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 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2019年12月，国际中文教育大会在长沙成功举办。此后，“国际中文教育”作为一个正式名称开始广泛使用。这一名称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但同时也引起了一些讨论和争议，其中“狭义化”和“合流”“合并”说颇有影响力，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狭义化国际中文教育弊端明显
从字面上看，“国际”指的是中文教育面向的空间范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中文”是中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汉语、普通话、华语等概念的对外统称。在我们看来，“国际中文教育”这一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国家对国内对外汉语教学、国际上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和海外华文教育进行资源共享、互补合作的理念，对于充分整合中文教育资源、发挥各种力量的长处，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现在学界出现了一种倾向，甚至正在形成一种趋势，即把“国际中文教育”等同于传统上说的“对外汉语教学”或后来的“汉语国际教育”，这显然降低了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定位，对于实现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宏伟目标、高效率高质量精准对标发展是不利的。
充分考虑教学对象的差异
对于学界所谓“合并”“合流”的议论，也是需要谨慎对待的，不能单纯、机械地去谈。从教学类型来看，国际中文教育主要有三大类：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其特点是目标语环境的、成建制的第二语言教学，对象多为成人；海外的“国际中文教学”，是处于非目标语环境的、多样化的中文作为外语的教学，教学对象覆盖多个年龄段、多个层次；海外的“华文教育”，其对象主要是华人社会中学龄和学龄前的华裔子弟。
海内外华人与非华人“异”大于“同”，在教学过程中，其学习特点、动机、语言背景、社会文化心理、语言学习需求等因素均需分类考量，华人社会内部也很难笼统地用某个单一模式来概括。再者，在国内对外汉语教学和海外国际中文教学过程中，中文具有明显的工具导向性，以交际为先。而对于华文教育中的华裔子弟，华语作为祖语，有时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应用意义，认同功能是首位的。此外，将华文教育与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等同起来，很可能伤害华人的华语传承积极性。华语在海外的传承历经百年，打破了西方第三代语言转用论，靠的是历代华人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奉献精神，广大华社对中华语言文化认同的强烈追求不可能也不应该简单与非华裔群体归为同类。
区分“国际中文传播”与“海外华语传承”
国际中文教育宏观上可以分为两个重要方面，即国际中文传播和海外华语传承。前者是横向的群外传播，后者是纵向的代际传承，二者联系紧密，相辅相成，构成了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一体两翼。中文传播可以依托各华人社区华语传承形成的基础，进一步扩大中文的使用范围和人数，而中文横向传播的成果也将为海外华人的祖语传承带去新的动力。
国际中文传播和海外华语传承在方向、目的、动因、路径方面均有不同，不能混淆。从发生作用的方向来看，传播发生在共时层面，在族群、国家之间。而传承发生在历时层面，在族群内部、代际之间。从目的来看，对外汉语作为一种横向传播，重在扩大中文的使用范围、使用人数以及影响力，旨在“让美丽中文走向世界”。华文教育是纵向传承，重在延续族裔身份认同、文化认同以及维持语言使用，旨在实现“中华民族‘魂’‘根’‘梦’的薪火相传”。从动因来看，国家的软硬实力对语言的传播和传承都有重大影响。分而视之，语言传播的动因在于语言产生的交际价值和经济价值，而语言传承方面，除了交际、经济价值外，还有重要的文化认同和身份价值。对比发展路径，在华留学生群体可能获得目标语环境的支持，对其余非华裔群体来说，课堂教育是主要的传播手段。而华语传承的路径则丰富得多，家庭和社区都可为其提供支持。
重视学科分工与事业统筹
“国际中文教育”作为统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包含不同学科、支持多路径发展的庞大事业。根据教学地点、教学对象以及教学性质的不同，国际中文教育至少包含三个方面，即前文提及的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海外的国际中文教学、海外华文教育。它们都是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重要发展线路，从学术层面来看，它们又属于不同的学科。
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和海外的国际中文教学都属于横向的语言传播。自20世纪50年代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面向国际交换生举办中国语文研修班，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至今一直稳步推进。
