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凯：信息时代翻译中“陌生化”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

应用语言学研习

信息时代翻译中“陌生化”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

刘英凯

（此文原载于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外语研究》1999年第3期，现选入《刘英凯学术研究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0年9月）

应用语言学研习感谢刘英凯先生授权转载。

图文编辑：友直友谅斋、应用语言学研习

内容提要: 本文从五个方面——表达的精确化,信息传递的简洁性,信息交流的直接性,语言的求新求异性以及美学格局的再现等原则出发,探讨翻译中陌生化——“异化”原则的必要性并从信息时代的当代角度分析了陌生化的不可避免性。

关键词: 翻译,陌生化,信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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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化”是翻译的重要原则。这一术语是俄国形式主义主要代表维克多·鲍里索维奇·什克洛夫斯基最先提出的，而defamiliarization这一英文术语,是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诗人西默斯·希尼在其著作中的一节“翻译的影响”(Heaney 1989 :36)中提出的。它指的是翻译过程中译者适当抛弃语言的一般表达方式,将译入语的表达世界变得“陌生”,用以更新译者和读者已丧失了的对语言新鲜感的接受能力,使翻译确实地履行传播信息,促进不同民族间相互理解和交流,在不同文化间架设桥梁的功能。

我们说某些译者丧失了对语言新鲜感的接受能力,并非空穴来风。直到1998 年仍然有人认为:“Among the blind , theone- eyed is the king”译成“在盲人国里,独眼为王”不符合汉语习惯和表达方式,应用形象替换,译成“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另一论者在其1993年出版的著作中也建议“能用中国谚语就尽可能加以套用”。这说明,直到90年代,这种坚持套用汉语固有模式的倾向仍然大有市场。

我国文化界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在其《翻译与中华文化》一文中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大视野:中华文明延续至今数千年,并没有消逝,秘密在于翻译。中华文化有两次重要的翻译运动,一是翻译印度的文化,一是翻译西方的文化。季老把这两次翻译活动称为“从印度来的水”和“从西方来的水”。他把中华文化喻为一条河,有时水满,有时水少,却从未枯竭,因为有两股水注入,保持和活化其生机。他说:“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 万应灵药就是翻译。”(见《中国翻译词典》序言,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邢福义先生说:“语言与文化关系之密切也许可以用‘水乳交融’来形容”。(邵敬敏1995:42) 因此翻译对于文化的“活化”就不可分割地包括着对汉语语言的“活化”。而对于汉语的“活化”就要求译者对汉语保有一种强烈的现代敏感,要敢于在译入语汉语中带进一种把汉语敲击出炫目火花的陌生力量造就一种陌生化的新鲜和锐利。

陌生化与汉语的纯洁性是一对矛盾。纯洁性是汉语赖以生存的根基,而陌生化则不断地增强着汉语的活力,两者相得益彰,不可或缺。翻译史已经昭示:外域语言现象初进译入语,难免有陌生之感,但是正如思果所说,“有些生硬的洋话,经过时间这个熨斗熨来熨去,也渐渐变得自然了。三十年前特异的说法因为一再为人采用,已经成了‘土产’,再过一两代也许给人视为陈腐。”(思果1996 : 48)这番话实实在在是深谙陌生化原则、深谙翻译之道的至理名言。在我们已经迈入21世纪门槛,面临着文化加速度(culturalacceleration) ,世界已成为地球村的今天,译文陌生化已成为这一对矛盾中的主要方面。

