理，然后是承担了多少国家项目，还有就是在国外A区或者是权威期刊上发表多少论文，以上就是我们衡量学科的基本标准。所以大家都在大张旗鼓地搞学科建设。但是学科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没人问。在笔者看来，学科存在的终极根据是为了解决问题。否则的话学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呢？这是需要我们深入而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现在看来，我们的学科建设已经出现了较大偏差。现在的所谓学科建设如同一个手术师一个外科大夫一样，他成天打磨自己的手术刀，你看我这手术刀多好，多漂亮多精致多豪华多锋利，但他忘了手术刀的存在是为了解除人类的痛苦，是为了救死扶伤。大家知道经济学的存在是为了解决约束条件下效益最大化的问题，经济学在这个方面究竟解决了多少困扰我们的发展问题？法学的存在是为了解决公平正义的实现问题，在这方面，法学又究竟作出了哪些贡献？政治学的存在是研究制度安排与运行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政治学又有哪些作为呢？总之，最近几十年来，我们过于强调了学科自身的存在，而忽视了对问题的解决。

我个人认为，未来新文科建设的重心就是弱化学科，突出问题。敝人所在的《文史哲》编辑部，于十几年前就提出过一个编辑方针：以问题为平台整合学科，而不是以学科为平台切割问题。譬如说研究乡村社会的转型，或研究一个村落的变迁，这是经济学的问题？还是政治学的问题？抑或是法学的问题、人类学的问题、历史学的问题？什么都不是。反过来说也一样，它什么都是：既是经济学问题，也是政治学问题，也是法学问题，也是人类学问题，也是历史学问题，甚至还是农学问题，是气象学问题等等，因此任何一个重大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多学科的协同。研究现代化问题，对应的是什么学科？研究城镇化问题，对应的是什么学科？研究中国道路，对应的是什么学科？长期以来，我们只强化学科自身的存在，而忽略了学科存在的意义。换句话说，我们忘记了学科设立和存在的初心是什么。分科是为了治学，但治学绝不是为了巩固分科，强化分科，或者搞什么学科建设，而是为了解决问题。所以我个人认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下一步要突破的瓶颈，就是以问题为平台整合学科，改变当下这种“重学科轻问题”的价值追求。

第三次学术大转型与“新文科”

需要在此强调的是，新文科建设任务的提出，绝非偶然，绝非某些人的心血来潮，它实际上与当下正在发生的第三次学术大转型密切相关。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学术大转型相适应的文科可能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新文科。

去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已经经历了两次学术大转型，我们眼下正在经历第三次学术大转型。第一次是用共和国学术来取代民国学术，即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来置换在民国年间占统治地位的胡适的实验主义和自由主义。这第一次大转型奠定了我们今天文科发展的基础。第二次大转型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用现代化（西方化）的学科体系来取代以阶级论为基础的学科体系。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都非常清楚，文革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学界形成的一个最大共识，也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所形成的一个最大共识，就是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在这之前建立在阶级论基础上的学科学术体系，已经被西方化或者是现代化的学科体系所取代，这实际上是近40年来学术发展的一场巨大运动。这场深刻的学术现代化运动，构筑起了一个完备的而且能与世界接轨的人文社会科学成熟框架。而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所谓第三次学术大转型，就是我上面说的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取代从西方直接移植照搬过来的那些学科，我们正处在这个过程的初始时期。我个人认为，未来中国30年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解决的是我们学科的中国特色问题，改变长期以来学术西方化这样一种趋势、这样一种模式。

“新文科”与“新时代”

还应该看到，“新文科”建设任务的提出，与学术界跨入“新时代”密切相关。应该看到，学术界的内外形势，现在均已发生深刻而巨大的变动，不管是否自觉和自愿，当下哲学社会科学的每个学科都在重建与现实的联系，与政治的联系，与意识形态的联系。而在近40年之前，几乎每个学科都在努力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去现实化，乃至去理论化，都在追求“学术独立”。而更加强调学以致用，可能将会成为未来新文科的突出特征。

废弃“学以致用”，主张“为学术而学术”，在拒绝了“学术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口号的同时，进而放逐了现实和时代，最后则整体遁入象牙塔中，总之，返回自身向内走，是“文革”结束以来，文科发展的一种基本倾向。

这时人们似乎已达成一种共识：在“学术与现实的关系”中，“现实”好像已成为一种有害的因素、负面的因素，因此，必须远离“现实”、回避“时代”，能遁入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中最好。这种对所谓“纯学问”的向往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可以说即已成为一种思潮。但到了90年代，“现实”才真正成为一种大面积的“瘟疫”，使得许多人躲避惟恐不及。一方面是翻天覆地火热的社会巨变，另一方面是寂静的远离生活的学院派研究。一段时间内，校园的院墙已经成为许多人精神活动的边界。

学院派的学术研究要不要关照现实？校园的学者要不要有超越专业目标的现实关怀？国家民族的巨大需求要不要关注？这里事实上提出了“学术与现实”的关系、学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这样一个重大知识论问题。这些问题的实质是：在整个学术认识的过程中，“现实”等外部因素究竟是否是一种正面的因素？“文革”后一段时间之内，人们普遍认为：为现实而研究学术必定导致歪曲研究对象的真相。许多人可能不知道，没有“现实”就没有任何“学术”，“学术史”演变的最大动力、最活跃最积极最主动的因素不是学术自身而是“外部现实”。史学学术史上有大量事例说明了一点：没有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及其对这种需要的满足，就根本不会有所谓的“廿四史”和《资治通鉴》，没有清算“帝国主义血账”的政治信念和现实诉求，也根本就不会有著名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纂。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学术史事实。

现在，随着“新时代”的来临，“为学术而学术”的时代看来已趋向终结，与现实、社会、政治、意识形态重新缔结更加紧密的新关系，似乎将攸关每个学科的新生命，也肯定将构成“新文科”的最鲜明特征。

（作者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文史哲》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