海外的国际中文教学传播范围遍布五大洲160多个国家，学习者既有成人，也有学龄阶段的非成人，对国际中文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随着“美丽中文走向世界”，越来越多国家的高等院校开设中文专业，立足海外各级院校，中文的本土化、专业化、职业化发展见证了国际中文传播由“热起来”转向“实起来”的变革。
海外华文教育属于华语纵向传承的一部分。社区学校、华文补习班以及转型中的传统华校是主要的教学场所，其教学对象主要是学龄前和学龄阶段的儿童、青少年华裔学生。在华语传承过程中，家庭、社区、态度、人口、居住地、地位、语言的功能与分工等因素都对华语传承产生影响。华语传承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目前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研究规模。而海外华文教育作为祖语传承的成功实践，将来可为人类语言传承研究作出重大贡献，具有广阔的学术发展前景。
在学术层面上区分不同学科，是对不同类型的国际中文教育的性质、任务和目标的进一步明确。同时，这也有利于各学科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学术研究以及培养专业的人才队伍，进而推动学科发展，促进学术繁荣。
明确分工才能发挥最大合力
综上，如果不及早明确“国际中文教育”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无论是笼统合流还是狭义化整合，都可能对整个国际中文教育事业产生不利影响。
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学者，就“国际中文教育”的定义进行论证，从国家事业的角度厘清其内涵和外延，引导不同类型的“国际中文教育”遵循语言学习规律发展。我们认为，“国际中文教育”可以定义为：中文在全球的传播与传承工作，它包括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海外的国际中文教学和海外华文教育。
同时，我们建议积极区分事业和学科，以“国际中文教育”事业为统摄，引导三大学术领域根据各自的对象和目标开展工作，合作互补，科学发展，共促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
以事业统筹学科，有利于实现新时代语言传播和语言传承两大领域的跨界合作。从传播与传承的主体、受传者以及实施空间来看，它们存在多层次的互补关系和合作空间。
需要强调的是，合作不等于合并，也不同于合流。区分国际中文教育的三大领域，不仅是对不同学科、不同性质、不同任务和目标的进一步明确，同时也是对学习者的学习特点、学习动机、语言背景、社会文化心理、发展路径、语言学习需求等重要因素的分类考量。三条路线明确分工，不仅有利于各项工作目标和任务的设定与推进，也有利于广大中文学习者“对号入座”，寻找符合需求的“组织”。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国家语委海外华语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图片来源：CFP
外一篇：
白紫薇 | 孔子学院转型发展研究
本文来源：孔院研究微信公众号
编者按：本期文章聚焦孔子学院的转型发展问题。文章运用SWOT分析法对孔子学院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进而提出新时代背景下孔子学院的战略定位与发展目标。文章认为，我国语言文化推广已进入提质增效的新时期，孔子学院应当成为集教育合作、文化交流、学术研究、职业培训等功能为一体的国际一流的中外人文交流基地。关于孔子学院转型发展的具体策略，作者提出的四点建议：一是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强化孔子学院品牌认同；二是走多元化发展道路，打造特色孔子学院；三是优化文化传播机制，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四是搭建沟通合作桥梁，展现新时代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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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院作为我国在海外设立的跨文化教育机构，承担着汉语推广教学和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使命。自孔子学院创办以来，伴随着孔子学院规模的逐年扩大，全世界学习汉语的人数大幅增加，汉语国际化教学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与此同时，孔子学院在办学过程中也遭到了部分质疑，直属于教育部的国家汉办由于与政府的直接关联，容易在海外办学过程中被一些媒体批评为“文化入侵”“意识形态渗透”。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孔子学院的建设需要回应文明冲突中受到的质疑和指责，对自身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和调整，积极探索未来的转型道路。
SWOT分析法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最初被用于企业战略管理分析。该分析方法通过对企业内部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及企业外部机会(Opportunity)、威胁(Threat)的系统分析，帮助企业制定发展规划和战略。