一、陌生化是表达精确化的要求

香港学者董桥( 1998 : 5 ) 曾谈到:“‘作为’是一个教人非常忧心的词语，罪魁祸首是英文里的as”。他认为To abolish as soon as possible Hong Kong’s status as a port of firstasylum的汉译“尽快取消香港作为第一收容港的地位”中的“作为”应当取消。他随后认为“你作为一位大美人实在不必再买化妆品了”可以改为“你是个大美人,不必......”。其实董先生的话又对又不对。说它对,是因为汉语的“作为”确实是汉语汲取英语as的养分而出现的新句法现象。说它不对,是因为引进的“作为”,其常用意思是指人或事物的某种暂时性或附带性的特征。我们说“香港作为第一收容港”强调的是, “香港”这个范畴大于“第一收容港”,两者并不相等。陈平原的著名论文《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也要作如是观:“文学史家”只是鲁迅的一个侧面。读者看到这一题目会立即意识到:作者在文中要探讨的并非一般所说的鲁迅思想家、杂文家、小说家的地位,而是他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贡献。此例说明:借自英语as的“作为”,比董桥先生所用的“是”表达更为精密准确。再如,传统汉语极富意合性短句。著名学者王佐良在他逝世前出版的《中楼集》一书中批评说,这种句子“容易造成单一化”,认为“有的思想是迂回曲折的,需要长句才能表达。所以用长句也是对单一化的一种对抗。”(王佐良1995 : 78)《修辞通鉴》(成伟钧等1991 : 267) 认为,“欧化句式..会使说话更细致,更严密,并能起突出内容,加强感情等作用,产生积极的修辞效果。所以这种句式逐渐被汉语所吸收。”可见, 鲁迅早在几十年前提出的汉语不够精密, 因此“要借翻译输入新的表现法”,“陆续地吃一些苦, 装进异样的句法”( 罗新璋1984: 283) 具有何等的卓识和超前性。这里的“新”和“异样”均指陌生化。陌生化在句法上充实了本土文化。

二、陌生化是信息传达简洁化的要求

信息论要求信息传达要尽可能简洁化。英语OPEC ,从语言的概念功能即达意功能角度( Halliday 1970 , 1973, 1985)考虑,译作“石油输出国组织”,其表达十分显豁。但是80 年代中期以后这一词组级的译文却让位于纯音位转写的、列于“词级”的“欧佩克”了。对于汉语族群来讲,“陌生化”的“欧佩克”这一属于语义学上地地道道的opaque(不透明) 类的词语何以能代替语义十分transparent(透明) 的“石油输出国组织”? 原因不外两个:主要原因是它符合词语信息传达简洁化的需要;此外它符合语言的新异原则。(关于新异原则我们将在下文讨论。) 简洁化原则在语言学上也称为“经济原则”。它体现在词语上指音节数目上的经济:“欧佩克”计3个音节,远远少于“石油输出国组织”这7个音节。《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版继续上一版把一批以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收了进去,其中“SOS——儿童村”等恐怕没有其它更为简洁的词语可以代替了。欧佩克这类音译词因其语义的不透明已在汉语中造成相当程度的陌生化,而直接用外语字母借形进入汉语就造成了更大程度上的陌生化冲击波。

三、陌生化是信息交流直接性的要求

现代传媒,尤其是电脑的日益普及带来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即信息交流和使用时的直接性。DOS 过去译为“磁盘操作系统”,现在已以DOS的正式词项收录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其成为全民族语言成分的地位已得到“合法”承认。甚至在人们还在为INTERNET 到底是译作“互联网”还是“因特网”而委决不下的时候,它已经以正式词条的地位列入了《现代汉语词典》。也许将来“因特网”或者“互联网”会代替这个“侵入”汉语的英文词,但是,目前这类有陌生化感觉的字母词和混合词(如“α粒子”) 每年都在增加,并得到汉语承认,进入语言共核。1997年《辞海》收录了63条;98年则收录了97条。这种大举“入侵”汉语的“陌生化”势头正是信息化时代的显著特点,是汉语适应高科技潮流的必然结果。