随着SWOT分析法的完善和推广，其应用范围已拓展到职业生涯决策、产业评估、城市规划等多个领域，成为一种简明有效的战略决策辅助工具。采用这一方法分析孔子学院的发展现状，能够为孔子学院的转型调整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孔子学院是中华文明“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围绕汉语的国际推广和孔子学院的发展，国家出台了大量政策文件，对中华文明走向世界进行全面的战略布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支持国际汉语教育，提高孔子学院办学质量和水平。”《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加强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建设，鼓励代表国家水平的各类学术团体、艺术机构在相应国际组织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从《关于加强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若干意见》《孔子学院发展规划(2012—2020年)》《关于推进孔子学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到国务院和教育部每年印发的工作要点中对汉语国际推广和孔子学院建设的工作目标规划，能够展现出国内语言文化推广政策的全面性和连贯性，为孔子学院的发展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政策环境。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成立于1987年，是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下设的日常办事机构，挂靠教育部，负责对外汉语发展规划、教学、考试、交流合作等多项事务。孔子学院作为由国家汉办主导建立的汉语教育品牌项目，其建设和管理一直由国家汉办负责，孔子学院总部和国家汉办实际上是一体的，也因此能够在办学过程中取得国家财政资金的支持。在国家政策和经费支持下，近年来汉语教材编写和对外汉语教师培养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积累了相对丰富的国际汉语教学资源。另外，根据孔子学院的奖学金政策，境外汉语学习者能够申请取得学费、住宿费、生活费、综合医疗保险费等多项补贴，有效扩大了孔子学院的生源范围，吸引了更多汉语学习者。2020年7月，教育部发文决定将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更名为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孔子学院品牌由多家高校、企业和社会组织发起成立的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全面负责运行。[1]新成立的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与原国家汉办在职能上有较高重合度，而作为基金会的发起者和孔子学院品牌的运营方，高校、企业和社会组织能够为孔子学院引入新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在对外汉语教师培养、线上课程体系建设、汉语考试制度完善、汉语教学研究工作开展等多个方面支持孔子学院在海外的办学活动。两个机构成立后，孔子学院的办学自主性大大提升，能够进一步整合政府和社会多方资源，助力海外孔子学院建设。自第一所孔子学院创办以来，孔子学院的海外办学规模快速扩张，但受执行主体影响，不同地区和不同学院间的办学水平差异较大。且从孔子学院的全球布局来看，孔子学院整体上服务外交需求不足，综合辐射效应有待提高，分布不均衡不充分，与人口和人员往来的匹配度低。[2]在与国家战略的匹配上，大部分孔子学院建于2013年之前，与新时代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缺乏有效对接。[3]办学质量方面，汉语国际教育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远远不能满足多元化教学需要，世界汉语教学对资源的需求空前旺盛，而资源的供给跟不上，孔子学院的师资力量和孔子学院的管理队伍建设目前是个大问题。[4]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孔子学院已开发出教材、工具书、中华历史文化题材辅助读物等多种汉语教育资源，但现有教材普遍是同一版本的多语种注释，缺乏与当地文化习俗的结合。教学过程中，本土化教师的缺乏也影响了汉语教学的效果。在文化推广方面，以往孔子学院多采用“以我为主”的强势推广策略，虽在短期内实现了高速发展，但也易招致西方一些媒体和受众的负面评价，甚至是“排斥”，传播效果并不理想。[5]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与当地实际需求的脱节，成为孔子学院海外发展的劣势。汉语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发展水平最高、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也是联合国规定的六种法定工作语言之一。我国经济的平稳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使得国际上出现了“中国热”“汉语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民众希望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世界范围内汉语学习人数持续增长。来华留学生人数的增长和国外企业对汉语人才需求的提升为汉语的国际推广创造了有利契机，我国庞大的海外移民数量也成为汉语文化推广的有利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融入世界一体化发展进程中，与其他国家在经贸、学术、科技、文化等维度上形成了良好的交流互动体系。在外交政策上，我国积极推进国际合作，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各国共同繁荣发展，需要更好地发挥语言在增进理解、凝聚共识、促进合作、深化友谊中的独特作用。[6]因推进国际合作而产生的跨文化人才需求，是孔子学院在海外发展的有利外部环境。任何语言的学习和推广都不可能完全避免文化和价值观的输出，各国推广本国语言的过程，就是扩大国家文化影响力的过程。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文明产生碰撞。孔子学院与我国政府之间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孔子学院的经费来源，成为部分国家媒体批评和抵制孔子学院的一个重要理由。孔子学院被关停和部分国外媒体对孔子学院的批判与指责背后是文明的冲突，来自部分地区政府与合作院校的抵制也成为孔子学院海外语言文化推广的威胁。在对第二语言的学习选择上，汉语文化推广与其他语言文化的推广之间存在竞争。法国的法语联盟、德国的歌德学院、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英国文化委员会等，都在积极推广本国语言文化，并在各国语言推广市场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孔子学院海外语言文化推广面临威胁与挑战。根据SWOT分析，孔子学院进行海外语言文化推广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在未来发展中需要抓住国际上“汉语热”的机遇，充分发挥自身能够获取政府和社会多方资源扶持的优势，完善管理体系，加强品牌塑造，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建立起友善包容、开放互通、合作共赢的形象，成为中国与世界深入沟通的桥梁和平台。2005年首届世界汉语大会召开后，汉语国际推广的战略目标被确定为：经过5～15年的不懈努力，力争实现使汉语国际推广体系更加健全，机制更加灵活多样，更好地满足海外汉语学习的需求，使汉语真正成为国际广泛应用的语言之一。[7]截至目前，全球已有162个国家(地区)设立了541所孔子学院和1170个孔子课堂[8]，在管理水平、师资队伍建设、教材研发推广等方面取得重大进步，基本实现了孔子学院进行海外布局和提升汉语影响力的目标。孔子学院是中国当前向国际展示形象的一个良好平台，是中国向世界展示自我的活的名片。[9]按照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及《关于推进孔子学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的要求，未来孔子学院将打造成集教育合作、文化交流、学术研究、职业培训等功能为一体的国际一流的中外人文交流基地。[10]在战略定位上，孔子学院首先是向所在国提供语言教学及社会服务的公益性非政府组织，其次是中外文化交流与教育合作的平台基地。同时，孔子学院的对外汉语教学、文化传播等功能，决定了其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正向功能，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平台。[11]以提供语言文化产品为契机，孔子学院能够促进民间交往，推动双边经贸和外交合作，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助力国家发展战略。根据孔子学院的战略定位，新时代孔子学院的发展目标包含了以下几个层次：第一，不断提升孔子学院的办学质量和水平；第二，深化与世界各国语言文化交流；第三，完善孔子学院布局，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和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成立后，孔子学院这一品牌迎来了自身语言文化推广模式的战略转型，对管理架构和运行机制的调整是实现新时代孔子学院战略目标的一次积极尝试。一方面，国家汉办更名为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不再直接领导孔子学院，淡化了孔子学院的“官方色彩”。虽然孔子学院章程中明确孔子学院是公益性的非营利机构，孔子学院的创办和运作也更贴近民间机构[12]，但作为由基金会运作的民间公益教育机构，孔子学院在隶属关系上的“去国家化”更符合国际语言推广的一般做法，有利于改善孔子学院在海外的舆论环境。另一方面，基金会不具体参与海外孔子学院的运行和管理，中外方合作机构需要发挥更多主体责任，基金会对孔子学院的支持更多体现在品牌塑造、标准指引、资源服务和生态营造上。[13]孔子学院在基金会运营向民间化、市场化运作的转型，有利于孔子学院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文化，推动形成相互尊重、友好协商、平等互利的人文交流格局。原国家汉办的调整进一步明确了孔子学院作为民间公益教育机构的属性，面对当前国际局势，未来孔子学院在全球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提质增效的新时期。