四、陌生化是语言新异原则的要求

人们在社会文化和哲学思想上的求新求异心理均十分强烈,前者如中国人群中不少人对麦当劳等快餐的热衷(并非为了节省时间) ;后者如80 年代以来西方文化思潮在中国的此起彼伏。语言符号系统上表现出的求新求异心理亦永无止境。“音乐电视”的说法何其显豁易懂,可是近年来在电视上我们看到这类节目都是以英文字母的借形词命名的“MTV”。国内的音乐发烧友大多并没有与国外音乐人士交流,因此坚持使用MTV而不使用“音乐电视”并非出于信息交流的直接性考虑。这个字母词的得宠似乎更多地源于年轻人的求新求异心理(当然附带地也有其书写上的经济原则的考虑)。饶有兴味的是:MTV 这一陌生化的说法已经进入《现代汉语词典》,成为汉语语言的共核了。同样收入其中的ABC ,可解释为“(学科、技能等的) 基础知识;入门”,前者过于繁琐,可是后者“入门”从音节到书写均比ABC更符合经济原则---即吉普夫（Zipf）的“最省力原则”。从后面的例句“《股市交易ABC》”来看,由于两种书写符号的并用,《现代汉语词典》将其收入的出发点就恐怕是新异原则多于信息交流的直接性原则了.翻译中出于新异原则对原语形式的吸收,汉语在音位层、词头(前缀) 层、词尾(后缀)层、词汇层、语义层、词组层、习语层、修辞层、语法层、篇章层及文体层等11个层次上均有大量的例子可查。(刘英凯1997) 这就在11个层面上丰富和充实了汉语本土文化。

五、陌生化是审美格局再现原则的要求

左拉曾讲过:“我把作家看作是上帝之后使一个新世界诞生的创造者。”(伍蠡甫1979 : 161)他是从美学上对美的“创造”角度而讲这番话的。语言美学是语言学、文学和美学交叉渗透、协调互补而形成的新学科。它以言辞和文辞为审美对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各民族对语言美的追求是共通的。杰出作家的职责之一就是创造新鲜的语言,以丰饶的词汇、新鲜的意象和陌生的句子组合来挑战读者的想象力。这意味着锋芒,绝无圆滑可言。这就要求我们不仅在技术层面,而且在美学层面上对译者提出要求,在译文中再现出原文那粗砺的棱角和锐利的刀锋。限于篇幅仅举一个黄灿然先生举过的短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戈迪默说“I find myself in his samesituation , under the laurel wreath that brings about demand in excess of thesupply of time. ”其译文只能是维持原文并不浅白易懂的粗砺的棱角:“我现在也处于与他相同的情况,桂冠带来的时间需求远远超出供应”。而不可“妄作解人”,圆滑地铺叙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各种邀请、稿约、访问纷至沓来,根本没有时间应付。”因为这样一译,不仅用更多的文字,而且跟任何普通人的措辞毫无二致,不再是处处都在挑战读者理解力和想象力的戈迪默风格了。再现这类作家的风格,与我们开篇时所提到的“尽可能加以套用”的译法毫无共同之处。试看:“盲人国里,独眼为王”,最初译到汉语中,算不上有闪光之处,但至少有独特之处。但这点独特之处在时间的熨斗熨来熨去之后,早已变得熨贴自然,甚至有些陈腐了。可是直到90年代末,还有论者认为必须用更加陈腐的传统说法“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来“套用”。陌生化面临的任务不可谓不艰巨。

结语

陈寅恪先生曾说:“熟就是俗”(俞大维等1970: 89) ,他说的是写作,也适用于翻译。为了避“俗”,译者应主动接受陌生化的冲击。由翻译而进入汉语的语言成分最初都处于汉语的边缘,有的以边缘冲击中心,很快进入中心,成为语言的共核部分;有的“潜伏期”较长,缓缓地进入中心;也有的最终不为汉语所取,自生自灭。不管是否打入中心,它们的出现都象活水,给汉语带来了奔腾不息的活力。而历史的选择则以价值为尺度,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方面我们一定要避开开篇时所讲的出于“国粹”心理的“套用”。不妨讲一个数学上的例子(张志毅等1997):现代数学敲开国门之始,有人把X + Y = A代之以“天+地=甲”,演了一场道地的国粹戏。但因为拉丁、希腊字母有数十个,而汉语天干地支符号总共只有22个,远不敷一一套用,即使能对译的部分,也因与数学描述过程圆凿方枘,格格不入,而极不方便。最后这场戏演了没多久便收锣息鼓,还得采用“陌生”的拉丁、希腊字母与国际惯例接轨。以史为鉴,可知得失。愿翻译工作者从中得到某种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