基于孔子学院的发展及语言文化推广的需求，孔子学院在优化转型的过程中应当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和特色化多元发展道路，搭建中外交流合作平台，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新时代，孔子学院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在经过规模化发展后，孔子学院应当以内涵式发展理念引领转型改革，着力提升国际汉语教育质量，强化世界对孔子学院的品牌认同。“内涵式发展”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的要求，是以事物的内部因素作为动力和资源的发展模式，表现为事物内在属性的发展，如结构协调、要素优化、质量提升、水平提高、实力增强等。[14]内涵式发展的要求同样适用于孔子学院的建设。孔子学院的自身发展规律是推动转型发展的原动力，在实现全球布局，在度过“创业期”后，孔子学院面对发展瓶颈，必须通过强化办学质量，突出办学特色，以实现提质增效，走内涵式发展之路。[15]从孔子学院十余年的实践经验来看，中国式教育方式和教材的本土化问题已经成为孔子学院教学的瓶颈，对外汉语教育的总体师资水平也成为制约孔子学院教育质量的因素之一。为更好地发挥孔子学院在海外的平台作用，必须从提升教育质量出发，进一步提升孔子学院的文化品牌辨识度，巩固品牌资源优势。为实现内涵式发展，打造高质量服务平台，孔子学院需要从课程建设、师资培养、管理机制等多方面入手规划转型道路。首先，在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的核心功能上，应加强优秀师资的培育，建设对外汉语教育的专业化师资队伍，培养更多国际人才从事汉语教学推广工作。同时，针对教材本土化的制约，可以通过中外合作方式组织编写适应不同文化背景需求的汉语教材，量身定制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的汉语教育资源，满足本土化需求。其次，基于孔子学院联络中外、促进合作、推进学术研究的衍生功能，孔子学院不应仅作为单一的语言教学机构，而应向综合服务平台转型，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特色名片。因此，孔子学院应加强与当地政府、企业、学校及其他语言文化推广机构的合作，服务于国家战略建设。再次，在孔子学院的管理机制上，应推行精细化管理，引入质量评估和监督机制，加强动态管理。“准入”只是设门槛、打基石，过程管理才是最重要的，“淘汰”是品质得到保证的必要措施之一。[16]最后，在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技术为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和文化推广提供了更多便利，孔子学院应当增加线上教育资源供给，依托网络平台拓展语言文化教育渠道，加强文化沟通，用国际表达讲好中国故事。孔子学院落脚于海外，与当地的交流互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方合作单位，也受到孔子学院自身对外交往策略的影响。语言只是一种形式和表象，语言背后是文化，受文化因素影响，孔子学院在中外双重管理下必然面临文化思维冲突。交流合作的前提是融入，孔子学院只有入乡随俗，真正成为所在地区的一部分，融入外方合作单位体制内，才有可能成为沟通当地社会和中国、研究中华文明和中国问题的平台。跨文化的融通能力决定了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因此，各区域各国家的孔子学院无法使用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模式，应当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采取因地制宜的办学方略，做到“一国一策”甚至“一校一策”，走多元化特色发展道路，使孔子学院具备文化融通的本土化特征。根据所处地域和所在国文化特征社会需求及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关系影响，不同地区的孔子学院需要合理定位，科学规划，在课程和发展目标上进行差别化设置，突破同质化发展瓶颈。在不同文化背景和需求下，可以建构起孔子学院四种理想类型的发展定位模式：汉语教学型、培养汉学家型、汉语教学与职业技能型、特色文化传播型，在不同国家、地域、文化背景下的孔子学院应该以地方的需求为导向，与所在国的国民教育体系有效衔接，设置定位明确、特色鲜明的课程方案，而不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17]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成立后，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模式向“语言+”转变，以中文教育项目为基础，基于当地对孔子学院的服务需求，展开“语言教育+技能培训”“语言教育+汉学研究”等多种模式的汉语教学，搭建世界多元文化互学互鉴平台。在汉语教学基础较好和所在地区接受度较高的国家，可以依托孔子学院开展更多文化研究和人才培养项目。在融入多元文化的过程中，孔子学院需要处理好本土化发展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研究表明，无论是地方媒体或国家媒体，国际社会对孔子学院的负面认知主要集中于政治因素，包括孔子学院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及其浓厚的政治色彩。[18]何语言文化教育机构，背后都有供给国的支持和利益诉求。孔子学院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应注重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融合，采取柔性传播和双向交流的方式。有研究发现，意识形态的因素在孔子学院发展中发挥的实际作用非常有限，因此国内的决策者在孔子学院发展中应当弱化对政治因素的考虑，应当以更开放的心态来与世界讨论孔子学院的发展和目的，以坦诚的态度消除外界对孔子学院发展中存在的误解。[19]孔子学院承担着让中华文明更好地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华文明的重要使命，应积极探索更有效的文化传播机制，深化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与合作，助力多元文化共荣发展。在内容上，孔子学院作为海外文化教育机构，应当对中华文化进行更加深入系统的传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解中国，不能只看一个点、一个面，切忌盲人摸象。介绍中国，既要介绍特色的中国，也要介绍全面的中国；既要介绍古老的中国，也要介绍当代的中国；既要介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要介绍中国的人和文化。”[20]目前孔子学院开展的文化活动多为简单的体验性文化活动，对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的挖掘还仅停留在物质文化层面，而精神文化层面的文化传播有待深入。[21]在这一点上，孔子学院需要从一般汉语教学、中华物质文化和生活习俗的介绍逐渐深入到汉学家的培养，通过文化交流项目和高校合作的文化研究项目，帮助各国人民建立起对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和价值观的理解。在传播方式上，孔子学院应当建立起文化传播的双向沟通机制，以现代传播理念指导文化教育工作。根据“新公共外交”理论，公共外交更应该对他者“倾听”，是对话，而不是独角戏，也不仅仅是追求短期政策目标，也要重视长期的关系建设。[22]孔子学院的文化表达是一种外向性、世界性和即时性的表述，我们在影响他人的同时也被他人所影响。在讲述中国故事，传递自身看法观点的同时，也要了解对方的看法和立场，才能形成有效沟通。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不同，采用所在国主流民众乐于接受的方式和易于理解的语言，以文化共性作为跨文化传播的“切入点”，用好国际表达，有助于增强中华文化的感染力，取得更广泛的国际认同。“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孔子学院对中国文化的宣传不是为了引起文明冲突，而是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任何一种文明都是在开放中和流动中传承和发展的，世界文明是一个整体开放的体系，各种文明在其中有机地互动。孔子学院作为我国推动构建世界文化交流新局面的载体，是语言、文化等丰富内容的整合者，是留学交流、文化传播的协助者，应当找到与所在地区进行对话交流的方式，通过彼此之间同类组织文化机构的合作，达到一个共生、共存的态势。从战略定位出发，孔子学院在国际汉语教学、中华文化传播、文化交流、学术研究、社会服务、文化外交等多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传播中华文化，塑造中国形象，表达中华话语的“前台”，孔子学院应进一步强化自身文化交流平台的特质，推进双边和多边合作，搭建起中外深层次沟通合作的平台桥梁。从孔子学院的功能来看，孔子学院作为教育机构，能够为中外合作培养所需的跨文化人才；通过与所在地高校的合作，各地孔子学院可以作为智库，为中外合作企业提供语言文化培训课程和文化政策方面的信息咨询服务；以语言文化交流为切入点，孔子学院有助于推动中外民间交往，促进经济、政治等多领域的往来合作。孔子学院进行国际汉语文化推广的过程也是文化外交的过程，以民间人与人的交往为契机，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孔子学院实际上为公共外交奠定了民意基础。此外，孔子学院是世界了解中国、学习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名片。即使是一个由基金会运营的非政府组织，孔子学院也承担着塑造国家形象、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使命。通过孔子学院的载体，借由教育输出的方法输出中国文化，进而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并改善外国公共关系，善莫大焉。[23]因此，孔子学院在融入当地社会的同时，也应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耐力、定力，积极探索文化外交新途径，增强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认知与认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原文载于《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20年第4期。作者白紫薇，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文章版权归原作者，限于版式，对文章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如有异议或侵权，请与公众号后台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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